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今年元旦第二天给我的长信中就预示了不祥之兆。信中说：
“昨天元旦，我们全家是到宣武医院病房里同老伴一起过节的。
“我今年已整八十，过去虽然口头也说‘老之将至’而心里总是感觉目前的日子还可以照老样子过下去。五年半以前中风，对我是一个警告，然而日久玩生，也好像无所谓了。这次老妻摔跤，住院已两个多月，我一人在家‘苦守寒窑’，不但孤独寂寞之极，而且也产生了‘死生无常’之感。我从2001年起记录我认识的亲友死亡名录，得15人。2002年就上升到21人。自己到底还能活几年，开始感到没有把握了，而且自己也认为应该对自己敲敲警钟了。”
信中虽然流露出孤独和死生无常的伤感，但依然显示了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坚强意志。
他继续写着：
“我前信曾跟你说过，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
“过去几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多少也算做了一些工作，只是自己以为远远不够。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但是我最想写，而且觉得不能不写的是《民主──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一文。”
“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这些话真是铿锵有力，诚挚感人，可恨“老天爷”太不公道，愣不让他完成这项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

在这封信中，他接着讨论民主的确切定义问题，要我“用最简单的文字，(500字以内)回答”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什么，准备把我的答案用在他的文章里。随后他又说：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1.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2.对中国能在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

信的最后又讨论了中国将来民主化是否会滑向非洲化或拉美化的问题，以及全民启蒙和公民教育问题。

这封充满激情和饱含深邃理性思考的信，引起我长久的沉思。他的苦守寒窑和死生无常的凄凉之感，令人心酸。为了增强他生的信心，我回信告诉他，像我们目前的健康和医疗条件，继续工作10年该不算是奢望。当然还得注意保重身体，生活过得合理。因此建议他每天去龙潭公园活动、做操；早餐不要再吃没有营养的泡饭，改吃牛奶、鸡蛋。

(二)
1月23日他给我写了一封10页的长信，这是我一生所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很使我感到意外。信的开头说：“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你，我并没有听你忠告，第一是我这里去龙潭公园距离大概有一公里，已在我的步行半径之外”，而且“自从2000年起就放弃散步了”。至于早餐吃泡饭，“已成习惯，想改也难”。实在无可奈何。信中又讲到，为老妻开刀创口“未能愈合而不得出院，心中烦燥，但也没有办法”。

尽管心中烦燥，他脑子里想的依然是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近十年来，生活没有什么波动，平常总以为可以无限期地indefinitely活下去。老妻骨折后，才悟到不变中其实一直存在着变的因素。只希望中国沉默的政治也蕴藏着什么表面看不出的推动力。”

接着他说，前两天读到王若水未完成的遗著两卷本《新发现的毛泽东》，“这又使我惭愧，优柔迁延，不肯下决心，下功夫做学问，正如我对你的研究民主问题一样。
“由此想到，我早几年就有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到21世纪中期民主框架大体完成之日)必须改写的想法，但总觉得这不是我老朽的事而寄希望于年轻人。最近忽然想，整本的专著写不出来，万言长文提出几个主要论点，或者写出一个大纲来，总还是应当而且可以的吧。现在想把最初步的意见向你请教。”下面用7页篇幅告诉我其主要论点。
“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尖锐指出，“所谓明清之际的‘萌芽’说（指“资本主义萌芽”──良英注），不过是硬套五阶段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伪理论而已。”
他对16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且常有惊人之语。如说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

这封信非常有价值，可以说是他准备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的一个初步框架，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处处闪耀着他的思想的光芒。当然，也难免有考虑欠周的地方。我给他的回信，首先赞同他提出的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文化、国民性的大胆论点，这显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论断直接对立。我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实来支持他，尤其是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2500年前雅典民主制最能说明问题。同时我又提醒他，政治制度的形成还是受制于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他一些明显考虑欠周的地方，我也坦诚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提到，1946年后“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伟大之外，到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对他的这两点感受，我感到意外，在回信中这样回答他：“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军事指挥上确有高招。但由于军队士气高昂，各路将领大多身经百战，才艺高强，完全能独立作战，统帅即使换上周恩来这样的人，战争照样会胜利，充其量不过时间可能拖后一年半载。把功劳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即使在1949年我也不会同意。我始终认为，革命事业只能依靠集体力量。……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心向背问题。”

(三)
春节期间，有位朋友告诉我，他去看望过慎之，得知他患尿血，但不想去看医生。我听了很不放心，因为尿血不是小病，应及时治疗。于是写信敦促他去看医生，讲了一句很重的话：“80岁的人了，有病就得及时医，千万不可大意。你的生命和健康不是仅仅属于你个人的，同时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 何况你还有许多文章要写，许多见解要发表! ”以后听说他吃了中药，尿血止住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3月28日他写给我一封短信，说从一个刊物上读到一篇介绍爱因斯坦自由思想的文章，“深感爱因斯坦关于自由的思想之丰富与深邃”，建议我也可以写这样的文章，“也可以为你在刊物上露面打开一条路”。他显然是希望我能够冲破14年来不让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禁锢，我回信告诉他，目前看不出有这个可能性，而且介绍爱因斯坦的自由观已有更好的渠道，这就是去年秋天我已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20万字的《爱因斯坦文录》，其中关于自由、人权的文章就有6篇。此书估计今年6-7月间可以出版。

几天后我突患感冒，后又腹泻。4月17日腹泻止住了，但全身乏力，而整个北京市正被SARS(非典型肺炎)搞得人心惶惶。晚10点，有个带大口罩的青年朋友心神紧张地进来，说要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要我保持镇静。他说李慎之老已病危，患老年性肺炎。我即给慎之家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家打电话，因为14年来我家电话一直被窃听，我们从来不用电话交谈)，问慎之的病情。接电话的他的儿媳告诉我：自3月15日宿舍停供暖气后，他得了两次感冒，后转为老年性肺炎，两肺全有阴影，造成缺氧，已不能说话，但神志仍清楚，3天前医院已发了病危通知。第二天晚我又给他家打电话，由他的女儿接电话，说今天他父亲病情平稳，医生用了镇静药，整天处于半昏迷状态。21日晚，他的儿媳电话中告诉我：昨天病情恶化，出现肾衰竭，不能排尿，用上了透析机；他醒来时要把吸氧管拔掉，医生只好用镇静剂，使他沉睡。第二天(22日)，他转为肺心病，出现心力衰竭而休克。当天上午10：05，一个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日夜思索的大脑停止了活动，这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一个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慎之的病危和去世，使我心灵受到极大打击，一连半个多月脑海里经常浮现着他的身影。他的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绪，敏锐的洞见，犀利的笔锋和拳拳赤子之心，都让人永远无法忘怀。晚年能交上这样一位完全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心朋友，是我一生的一大幸事。失去了这样一位挚友，也象5年前失去恩师王淦昌先生一样使我难以承受。

