一九五一年初，罗灏白知道我要辍学工作的意愿之后，对我的就业方向给了两点建议：一是去他所在的上海人民银行上班；二是去苏联老大哥在上海开办的“苏联商学院”读书，毕业后留上海工作。我的两个姐姐替我做了决定，去银行！理由一，银行当时被誉为金饭碗，工资高；理由二，去银行上班可以马上拿到工资，不必再经过几年的学习。于是，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五日，经考试合格，我去了人民银行华东区银行干部训练班报到。
银行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单位，必须保证所有工作人员品行纯正，思想纯正。灏白兄那时就是经党安排在人民银行华东区负责培训银行业务和政工干部的。
我在“干训班”三个月的学习基本上全是所谓的“世界观的培养和改造”，没有任何银行业务知识的内容。我们这些新来的实习生与民国时期中央银行的“留用人员”【注：即1949年之前就在银行里工作的老职员】在一起上课。所谓的上课就是天天听政治报告，课后参加小组讨论，写心得体会。这下我一年前在高中学过的《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主义》，《简明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有了用武之地了，我写的心得体会经常发表到银行内部简报上，也曾在大会上发言，灏白兄也表扬了我。这期间正赶上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银行内所有的“留用人员”普遍要交代历史问题，实行人人过关审查。
解放军驻上海人民银行的军代表葛风（少女篇里提到过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挖出”银行内部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实习生天天在宣传干事的指导下忙着写标语搞宣传，我还作为积极分子被挑选出来跟在上海银行系统“镇反”领导小组成员后面找某些“有问题”的“留用人员”谈话。
这些活动真是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现在看来实际上是幻觉），也暴露了我思想上的幼稚和无知。银行里原来的这批“留用人员”中来历确实相当复杂，一些“老克腊”【1949年之前在上海的外资公司、洋行里工作的华人白领雇员】们自不必说，居然还有青洪帮弟子和国民党中统军统人员！当时无比单纯的我听到这些消息惊呆了！我原以为全国解放了，老百姓的生活这么衣食无忧，比解放前不知强多少，大家都是满心欢喜的，除了极少数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怎么可能还有反对共产党的人存在呢？
第一次从上海回南京度暑假时，大哥就曾关起门来对我说：共产党刚建立政权，一开始肯定对老百姓好，这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手段，长久之后就不一定了。以前每次改朝换代或者新皇帝登基时，开始不也都实行减税免捐政策给老百姓一些甜头吗？我一听，立刻声色俱厉地反驳他：共产党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一样！他们是打倒了批判了历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剥削统治，真心让人民当家做主，实现平等自由的！我列举了解放军1949年4月占领南京时，为不打搅百姓而睡在马路人行道上；南京“解放”的第二天，街市就恢复正常等等。大哥的文化水平和口才没法跟我争辩，只好嘱咐我凡事多观察，不要轻易表态，不要锋芒毕露。我当时认为大哥受“旧社会”的旧思想毒害太深，杂念太多，根本无法和他取得一致。现在好了，我在上海，他看不见，我怎么看怎么想，他管不着了。
这次“镇反”运动中，在我们的组里，竟然挖出了一个国民党逃跑前留在大陆潜伏的女特务！这是我完全没预料到的。这个被抓捕的女人姓曹，三十多岁，在我眼里是个和善老实的大姐，因为她经常关照我，所以我跟她关系不错。曹大姐突然被抓走了，这件事给我的教育也是深刻的，我警告自己，以后一定要提高政治觉悟和阶级警惕性，更紧地跟着党走。
三个月的“干训班”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共青团总支部任宣传干事。办公地点在外滩九江路口的银行大楼四楼，一到大楼门口，旁边便有头顶着红色大包头巾的印度大胡子门卫给我们敬礼。1951年时候的上海，银行，饭店，办公大楼，公司企业，随处可见殖民地时期的留下来的印度门卫。由于他们都戴着红色包头，普通上海市民称他们为“红头阿三”。我记得进人民银行工作之后的大约半年，全上海的“红头阿三”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不知去了哪里。
