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丁师傅
文革结束，落实政策，遭受冲击的家里增配了一套房子， 粗制滥造的新工房。七十年代初的杨浦区， 出门走不太远，就见到农民伯伯的菜地了。所谓一套，也就是一间房， 但是配有小小的厨房，套有小小的卫生间。窗子朝南，由楼梯走上去， 左右各两家。我贴隔壁的近邻是任师傅和丁师傅一家。他们比我多了一间房， 其实就是大一点的房间，中间有门隔断。但是他们多了个阳台。上海人最喜欢阳台。后来丁师傅和我熟了，天气一好，她见到我就说：“被头拿过来嗮嗮 ”。 上海的 阳光金贵，阳光是冬天唯一的取暖。
夫妇俩都在某国营工厂工作，他们的住的房子应当是厂里的公房。老任是低层干部，老丁则是普通的女工。她有癫痫病， 一次病发作，她 正在作饭。 她说：右手就在汤里“笃蹄膀”。 上海话：慢火炖蹄膀。 手残了。他们三个孩子：老大是姑娘， 老二和老三是儿子，老三小名就叫阿三。丁师傅说起阿三， 只有四个字：调皮捣蛋。说时眼睛里是满满的母爱， 岂止母爱， 那是溺爱。
我和他们做了大概两年的邻居。 当时任师傅身子壮实，记得我是要搬什么重物上楼， 犯愁时，老任正好回家， 他不说二话，将重物轻轻一提， 快步上楼。丁师傅说：“孟老师， 有啥事体， 尽管叫阿拉。” 阿拉是“我们“。后来他们的大女儿结婚搬了出去， 二儿子考上同济大学， 住读了。只有阿三留在父母的身边， “调皮捣蛋”。 我对噪音异常敏感，但是他们家非常的安静，我们合用一条走道， 他们进进出出， 一定会走过我的单元门和厨房的窗。透过窗， 我和夫妇俩打个照面，后来阿三长高了 ， 他晃晃悠悠走过窗前， 送我一张嘻皮笑脸。再后来我结婚了，我们的贴邻很高兴， 因为孟老师外又加了个卫老师。 上海的普通工人还保留着对读书人，对教书匠一种朴素的尊重。再后来我不当老师又去德国当学生了，留下卫老师一个人守着一间房的小家，还有铺满地的阳光，天气晴好时。
我去德国不久， 1984年上海地震， 上海东北部有强烈震感。 那天半夜， 楼房突然晃动， 我太太睡得死， 惊醒是因为丁师傅拼命敲门敲窗， 他们一定要带着卫老师下楼， “阿拉不放心。“ 丁师傅说。过了多少年， 我太太回忆起这一夜， 她说丁师傅把我当作自家人。但是始终让我太太牵记于心的是 丁师傅的这句话： ”你们有孩子， 一定聪明漂亮， 我来帮你们带孩子。“ 我们相信丁师傅一诺千金。
他们搬走了。行前， 任师傅通过他在厂里的关系网， 为我们预先安排了一户“好人家“来接班。男的是他的同事唐师傅， 女的是小学教音乐的傅老师。后来我们俩人都出国了。有一次， 我一个人回上海，早上，唐师傅会买来新炸的油条， 连同一个盛酱油的小碗。有时晚上会送来一菜一汤， 一碗饭。说今天早上买的排骨。他们以他们的方式， 延续著老邻居所开启的近邻亲情。
我去过老邻居 家的新居。宽敞然而冷清。身板一向壮实的任师傅， 退休后不久突然走了。我记得他退休时， 跟我详谈过他退休后的创新规划： 自己设计制作能自动制冷的易拉罐。但我不懂技术， 只能哼哼哈哈。 他们的大女儿就在杨浦公园的苗圃上班，我爱在公园溜达，但是 从未见过她， 当然苗圃也是闲人莫入。他们的大儿子已经德国留学回来，在某 外企上班，自己 有了自己的小家。盼望儿子常常回家看看， 相信一定是丁师傅内心的隐痛。那天我是上午去的，丁师傅却一定要留我用午餐。 她一个人就在厨房用她的一只半手忙乎。 她说， 不忙， 要到三点半才去学校接她的孙女 – 调皮捣蛋的阿三有了小千金， 阿三并没有正式工作， 先是自己创业开了一家五金铺，倒闭了， “亏得一塌糊涂“。每个晚上阿三一家会来用晚餐。丁师傅说：”帮衬帮衬。“