老天爷真是太不公道，在夺去慎之生命前13天，已夺去了以仗义执言著称的剧作家吴祖光的生命。吴祖光长我3岁，1957年也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北大荒强迫劳动(我也曾有幸获此殊荣，只是我拒绝了，而选择“自谋生路”，回老家当了20年农民)，由于专业领域的不同，无缘有个人交往，但在我1989年2月发起的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上，以及1995年的宽容呼吁书上，他都欣然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向媒体发表自己签名的理由。他和慎之在13天内相继谢世，使我这个年龄居他们中间的幸存者倍感凄怆。

(四)
慎之同我最初交往是在1998年2月，他托老朋友华贻芳同志(解放前杭州高中的地下党员)带他的文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给我，征求我意见。在这以前，他给我有两个好印象。第一个是80年代中期茅于轼告诉我，他所在的美国所的所长李慎之说，“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觉得很有见地。1989年“6•4”后，听人说，李慎之愤辞社科院副院长职务，说“不愿在刺刀下当官”。以后第一次见面时我提起这两句话，他坦诚地说，这两句话都没有公开说过，而只对一二个人私下说过，而他是到1990年才不当副院长的。可见在80年代他是象以后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所说的，“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因此还是噤若寒蝉。”

1998年2月28日我仔细读了他的文章，即给他写回信，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论点，并深有同感。1985年以来，我国上下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已产生严重恶果，我写过两篇文章予以批驳。慎之的文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同我不谋而合。接着讨论了“科学”的涵义，真理是否中性，以及李约瑟的一些论点。

3月4日他给我写了回信，这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一开头就说：“我的文章属于‘冒叫一声’，实在憋得太久了，不能不一吐为快”。他对李约瑟的“极端亲华”情绪和偏见很反感。“可是这话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几乎不能说，说了就有卖国之嫌。”“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经没有多少‘老生’了。”

信最后说：“明年是五四80周年了。朋友们在研究怎么‘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人们“只注意到五四口号之一的‘民主’，而忽视五四的另一个口号──科学”。“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于是要我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交他们拟议中的《中国启蒙文献精选》上发表。

我在回信中告诉他，我从1985年开始已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已很少关注科学问题了，而且我认为，要纪念五四，重点还应在民主启蒙，1989年我写过这样的文章，现在还可以写。

我的回答大概使他感到意外。他回信中说，民主问题已有十来个青年人“着意研究”，而科学精神问题，一个也没有。他随信寄给我两篇文章，一篇是叙述他所以被打成右派的《“大民主”和“小民主”》。他在信中说，被划为右派后，头两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彻底觉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当时我还在迷信毛泽东，直至1974年才猛醒过来，比他迟了14年。不过，对他发明的并被毛泽东采纳的“大民主”、“小民主”这两个概念，我不赞同。从历史上看，民主只有有无的问题，不存大小的问题。所谓倾听群众意见的“小民主”或“民主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

他给我第三封信中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使我开始对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随后我们讨论了他的几篇文章，主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他家学渊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令人钦佩，而我没有读过古书，从小就爱上自然科学。他驳斥朱高正、林毓生、余英时等人反五四的谬论，以及对钱基博、马一浮的批评，我都十分赞同。但觉得对王国维、陈寅恪的人格的评价偏高，尤其是对殉清自尽的王国维。陈寅恪一生远离政治，比王国维清高得多，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正直的学术大师，但他的精神境界不及他的祖父和父亲。对我这一不同意见，他没有回音。

不久有人告诉我，慎之曾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自己是“半个新儒家”。我给他信中说：这表明你还有半个并不是，根据求同存异原则，我们之间还有可以合作的领域。他回信说：“我的几篇谈论天人合一的文章，其实都是对季羡林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批判。所以我们不是一半相同，一半相异，应该说是基本相同。”我认为他的“半个新儒家”是名不副实的。因为从他的信和文章来看，他的基本立场与新儒家相去甚远，甚至相反。首先是坚持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的启蒙精神；其次是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和夜郎自大的心态。因此建议他今后不要再自称“半个新儒家”。

同时我们也讨论了他写的《哈维尔文集》序。这篇序写得有血有肉，对当前同样是极权主义的中国会产生巨大冲击，主要论点我完全赞同。但序中也有不妥之处，如说，“自从Machiavelli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事实上，权术崇拜者Machiavelli虽然对后人有不小影响(如Marx，Engels都大力吹捧他)，但没有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相反，西方主流思想是继承了Aristotle的传统，Aristotle的名言“人是政治动物”和“人是理性动物”，“人是合群的动物”始终是有识之士的共识。Locke的名著《政府论》中就把“政治社会”等同于“公民社会”。所谓“反政治的政治”，有点近于庸人自扰。

(五)
1999年8月，他从美国回来以后不久，在信中向我诉述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收获和自己难以忍受的孤独感。他说：
“在美三个月读五四之书，最后悟出中国虽无宗教，却有意识形态，其强烈不下于宗教，没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优点，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就是外儒内法。二千年来只有五四冲击了一下，但谈不上彻底，因此，又以革命名义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中国至今仍在其统治下，这就是我在介绍哈维尔的文章中说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最理想的办法是和平进化，但是可能性几乎没有。国内外现在都没有‘爱国志士’，有的只有利禄之徒。你说我关于哈维尔的文章，对‘当前的中国会产生冲击力’，但是我却看不到会有什么影响。从中国到外国，再从外国到中国感到的只是极度的孤独。”

这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为他最新的思想收获感到高兴，为他的孤独感感到伤心。但我觉得他对现实过于悲观了。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但在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断冲击下，早已在逐渐溶化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我1976年清明前每天路过天安门广场所见的感人场面和1989年4-5月间更加激动人心的所见所闻，都验证了这一真理。1987-88年间，人们普遍为当时大学生只关心个人利益、不关心国家命运而忧心忡忡；可是，1989年4月中旬以后，他们所表现的政治热情竟如此高涨，在北京甚至有三千人以绝食这种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抗争。经过血腥镇压和十年的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后，是不是人心都死了？普天之下竟没有一个“爱国志士”了？完全不是。相反地，倒是处处感到鲁迅所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告诉他，“你每年发表这么多文章，又有这么多人争请你写序，显然，理解你和仰慕你的人是很多的。……总之，我觉得你决不是‘孤独’的，至少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你的知音。”

这个回音大概是打动了他的心，使他不再感到“极度的孤独”，而是知音遍天下，使他觉得需要在这个鸦雀无声的年代，用更大的声音“冒叫”，把多年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吐出来。随后我寄给他一篇我半年前写的《“89”十年感言》，对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的1989年民主运动作了简要的回忆和反思。他回信说：“有错不敢承认是懦夫，错误已过去十年不敢改正是无能。他要自取败亡，我们也无能为力。”

