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人之将死，其言也诚。死前再伪装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思维正常者在生命即将完结前，大部分都免不了反思自己的一生。这些临终反思都有某种哲学意义，是本文要讨论的“临终哲学反思” 或后悔经济学。据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统计资料表明，人们最后悔的是一生随波逐流按别人的期望活了一辈子，而没有按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和理想而完成此生。这是很令人沮丧的统计，在这些标榜自由民主的国度，大多数大众居然连自己怎么度过一生都不能自主，所以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是民主自由的悖论。如何破解这种悖论？本文建议重塑康德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发和使用智慧经济学理论，并着重于关爱人类整体福祉的经济框架。
前言 –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爱国诗人陆游的临终诗，表达他一生苦精竭虑致力于抗金，时刻梦想收复中原，但临终而不见其果的痛憾。
人是天然的撒谎者。早些的科学统计表明，美国人每天撒谎低于2次[1]。而到了2020年代，美国人每天撒谎的次数则高达4次 [2]! 中国人撒谎比例可能更高，那些位高权重者基本都是谎言大师。但是，人在将亡之际则往往变得诚实，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们会反思自己的一生。约90%的思维还清晰且预知死亡将近的人会诚实说出自己一生的遗憾。常言曰：生活不仅仅是蝇营狗苟，还有诗和远方。但是，绝大多数人却远离诗和远方。很多人一生辛苦工作，绝大部分遵从基因的命令而生儿育女，享受了家伦的酸甜苦辣，但是“为什么活着”却是挥之不去的千古问题。人生最大的悲剧莫在于临终时才幡然醒悟，悔恨自己一生活在别人的期盼和阴影里而没有实现自我；很多人生命的过程就是随波逐流挣钱和消费，包括食用大量垃圾食品排泄大量垃圾，最后除了留点遗产给后人外只有满载肥肉和遗憾，而没留下多少可以自豪和真正值得纪念的东西。
据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统计资料表明，人们最后悔的是一生随波逐流，按别人的期望活了一辈子，而没有按照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和理想完成此生。这一现象不仅令人深思，更暴露了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某种内在矛盾——即在提倡个人自由的同时，社会结构、文化规范以及隐形的集体压力仍然深刻地塑造着个体的选择，使人难以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 这就是民主自由的悖论。
很多学者虽然没有用到悖论一词，但是却早已分析和预测这种悖论的可能。托克维尔在《美国民主》中指出，尽管民主制度赋予人们形式上的自由，但社会的主流文化、舆论和多数人的期待会构成一种“温和的暴政”，让个体在无形中屈从于社会潮流，而难以真正实现个性化的人生。德国哲学家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表面上享有自由，但由于害怕承担独立选择的责任，往往宁愿遵循社会期待，寻求安全感，而非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种心理机制使得许多人在生命终结时，才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未曾真正活出本真。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也在其研究中强调，“集体主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体难以按照个人意志做出选择。日本人从小接受“社会和谐”至上的教育，使得个人的梦想与家庭、公司、社会的期望产生冲突时，往往选择后者，而最终造成终身遗憾。这一现象在高度发达的民主国家仍然存在，说明了社会规范对个人自由的深远影响。
所以，这种“民主自由的悖论”并非偶然，而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系统性和结构性现象。人们在形式上享有自由，但由于社会文化、教育方式、经济压力等因素的制约，个体的选择往往被无形的力量引导，使得他们最终发现自己并未真正按照自己的本心去生活。这一悖论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更需要个体意识的觉醒、对社会压力的抵抗，以及勇于承担选择的责任。只有当个体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理想行事时，自由才算得上真正实现，而不只是一个美好的概念。当然，我们也应该倡导一种智慧型经济制度，以推进大众更容易实现的真正自主式生活，达到健康、美和超越的境界。
1.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统计结果
