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了，学校又全天整月地停课劳动。八月盛夏全校学生参加全国范围兴起的“大炼钢”运动。我们像真的炼钢工人那样，学生全部二十四小时三班轮替地炼钢。学校操场上，所有的空地上，都用砖头建起“反射高炉”。
男生负责将收集来的破锅烂铁扔进“高炉”里面熔化，并把缓慢流出的虽然红色炽热但并非铁水而是软塌塌的“红铁泥”铲到一个硕大的铁跕子上，女同学负责用大榔头将几块形状不规则的火红的热铁疙瘩拼命砸成一个四方形大铁砣，尽量使它中间黏紧看不出缝隙。
我每次都使出全身力气，不顾火红的生铁和飞溅出来的火星对两臂和全身的炙烤，拼命砸。但是无论我们怎样拼命砸，也砸不出无缝隙的钢锭。再看看其它女生组，还不如我们组，原因是其他组的男生那边根本没把生铁炼成可流动的液体，扒出的是火红的炉渣与生铁的混合物，这便是“钢”了。
闹腾了几个月后，我们将一大堆自己生产的的“钢”堆到校门旁边那个丁字路口（现在已成通衢大道的桂林路），任由雨水冲洗，任由那浓黄锈水在街道上横流，一直到我们几年后毕业离校时，还堆在那里，也没见哪个部门管过。
大炼钢铁刚告一段落，上了几天课后，又开始了“向党交心”的运动，大学生们又“有幸”在参加此活动之列。
仍然是每天以宿舍为单位，大家围坐在用几张课桌排起的长条会桌前，把从未说过，写过但在心里想过的话向党交出来，以表示对党的忠心、贴心。校党委书记陈云涛操着一口湖南话特别强调：因为已经反过右派，大家可以放心地交心了！党是爱护学生的，就像妈妈爱护孩子一样。向党交心就是要把心里话统统对党说，就像孩子对妈妈那样，有啥说啥，才是对党的忠诚信赖。党决不会再对交心的人“抓辫子，打棍子”。可是每天的发言并不踊跃，仅限于班、团干部。
我当时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把嘴紧紧地闭上的，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被党委书记声情并茂的恳切诚挚的劝说打动，一念之间又觉得党是慈祥的母亲，最终是不会冤枉爱她的孩子们的！应该相信党！于是我又忍不住说了一些事后被追究的“罪大恶极”的话。这些话全都变成文字被永久记录在我的个人历史档案里，跟随着我后来几十年人生。
以下这些都是我在文革结束、“右派”获平反后退给我的作为“右派言论罪行证据”的一叠材料中看到的：我居然说“反右运动太突然”，说“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当时我们全校师生都在大操场上听过报告原声）和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有损伟大领袖形象”；我还说“大炼钢铁结果得到的全是不能用的废品，太浪费，得不偿失；亩产几万斤粮食不太可信……”等等。我自己都很震惊，这么敏感又大不敬的话我那时候也敢说！那只能是因为当时的我虽然对我能接触得到的某些党委领导不再信任，但是对共产党，还是从内心百分百信任的，认为我只要是真心为共产党的事业着想，党一定会看到我的一片赤诚，会改正自己的缺点的。于是我才会像在黄雀之前不知死之将至的螳螂，在不知冒何种危险的形势下说出此等言论的。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那是在我数年后被下放到新疆兵团农二师二十七团劳动时，住在我们后排窑洞里的山东人，右派分子李兴汉。他们一家都是憨厚耿直的老实人。老李在农村曾当过老师。他身强力壮，干活不惜力气，处事哲学是与人为善与世无争。连里排里一致反映像这样表现良好的人，应该给他摘右派帽子了，指导员也将他的材料上报，只等上级批示了。偏偏在这时，他做了一件极“不识相”的事。那是全连举行的一场各排之间的劳动竞赛。他属一排，排长叫郝亚平，复员军人。竞赛的最后一项是重修开都河上的一座旧木桥。此桥是七连通向八连和种畜连的唯一通道，使用频率很高。前几天桥面出现大面积坍塌，需重新打密桩，铺厚木板，垫土夯实。在排长的指挥下，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在即将鸣哨收工宣布胜利完成并争得第一的时候，从种畜连出公差回来的李兴汉，发现桥下少打了两个承重桩子，他立即向排长提出要返工。排长正在竞赛得胜的兴头上，怎会听他的聒噪，认为他是表现自己，是破坏胜利荣誉，是别有用心。这时的李兴汉，一反平日里的和颜悦色，一根筋钻到质量第一的牛角尖里咬住不放，任凭排长扣什么帽子，就是要求返工重来。有职工悄悄提醒他：你冷静点，还要不要摘右派帽子了？他没理会，仍和排长争得起劲。最后排长妥协，留下几个棒劳力，有老李带领返工至第二天清晨。一排的优胜奖泡汤了，他的摘帽之事也吹了，但桥的质量确实保证了，这就是那个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李兴汉！
