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权力
如果一个政权丢失了所有的合法性，它是否就会马上倒台？对于专制政权，显然并不是这样。以青史留名的周厉王为例，治下百姓“道路以目”时，他可以说是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执政合法性，但他此后还是又坐了三年的宝座。他这最后三年的地位靠的是其手中的权力。
在中国，权力就是政权存在的意义。政权与个人一样，都是活生生的有机体，都有其最看重的价值。中国历代政权的最高生存价值就是从对社会的驾驭中获得存在感和精神愉悦。中共政权从建政之后不断调整意识形态，从最初的共产主义“初心”变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到现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变来变去，但万变之中的不变是：权力必须牢牢在手。
权力也是政权维持生存的杀手锏。当政权的合法性的三种来源都濒于破产时，政权就必须要用尽所有的铁腕手段来控制社会，扑灭各种反对力量。
权力还可以为政权创造合法性。政权用权力修改历史、审查新闻、假造统计数据、控制舆论，成功地将社会成员们的认知框架塑造为对自己有利的格局，让社会对自己一直忠诚下去。
政权的权力包括两个部分：政权作为组织的权力和政权中个人的权力。
政权的组织权力控制了社会中所有的领域的运作，如：
（1）经济。政权决定了哪些行业可以发展、哪些企业可以得到救助、哪些行业该被打压。如果政权认为有必要，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可以被牺牲。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动态清零政策就是一个例子。
（2）民生。如政权能决定每个家庭是否可以生育、储户的银行存款被侵吞时是否给予补偿。在疫情期间，政权能决定一个人家中粮绝时是否可以出去买食品、生病时是否可以去医院。
（3）文化、教育、思想。政权决定了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哪些书可以读，哪些书不可以读；哪些故事是可以全国传播的新闻、哪些故事被严禁。
依附于政权的个人因其对政权的归顺而获得个人权力。在中国，很少的一部分人把持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他们拥有这些资源的前提是要听命于政权的组织权力。反抗组织权力的人要小心吃到组织的无情铁拳。
社会与政权之间除了对立的一面，还有互相依存的一面。权力是中国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最高价值观，大家都是从小就受到这个价值观的熏陶。在对权力的崇拜上，社会与政权有充足的共同语言。每个人既顺从权力，也渴望获得权力以使他人顺从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权如此强力介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而并未招致社会的激烈反抗。可以说，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有一部分来自社会的权力崇拜文化。中国传统的忠孝文化的本质就是权力崇拜。
4. 中国历史上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
我们可以用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力这两个概念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
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朝代周期律”。“中国现代史学家、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蒙文通(1894–1968)在上个世纪50年代撰文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除去若干因‘非常的天灾人祸’而短祚的王朝外，一般的王朝都以二至三百年为一周期。例如，西汉、东汉、唐、明、清等几个较典型的王朝大致如是。统治时间的最长为二百九十九年，最短的为一百九十年，平均为二百六十七年。”【6】
国家—社会关系在一个王朝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每个王朝的初期是政权与社会的蜜月期。前朝在血海中覆灭的教训还未从大家的记忆中彻底消失，新政权兢兢业业地积累自己的合法性：“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6】
在王朝初期，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两个来源：
首先是绩效合法性：（1）民众总算从战乱的恐怖中走入相对安定的生活，或者用鲁迅的话来说，总算在新政权的羽翼下“做稳了奴隶”，有了基本的安全感。（2）一方面，政权的机构尚未太过臃肿，大众的税赋因而较轻；另一方面，战乱中的大规模人口死亡导致人均土地资源增加。因此民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其次是意识形态合法性：中国社会的忠孝文化提供了支持皇权的意识形态。历史上主要的王朝之所以能维持几百年，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重要的因素。
政权具有了三种合法性之中的两个时，它就获得了社会的基本信任。在这个阶段，社会是载舟之水。
但继承原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也有其代价。首先，政权必须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行事。比如，如果某个公众人物被社会通行的忠孝文化公认为道德楷模，那么即使皇帝对他恨之入骨，也不敢轻易下狠手。其次，这样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政权。任何将当今政权拉下马的势力都可以继承同样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如走马灯般兴起和灭亡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政权获得权力、传承权力的过程基本上没有社会的参与，所以政权的程序合法性没有扎实的根基。杜甫流传千古的《兵车行》云：“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这反映了政权与社会之间只有强迫行为；民众不认为自己对政权有什么神圣的义务。这是中国在历史上屡屡被异族打败、亡国的重要原因。
