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心像简.爱那样，一定要先做到自强自立，争取将来与他般配。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好好学习。听大姐夫说他文笔很好，是个作家，我更加崇拜他，处处以他为师。
1949年4月南京被共产党接管后，有一天他给我看了一个小红绸布条，是参加什么党员干部会议时佩戴的那种参会凭证，上面写着【致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王真光同志】于是我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对他在崇拜之上又加了一层敬重。
紧接着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被共产党占领，不久大姐收到了二哥的朋友罗灏白的来信。信中提到他曾经对二哥许诺，帮助我继续求学，来信之意就是让我去上海读书，他已经安排好。
罗灏白是我的第二位良师益友，是我一生不能忘也不该忘记的恩人。
〔附上罗灏白生平：出生于一九二七年的镇江，共产党员。一九四九年始，历任华东银行学校学科主任，长沙银行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合肥银行学校教师，《清明》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安徽文学院职业作家。一九四六年加入入党，一九四三年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诗文作品。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征雁千里》《被上帝遗忘的女儿》，《紫藤园》，中篇小说《郁郁芳草》，《诸葛黛》等。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曾发配到安徽白湖农场劳改多年。“四人帮”倒台后平反，始在安徽《清明》杂志社工作。一九八六年因突发心脏病，向杂志社里要求调汽车送医院急救，遭拒，理由是“他不够派车的级别”！因而延误治疗死亡。 之前与他相依为命的妻子已经先他死于白血病，膝下无子女。〕
也正在我为去上海做准备时，原本支持我和真光兄交往的大姐，忽然告诉我，王真光经常收到上海某护士学校某张女士的来信，似乎已经有女友，而这时的真光兄经常外出，有时数月不在南京城，我们很难见到他，后来才知道，他在共产党员身份公开后就投入更加紧张忙碌的工作。
与真光大哥的约会接触已无法继续，靠家庭支持我继续上学也无望。面对灏白兄的召唤，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大姐大姐夫的支持下，我告别家人只身来到上海。我还记得那次去上海时的情景：心情是灰暗的，初次离家去投奔一个陌生人，我对前景一片茫然，对自己的形象毫无自信，好像一个穷苦的可怜虫去求人家的施舍。还有，我离宁赴沪前，没有办法通知到真光大哥，不知道此一去是否意味着和他永远分离？
我记得临走时是老娘用阴丹士林蓝布缝了一个书包，里面装了满满一书包煮熟的菱角，便是我在火车上一天的饭食了。
初到上海，接待我的是灏白兄和他的好友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军代表葛风，还有葛风的侄女俞磊。俞磊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比我大两岁，她便是我到上海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了。
1949年时，上海人民银行第一栋职工宿舍，位于上海南京西路540弄5号，条件相当的优越，这与1949年前的民国中央银行留下的高档设施有关。两人一个单间寝室，卫生设备几乎与现在的星级宾馆标准间差不多。楼下大厅里有钢琴，可供银行职员弹奏娱乐。每天三餐有专职厨师为我们烹制可口的饭菜，专职服务员按时送到我们的宿舍。从贫寒家庭走出来的我，面对这样的高级生活，简直象不小心一跤跌进了天堂。这里的电灯开关不是拉绳的，而是都嵌在墙壁上。厕所是陶瓷抽水马桶，而不是木质马桶。我不会用抽水马桶，却不敢问，怕被人说是乡巴佬，只能自己研究。我诚惶诚恐，拘谨无措又疑虑重重，不知凭什么资格能接受别人这样的恩惠。对这种优厚待遇，我应否泰然享受？
到沪一周后，我已被俞磊领着到静安区武夷路上的上海人文中学报到并正式上课，一切都已安排停当，生活，学习都上了轨道。
秋天，上海的黄昏，我独自站在阳台上望着路上行人，望着被秋风吹下来的黄色落叶，思家之情油然而生。我想家，想家里的亲人，想母亲、想大姐、二姐、想帮工朱桂兰，想真光大哥。我真的就这样在上海待下去了吗？就这样离开家人，离开我习惯了的南京的生活和环境，离开了真光和那么多珍贵的记忆而又投入到新的环境中来了吗？南京洪武路小火瓦巷，南京的玄武湖，中山陵，燕子矶，南京的雨花台，栖霞山，鸡鸣寺以及它的后山坡，还有那双我心爱的白色力士鞋，我还能回去吗？
还有，罗灏白，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怎么和他相处？第一次见他那天，我刚下火车，是大姐夫王颂仁从火车站接到我并送我来灏白处的，大姐夫为我扛着个皮箱，见面和他寒暄了几句就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一句话也不懂得说，他就安排我到银行宿舍休息，当天我对灏白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