我们一直留着这套老破小的一房无厅，尽管要爬四楼，又地处“下只角“（工人新村）， 上海人口中，上只角指的是南京路淮海路的高尚地区，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舍不得我们的近邻。但是后来唐师傅和傅老师也搬走了。 我们终于也处理了我们的“老破小”。 我给丁师傅打过几次电话。 到上海的电话倒是一打就通， 但只有嘟嘟之声。但是也没有电话公司的提示： 这是空号。我 们只是想问候丁师傅和她的全家。我们曾是贴隔壁的近邻， 现在却成了远亲， 远是指距离，隔了太平洋， 还不远么？亲则是指亲情， 隔了四十五年，依然在牵挂，能 不是亲情？
4. 三个洋哥们
1982 年， 我入学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第一学年，入住近郊的奥林匹克村，那是十年前为参加奥运会的各国运动员所建的宿舍。奥林匹克村里有高楼，有三四层的楼房 （来自以色列的六名教练和五名运动员就入住其中，半夜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而罹难）。 再走过去就是连栋的小楼组成一片的bungalow 区 。 每栋小楼，进门， 右侧是厕所卫浴，再进去便是小客厅连同小厨房， 另有小楼梯直通二楼的 卧房， 拉开卧房的拉门则是个平台。邻居在平台上开啤酒派对，周末热闹得很。毕竟有文化和年龄的差异，毕竟各自专业不同， 毕竟大家都是独门独户，门挨着门的贴邻，却谈不上近邻， 我指的是心理上的相近。
入住奥林匹克村是慕尼黑大学对一年级新生的特殊照顾， 仅限一年。于是我入住后的一年之中，四处奔走，申请学生宿舍。最后我有幸被选中，入住一家耶稣会所设立的学生宿舍。我喜欢它的地点， 地处僻静的 Kaulbach街， 出门左转再右转， 过一条马路就是闻名世界的慕尼黑英国公园， 为 十八世纪巴伐利亚的选帝侯所建。 取名英国公园是因为 采用了英国式园林风格，而非法国式园林风格， 前者崇尚自然，讲究野趣，而后者讲究人工雕琢。慕尼黑的英国公园占地3.7 平方公里， 超越了纽约的中央公园 （3.2 平方公里）， 属于全世界最大的公园。宿舍距离慕尼黑大学和巴伐利亚图书馆不过咫尺之遥。宿舍是一栋五层小楼。对面就是耶稣会的宿舍和办公楼， 连接耶稣会所创办的高等哲学学校。我被指定在 二楼的最左侧， 那是宿舍女秘书的好意， 因为房间与房间之间隔板很薄，隔音很差。房间呈狭窄的直条，对着门是写字台，进门左侧是大柜连接单人床， 右侧还有一张小桌， 一把椅子。来客坐在椅子上，我就得坐在床上，真的可以促 （触）膝交谈。每一楼面设有公用的卫浴和厨房。厨房倒是不小，与我同一层面的三位洋哥们就喜欢在厨房海阔天空。一位是海尔曼 （Hermann）, 好像是从乡下出来的，说话带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他就读技术大学，却没有理工生特有的勤快，显得懒懒散散。反倒是理查德 (Richard)，显得勤快， 他就读于宿舍对面的哲学高等学校。因为攻读哲学，大概每天都沉浸在哲学的思考中， 他常常默默无言。当时我就想问他，何必选学哲学。 德国人自己说: “ 文学还是哲学，都是没有面包的职业”。他倒是从未反问过我：“你又何必选学文学？”我和他颇多交往。有时过了午夜， 他会带我一起去英国公园散步。他说他会一个人躺在草地上，看着星星入睡。他眼尖， 借着星光或者路灯， 他会从地上迅速捡起废弃的锡纸或者易拉罐，他不嫌脏， 就手塞在他的羽绒服口袋， 带回宿舍处理。这是三十年前的环保意识。