在政权与社会的蜜月期过去之后，双方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古代一个正常朝代的开始，大都是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在农民起义消灭了不少豪强地主后，只余留比较少数的地主，政府的赋役也轻。到了一百年内外，这时政府的浪费增多了，冗兵冗官冗费之类也增多了，政府一月的支付，往往就超出了开国时一年的数字，赋也繁了，役也重了，人民就开始流亡，佃户也就开始多了。再过一百年，浪费更多，政府愈穷，赋役更重，人民更困，地主更发展，政府只能把官僚地主也作为征收对象的一部分，到这时已经到了农民大起义的前夕了。”【6】
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到，政权在积攒了一些合法性之后便马上开始挥霍：滥用权力、挤压社会的生存空间。政权与个人一样，对权力的欲望都没有止境，而社会也没有任何资本来反对政权的肆意胡为。时间一长，政权本来就不多的合法性家底被挥霍一空。在这个时候，能树立起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农民起义领袖们就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一个尤其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盛世。在王朝的初期到中期，如果天时地利人和齐备，会出现所谓的“盛世”。在盛世期间，百姓安居乐业、人丁兴旺，政权达到了其绩效合法性的高峰。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公认的盛世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而且每个都是马上跟着天下大乱。历史作家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中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汉武帝前期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752年，也就是唐天宝十一年，唐代人口达到顶峰，达5200万。但八年之后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500里，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户人家，‘居无尽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王朝衰败之迅速可以想见。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与全面腐败更是只隔了瞬间。乾隆死前3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7】
三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世之所以都如此迅速地滑入流血成河的末世，其原因，首先是经济的自有发展规律。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表明经济运行有自己的周期律，长期的扩张之后必然会有收缩。这主要是因为人自身的认知缺陷：人的欲望总是无止境，而这欲望扩张到一定程度总会被现实修理。
经济危机本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都是多元化，这有利于化解经济危机对社会的冲击：
首先，民主社会中的政府只是个利益调解机构，并没有控制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权力。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独立地位，都有发声的渠道，阶层之间有通过对话来化解敌意的路径，社会结构也更容易作出相应的调整来应对危机。
其次，法律较为完备和公平，社会各阶层对利益分配机制有基本的信任。
最后，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在经济“盛世”到来时，虽然多数人可能被盛世情结冲昏了头脑，但平常心态者和“唱衰”者的人数并不少、且合法存在。在危机到来时，后者的声音便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成为领导社会话语权的一群。习近平的“国师”郑永年说：“如果我们只看部分国内外媒体的报道，仿佛美国就要垮掉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的危机感非常强，但这不代表其经历的危机已经变得不可调和。”【8】 一方面，美国精英阶层的危机感的确较强，对时弊的批评从来不绝于耳；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家机器与社会也允许危机意识者、平常心态者和“唱衰”者的合法存在、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如此，社会在经济危机到来时的心态转换就不会太过费力。
中国的情形是：
首先，组织结构是一元化，所以当政权达到了合法性的最高峰时，其骄横之气也达到了最高峰。它相信自己可以肆意挥霍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大兴土木、吏治腐败、横征暴敛、选派道德和能力最差的人把持权力；不管我怎么折腾，世界都将永远歌舞升平下去。这也可以叫作暴发户心理。另一方面，弱势阶层的发声渠道经常被完全堵死；法律形同虚设，社会对政权把持的利益分配机制没有基本的信任。
政权肆意挥霍其合法性，如同不会过日子的农夫在丰年肆意挥霍其收成，灾年到来时便饿了肚子。
其次，意识形态也是一元化，所以在盛世之时，整个政权和社会都身处飘飘欲仙的盛世心态当中，居安思危的忠贞之士和“唱衰”者被剥夺了话语权、甚至生存权。那么在形势逆转时，政权和社会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最后，由于政权掌握了所有的社会资源，社会大众就期待着政权对危机负起全部的责任。由于政权的压制，社会中也没有发达的民间组织来应对危机，于是解决危机的所有责任都落在政权的肩上，而政权并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一旦危机爆发，通常都不可收拾。
于是，盛世过去之后的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权丧失全部合法性、社会中又缺乏有效应对机制的社会危机。至此，社会与政权的裂痕已经不可修补，政权只能用权力来勉强维持其地位，直到新的权力中心异军突起，将社会聚集在其旗下，将现政权扫入血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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