星期六晚上，灏白大哥来了。幸亏葛风和俞磊都在，我不用单独面对这位陌生的兄长。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其实我都已经知道，但仍然故作认真地听着。他又说了一些二哥绍雲与他的交情，说他从二哥那里得知我如何爱学习，如何聪明懂事，他让我坦然接受他的帮助，说这都因我二哥对他有恩在先（这一点我从未听二哥说起过），他只是做应该做的事而已。他一面说着，我暗暗想着：我又遇上了一位良师益友，我又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知识和道理，只是不知道这位仁兄脾气如何，是否好相处。我同时还闪过一个先入为主的评价：和真光兄相比，这个大哥外貌不佳，那一口疙里疙瘩的镇江话也难以入耳。
1949年底，上海的社会形势看起来真是那么的一片平和繁荣。平日里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平民百姓，各行各业的普罗大众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对新政权，新生活的美好希望。从学校到工厂企业到主要商业街道，每天，乃至每时每刻有新中国新政权组织的以敲锣打鼓高跷秧歌为主的欢天喜地的各种名目的宣传庆祝活动。人们的心情在这种热烈气氛中被感染着，鼓舞着，不由你兴奋不起来。作为青年学生的我，也很快融入这样的环境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被压迫者翻身得解放”的冲动。学校里组织的一切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办板报，印传单，参加文艺宣传队；写文章，绘插图，跳舞，唱歌，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虽然读的是高一，可是天知道我的成绩！我只是文科科目尚能听懂一些，数理化则一窍不通。好在刚1949年，学校还没走上正轨，教学完全以组织政治宣传活动为主，学习课程也偏重政治时事。这阶段，我惊异地发现，几个月下来，原来我这样一个土不拉叽的北方小姑娘，已变成了一个能说会道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的活跃分子，好几次得到了老师和教务主任的口头夸奖，因而使我在这里生活的信心倍增。
我刚到人文中学时，因说一口普通话，听不懂上海话，曾被同学嘲笑，奚落，捉弄。他们在课桌上写一句话让我唸：“你给我吃五粒五香豆”。“我要吃五香豆”。我照唸了，引起哄堂大笑。后来我知道，这两句话上海话在下层平民俚语里的意思是“我要吃屎”的意思。
这件事激起我的怒火，我决心要会听会说上海话！没出半年，我学会了用上海话跟任何本地人交谈甚至吵架。再也没有人敢用上海话做遮幕或盾牌来欺我蒙我占我便宜。有了这个语言基础，我彻底融入了上海当地社会。我发现，这样的生活我是如此适应，如此如鱼得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际，我成为建国后上海第一批共青团中的成员，被任命为学校团支部委员，还曾参加过帮助某工厂学校的建团工作。一时间，觉得自己俨然成了新政权的骨干，是“重要人物”，得意之情抑制不住。
在上海人文中学读书的一年时间，除了在校学习，参加各种活动给我的锻炼之外，不能不特别提到我的第二位启蒙老师罗灏白。他不常和我见面，平时他住在上海马玉山路人民银行华东区银行学校的宿舍，只在到外滩上班时到江苏路的宿舍来看看我和俞磊。每次来，都不忘检查我的学习进度，成长情况。他给我布置了政治学习作业：熟读《社会发展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著），《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著），闲下来还要看些经典马列著作。文艺方面嘛，那就多了，他的中外名著装满了书架书橱，让我随便看，但是他特别推荐我读俄罗斯文学，重点介绍的是俄国屠格涅夫的全套，然后是俄国的托尔斯泰、东尔尼雪夫斯基，也有英国的哈代和印度的泰戈尔……他有一房间的书橱，装满名著，我可以任意选读。
有一天，他悄悄来了，我正在房间里声情并茂地高唱1949年前的龚秋霞原唱的那首电影插曲《秋水伊人》。他等我唱完才进门，语重心长地说：芸慧啊，以后少唱这种歌曲了，唱点有品位的。然后他给了我两本歌曲集《中国名歌》，《世界名歌》。好的是这两本都是简谱，我很快就学会唱了。我太喜欢这两本书了，很快学会了好多首名歌曲，（那时候谁能想到那本歌曲集里面的大部分“严肃高雅”的歌曲在多年后都被政权当局划为“反动”，“黄色”，“小资”的歌曲？）这大大提升了我的歌曲鉴赏力。以后他每来一次，总要检查一下我的文学阅读情况，给几句褒奖或批评，我则毕恭毕敬地听着，对这位兄长佩服得五体投地。
（未完待续）
芸娘：此生若梦成追忆 一一我的童年（上）
芸娘：此生若梦成追忆 一一我的童年（中）
芸娘：此生若梦成追忆 一一我的童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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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娘：巨流中的家族变迁 一一 我的祖父
芸娘：巨流中的家族变迁 一一 我的父亲母亲
芸娘：巨流中的家族变迁 一一我的大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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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五四五期(cm11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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