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袁芸英比我大十七岁。我出生的第二年她就出嫁了。关于二姐的一些事，我也多是从老娘那儿听到的。断断续续不完整，褒藵贬贬不一致。
娘说这二丫头小时候长得特好看，像个小洋人儿。我想可能是从隔代遗传来的，因为从我父母亲的模样上完全看不到一点洋人味。赞美的话听多了，她也自恋起来。自小爱打扮，特别爱“臭美”。
每逢大人走亲访友，不管计划中带不带她，她都早早把自己穿戴停当在门口等着了。大姐迟钝些，在不能带两个孩子的情况下，留在家里的一般是大姐。因此二姐从小就被大家叫精猴子，精豆子，这既是褒她聪明，又有贬她爱耍小聪明之意。
娘说二姐也没有进过学校念书，不论是私塾还是洋学堂都没有。但我长大后知道她会看报纸会写信，就像老娘说的“她也是识文断字的人。” 由此足以判断出二姐是个顶聪明的会自学自通的人。可惜啊，我这个聪明伶俐的二姐，在我爹的主持下，成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
二姐十七岁时，我爹把她嫁给了天津富商何氏的儿子何金贵，一个患有肺结核的青年人。现在已无从考证这是为什么。是何家隐瞒了儿子的病情？肺结核，当时俗称痨病，那可是不治之症，早晚要死的；还是我爹对何家有什么图谋所求？反正我小时候听到家人说过二姐嫁过去是为了冲喜之类，长大之后也没机会为此事找家人核实，因家人对这件事都讳莫如深。因而，我少时对二姐没有太多记忆，倒是对她的两个女儿记忆清晰。
大女儿何佩珍，乳名双萍，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只要是提我童年时必然有她。二女儿小雯，在我印象中，一出现便是一个病孩。满脸的火疖子，流黄水，流脓，满身满头的虱子，一批一批的捉不干净。躺在套间屋的炕上，头朝外（便于胡护士来换药），不哭不闹，不记得她吃过什么，我想老娘肯定喂她吃过饭吧，否则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
这是一段我不敢触碰的记忆。
小雯直到去世也没哭过一声，这就是她更加让人难受的地方。去世时她的鼻梁两侧已经烂穿，浑身皮包骨头。幸亏二姐没亲眼见这惨象，也幸亏我几次都忍住，从没对二姐说起，否则就是在二姐的心头插刀子抽鞭子，会让她一辈子生活在自责痛苦中难以自拔。
当我也老了以后，听我的外甥女、二姐后来二婚所生的女儿如月说，二姐在去世前两年，神志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地曾对人发问：“我还有个孩子呢？” 于是子女们给她解释，可她仍反复念叨这句话。
据此我猜想，二姐离开小雯时，小雯还是个健康的孩子，只是后来染病了。何家因二姐没有给他们生下男丁，更对二姐的离去极为不满，才把这个女孩子推到她姥姥家来的。唉！不敢再想下去了。那个时代，孩子生的多，一般家庭并不把孩子当宝贝，尤其是女孩。
二姐生下两个女儿之后，刚二十岁出头就死了丈夫成了寡妇。她少女时就很要强，那么早地嫁人已很不情愿，此时岂能心甘情愿在公婆家一直这么守寡下去？于是她毅然离开天津的何家大宅去南京投奔大姐，开始了她为自立自强而奋斗却最终无果的十年经历。
说二姐她奋斗，是就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环境而言。整个社会不给妇女以平等地位和机会，我们的父亲又不是她可依靠的坚强后盾，兄弟姊妹也无法给她实质有力的帮助，她别无选择只有自立自强来解决自己的生计，以求在社会上占一席之地。