三个洋哥们的老大是大约翰（Johannes）, 长得高大粗壮，像极巴伐利亚的农夫，他学的专业是教育， 他的职业目标是当个小学老师。他还没有毕业， 却收了个学生， 我。 德国为外国人学习德语， 设置了一大一小两大语言文凭。 我考过了小文凭，但是始终过不了大文凭的关口。语言大文凭最难的是第一部分听写。老师读一遍， 学生随手记下。内容五花八门，多为一篇散文。于是我和大约翰商定， 他隔天来读一篇散文，由他选自近期的书报杂志。大约翰，隔天就来， 就坐在那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上， 而我伏案在写字台， 记录他的诵读。大约翰手脚粗壮，嗓音洪亮，发音极为标准。读完后，他用红笔替我批改作业， 一个学期过去了， 错误越来越少。大约翰鼓励我再上考场。哎， 说来难为情，我再次名落孙山。 后来我取得了学位， 不再需要语言文凭。但我总觉得对不起大约翰。有时去厨房， 正碰上三位哥们在热烈争论。我想悄悄退出， 大约翰会拉住我， 说海尔曼 认为民主制度缺陷多多， 不如有个好国王。我知道巴伐利亚的民间同情那位溺水而亡的国王路德维希，他酷爱瓦格纳的歌剧，讨厌普鲁士的强军之梦。 他下令建筑的天鹅城堡成了德国旅游最具魅力的的标志。
到了 1986年， 终于我的太太可以来伴读了。但是我们没有钱。德方提供的奖学金， 中方还要扣除若干。我们还要省钱，为回国后购买几大件而奋斗。我特别想往做学生的第一年，奥林匹克村的小楼 是来得太早的奢华。 现在的小屋实在是太局促了。记不得是借到了还是捡到了一张床垫， 白天就竖起来， 晚上就铺在小屋中央的地板上。太太一定要我睡床， 她睡地板， 我起夜，下床小心翼翼， 只怕踩痛了她。白天我去上课， 她就躲在小屋里，但总得要煮饭，总得去用厨房。毕竟这一层是男生宿舍。我没有敢去耶稣会申报，自以为可以避免双方的尴尬。然而，无论耶稣会的管理人员， 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却视若不见，免去了我们的尴尬。特别是三位洋哥们，从未 嫌弃过我们，毕竟男生的宿舍挤进了一对夫妻， 占用了公共的资源。因为语言的障碍，他们用微笑表达无言的接纳。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圣诞节， 我太太也居然同样收到一份邀请，以“合法”的身份参加了庆祝活动。一年之后我完成学业，我们夫妇打道回国。临行前， 我太太做了一顿好饭， 款待了三位近邻。当时没有手机， 也没有电子邮件， 和三位洋哥们早已失联。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 却时时跃动在我的心里。 我对耶稣会和学生宿舍的近邻，当初是满满的歉意， 后来变成深深的的谢意。因为无从表达， 越加刻骨铭心。
2023 年年深秋， 我去了一次德国。专程去寻旧。当时冷僻的 Kaulbach街， 现在每走几步就是一家咖啡馆。 原来的宿舍楼 （Kaulbach 街 29a）已经改建成办公楼，现在是耶稣会的中欧总部。紧挨着的Kaulbach 街27-29号则是改建或者另建的学生宿舍，可以容纳130人，为天主教会所设立。那家哲学高等学校， 还在原址。查它的德英双语的网址，似乎很红火， 现在它能授予“国家和教会同时承认的”哲学博士学位。那天我在 29a 门前站了好一会儿，有人和我擦身而过。但是我的歉意或是谢意， 思念或者祝福，此时此刻与谁诉说？我怅然离去。
