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那段时期，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有一天快要接近黄昏时分，我家旁边的运河边上，逐渐聚集了很多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乌央央一大群，全都面朝一个方向，不知在看什么。我和佩珍好奇也挤进人群去看，原来那里正在准备杀人！一个待杀的小伙子上半身赤裸着被绑在河边的一棵大树上。大人们围观着嘈杂地议论着。过了一会儿，三个赤膊大汉撑着一条小木船来到河边。他们中的一个人手里拿着尖刀，走到被绑的人跟前。人群开始耸动，很多人推着前面的人向前凑，想要把杀人过程看个清楚。我俩人小个子矮，也被人推着向前移动。忽然一声凄惨的怪叫，人群猛然向后退去，差点把我和佩珍带倒。只见那个被绑着的小伙子的脑袋已经耷拉着垂在胸前，一股鲜血汩汩地顺着他的胸口向下流着，地下迅速积成一片血泊。那三个赤膊大汉把死人解下来拖到河边一个事先挖好的凹塘边，横放在地上。一大汉用尖刀在死人肚皮上划开，肠子流出来。大汉一只手就伸进去掏出内脏，用刀割下心肝递给另一个汉子。那人手里托着那团血糊糊的东西，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和同伴说话，我只听见他说什么“……下酒菜…”，边说着边走到河边水净处洗他的“下酒菜”。另外两个大汉，一个回到小船上，一个用一支连着长木杆的铁钩子勾住死人的洞开的肚皮的半边，把死人拉到河边，然后也跳上船，两人合作把死尸慢慢拖到运河中心沉没，河面上泛起一大片血红色。这个恐怖场景我记得非常深刻。那天晚上母亲知道我们去看了杀人，斥责我俩“蔫大胆”。至今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人因为什么事杀了什么人。
我不能按学期、学年完整地上学读书，是因为每逢姐姐们回家小住，我必须停课在家帮忙：或帮着照顾外甥外甥女，或帮做家务；待她们大大小小走后，才能再继续上学。耽误的功课自己补上。我算了一下，我小学大约读了三年多，经常停学，经常跳级，即使这样，我也没考过第二名。有一次是比较大的考试，好像是全河北省小学范围统一考试，我国文和算数都考的很差，好像都没到八十分，回家哭鼻子。可到学校之后，教导主任（那是一位憨厚的中年汉子）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说要带我去参加县上的一个什么活动，说我今年考了全县第一名。我当时根本不相信，这样的成绩居然还是全县第一？我因此在县上有了点小名气。
小学阶段我是母亲和姐姐哥哥们的骄傲，母亲逢人便夸我：自上学以来从来考第一，从未缴过学费，还经常拿回奖金奖品。日本人占领时期，我们的学校几乎没受到影响，用的国文教材仍然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的，每个星期一学校升旗，小学生一起唱义国父纪念歌。后来，学校也开始教日文，都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内容。记得清晰的是两次：一次是我参加了一次小学生水平的日文演讲，内容大概是中日亲善友好之类的吧，文字都是日文老师写好稿子让我先全文背熟，上台再背一遍而已，又拿了第一。另一次是小学毕业，我是受全县表彰的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大概是前三名，有很自豪地上台领奖的记忆。
我和母亲的有时候发生“矛盾”，往往是因为这样一些事情：下雨刮风或天气太冷太热，母亲会说“今天天不好，别去上学了吧！”，我是绝对不服从；有时我没按时醒来，上学迟到，我会因母亲不叫我而发脾气；因头疼脑热母亲不让我上学，我会偷偷溜回学校让母亲担忧，这也往往成为母亲事后在很多人面前用表面怨责实则夸赞的语气来讲我。
