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袁绍泉，字新如。一米八的个子，长相酷似京剧《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乍一看，还真是一副器宇轩昂的样子！要说“人不可貌相”，那绝大多数情况是用来指貌丑本事大的一类人，可是这句成语如果用在我大哥身上，那听者读者就必须以相反的方向来理解。他年轻时因逃婚离家，干过一段时间眼镜店学徒，抗战胜利后从南京警官学校正式毕业。不知怎地，他却没当成警官（后来回想，幸亏没去干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警官，否则 1949 年“解放”之后，多半活不长），而是在大姐夫的安排下去南京铁路系统干了个小科员。直到退休，也就混到蚌埠铁路分局建筑段仓库主任。
他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仅是名义上的，在新婚之夜就逃之夭夭，新媳妇在过门几个月之后被我大姐逼回了娘家（在大姐篇有详述）。第二次婚姻虽也是父亲包办，却一生和谐相伴，白头到老。
他一生育有三男四女，其中有一对双胞胎。嫂子是家庭妇女，一辈子没端过公家的饭碗，仅这七个子女就够她操劳了，她还要用缝纫机干点零活贴补家用。因大哥的职务不高，工资微薄。“新中国”，即1949年之后，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30多年里，全中国大陆，除了党政官员，普通老百姓过的都是差不多的生活水平，即后来被人概括的“都是一样的喝大锅清水汤。”
大哥堪称神州大地芸芸众生之中的最不起眼的一个，他的一生当中连一点波澜起伏都难以寻见，就连在阶级斗争年年月月时时讲的毛泽东时代，他的生活都没起一丝涟漪。
大哥一生做人小心谨慎，踌躇嗫喏。做事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活上除了抽点低档香烟外，无任何嗜好，无任何稍微讲究点的要求，粗茶淡饭布衣蓝衫，全家温饱就已经让他满足了。
在谈到家庭经济负担时，他经常摇头叹息，一言以蔽之曰：“我判的是无期徒刑！”这怪谁呢！谁让他那么没文化，不懂避孕节育？谁让他连最小的儿子也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很多年呢？这一家九口人在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时可遭了罪了。那时是全国都穷，他所在的安徽省更穷，他家一份收入养九口人则是穷上加穷。记得他给我们随信寄来的他们日常充饥的一块干粮，看上去像鞋底抠下来的一片干泥巴，吃到嘴里碜牙，无法下咽。我和老娘，三个姐姐及诸多外甥等人，虽然也在曾经饥饿线上挣扎过，但上海新疆总比安徽要强些。我们从牙缝里省下点粮票寄给他们，虽然杯水车薪，也是一点心意，聊胜于无。在那个饿死几千万人的年代，安徽农村很多地方是整村地饿死人。大哥他们因为居住在城市，好歹幸运地全活下来了。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这个“旧社会留用人员”也没受到大的冲击，只在50年代初“三反运动”中给戴了一顶贪污的帽子，三个月后查清了事情原委也就摘掉了，对他后来的生活影响不大。
大哥是个大孝子。对父母他尽心竭力。他一生经济拮据，但在父亲晚年生活无着时，他却每月给父亲寄生活费；母亲生命最后阶段的日子也是在他精心照料下度过的。母亲弥留前的几个月中，意识丧失，不能正常分辨人和事，给她抽的香烟和吃的点心，她都搓碎了扔进痰盂。三姐曾劝大哥：既然老娘已不吃这些东西，你就买些便宜的让她搓着玩吧。大哥不听，仍买当时最好的给老娘。老人家在他家生活的几年中，一直享受着特殊待遇，有自己单独的食品柜。大嫂负责为老人家开小灶，因大哥曾关照全家，不让老人家与大家一起吃粗茶淡饭；老人卧病在床大小便失禁时，除孙女建华主管外，大哥也常为娘换尿布，擦身，因而老太太到去世时身上都是干干净净，从没受褥疮之苦。
我大哥是中国亿万普罗大众升斗草民中的一员，是沉默中的沉默者。他一辈子勤勤恳恳，谨小慎微，随波逐流，逆来顺受，蚂蚁般地用勤劳换生存，来得平淡，去无声息；无论是在“旧社会”还是“解放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属于看不清面目的人海一毛。他一生无挚友，也无仇人。在国家啊民族啊社会啊这些又重又大的大词儿面前，大哥是无啥功益却也绝无弊害的。要是实在追问他对“中华民族”到底有啥丁点儿的贡献？那可能就是人丁了。他见到了他的第四代，子孙四世齐聚满堂。他人还在世时，直系后代已经多达三十六七个人，对他自己来说，也称得上功德圆满，无怨无悔无愧了。二零零四年八月，大哥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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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五四零期(cm102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