一个多月后，他托人送来新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这是一篇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之作。当读到“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50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50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而我们居然生活在谎言中”，我心潮澎湃，立即给他写了回信，表明读到此文“深受感动，引起了强烈共鸣。这是一篇有巨大震撼力和冲击力的杰作，作者的胆识令人钦佩。读了这篇表达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心声的精彩杰作，我更想同你见面畅谈，交流思想。”同时我也感到有几处美中不足。其一，对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的分析评论温情乏力，没有到位。其二，Lord Acton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宜译为：“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其三，“提高人权”宜改为“尊重人权”。

这篇文章，象一颗精神原子弹，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震荡，连90岁的老将军吕正操也要登门拜见作者。当政者当然恼火，派下属找他谈话。但此人却只问文章给几个人看过？怎样上网的？而不敢涉及文章的内容是否触犯党纪国法；即使手中握有生杀之权也无可奈何。

1999年12月7日上午，我们在他家里第一次见面。他看来比我年轻得多，象60来岁，头发乌黑，脸色红润，只是中风过，走路困难。他很健谈，也很坦率。他说自己以前觉得“高人两等”，因为到过延安，又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对自己会被划为右派，开始时无法接受，1960年终于醒悟了，认为自己真是右派。80年代初得到胡乔木赏识，出任美国研究所所长，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对美国并无研究，让他做别的研究所所长也行。他只说胡乔木胆子小，没有看出其人品的卑劣。看来，胡乔木、邓小平对他都有知遇之恩，他对他们的评价都有失公正。他说今年去美国，醒悟到中国传统就是专制，要回到五四的启蒙，但他考虑的主要是中小学的公民教育。他是个思想开放，知识面广，有深厚旧学根底，有才华，有文采，有风趣的人。他说自己不是学者，他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缺乏严格的理论训练，治学不够严谨。在我所认识的老共产党员中，他是比较有反思精神的，思想上同我最接近，而且志向完全一致，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因此我们相互以“同志”相称，尽管我1989年以后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六)
2000年5月他托人送来一篇将近2万字的论文稿《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征询我意见。这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也是对现实有强大冲击力的战斗檄文。主题思想就是他一年前在美国悟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现在他对这一论点进行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可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论文。当时他给我的是一份修改稿，稿中到处有他用红笔改写的字迹，其中有不少是大段的增补。他把这样一份在修改过程的原稿寄给我，也足见他对我的信任。这篇论文定稿时改名为《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2000年10月他又托人送来给舒芜的信，要我“多提意见”。这封信主要是讨论五四精神，以及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他不同意舒芜把五四精神限于“个人解放”并把鲁迅作为五四精神的唯一代表人物，我深有同感。但我不同意信的开头对舒芜的两点评价。其一，对舒芜1955年把胡风的信交给《人民日报》，他说，“世人或有难谅解者，我是有深切的同情”。我则认为这是置胡风于死地的告密行为，即使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人性、良知和道义的准则来衡量，是应该谴责的。至少在今天不该“有深切的同情”。其二，信中用很大的篇幅和极其夸张的语言赞扬舒芜的《论主观》，说“在我这一代人当中你是最有思想，也是最能思想的一个”，说他是“一世之雄”。我告诉慎之，此文刚发表时我也读过，觉得有唯意志论的味道，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想深度。这两点意见他是采纳了，发表时删去了这些内容。在回信中我还提出，对鲁迅的“拒绝宽容”不宜苛责，当时他的好友杨杏佛、柔石被杀，他自己的安全也受威胁，有人还从背后放冷枪。胡适的宽容精神确实值得称赞，但应注意到，在他一生的政治实践中，宽容往往与他的软弱和脱离现实密不可分。

2001年2月2日下午，他约我去他家第二次见面，晚饭他请我们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鱼头火锅。我们先议论了当时热门的法轮功问题，转而回到在信上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他说他早已不信马克思主义，但从未公开批判过。我建议他在给舒芜的信中删去一句与主题无关而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尼采与杰弗逊，到底谁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大？”他不接受。我说，尼采是一个反理性、反民主的唯意志论者，他崇拜超人，崇拜征服者，崇拜拿破仑，而鄙视平民和妇女，鄙视林肯这样的人，而杰弗逊则是美国民主制的主要设计者，怎么可把这样两个人相提并论？这显然有悖我们所崇扬的启蒙精神。我提醒他，要珍惜自己的形象，不要被人看作是思想混乱的人。关于邓小平的评价问题，我们又进行了争论。我觉得他对胡耀邦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主导作用以及80年代高层内部斗争的情况并不了解，于是介绍了胡耀邦留给我的印象和当时的直接见闻。整个谈话非常坦诚，中间虽有争论，但各人都把心里话说了出来。对于一向感到自己孤独的他，这样直率的交谈恐怕是不多的。

(七)
那次交谈后，我们在信中继续讨论Marx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认为，王若水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人主义”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只看到虚幻的共产主义天堂的理想，而看不到通向这个天堂的血淋淋的专政之路。

由于他一直在关注所谓“李约瑟问题”，我寄给他我的老师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先生1944年的一篇重要论文，并详细介绍这位仍在带博士研究生的99岁（今年已101岁）老人的情况，而这位老先生近几年同我通信很密，对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十分赞赏。我们一连在几封信中谈论了陈立先生，他对陈立先生也非常崇敬。

2001年11月，有位青年朋友送我一封从网上下载的上海朱学勤2月发表的《答元化先生书》，信中披露王元化1月间在报刊上指责慎之“拉帮结派”，我感到震惊，也为慎之不平。我原以为王元化与慎之被人称为“南王北李”，关系一定不错，想不到竟会出现如此严重分歧。我猜测，分歧可能来源于对五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近十年来，王元化恣意否定五四，宣扬杜亚泉甚至辜鸿铭，吹捧新儒家，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对慎之忌恨，不足为奇，但居然公开造谣中伤，心术未免太卑劣了。于是我给慎之写信，问他原委。他回信说，这个问题是他最不愿意谈的，但还是把他能够想得起来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他一一详述了与王元化见过几次面，在什么场合，交谈了什么。他说：“事实上，我跟朱学勤‘拉帮结派’的可能性与同王元化‘拉帮结派’的可能性一样小，因为见面与联系的机会几乎一样小。”他分析，这件事“起因于1995年丁东吹捧我们两人为‘南王北李’一事。”“王一再在公开场合大声否认‘南王北李’之说，我其实也是否认的，不过不是大声”。随后，我们在信中讨论了王元化的所谓“新启蒙”。接着我们也讨论了当前风行的“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谬论。