在《临终前最后悔的五件事》里，澳大利亚终关怀护理人员、作家兼歌手邦妮.韦尔女士讲述她在八年护理护理工作中所收获的最智慧的生死哲学 [3]。这是一本未正式出版就已在全球网络世界被广泛传播的作品，有数百万人阅读并发表评论、感想和共鸣。这个备受世界人民推崇的五条后悔生死哲学的前二条是：
1）希望我有勇气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2）希望我以前没有那么拼命的工作。
3）希望我有足够的勇气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二条无非是说，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人生终极最后悔的无非是自己为了所谓的生活一直忙于挣钱和消费，而没有真正按自己的梦想、理想、兴趣、爱好等来安排自己的一生。邦尼女士记录表明，很多人忏悔后认为，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有勇气为自己的梦想和志向而活，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而不是总是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据一项中国的研究表明，很多人最后描述自己的一生最多的前二类为“一事无成”和“纯属凑数”[4]。这与韦尔女士记录的很接近，因为这些主观判断的含义就是没有勇气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是和其他大众一样为了挣钱和消费而庸庸碌碌活了一辈子。大众的从众心理，是导致他们人生悲剧的本身原因，这可以归结为羊群效应，即看见别的绵羊跳崖后，其它的羊群也盲目跟进而跳崖摔死 [5]。
让我们现在来看看美国的情况。Shoshana Ungerleider 是一位专注于内科医学的美国医生，是播客 “Before We Go” 的主持人，也是非营利组织 End Well Foundation 的创始人。她在接受 CNBC Make It 采访时表示，在多年照顾病危住院患者的过程中，许多美国人临终之时常常怀有诸多遗憾 [6]。以下是她总结的前三大人生遗憾：
1）我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伴我所爱的人。
2）我工作太多，错过了生活的美好。
3）我让恐惧主宰了我的决定，没敢冒险。面对不确定性或机遇时，我希望自己能更勇敢一些。
这上面的第一条表达的遗憾只是表面上的，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很可能是为了名利而花费了大量时间，所以和第二条有类同的本质，即因获得名利而工作太多，从而错过了包括与所爱之人度过美好时光、追求自己爱好和梦想。所以，美国人的临终遗憾、悔恨和忏悔，与澳大利亚人的并没有太大差别。
如何能避免在临终时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忏悔？这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Ungerleider 给出的建议很简单：提醒自己，生命是有限且不可预测的，并且经常问自己一些重要的深层问题：“我想如何度过我的时间？什么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2.日本的统计结果
日本的医疗保健业全球文明，卫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平均国民寿命最长。日本妇女是世界上女性的典范，她们是理家的贤惠淑女，使得日本男人们能在外努力工作、回家后能享受王子般的待遇。所以，日本人的一生该是幸福美满的一生。但是，日本人大部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都充满了遗憾和悔恨。日本临终关怀医护人员大津秀一送走了1000多名患者，并把患者在临终前回想一生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写成《人生最后悔的25件事》（人生でやり残したこと）一书[7]。该书记录的第一个懊悔是没有倾听内心的声音，第二个则是没有实现梦想。这些与澳大利亚统计的临终后悔很接近，说明人种不同但习性相近。请注意有不同的版本说该书记录的第一个懊悔是没有好好照顾身体，前面列举的二个排在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但是这对本文的讨论不造成任何差别。
1）没有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作者指出，很多人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忽略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过度在意他人的看法，追随社会潮流而活在家庭或他人的期待里，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志向，过了一辈子并非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结果是内心的声音被压抑，直到生命尽头才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2）没有实现梦想