那时的银行大楼的电梯，上上下下是有专人操作的。我这个乡巴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乘电梯上楼。我们用的办公桌，右边一角有彩贝镶嵌的“孔大小姐结婚誌喜”字样，想来应该是被新政府没收的敌产。办公室旁边是会议室，原先是个小型舞厅，椭圆形的舞池，周边一圈摆着一色真皮沙发，这里每周三、六晚上都举行舞会，均为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参加。平时中午午休时我们和党总支、人事室的同仁可以在此小憩。大楼里每层楼都有卫生间和沐浴设备。
我们的工资相对优厚，新进银行的人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之后便为正式员工。正式员工与试用期的工资差额，从进银行时计算，转正时补发齐。半年后又涨工资，涨工资后与之前的工资差额又从进银行时计算补齐发放。春节到了，我们都获得两个双月工资，即多发两个月，这等于一年得到14个月的工资。那时的工资是半个月一发，我的印象当中只觉得经常发薪水。我每月留下生活费外，全部寄回家。大哥对母亲说：“加油花吧，芸慧又寄钱来了！”。那段时间我们的日子过得简直象在天堂里一样！
现在回想起那时的生活内容，无非是在温饱无虞之外还能得到现代城市生活带给我们的一些文化享受而已，比如能经常看看电影。那时我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如此之强烈，说到底，主要原因，一是我出身在北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因父祖自私吝啬而成长环境微寒，一生没见过多少钱，属城市贫民；二是我在这批进银行的新招人员中是工资评级最高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二人是我的好友齐平和苏州人邹慧），都是国家行政二十一级，其余学员由二十二级到二十四级不等。
进银行后我从江苏路搬出，住到江宁路（北京西路交叉口）210号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第二栋单身宿舍，这年我十七周岁。
在团总支任宣传干事期间，我的顶头上司、团总支书记叫朱德衍。我和他一起工作时间不长，无太深印象，他不久就调离团总支去了别的部门，后来与分行党总支的组织委员王爱身（后来曾任上海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结婚了。
继朱德衍之后的团总支书记，是个女的，叫江帆，苏北如皋人，个子不高，大眼睛，面孔白皙，五官端正，高中文化。她性格随和态度和气，比较好相处。江帆很信任卓国雄和我这两个宣传干事，工作上放手让我们干。
我的工作很琐碎繁杂，就是不停举办学习班，讨论会，写宣传稿，制作各种宣传品。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下设办事处、分理处和储蓄所若干，偌大一个上海市包括浦东区，除共青团员外，一般青年也都是共青团宣传的工作对象。
1951年正值朝鲜战争打得正激烈，共青团组织学习宣传的工作任务特别繁重，日常工作外每周末还要编写工作简报，每月要为《解放日报》供稿。我兴奋地忙呀，激情满怀地干呀，根本不知疲倦。我得了小病也不去医院，不敢让单位知道，硬扛，生怕江帆让我休息。有一次我感冒咳嗽发烧月余，喉咙完全不能发声，罗灏白来看我，我请好友齐平帮忙接待；夜里加班就趴在办公桌上打个盹，浑身有使不完得劲。
一九五一年国庆节，上海的银行系统工作人员举办了一个包括团员和普通青年在内的四千多人参加的大型团日联欢庆祝活动，地点选在虹口公园（连虹口体育场一起）。团总支全体脱产干部不过三人，加上人民银行在外滩办公的直属单位支部委员（至今仍能记得的有游开柔，徐廷芳、石圭琳等）六个人，组织工作十分繁重。很难想象，我当时怎么有胆量担任大型团日的执行主席！在书记江帆的指挥下，麦克风一直在我手上。
江帆的口音是一口地地道道的苏北方言，偏偏上海本地小市民最鄙视苏北人和他们的苏北方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从来不在大庭广众前讲话，全由我这个能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宣传干事代劳。她把要讲的内容写一个提纲给我，我每次都能准确领会，把她的意思表达得恰如其分，这让她每次都十分满意。