2002年2月，读到他悼念王若水的文章。文章写得亲切动人，点出毛泽东的“朕即国家”的思想，真是一针见血。文中他又坦诚地剖析了自己，说：80年代，“像我这样的人心中也不是没有倾向，不是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以后的修改稿删去了这12个字——良英注)，因此还是噤若寒蝉，只能在心底对若水的正确与勇敢叫好，赞叹与敬仰。”美中不足的是，文中所反映的1977年到1989年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并不准确。如说：“历经30年的高压，备受荼毒的中国人当时能够想到，敢于想到的只是人道主义与人的异化的概念”；“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议题就是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于是我写信告诉他，80年代，人道主义争论由于胡乔木的卑劣无耻表演而影响较大，但应知道，此外还有民主与专制（80年代后期演变为“新权威主义”），思想自由与“反自由化”，以及反对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干扰，等等，都是思想界所关注的问题。如果80年代仅有人道主义争论，很难设想1987年胡耀邦会被迫辞职，1989年会爆发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关于80年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美国Boston大学政治学教授Merle Goldman和Johns Hopkins大学副教授H.Lyman Miller都曾分别写了专著。
2002年4月，我两次读到他给朱学勤信的复印件，谈的是准备纪念顾准的问题。要纪念顾准，宣传顾准，使顾准的珍贵思想尽可能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财富，完全是应该的，我举双手赞成。但他的信中说：“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他比所有的人都更用功、更执着地追求中国的出路，从各个角度比较中西文化，学习民主的道理。”我认为这个论断过于仓促，不符历史事实。经过反复思考并重新阅读《顾准文集》、《顾准日记》后，6月14日给他写了一封信，坦呈自己的意见：
顾准的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我直到1974年才摆脱对毛泽东的迷信，而他早在50年代就已不存在这种迷信，能够独立地自由地思想。但他70年代以前思考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基本思路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框框。从他的日记看来，他是1972年10从干校回北京后，开始阅读大量中外历史著作和几本哲学名著，可惜不久就患病，1974年12月就去世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思想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写下的。以带病之身，在短短两年内迸发出如此众多的令人眩目的思想火花，可以说是一种人间奇迹。遗憾的是，两年时间太短，他要考虑的问题和要读的书都太多，有些书不可能读得很仔细和好好消化(如Aristotle的《政治学》就如此)。因此，这两年他不可能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而只能留下一些笔记性的文字，其中有不少显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例如关于民主问题的许多论断，与我和老伴王来棣近20年来所阅读过的许多关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并不一致。他写过《希腊城邦制度》，对雅典民主制持否定态度，认为是“贵族政治”，并说Aristotle激烈反对民主制。我们两人都通读过Aristotle的名著《政治学》，所得到的印象恰恰相反。Aristotle虽然对雅典民主制的缺点作过尖锐的批评(他称为“极端民主”)，但基本上是赞赏民主制的，认为民主制的精神是自由，在三种政治制度(寡头、贵族、民主)中，民主制最佳。顾准完全否定直接民主制，认为一党专政和“文革”都是直接民主。这一错误论点被王元化、刘军宁奉为经典，也影响了当前一些青年政治学者。他还附和毛泽东的民主是手段(方法)不是目的的错误论断。他虽然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多党制，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制，而是“社会主义的两党制”。看来，他对民主概念的理解还是相当混乱的，可以说他的探索仅仅开始，还没有彻底摆脱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影响。

同样，他的哲学思想也很不成熟，主要来源于Marx,Engels,Lenin和Francis Bacon，并竭力推崇F.Bacon，提出一个命题：“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这一体现归纳万能论的命题，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都站不住脚。我们在生活和待人处事中，时时都作判断，其根据主要是直觉和本能，比较复杂的需要进行分析和比较，极少要通过归纳。在科学史上，Euclid创建几何学，Newton创建力学理论，Einstein创建相对论，都根本与归纳无关。F.Bacon的归纳不过是爬行的经验主义。

相比之下，五四时期几位著名思想家，在思想的深度和成熟程度，以及眼界方面，显然都不是顾准所能及的。因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自由的，而顾准要挣脱几十年来束缚自己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禁锢，是极其艰难而又要冒大风险的。

这封信他没有及时收到。因为5月他去了杭州，6月1日回北京后就搬家，从建国门外的永安南里搬到潘家园的华威西里，可能在忙乱中弄丢了。10月间他要求我把信底复印给他，并说了他所以对顾准估计很高，是因为这二十多年来，“事实上顾准已经成为民主派或自由主义者的一面旗帜”。

对于这个评价我也不同意。因为顾准的文集1994年才出版，在此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顾谁的思想，而中国现代的民主派和自由主义早在80年代就已形成。而且顾准文集中根本没有论述自由的文章；议论民主时，也没有涉及自由、人权。顾准没有吸收Aristotle，Locke这些杰出思想家的思想，却误把反民主、宣扬精英统治的Schumpeter(顾准译过他的书)的糟粕当作经典。他收到我这封信和6月14日信的复印件后，没直接回答我的意见，但希望我写评论顾准民主思想的文章，说“这不可能有损他的形象与影响，反而是最好的启蒙材料”。

(八)
2002年5月，他应邀去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讲学，然后又到浙江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听说这两次讲话反应非常热烈。这不禁使我想起1985年3月方励之在浙大演讲的情况。那是方励之第一次公开谈论政治问题，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读到慎之在杭州的讲稿《全球化和全球价值》，觉得内容非常好，特别着重阐明民主是全球价值，对官方意识形态有很大冲击力。不过有几处讲到历史的地方，不够准确，甚至会误导读者。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坦率地提了几点意见。特别是对F.Bacon，显然拔得太高了(顾准也有这个问题)。他在讲稿中说：“培根以一身而开民主与科学两大价值系统，更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不祧之祖。”事实上，F.Bacon决不是民主思想的倡导者，而是专制君主制的代言人。他在宣传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方面确是有贡献的，但是对于当时科学的重大成就近于无知，对哥白尼的日心说甚至持否定态度。他在科学上毫无建树，根本谈不上什么“不祧之祖”。又，说科学是“价值系统”，也不妥当。价值(value)是指伦理道德准则，与意识形态有关，科学追求的是“真”，与伦理道德、意识形态无关。

此外，说Adam Smith“开启了近二百年的市场经济”，也欠妥。因为市场经济是伴随商业活动而产生的，2500年前的古代希腊商业就已很发达。又，说美国制定宪法时全国“半数人口是黑人奴隶”，也不符事实。

10月30日他回给我7页长信，态度非常坦率诚恳，感人至深。信中他诉述自己的思想变化历程。他说：
“不嫌狂妄地说，我的二次觉悟(一次觉悟是马列主义觉悟)大体上与顾准是同步的(我是1960年看穿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而重新确立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顾准晚了两三年)。但是我的斗争意志远远比不上顾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地步，书倒是不断地看，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几乎‘在内部’一出来，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来从年青时就没有作学问的训练，二来是根本没有觉得自己还能有著书立说的可能，当时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个明白鬼算了。到‘改正’(指1979年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良英注)以后也有好几年还是这个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体倒还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近年来才想到还有可能发挥余热，但是又觉得桑榆晚景干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写几篇文章，最长不过万字，自认为想通一个问题就写一个问题。其间还有一段时期，因为对毛泽东批儒的反感，觉得中国传统文化远没有毛的极权主义那么坏，还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学说，这就是我曾经对你自称也可以算‘半个新儒家’的原因。”
“我过去几年的‘工作’进度是很慢的，自己觉得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还能‘赶趟’，不过最近以来，我突然直觉地感到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然而全社会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准备。我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80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60到70的人，另一个大约50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我近来一再呼吁他们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轻的一批外，反应都很冷淡”。
“我自认为我思想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但用作论据的许多事实和材料都不准确，这是因为我不但学力不足而且从头就没有决心潜心治学的缘故。”