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家曾经来过一个流浪的日本青年。他是个黝黑清瘦的高个子年轻人，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的中国话还行，我们都听得懂。他说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发音听起来好像是“wen ji sang”，引得我窃笑道“怎么是瘟鸡生的呢？”(现在我猜可能是“云治”两个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模样，长得特别像后来70年代末在中国热映过的那部日本电影《追捕》里的那个矢村警长。他到过我家几次，还认我老娘为干娘。我听老娘说这个日本小伙子的身世很可怜。他最后一次来我家时寄放了一包东西在我家，说是等回日本时再来取，说完匆匆离开。后来直到日本人投降撤走也没见他再来。几年之后，在我母亲即将离开老家南下去南京之前，我们打开了他留下的那个包裹，里面是一件雨衣（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塑料雨衣，所以印象深刻）一双橡胶套鞋和其它一些生活用品。我母亲一直小心妥善地保存着那些物品多年，希望他能再来，只是很多年后，也一直没有那个日本人的音讯下落，不知所终。
日本快要投降的时候，沧州地区曾经闹过一段时间粮荒。本地人只能吃到高粱米高粱面。天天吃高粱，大便困难。我，佩珍和振铭三个孩子曾经互相用嫩树枝抠屁眼来解决拉屎难的问题。
我还记得，日本兵曾经在我家附近运河边的一块荒地上开出了一块田，种了一大片日本山芋。日本人投降撤走的时候，那片地里的山芋还没长熟，因此没来得及收。这年初冬，我们这附近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手拿着篮子，布口袋和小铁铲，来到山芋地里挖没人管理的山芋。一些路过的大人还笑我们这群孩子真会“捡洋落(lào)儿”。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沧州人管任何捡拾别人丢弃物的行为都叫做“捡洋落儿”。住在西河沿的沧州人吃了一年白捡的日本山芋。我还记得日本山芋的味道，心白，肉糯，味甜。
我在十二岁之前便学会了编织简单的毛线衣，会帮母亲做简单的针线活。嫌母亲做的鞋子太老式，不好看。看到邻居家女孩的鞋子样式漂亮，我回家后先在纸上画出鞋样，然后从糊布裌子，到纳鞋底，做鞋帮到鞝鞋一系列工序制作完成，得到亲朋们的交口称赞，被人家视作“天才”，“才女”。
母亲生我时已经三十九岁。童年记忆中，母亲身体一直就不好，每月都要大出血一两次。现在想来应该是更年期的症状。我记得当时经常帮母亲将血水倒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母亲一生信奉佛教，说这都是女人的罪孽，生前倒多少血水，死后就要罚你喝多少血水。我目睹了母亲受到父亲的打骂和爷爷的虐待，本就十分心疼母亲，听到这些话就更让我为母亲的命运忧心忡忡。我问娘，怎样才能减轻地狱阎王的惩罚？回答是一定要吃斋念佛若干年，才能免罚。当时我就提出要和娘一起吃斋，以帮娘减免阎王爷的惩罚。母亲坚决不同意，说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长期吃素是万万使不得的。但我决心帮娘吃斋，除忌鸡鸭鱼肉之外，蛋、葱、蒜、韭菜都不能吃，严格坚持了两年，这又成为我日后在当地得到一个“孝女”口碑的凭证，我在家人和亲朋眼中的品德评价也因之更高。在大人眼中，我是一个聪明，听话，懂事，心慈，宽厚的小大人，加上好学上进有傲人的成绩，当时小小的我成了家人和周围邻里们眼中的完人，模范。
我在一片夸赞声中成长，从小到大，从未遭到过一句贬低和非议；从未挨过一句的责骂。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隐忍宽容忠诚厚道的特点，加上和佩珍一起生活了几年的经历，让我习惯于照顾弱者，这造就了我性格中一些优质方面，构成了我一生做人的主导因素。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成长中失去了很多应该得到的指导和教诲，好像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好像我用不着被教育被指导就可以处理好一切事物似的，而现实生活怎么可能如此呢？真实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在我后来的人生当中，我做错了多少决定，我伤害了多少人，又把自己抛进了一个怎样苦难不堪的命运中啊！
（未完待续）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四二期(cm10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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