在这里顺便插一句，江帆那时大约二十七、八岁，是参加过新四军，十几岁就入党的“老党员”。在我这个天真烂漫的年轻姑娘眼里，江帆是个不苟言笑、老成持重的老大姐。
她既没有结婚，也没有谈对象。我曾经因为同为未婚姑娘的缘故，在休息空闲时间主动与她聊些年轻女孩共同的兴趣话题以拉近与她的关系，以期建立一定程度的私人友谊，但是很快发现她总是刻意与我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实际上她与所有人都保持着这种距离），一切的接触和交谈话题，都是以工作为目的的，从不涉及任何私人内容。经过一段时间我最终明白了，她不可能与任何人建立私人友谊。这一点我一开始是纳闷的，不久之后我就理解了，而且是带着敬佩之心理解的。这不就是我们的学习材料中所说的“党性在一个人身上成长的效果”么？什么是“一个高尚的、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起码不就得是这样的人么？这样的人站在你面前，能不令你肃然起敬么？当然我感觉得出来，她显然也是喜欢我的，因为我不仅是她的一张嘴，还是她的一支笔。
整整一天的团日，除了团体庆祝大会，还有报告会，还有小组学习，还有演出，还有集体和自由文艺活动。此次活动十分成功，得到了行长卢钝根和党总支的表扬，从此，“团总支的那个能干的小姑娘”便名声在外。由于我进人民银行时就号称高中学历，在单位的青年人中就算“知识分子”了，因此，需要写材料的差不多都由我动笔，比如每周的简报，各项活动的小结，月终思想总结，年终总结，宣传教育材料等等。
不久，人民银行的团总支和党总支升级成了团委和党委，经团委领导的选拔，我担任了团委宣传部长，那年我十八周岁。
团委宣传部长，不过是行政级别的提升，工资级别并不受影响，说到底它只是像工会干部一样，是个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而在我们团委内部来说，我是升官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有很多一般性的工作需要自己安排决定，不能动辄请示团委书记了。我必须独立制定每阶段工作计划，配合党的政治宣传任务到团基层各支部做传达报告，组织团员、青年学习和写工作汇报。现在想来，一个十八、九岁的黄毛丫头，到处给共青团员上课，讲什么“共产主义与国际主义”，“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等等，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手里拿着个简单的提纲，一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边看着听讲的男女听众在台下刷刷地记笔记，现在的我只能说当时的我是“不知天高地厚”，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因为无知才能如此无畏！当时我从政治教科书上，宣传册上，报纸上和上级领导的报告中得到的那些“颠扑不破的真理”，被我牢牢坚信，因而也理直气壮地“传授”给别的青年人，而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再让我讲此题目，我只能坦率承认，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懂什么是国际主义，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与十年前我再问我当年的党校同事“什么是共产主义？”时他的答复一样。我问他，既然你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那么这么多年作为党校教师，你怎么能在台上振振有词地讲了几十年呢？他的回答是：“为了一个铁饭碗，人云亦云而已。”也这就是古代文人所说的“为稻粱谋耳”吧。而当时的我自认为对什么是共产主义是一清二楚的，对共产主义终将实现是确信无疑的；从感情上讲，就如后来文革运动中所概括的那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曾认真想过，如果党需要我去死，我会退缩吗？我想不会。