信中还议论了新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我觉得这套书立意很好，会有助于青年学生扩大眼界，提高思想境界；但所选的文章基本上是近年国内出版的书刊上的，有些质量不高，而且缺乏真正有价值的经典性著作。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建议我把有价值的经典原文编一本《民主读本》。这是个好主意，做起来并不难，问题是是否有合适的出版社愿意出版。

信的最后讲到比他大3岁的老伴10月17日在家门口摔了一下，摔成大腿骨折，一个多星期后才住进医院，生活不能自理，四个儿女轮流去服侍她，“真是紧张之至。我心里也忙忙乱乱，做不出什么事来。”

(九)
虽然家逢厄难，但他忧国忧民的情思依然未停，反而迸发出更加灿烂明亮的光芒，这反映在他今年1月2日和1月23日给我的两封长信中。在生命结束前3个月，他的生命力竟如此旺盛，思想成果又如此丰硕，真是一个奇迹。我们正期待着他把想写的惊世宏文都写出来，他尽心呼唤的民主能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他却猝然倒下了。慎之，你安息吧！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在你已经走过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尽力为实现我们的共同理想而抗争！

2003年5月16日

（一）
陈立先生是浙大教育系心理学教授，我没有选过他的课，但先生说我们有“缘份”，因为我们几乎是同时到浙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随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搬到桂林阳朔，后又搬到柳江上游小镇丹洲。不久应竺可桢校长邀请，借聘到浙大任教。先生雇小船顺柳江到柳州，再逆龙江到当时浙大所在地宜山。在离宜山还有30里时，宜山遭到日军18架飞机疯狂轰炸，仅在浙大校舍就投下118枚炸弹。这是求是学子永不能忘怀的1939年2月5日的大轰炸。先生是在大轰炸后的第一天到达宜山的，我则是两天后从浙江赶到宜山入学的（已超过截止入学期三天），这确是特殊的缘份。

那年暑假，学生自治会请先生作了一次关于辩证唯物论与自然科学的演讲。据我所知，1949年以前，在浙大校内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由于我考大学前用心读过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并深受启迪，随后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兴趣，先生这次演讲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时先生的音容笑貌和随手拈来的生动事例，至今犹历历在目。先生在演讲中引用不少英国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旧译海登）的论述，但主要还是根据先生从自已的心理学研究中所提炼出的哲学思考，特别是感觉经验与理性思维问题。例如，先生从一朵云加两朵云可能合成一朵云，来说明数学公式1+2=3对现实世界并非普适的。这使我悟到物理实在与抽象思维之间的区别，也悟到数学不是科学。因此，先生是我在哲学上的启蒙导师。可是，由于我拙于口才，怯于与人交往，从未想到要主动找教授请教（唯一例外是王淦昌先生，因为他是我选定的导师），对先生只是敬仰而不敢单独拜访。

1948年初，为筹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我与周志成、朱兆祥一道拜望先生，请先生主持此事。分会成立后，先生被推选为理事长。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一个多月后浙大接受军事接管，先生是9人接管小组的成员。当时报上公布的接管小组名单中也有我，但我在此前20天就已被调到新建的中共杭州市青委，负责全市学校的党务工作，不可能回浙大。可是先生仍希望我为母校尽点力，要聘我为教育系兼职讲师，可惜我无法遵命。因为我既不懂教育，又工作繁忙分不了身，完全辜负了先生的关爱。

再一次见到先生已是33年以后了，中间经历了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民族灾难和人世沧桑，那时我已结束了20年的农民生活回科学院工作。1982年4月，我返母校参加85周年校庆，特地去杭州大学拜望先生。当时先生任杭大校长，虽已80高龄，仍无丝毫老态，精力像青年人一样充沛。我为先生的健康和精神状态感到高兴。由于当时杭大党委书记黄逸宾解放初也曾在杭州市青委工作并领导过我，我既到了杭大也应该去看望他，因此同先生交谈时间有限，无法尽情倾诉二十多年来人生坎坷历程中的感受和醒悟。而这次见面后再无缘见到先生，这是我一生的大遗憾。这个遗憾终于在17年后开始得到补偿。

（二）
1999年8月周志成转来先生给他的信，满满两页信纸中，一半是讲我的。信中说：“所谓党员最怕三件事，开除党籍，离婚，坐牢他都因反右而经历过”；反右对我的结论是“缺乏政治道德的”。因此，先生同淦昌师一样，都同情我，为我所受的冤屈不平。信中又讲到1995年我起草宽容呼吁书请淦昌师领衔的事，是“利用”了王师的名字，是强人之所难，“我是很反感的”。意外地读到先生的信，知道先生一直在关怀我这个不安份的学生，非常激动，立即给先生写信。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给先生写信，那时先生已97岁高龄，我也已经79岁了。信中首先讲了1939年听先生演讲所受的鼓舞，然后对先生所听到的关于我“利用”王淦昌先生的传言进行澄清，说明王先生是我一生唯一的恩师，曾多次解救我于危难之中，在他几代的学生中，对我的感情可能是最深的。我一生从未说过假话，也没有做过任何损人利己的事，当然不可能“利用”恩重如山的恩师去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利用”之说，显然来源于海外某一别有用心者。

1999年9月3日先生回我4页长信，讲了自己1957年的遭遇和1965年与文痞姚文元的争论。信中语重心长地说：“我读你的信，真是心惊肉疼，你太天真。天真无邪，但也反映不懂世故，奈何！”先生对我的理解和疼爱，使我感到无比温暖和幸福，由此，我认定先生也是我的恩师。我告诉先生，我是一个书呆子，从小把书上和报上说的都当真。1974年从现代造神运动的迷信中猛醒以后，我所做的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我是台州人，这块土地曾养育出“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孺这样的硬骨头，也铸成了我这个永不思“悔改”的“花岗岩脑袋”，一个从来不懂世故的长不大的人。因为我不懂世故会惹祸，许多人对我避而远之，先生却愿亲近我，并推心置腹地引我为知己，实在是我一生的大幸。

以后（2002年1月27日），先生在信中谈到治学问题，说“最重要的还是人品问题”，“凭良心说，我就从这点来攀交上你结交的。（当时我是三不畏！）”正是由于先生自己具有三不怕精神，自然就同情疼爱我这个长不大的学生，这更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的通信一开始就处于亢奋状态，先生收到了我的信后几天内甚至当天就给我回信，有时信写得很长，五六页大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字，在开头5个月中我就收到先生10封信，还收到先生90寿辰时出版的文集《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先生在信中谈论了不少学术问题，主要是心理学方面的，也谈论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他与淦昌师、竺校长的友情。