说她无果，是因为她一直没能找到稳定工作，没有实现完全自食其力的愿望。当时的南京有些政府机关单位需要女打字员，她曾经很想去试试。那时的打字完全不是如今在电脑键盘上打字的概念，那是在密密麻麻地平铺着铅字的四方形大铁盘子上找到想要的汉字，操作手柄压下去把一颗接一颗铅字顶起来往卷在滚筒上的蜡纸上敲，这既需要掌握相当数量的汉字，对每一个铅字在字盘上的排列位置了然于心，又要求相当快的操作速度。要靠这行吃饭，没有一定时间的专门训练是不可能的。
但作为“沧州商会会长”的女儿，她似乎又有莫名其妙的自尊，像小摊贩，保姆帮工之类的活儿，她又不屑干。无奈之下，她和大姐一道加入了另一种的谋生大军¬——跑单帮。
什么是跑单帮？简单地说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倒爷。从大城市批发到便宜商品，运到异地小地方去卖，赚取差价。运输方式主要靠自己手提肩扛，借助火车或长途汽车为交通工具。为降低成本当然是一次批发和运输的货越多，批发价格越低，单位运费也越低。于是，在那种闷罐式的慢速火车上（那种火车现在连运牲畜都不用了），大包小包堆满在席地而坐的男男女女周围。有人的用绳子将自己的货物串起来，绳头绑在自己腿上，这样一方面不会和他人的货物混淆，二来可防夜里有人趁货主困倦打盹时顺手牵羊偷走货物。车厢的某个角落放只大桶，拉上布帘，便是厕所。
最要命的还是上车下车的过程。那绝不是现在拥挤的地铁上人挤人贴成相片那么轻松简单，每个人还有长短扁担，大小网兜，大小竹篓，大小箱子横七竖八连在身上。想象得出一群蚁穴里的蚂蚁般的人相互摩擦冲撞，货物相互牵扯缠绕，彼此挤压着推搡着越过地上或坐或躺的人体，最后穿过那道窄窄的闷罐车闸门。狭小炎热的空间里烟臭汗臭甚至屎尿臭气弥漫夹杂着陌生人之间的戒备和焦躁愤怒的咒骂，严重时争吵拉扯甚至随时发生拉扯揪打不可开交。一场单帮跑下来，赚钱多少不论，半条命先搭上了。大姐二姐常这样结伴同行跑单帮。我和娘在家只有等到她们平安回家，才能放下那颗悬着的心。她俩常跑的是南京到安徽的线，如要往河北跑，会有堂叔陪同，还可心安一些。如今跑单帮这个词已被人遗忘，偶而会在七，八十岁的老人口中，在看到有人提着大包小包走亲访友途中时，还会调侃一句：你这是跑单帮吗？
就这样的挣扎拼搏生活，一路颠簸磕绊到了1947年，经人介绍，二姐终于找到一个如意郎君，与南京铁路局工程师高传伟结婚，从此过上了安定生活，继续生儿育女。
我的二姐夫高传伟，山东惠民县人。他和二姐相识时，是南京浦口铁路分局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年龄不到40，个头不高，五官端正，体形微胖，富态。两人一见面就互有好感，很快确定了关系。二姐结婚前，准二姐夫经常来南京我们家中。他与我和大姐一家人相处融洽，尤其得到了丈母娘的赞许。十三岁的我对他也印象颇佳，原因是他经常与我开展大人般的平等交谈，有时还会在家人面前夸赞我两句。
他们结婚了，搬到了浦镇的铁路局家属宿舍，我也跟着他们同去了那里。自那以后，我暂时告别了南京洪武路小火瓦巷五十三号那两间小屋，结束了和二姐每晚“打通腿”睡一张小床的生活。
什么叫“打通腿？”就是我俩共睡在一张单人床上，头朝两头，身体相互背着反方向侧卧，同一姿势弯曲，小腿放在彼此背后，屁股颠倒靠在一起，这是最节省床铺面积的卧姿了，缺点是不便翻身，怕影响对方睡眠。这样的睡觉姿势对大多数我这样年龄的中国人来说应该都不陌生吧？
在浦镇，二姐家有一大一小两间卧房，我独占一间，兴奋之情无以言表。
高传伟娶了袁芸英为妻，结束了多年的鳏居生活，得意得已不辩方向，每天下班回家后都会装腔作势地高喊：“屋里的，快来拿拖鞋伺候！”或者“烧锅的，快打洗脚水伺候！”二姐故意没听见不理睬。
这老高也明知自己只是嘴上享受一下大丈夫的老爷威严，每次二人都忍不住幸福地会心一笑。两人都是曾经沧海又单身多年的过来人，彼此以对方为自己情投意合之人，这样的半路鸳鸯自然与父母包办的那种传统婚配大不相同。二人即便都已人到中年，当成并肩成对在街上走时，那种互相恩爱的表情，那种默契的眼神，那种幸福甜蜜的风采也令人欣羡。