我踌躇满志，觉得自己肩负着光荣伟大的重任，再加上自己相貌还算可以，时常成为周围男性的目光汇聚点，于是简直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虽然也告诫自己要戒骄戒躁，要谦虚谨慎，但在言谈举止神情中露出的浅薄无知和不可一世是显而易见的，我的好友就曾私下告诉我别人对我的这种印象。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行贿，反盗窃国家资产，反盗窃经济情报。银行是国家金融单位，必然首当其冲，我们这些吃政治饭的，也必然是政治运动参与者组织者。当时称查出来的贪污分子为“老虎”，反贪污即叫“打老虎”。运动中，我被调到行长办公室，作为行长的临时秘书之一，与工会代表程其履，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王仲一起，都属“打虎办公室”核心成员。我负责每天向上级汇报“打虎”情况，同时也向《解放日报》发送“人民银行打虎战报”。行长忙，经常不在办公室，他干脆把一大把钥匙交给我，让我应对他办公室的事务性工作。这重任让我受宠若惊。我顾不上吃饭，没空回宿舍睡觉，困极了就在办公室地毯上凑合躺一会儿；患上重感冒，也不看病不吃药。好在年轻，身体恢复快，几个月就这样扛下来了。
上海在1949年之前是远东金融中心，有大批金融业的专业人才，除了“解放”前夕出走香港台湾的（大部分是高层管理人员），留下来的全都被新政权归为“留用人员”。这些人，普遍金融业务精通熟练，其中很多中层部门经理因为工作需要，多年来在上海滩的工商界积累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平时他们与上至企业资本家，中小私营工商业主，职业经理，下至商铺老板、米店掌柜，都有应酬往来，也与旧政权的基层官僚打过交道。他们也对商品市场的价格动态观察很敏锐。现在再回头看，当时我们银行内部所响应中央的“三反五反”运动，其中“反行贿”和“反盗窃经济情报”，打击目标主要就集中在这些“留用人员”中。这些人的才能，一直到改革开放的90年代之后才重新在年轻一代中培养，而那时候自认为手中掌握着能“让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地发挥”的秘诀而无限自信的新政权，对这些人是不屑一顾的。“新中国”的目标是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允许银行的暂时存在，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资金血液”这一阶段性目的，至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按照政治理论教材上说，连金钱货币都不需要了，银行当然也就更不需要了。社会主义银行业务的基本特征和原则是一切按上级的计划来定向拨款和决定核销账，这个过程里面不存在市场关系，因此并不需要那些善于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处理客户关系的银行“留用人员”。留用他们，说白了只是为了传授业务和交接过渡，等到自己人培养得差不多了，能熟练处理正常业务之后，那些人就该剔除掉了。被“清退”，算是比较幸运的结局，而不幸的结局就是成为“打虎”目标。这些是我现在回顾那段历史的认识，而当时的我是不可能有这种认识的。
“打虎”阶段经常接到银行本部及支行办事处有人自杀的报告。有跳楼的，有跳黄浦江的，有在办公室上吊的，也有在家上吊的。一次有个“留用人员”郑某爬到银行大楼顶上一跃跳下，落在九江路外滩的人行道上，正好让我亲眼目击。只见那人的头颅象摔开的西瓜，脑壳裂开一道黑黑的洞，脑浆迸出，红红白白混作一滩在地上，吓得我不敢多看，赶紧走开，心里认为他死也是罪有应得。
我负责统计自杀人数上报。自杀的银行“内部老虎”中有的是真自杀，也有一些只是想吓唬吓唬我们这些打虎人员；比如有的跑到黄浦江边又自己回来的，问他怎么不跳，他说“水太凉了”，成为运动后的笑话。
运动后期有一个甄别阶段，要求认真落实真“假老虎”和那些自杀者的数字，其中肯定有屈死鬼，有被冤枉的人员，有被逼供屈打成招甚至致病致残的，我们都要记录在案。
“人行”领导组织党政工团代表去一些被确认冤枉的死者家庭慰问道歉，我也曾作为共青团的代表，跟着党委书记、行长等领导人，坐着小汽车满上海走街串巷去慰问。向当事人家属道歉是行长书记的事，我们只在一旁听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事实面前，内心觉得确实对不起这些无辜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但同时又不愿公开承认。我想，这么圣神的党会犯错吗？在冤屈灾难没摊到自己身上时，我对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绝对保留着深深的信任。
【下篇：罗灏白】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五三期(cm01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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