5. 纽约的老楼长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们在纽约买了一套小公寓，所谓original co-op， 现在纽约已不多见。 小区有两排五层的楼房， 中间夹一个封闭性的花园。 每栋楼其实是长排大楼的一个单元， 有单独的门牌。每个单元楼只有 16 户， 每户出一人组成管理委员会， 再从成员中选出主席， 恕我称之为楼长。当时没有电子邮件， 来来回回通信数回，每次收到他正襟危坐署名的信件，就知道他又来调查了。 他 对我们的职业收入，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然后他才安排了我们和所有邻居的面试， 面试后， 众邻居投票取舍。
搬家后， 我们每天上下班，忙得不亦乐乎，和楼长很少接触， 他算不上我的近邻，我们搬入四楼，他住二楼。在洋人里面， 他可以说是身材短小， 其貌不扬， 引人瞩目的是他的一对招风耳。 他之前， 我不知道， 他之后， 再没有一位楼长如此顾“家“。“家”指的是十六户组成的大 “家”。 每次开会，他就邀请大家去他的在二楼的小家。他是单身， 太太走的早了，听说还有一个女儿。他的穿着随随便便， 可是他的住家却收拾得干净净。客厅和饭厅之间只有门框，没有门，两个厅正好形成十六人开会的会议厅。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坐下， 那两间厅堂是他的博物馆。到处是他的收藏品。记得沙发前的长条桌上是一排玻璃制作的象，从大到小，都是一样的神态， 漫步在玻璃桌面上。
楼长呵护大“家“， 正如他呵护自家的博物馆。楼里缺一盏吊灯， 他会去做种种的挑选， 和邻居们商议，还要开会投票， 走民主的程序。他提议在大门外装上对讲系统，寻找商家，确定系统，安排商家上门安装的时间 （每户不一）， 他都忙得不亦乐乎。他不仅是我们单元楼里的楼长， 他还积极参与整个小区的活动。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在枪声频传的皇后区，能有一个晚上可以散步的封闭的花园， 弥足珍贵。花园的南面是围墙， 北面是高高的栅栏，栅栏上有小门，我留意到楼长有小门的钥匙。 他的空闲时间都在花园里度过。 他喜欢聊天， 对面楼里邻居也都成了他的近邻。他用钥匙打开花园的旁门， 就走到街上， 我常常看到他在一家美国餐馆用餐， 他就坐在临街的吧台上。他得自己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他每天坐在吧台，一个人 看着窗外匆匆的行人，他每天坐在自家因为藏品而拥挤不堪的客厅里， 面对着我们的花园， 心里会落寞吧， 特别是当秋雨敲打着玻璃窗时。
他的楼下住一位单身的老太太，两人的 apartment相隔一（天花）板。 1922 年修造的房子， 楼梯用的是极为考究的大理石 （我的德国朋友来看了赞叹不已）， 可惜墙壁与墙壁之间，楼层与楼层之间， 不是水泥的浇筑， 楼板走上去， 楼下人家的吊灯一定会随之摆动。可是在寸土寸金的纽约，这是住楼房的常态。和楼长一样， 单身老 太太也喜欢收藏艺术品，有一天她笑嘻嘻地邀约我进门去看她的收藏， 因为里面有中国的艺术品。我不懂， 说不出子丑寅卯。敷衍两句就匆匆退了出去。一板相隔的两位近邻， 都是孤寡老人， 又都是艺术品的爱好家， 偏偏却成了冤家。 两人真的对薄公堂。案由很简单：楼上的楼长 移动凳子是拖， 噪声妨碍了楼下她的休息。