高工的工作经常调动。二姐怀孕后，高工去陇海铁路沿线工作，不经常回家，我跟二姐又回到娘和大姐处来。
印象最深的是二姐生高工的大女儿时的情形。二姐要临盆了，她背靠饭桌站着，两手向后撑在桌上，面带痛苦地扭曲着表情，两脚不停地原地移动。大姐忙着烧水和布置产床，老娘和我急得手足无措。大概自己感觉孩子马上要出来的关键时刻，二姐说“快！要出来了！”我娘和大姐立刻搀扶她跑进卧房。很快里面传出婴儿的啼哭声，我都没敢进屋。那时候绝大多数女人生孩子就是这样生在自己家里的。
高工出差回来时，大女儿都快满月了。二姐夫抱着这迟到的女儿，仔细端详着，亲着小脸蛋，一副亲也亲不够的贪婪。这位铮铮山东汉子，常年风餐露宿奔波在铁路线上，到了四十出头才有了自己的亲骨肉，亲情唤起的内心柔情无保留的写在脸上，凝在眸中。
高工为自己的大女儿起乳名叫如月。姓高名如月，真好！高高地如天上的月儿，明净而纯洁。为叫起来上口，大家就叫她小如。大名呢，是以大姐夫的同事王真光为主的一群小青年定下的，叫高璟璿。
一九五二年，老高有了一次能让家眷安定下来的选择机会，铁路局领导告诉他，他可以留南京也可选北京。二姐选择了在北京安家。
现在想来，不能不佩服二姐的远见和魄力。一到北京，她立即倾其所有，用三百多元买下了一座四合院中的一间北屋，其中有多少钱是东挪西借而来，已不得知。从此一家人在首都北京有了栖身之处，有了今天千金难买的北京市户口，有了五十年后首都城市拆迁改造时全家凭借之获得相应补偿以提高改善居住条件的最微薄却最牢靠的基本凭据。
一九五八年，乘上“大跃进运动”的东风，二姐参加了胡同里街道居委会组织的缝纫组，有了工资收入。尽管这点工资被二姐夫戏称为“几个打醋的钱”，她却十分满意。因为有了“参加了工作”、“有工资”的新身份，带给二姐精神上的满足不是几个钱可以衡量的。她觉得自己已是“新社会的主人”了，不再是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每天和其他的“单位同事”一样上班下班，何等神气！为此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刚学会骑时，上车下车还不利索，她便每天早上扶着墙先跨上自行车，再脚踩踏板晃晃悠悠骑着到离家不远的白塔寺上班去。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二姐夫在骑车上班途中不慎摔了一跤，造成脑梗，变成半瘫痪状态，行动严重受限，本来也年近60了，于是办理了提前退休。退休后在家因行动不便而懒得活动，造成恶性循环，脑梗后遗症加重，两年之后，便彻底瘫痪在床去，全天靠家人服侍了。
摔跤，脑梗，瘫痪，本不是好事，可他这一跤是摔在文革爆发前夕，如果是非摔不可的话，真是找对了时机，起码逃脱了红卫兵的抄家批斗。你想，高级工程师，1949年以前就是老铁路，国民党统治时期过来的老工程师，算臭老九。这样黑的资历，这样明显的阶级斗争的目标，革命的靶子，造反派红小将们会忽略过去吗？不揪斗几次能行吗？不抄几次家能行吗？
二姐夫的瘫痪在床，反倒是让造反小将们兴味索然地放过了他。而自家的尚未成年的几个孩子们担负起了照顾父亲的重任。
父母是双职工的家庭最能锻炼家里的子女。老大如月已是十七，八岁，儿子璟山也十四，五。老大无疑成了照顾病父的主力，老二辅助，老三璟峰虽然还未脱离弹玻璃珠跳橡皮筋的年龄，但力所能及的家务也必须承担。遇到病人需要翻身，擦洗，或便溺在床的清理，则需姊弟仨齐上阵。这时的二姐已进入更年期，一家人的饭菜洗衣家庭卫生足够她操劳，照顾病人起居也只能“搭把手”了。
那时远在新疆的我正在每天接受批斗和监督劳动、思想改造，脑中全是自己的苦难冤屈，无能无力顾及亲人，却间或还要给二姐一家添些麻烦。