1999年11月我寄三张照片给先生，先生回信说，看了我的照片，“大吓我一跳。你的照片和我[的]摆在一起，恐怕人家也猜不到象你所说的师生了！”随后先生寄来三张近照，看来先生比我还年轻，根本不象年近百岁的老人，真是天赐的洪福。鉴于两年后就是先生百岁寿庆，这是人间千载难逢的大喜事，须事先作必要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把先生百年人生经历如实纪录下来，这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应让世人共享。因此建议先生写自传或回忆录，也可以口述录音，由年轻人整理成文字。先生回信说，他不能写自传，“只能写忏悔录，原因是我自小学起，就太顺利了，所以养成现在的坏习惯，认为一切事都不过如此，缺乏你那种认真的精神。我自以为很聪明，浅尝即止”；而要写忏悔录，并不是为给后人看，而是象天主教徒那样向上帝忏悔。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当然感到失望，但先生的谦虚的反思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这时，先生告诉我，他新招了一个博士研究生（连原有的，共有三个博士生）。百岁老人还在招研究生，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无先例的奇迹。同时我在报上读到先生的论文《行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回顾与前瞻》，更使我理解到，先生壮心不已，依然在心理学前沿奋力，无暇回顾个人的历程，我不应该再打扰先生，以后半年就没有给先生写信。

（三）
2000年7月29日，先生来信，说有人（校党委副书记）打电话告诉他，我来过杭州，“未能晤谈，你真太忙”。这封信使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因有心脏病，不宜出远门，1987年以后再未去过杭州，连母校百年校庆也不敢去参加，怎么会有好心人误传我最近到了杭州？喜的是，先生听说我到了杭州却没有去拜望先生，先生毫不责怪，当天就给我写信，以为我太忙，对我竟如此宽容和信任。我在回信中重提7个月前最后一封信中的要求；我想在先生百岁大寿时写一篇先生的小传，苦于手头没有资料，希望先生嘱咐师妹或那位好心的同志找出先生的简历以及其他有关历史资料，复印一份给我。

十天后，收到先生寄的挂号信，以为是我原想要的有关先生历史资料的复印件，想不到竟是先生夜以继日亲自赶写出来的回忆录《我的身世》，密密麻麻13页手稿，大约8000多字，真令我喜出望外。先生在附信中说：“接信后，我即日夜执笔，信笔倾书，事后看来，我自己亦有些看不清楚。老实地说，我是日夜在写，老伴经常干涉，所以时作时止，因为她怕我卒中。”“我无法重核，因为目力实在不行，你看得多少，就算多少”。我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认真地读先生应我的请求而日夜赶写的出来的这篇异常珍贵的回忆录，知道先生是长沙人，出身很苦，小学时当过学徒，中学时就参加过革命活动，学习上一直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是第一，而且课外书读得很多，经历中充满传奇色彩，扣人心弦。可惜只写到1939年到浙大为止。我希望先生能继续写下去，但无论如何不能日夜不断地写，应从长计议，保重身体始终应是第一位。先生是属于国家的，是国宝！保护国宝，人人有责！

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这篇珍贵的手稿，我把它复印很多份分寄出去，以后周志成转送到校友通信《求是》上刊出。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接到先生一封短信，说“我几天前给你一封挂号信，实在是莫名其妙，乱七八糟，企图表明一生随波逐流，全无是处，比诸慎之先生的大作，无任自惭。所以我请你将该函完全毁掉，不留灰烬。”信中说的“慎之先生大作”是指前不久我寄给先生的李慎之一篇对现实有很大冲击力的感言《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先生说自己一生“全无是处”的完全否定的自我评价，我认为完全不符客观事实，我无法接受。先生把自己与李慎之对比，这种对比是不恰当的。因李慎之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去了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可说是个政治人物。先生一生从事心理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对现实政治的感受没有李慎之那样深，这是很自然的，没有必要感到自惭。相反，先生在学术上造诣至深，桃李满天下，而且眼界广，精神境界高，一身正气，读到李文竟如此强烈共鸣，这只能令我更加景仰。先生寄来的手稿《我的身世》，是稀世国宝，我只有精心保管的责任，怎可把它毁掉不留灰烬？

随后，我们讨论了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我认为先生的情况很象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早年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同情俄国十月革命，但拒斥任何形式的专政，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念。这是人类合于理性的健康发展的道路。相反，象我和李慎之那样，由于年幼无知，特别是对世界历史、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史和西方社会现实的无知，凭着激情和幻想轻率地作出抉择，并不是可取的。如果历史能够回到三、四十年代，我是不会再作那样的选择的，而应该学习先生和爱因斯坦！先生大概是同意我的分析，对我当初没有听从淦昌师嘱咐，跟随他搞中微子研究，而感到“失望”和“可惜”。不过，我对自己那时的选择并不后悔，因为按照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和中国历史条件，只能作这样的选择。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

我在信中提到给先生的信迟复了，是因为旧病早搏曾两度复发。想不到这成了使先生牵挂的心事，一连两次信中嘱我无论如何立即住院治疗。先生说自己原来心脏病比我严重，室性、房性早搏都频繁；还曾小中风过，36小时不省人事。原有病共达19种，经过几年的治疗，基本上都已消失了。我感激先生的关爱和传授治病经验，但可告慰先生的是，我幸运地遇到一位医德高尚并精通中西医的老大夫，治病不会有问题。

（四）
2000年11月，先生来信说，省政协和浙大校方都已开始筹备明年先生百岁大庆，要由心理系筹备一次学术会议，同时出版一本《论著续编》，要求先生写一篇自传，先生已同意，但内容以科研为主。先生要我把8月上旬写的《我的身世》寄还他，并说这“也就间接完了你的雅意”。由于这份手稿的不平凡经历，对于我这个科学史研究者显得尤其珍贵，我有责任全力好好保存，因此只寄还先生一份复印件。我建议《论著续编》中，除了自传，还应加一个详细的年表，这项工作可以由师妹亦平承担。

出于对我的完全信任，先生在2000年12月8日的信中向我逐一详细介绍了家庭的每个成员，从师母到五个子女和儿媳、女婿。师母是马寅初先生的侄女，省中医院的血液病专家，“有些小名气，中医学院当西医教授，在中医院当内科主任，现已退休，但还看专家门诊。”子女中第二个是女儿，叫亦平，三届生，电容器厂搞绘图技术，已退休，“现在家里的一切事就全靠她了。她说她是我肚子中的蛔虫，我说她是我的灵魂，她知道我的心事，不用开口就会给我办了。”身边有医术高超的师母，又有能知道自己心事的女儿，先生的家庭生活实在是美满幸福，这显然是先生长寿的一个重要客观条件，我们应该衷心感谢师母和亦平对先生的悉心照料。