两人打官司，对所有的邻居， 楼里的， 小区的，正是千古奇案。纽约客每天都在经受纽约大都市噪音的洗礼， 早就见怪不怪。一定有人去劝单身老太，见好就收吧。但是单身老太自持自家的财力，而且她偏偏还有一位远亲， 是纽约的律师，所以她不怕打官司, 她不依不饶。 老楼长应当也算是老纽约客 （New Yorker）了， 有个段子说老纽约客见怪不怪， 处变不惊。 窗门外走过一头大象， 老纽约客都懒得抬一抬眼皮。只是我们二楼的老纽约客 对着玻璃台面上的一排大大小的象， 却一筹莫展。他摆脱不开了。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他换了正式的西服领带去对簿公堂。去了几次， 是否花高价聘请律师，我不清楚， 但我和所有的邻居一样，明显感觉到楼长的身体垮了。费钱费力的官司嘎然而止， 他先走了一步。
我没有参加他的葬礼， 但我去了他的追思会。教堂里挤满了他的故旧近邻。 我们楼里差不多所有的住户都来了。她的女儿也来了。极漂亮，她的笑靥完全是少女的天然的美，脸上是吹弹得破的肤色。她穿着色彩鲜艳的花裙，可是那色彩和式样不仅有悖追思会的氛围， 而且和社会流行的样式远远脱节了。她的后背微微佝偻了。 父亲走时七十三岁， 他的女儿应当由四奔五了吧。但是她的智障挽留住了她的少女美貌，而年龄的重负终究压弯了她的身躯。这是一场传统的追思会，气氛压抑，所有来访者都是难以抑制的悲伤。只是前排中座有人突然爆发笑声， 而后自顾自格格笑个不停，那是他的女儿。不过很快她就收敛了。她的旁边坐着一位黑人女看护，黑女人瞪一眼， 她就鸦雀无声， 正襟危坐。我不记得，在追思会结束时， 是否有人和她打招呼或者寒暄几句，， 在黑女人的监护下，她 回到她将终老的 nursing home。我不知道， 她是否明白， 她的爸爸已经先走一步，去找她的妈妈了。
下面的一幕精采， 然而残酷。楼里的近邻开始了不动声色的复仇记。 老楼长走了， 他的 房子很快上市，因为是 coop， 住户委员会虽则无权选择谁来当新住户， 但是有权决定谁不能来。逆向淘汰的结果， 老楼长住房的继承者是一对从澳大利亚来的新移民。男的精瘦如猴， 女的却熊腰虎背，她很会做人， 向邻居纷纷赠送百老汇歌剧的赠票。她自己在百老汇客串演出。简是我的邻居， 她倒是去看了，熊腰虎背在舞台上光着上半身， 晃动双峰。他们还带来了一龙一凤，龙的蹦跳， 凤的啼鸣。一楼的单身老太一劳永逸地赶走了的单身的近邻后，现在必须忍受楼上的四口之家。 四口之家一搬来就开始上上下下彻底装修的工程，他们的住房不过一房一厅，甚至还要求把隔墙打通，以扩充面积。楼里管委会终于没有同意。单身老太当律师的远亲现在对单身老太的近邻无能为力。楼上的日夜喧腾， 还有绝大部分沉默不语的近邻，单身老太又气又急，她开始为自己的任性固执付出代价。住了几十年之后，再搬家已经不是她的选项。很快她就病了， 很快她就离世走了。据说她在预感到自己的结局时， 慨然拿出自己收藏的宝贝首饰，要赠送她的亲戚，她的亲戚却婉拒了。最后还是新楼长连同众邻居替她处理了她所有的杂物， 拍卖了她所有的家具。楼里的拍卖会，我和我太太去得晚了，只买到一个五斗柜，笨重，但是做工考究，漆水漂亮， 是真正的实木。 开价25 美元。所有的收益，按单身老太的遗嘱， 捐赠给纽约某医院的儿童癌症中心。她自己无儿无女。
时间久远，老楼长的大名我都忘了。但是他的姓，当初收到他的调查信时， 我就记住了。 那是一个古老的英语词： Bliss， 意为 great happiness , 或者heavenly joy。 他在尘世未必得到了前者， 愿他在天国安享后者。
（未完）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五三期(cm11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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