一九六七年春，文革大串联的汹涌热潮中，我们一家四口以”上访要求平反”为由到了北京。丈夫老魏一人住在三里河接待站，我和女儿尠住在二姐家，老二儿子罡还住在我肚子里。当时二姐夫还能缓慢行动。与正常人相比，他说话时语言已经有些含混不清，所以很少说话。但他思维尚清楚，爱在一旁听大家交谈，每听到滑稽好笑处便跟着以听起来蛮奇怪的声音呵呵呵呵笑个不停，直到笑出眼泪仍无法收住。我那个憨厚老实的二姐夫啊，当时笑得这样病态，把我们的眼泪也‘笑’出来了，笑到最后常常以我们全都共同泪流满面收场。
和二姐相处的那些点点滴滴的日子里，她对我好到让我有不堪承受之感。她心疼我遭遇不公平以致在边疆受苦，心疼我一直对家庭付出以致自己在经济上长期拮据。每次我到了北京，在她能力范围内，她总是让我吃得最好，玩得尽兴。仅早餐，她就买来附近的所有小吃，什么烧饼果子，包子锅贴，驴打滚，豆浆馄饨糯米团等等，除了北京的豆汁是我无法接受的之外，应有尽有。午餐晚餐都由她亲自下厨发挥尽其最高厨艺。端午节将近，听说我爱吃粽子，她拎了两桶泡好的糯米，两盆豆沙枣泥馅，简直就是做生意的量，让我感到，这象是她要对我带补偿性的招待，我实在觉得担当不起。
有一年，我带小女儿到北京看病。小如到火车站接站时因故没接上，二姐硬是让我的这大外甥女沿街找我，不知走了多少路，才在某条路上相遇，把我倆接回家。我想如果不是碰巧遇上，她还会一直沿着车站走到家以尽她接站的责任，这就是我这外甥女如月对她老姨的忠诚。
更有一件事让我每次想起便内疚不已。
当二姐得知我”右派”已平反，为让我放下心上包袱用舒畅的心情游览北京，特为安排璟山璟峰兄妹俩陪我到北海划船。当天璟山因感冒发烧，正在睡觉，二姐一定要把璟山叫起来去安排游船，我怎么阻止都没用，硬是把一个面孔绯红眼睛布满血丝的高烧病人逼到北海。正赶上游客颇多游船难租，璟山沿着湖边边跑边问划船的游人“请问您租船时间到了没有？”,”请问您租船时间到了么？”不知问了多少只船才终于如愿找到。
我一生中与二姐相处的岁月日子并不长，却有不少难忘的美好记忆。由于我们年龄相差太大，我一直不习惯与二姐以同辈身份促膝谈心，但我意识到，二姐的内心常常是自感亏欠的。她在坚强外表的掩护下，时而会自我折磨。她会时常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又有愧于那个。
而我早想对二姐说却一直没能说出来的一句话，那就是“你没有亏欠任何人，你应该活得心安理得些!”
至她患病期间我再来北京看她，看到的是她儿孙绕膝尽享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我看到如月自己抱病也要把妈妈接到她家亲自服侍。看到了老三璟峰一勺一勺喂她吃大虾蟹肉；看到了璟山不遗余力对她的贴心照料；看到了贤惠的儿媳和得力的女婿一次一次把你从死神手里夺回。这期间儿媳陈兰利用她在医院工作之便安排住最好的病房找最好的医生；女婿大力从上级部门托人抢占有限的医疗资源。因为，用璟山的话说：“我跟我老娘还没待够！”
二姐的儿女们，直至她去世后十一年的今天，一提到老娘，眼里立刻盈满泪水，这可是当今社会多少老人想而不及的福份啊！
二姐夫在瘫痪多年之后，于1985年春去世。
二姐于2005年5月去世，享年88岁。
（写于2016年）
芸娘：巨流中的家族变迁——我的大姐(上)
芸娘：巨流中的家族变迁——我的大姐(下)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三八期(cm09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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