先生告诉我，省政协、科协、教育厅和浙大四个团体合办的先生百岁寿庆定于5月28日举行，同时还要开国际心理学会议。先生反对把学术活动与祝寿活动搞在一起，认为是劳民伤财。我不同意先生这个论断。据我所知，科学家的祝寿与学术活动结合在一起，是国际惯例，有利于学术进步，从科学史角度来看尤其如此。虚怀若谷的先生，终于接受了我这个不懂世故的学生的浅见。

先生百岁寿庆活动如期于2001年5月28日举行，可恨我身体不争气，无法去杭州参加。祝寿盛会后，我读到先生托人寄来的《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续编）》。《续编》比十年前的《论著选》增加了学术自传、年表和照片，但缺了原有《著述年表》，许多文章没有注明发表年代和刊名。我盼望刊出的《我的身世》也没有。先生写的学术自传与爱因斯坦1946年写的《自述》在内容和篇幅上都很类似，正是历史的巧合。不过爱因斯坦67岁写的《自述》谈的全是学术思想，几乎没有涉及具体的历史事件，也没有标出时间坐标；先生则详细记叙了历史的具体进程，并一一标出确切的年月。百岁高龄仍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力，真是人间奇迹。读了这篇学术自传和亦平编的年表，以及手稿《我的身世》，对先生一生的经历总算有一个比较系统、确切的了解，知道先生的生日是7月22日，并非5月28日。

这本《论著选》续编内容非常有价值，可惜赶的太匆忙，在编辑工作和印刷上都有不少失误。我把自己的初步发现列表奉告先生。我还冒昧地提出，有些照片选得不当，其中有些人在当代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心目中形象不佳。寄出信后，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因为先生百岁寿庆后，我竟冒昧地对《论著选》续编提出这么多意见，有悖“师道尊严”的古训，会干扰先生平静的心境。想不到先生立即给我写了6页长信，不仅没有责怪我鲁莽，反而夸奖我，一开头就说：“来信太好了，大家抢着看。”后来又说我的意见“全都中肯，也受到家人的重视”。信一连写了两天，追述了不少往事，有涉及学术方面的，也有关于人际交往问题。有的过程讲得十分详尽，显然先生是把我当作一个“入室子弟”和准家庭成员看待的。先生也告诉我，此书的编辑工作和照片的选用，全部由一个助手负责，看来他并未认真负起责任来。

（五）
十天后，先生来信说：“我明年真满百岁了，我已声明从0做起！自己也了解脑子不灵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读后百感交集。百岁老人有这样的壮心，不仅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至少我是做不到的，也不想这样做。当然，我理解先生并不是完全否定自己的一生，而是强调要多反思，多学习。

自从1999年开始同我通信以后，先生虽然觉得我是他“心惊肉疼”“不懂世故”的学生，却把我当作一个知心朋友，碰到什么不顺心甚至伤心的事，总要在信中向我诉述。如他曾为之大力奔走呼吁的四校合并后出现的某些违背他初衷的现实。先生的揪心之痛，我深感同情，并为之愤慨不平。2001年11月28日先生在信纸的天头写上一行字：“孔子日：‘益州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非子而谁乎？”我从没有读过古书，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和原意，只能似懂非懂地领会先生对我的信任。师母审阅这篇悼文初稿后指出：此语出自《论语•季氏篇》，“益州”系“益者”之笔误。

2002年1月16日，先生给我写了4页长信。在讲了在医院用药的情况和一件不愉快的往事以后，告诉我一个对科学研究指导思想非常有价值的创见：
“我今年是整整一百岁了！我现在仍想在最近写一篇文章，主旨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制度化，我认为把科学方法制度化，这就是划地为牢。方法是为科学服务的，是科学决定方法，不是方法指导科学。方法制度化，就是限制科学发展的自由，至少我在心理学研究中有此感受。到底是科学引导方法，还是方法指导科学？什么是科学？科学是专门化，而哲学则是一般大道理。”“科学方法是非常狭窄的，因此不能象对待哲学那样讲大道理。这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我的职业是心理学，对心理学研究是不是一定要走物理学或化学这样一条路，我曾明目张胆地反对过。”

先生接着说：“我不希望你给我回答，因为不是你的工作。”我对科学方法问题确实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我在大学时对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有强烈兴趣，自然也涉及科学方法问题，1956年还曾为“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起草过一份《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说明书。这份“说明书”是匆忙赶出，很肤浅的，不值得向先生汇报。但先生告诉我的，我能理解，也完全赞同，期盼早日读到先生的论文。

在随后的通信中，我们又讨论了很多问题，如Spinoza和Einstein的宗教信仰，J.S.Mill的《On Liberty》(先生中学时就读过)，以及学校的现状。期间有一场虚惊，先生被诊断视网膜出血和糖尿病，原来是误诊。但先生说体力在衰减，走路摇摆不定，记忆力更是严重衰退。

先生在3月12日信中，从浙大的现状谈到在浙大已63年，而到浙大比我早二天，“也算缘份吧！”先生又讲到与竺师的情谊，因此竺师家乡的东关中学40周年和60周年校庆时都请先生题词。这使我联想起，我家乡创办于1906年的立本小学，解放后改了校名，半年前我发起要求恢复校名的老校友联名信。这个要求刚在几天前得到当地政府批准。因此，我恳请先生为复名后的立本小学题校名。先生慨然应允，5月初交给我在杭州的弟弟转到我们家乡。百岁老教育家为将近百年历史的乡村小学题校名，是将留传千古的人间佳话，是我们家乡的莫大光荣，也是先生对我这个长不大的学生的一大奖励，我当永远铭记在心。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5月14日，先生给我信中回忆起自己小学时与解放后首任最高法院实职的吴溉之同做作文的情景，吴的父亲评，先生在文字上胜于溉之，但溉之的“架式”比先生大。先生说自己“文不成体，不成形”，我要他为我们家乡小学题字，“是强人所难”。这封信又谈论了专制与自由问题，向我透露鲜为人知的邹韬奋和涂长望30年代在伦敦商议成立第三党，以及40年代竺校长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见解。

（六）
孰料4天后先生不慎跌跤骨折。师母于5月28日来信，说先生“于本月18日去之江饭店洗澡时不慎跌跤，致右侧股骨颈及右肘关节粉碎性骨折，情况严重。经再三考虑，决定给他置换股骨关节及修复肘关节。医院集省内最好的麻醉师及骨科大夫于21日进行股骨头换置术，手术经过顺利，两处关节均修复。但术后因创伤面积过大，心血管影响严重，几度出现险情，目前稍有好转。请释念。”这个意外的坏消息，使我惊呆失措，犹如五雷轰顶，但愿经历过不少人生奇迹的先生又能创造新的奇迹。