我加入这个插叙，就是为了说明那时候很多“右派分子”们的典型性格。可以说，绝大多数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因为不愿讲假话，不趋炎附势，敢于直言真谏而遭共产党这个“母亲”下狠手迫害的。
“大跃进”期间，我们这些大学生也多次被安排去上海郊县金山农村“学农”，正赶上大刮“吃饭不要钱”的共产风。反正大炼钢铁时农民已把自家的除必要的农具之外，一切炊具等铁制品都交给公社炼钢去了。所有人家里的铁锅、铁锅铲、铁饭勺、菜刀都不能留下，所有人一律吃食堂。大人可以一天去吃三顿饭，小孩可以一天不限顿数地吃，不停地吃，吃了拉，拉完了再去吃。孩子们如果拒吃，会遭到家长的训斥：“有吃勿吃猪头山！你看某某不是还在吃吗？赶紧进去吃！”
我们这些来参加义务劳动的大学生享受与小孩同等的待遇，每次吃饭都有同学吃得肚子撑到痛苦不堪。我班同学王祝介，吃完饭肚子撑到无法弯腰洗碗，以至于求女同学帮忙。每晚临睡前还要加餐点心夜宵：或煮花生米煮毛豆，或蒸山芋，几个农民厨师用大扁篮将食物抬到我们宿舍，不停地动员我们吃！这种疯狂的失去理智地吃吃吃，不知是谁的主张，当时竟然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出来制止一下，报纸上还曾报道过，我们已经跑步提前进入到共产主义了！
明知这种吃法是要吃穷的，任何一个清醒的人都能看到不久就会到来的后果，却没有人站出来说句正常人该说的话。唉，别说别人了，我就是个正常人，当时也有正常思维，但是我说什么了吗？我敢说什么吗？还不是跟着大家一起吃？
在离开金山农村的前一天，就听有人在学生住处传播马路消息：你们听说了没有？买肥皂已经凭票了！果然没过多久，上海就开始了各种票据满天飞的状况了，除粮票外，布票、油票、肉票、鱼票、蛋票、肥皂票、草纸票、手帕票、糕点票、豆制品票，林林总总，我肯定没有概括全。
上海市尚且如此，农村只有更甚了。土地既然亩产万斤几万斤，当然按此比例征收官粮，可怜农民被逼得连口粮都要上交，就不足为怪了，后来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不都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吗？今天当局仍不让说真话，还用“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来蒙骗中国人，何等荒唐！
自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上海师范学院校方采纳了中文系某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并非中央政策，其它院校和本校其他科系也没实行，唯有我院中文系这么决定），取消了我们这些右派学生赖以生存的调干金（应届生则取消了师范的免费伙食费），我们每月自筹伙食费继续学业。我变成了没有任何收入却在家里纯消耗收入的人，丈夫姚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我自被打成右派后，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一丝的精神安慰，但因为尚有收入，我还不会崩溃。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而到了眼前这个形势下，不卑躬屈膝地讨要，就没有伙食费。看在女儿瑶瑶的生活所需尚能得到他正常供养的份上，我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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