新的奇迹果然出现了。10月18日师母来信说：“先生已逐渐恢复。经人扶着能行走数丈路。食欲也良好。其次是精神记忆均恢复正常。只是写信还没有给他尝试。”11月21日先生终于亲自给我写了信。信虽然只有一页14行，其中有9行向右下方倾斜了30度，是先后花了一个多月才写成的。先生在信中说：“现在写字，笔已不复听命，一划下去，就无法自主，只好由它去了，它往哪走，就由它去了。”先生以百岁老人之身，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粉碎性骨折的磨难，现在不仅能够走路，还能写信了。这真是天赐宏福！为了健康恢复顺利，避免勉强的活动，我希望先生近期不要给我写信。事实上，这封克服重重困难延续一个多月写成的信，竟是先生最后的一封信！

2003年7月，为祝贺先生101岁生日，我托弟弟送花篮给先生。他电话告诉我，先生健康和精神都很好。随后师母寄来三张当时拍的照片。照片中先生依然象几年前一样神采奕奕，动人的笑容，满口的真牙，真让人钦羡。相比之下，我这个比先生年轻18岁的后辈反而更苍老，牙齿就只剩下一颗（今年连这一颗也掉了）。但我自信可以再工作10年，我想先生应该可能有120岁长寿！

（七）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2004年2月23日接到杭州作家冀汸来信，他也在浙江医院治病，与先生同一个病区。信中说，先生20日上午出现险情，开始抢救，下午又抢救一次，傍晚转入重症监护室。护士只告诉他是“年纪大了”，什么病不知道。此前2小时，获悉李佩珊也突然病情恶化。真是祸不单行。

3月20日，杭州一位亲属来电话，说《浙江日报》报道陈立先生已于18日上午去世。第二天也收到冀汸报噩耗的短信。3月27日浙江省教育、科学界为先生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4月1日，师母刚料理完先生后事就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详尽叙述了先生最后的病情以及治疗的全过程。先生1月15日体检时，三项生化指标远远高于正常最高值，而两个月前这些指标完全正常。当时先生的体力、食欲正常。经多方检查，发现肝内胆管扩大，胆囊肿大。1月17日发现黄疸，后诊断为肝内胆管癌。2月4日做ERCP手术，将导管从口腔送入十二指肠，到达胆管，介入一个扩张胆管的支架。经过1小时又10分钟的手术，胆管通畅，黄疸逐渐退去，肝功能也有所好转。“但不幸的是，第三天发高烧，持续5天后热退，能进食。但在三天后即2月18日突发心脏病，从此进入高危状态。20日早上10时呼吸停1分钟，经抢救，插入人工呼吸器后进入重症监护室。从此就不能说话，仅能以张眼示笑，或在摸他手时给予回音（也捏捏我们的手）以示致意。去世前二周，又出现严重黄疸，从此处于昏迷状态直到去世（3月18日上午11时5分）。”

“29日将骨灰盒葬在南山公墓，刚在玉皇山脚下。该地树木繁茂，空气新鲜，入土时仅子女四人和我参加，还有几位亲友。这样终结了他的一生。追悼会后，我百感交集。他去世前二年余，我没有一天不在旁边陪他。但他并没有讲到一句有关身后家中安排的话，或是留给子女的遗言，而最后的一句话，还是关心心理系。为此我就写了一篇短文悼念他。因身心疲劳到极点，没有写好。现登在浙大校报上，剪下寄上。”师母还托我请书法家启功写墓碑。由于我不认识启功，也没有门路，未办成。

4月14日，师母寄来先生1998年96岁时接受中国人类工效学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时摄的极其动人的照片，并告诉我：
“现在他已长眠在玉皇山下‘南山公墓’的一小块土地上。我请人写了八句墓志铭刻在墓碑前的一方像展开的书页的石头上面。内容抄录如下：

“开宗创派 巍巍门墙
哲人耆颐 家国之祥
世传硕德 多士雁行
众山环仰 永葆其昌”

先生走完了102年奇迹般的人生道路。他临别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是因为他把100岁看作自己生命新的起点，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还带着博士研究生，还有一篇关于科学方法与科学关系的论文没有写成；在科学探索上，在国家民族命运和人类事务上，他仍要不停地思考。无情的命运迫使先生终止了这一切，但先生对生命的永恒追求和对人类事业的无私奉献，永远照亮每一个跟随先生足迹前进的后辈学子之心！先生的生命是永恒的！

2004年5月 13日初稿
6月 8日定稿

凡是当年身在北京，并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关心青年学生命运的人，都知道“六四”血案是自命为中共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一手制造的。邓小平对这次学生运动十分恼怒，因为运动是由悼念含冤去世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而引发的，胡耀邦两年前被邓小平斥之为反“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而学生们却赞誉胡耀邦为“中国魂”。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三天，即1989年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当时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未到场），下达口头指令：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动乱；对它不能手软，要避免流血，但也要准备流血，有军队可对付，不怕形象不好，只要经济上去就行了；胡耀邦的错就在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不坚决，否则不会有今天的动乱；要逮捕一些人，要抓黑手，不许蔓延到中小学和工厂。中共太上皇这一杀气腾腾的谕旨第二天就向各单位普遍传达，连科研单位非党员科研人员也传达到。一年前读到客居美国的于浩成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当时他所在的公安部还传达了邓小平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人性的狂言：“用20万人生命换取20年稳定！”这句血淋淋的狂言，我以前曾听说是出于邓小平的打手王震之口，现在才知道他不过是转述邓小平的谕旨。

要准备流血，要用军队对付学生，在邓小平决不是说说的，随后，他亲自赴外地，调集几十万军队包围北京。稍有良知和常识的人都看得清楚：早在4月25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就已明白无误地宣布，他已下了准备对学生进行大屠杀的决心。因此，所谓“六四”真相，邓小平4月25日上午的讲话就应该是其核心，我们期待《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能详尽地披露邓小平那次讲话的全部内容。

可是，与我们的期望相反，自诩为“真相”的这本书，关于邓小平的讲话，仅仅重复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篇由胡启立执笔的社论，当然不可能写上邓小平那些狰狞血腥的狂言。而这些狂言，只能通过内部传达告知各单位工作人员。“六四”前一个多月在北京已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这些见不得人的血腥狂言，在这本名为“真相”的书中却不见踪影，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掩盖真相，自欺欺人地愚弄天下人！

不谙中国实情和官场权术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对这种有意掩盖要害的伪装信以为真，由此推论出一系列荒唐可笑的论断。他在此书的《前言》中断言：邓小平“坚持不许流血”；李鹏“对流血事件不应当担负任何直接责任”；“屠杀事件”的发生是由于“训练不够的部队当时已经失控”。原来奉命屠杀的士兵现在却要承担大屠杀的全部责任！如果这也算是“真相”，那么，今天伊拉克的魔王萨达姆和70年前德国的希特勒、戈培尔之流的谎言岂不也成了“真理”？！

2003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