很多人将人生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追求事业、财富或地位上，而完全忽略了儿童和年轻时的梦想。未能追逐梦想的人，因害怕失败、忙于琐事，或者被外界声音干扰，最终遗憾地发现自己的一生都在妥协和屈服，未能真正活出自我。大津秀一说：“人们临终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太短了。”有人削尖脑袋往上爬，有人攀比财富和地位，有人自甘平庸，但是只有极少数孜孜以求以实现梦想而活。
自工业化后，人生有了很多种活法。由于选择性增加了，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关），这导致很多人在决策时游移不定。但是，作为自主的人，应该不被别人的价值观“绑架”，不要把别人希望你过的生活当作是你想要的生活。遗憾的是，仅有极少数人能认识到坚持梦想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只有抛开世俗的眼光，放弃金钱和地位这些世俗的东西，才能孜孜不倦、屏蔽干扰、舍身取义而修得梦想的正果。
3）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
大津秀一记录的第三个悔恨是违背过良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辈子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人迫于压力和出于自私的目的做了不少不道德和缺乏良知的事，还有人犯过罪恶。由此以来，那些良知未曾泯灭的人，一直背着负罪感生活，而在临终前才成熟和勇敢起来，放下脸面而忏悔。当然，也有那些冥顽不灵的人，一生做了很多非道德甚至罪恶的事，即使到最后也不忏悔。
3.大众为什么会临终后悔 – 民主自由的反思
自古以来，圣人和先哲时不时都在审视自己，以求圣光永驻。典型例子有苏格拉底，他时刻都警告自己并非知识的化身而是知之不多。哲学皇帝奥里留著有《忏悔录》，记录他一生几乎所有的反思与忏悔。但是大众做不到时刻反思，他们很多人只会在临终时无可奈何而忏悔和后悔。请注意，人类的临终忏悔和后悔的内容在不同时代是不同的。这几十年来的后悔，则集中在人生忙忙碌碌为挣钱而活，而不是为了兴趣、爱好、理想和梦想而生活。有些人甚至为了钱财地位而损害了健康，导致中年毙命，这是遗憾中的最遗憾。
大众为什么会这样过活一辈子？除了本文前言给出的部分解答， 我在系列文章“经济哲学与智慧经济学”里也给出了部分解释 [8]。本文则试图进一步分析其中原因。具体来说，其主要原因是广告商深谙大众的脆弱心理，特别是个人屈从于群体意识，所以用消费主义来征服大众，使他们变成消费奴隶。管理学家科勒就指出商品“营销无处不在”，与过去几千年推销宗教和皇权一样 [9]。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指出，个体在群体中容易丧失自我意识，被集体的情绪和行为所主导；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会在人群中激发一致的情绪和行为模式，导致个人难以保持独立思考，智力和理性水平会降低，变得更容易受到煽动和操控。群体行为往往比单个个体的行为更原始、更情绪化[10-11]。荣格指出，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正达到成熟，而是倾向于像婴儿那样追求舒适和感官上的快乐，这一观念主要与他的“个体化”理论相关 [12-13]。他强调，只有在面对挑战和不适时，个人才能实现真正的成长和卓越。个体需要勇敢地面对内心的冲突和不安，才能突破自我，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促使个人走向伟大。
关于民众容易被操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也有出色的研究。在其名著《乌合之众》里，他深入探讨了群体心理的特征及其易受操控的手段，总结了大众容易被愚弄的三种主要方法：A）断言法（Assertion）- 通过反复的强硬断言，不加论证地将某种观点或主张灌输给大众。群体心理倾向于接受简单明确的观点，而不会质疑其真实性或背后的逻辑。断言法的成功在于其简单直接的传播方式，避免了复杂的推理。B）重复法- 将信息或观点反复传播，以加强群体的记忆和认同。勒庞指出，重复是使群体相信某事的有力工具，因为重复能够使观点从陌生变为熟悉，并逐渐形成“事实”般的印象，尽管其真实性可能从未被验证。C）传染法 – 群体中的个体容易受到情感的感染，情绪和观点在群体中迅速传播并被放大。传染法利用了群体中情绪的蔓延特性，使得某种观点或行为迅速被模仿和采纳。他认为，这种无意识的情感传染是群体行动的主要驱动力。这些手段结合在一起，使得群体心理容易被操控，失去理性判断能力，喜欢幻觉而不是真理，最终成为外部力量操纵的工具[14]。
在此，我们强化论述在“经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里已经论述的资本操控文化[8]。当下科技公司普遍流行的监控文化的危害性前所未有，其技术甚至发展到潜意识监控，使得监控者比你个人更了解你。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 Picard教授是情感计算领域的先驱，她的研究旨在赋予计算机情感智能，使其能够识别和理解人类情感，这引发了对隐私和伦理的担忧。随着商业化的应用，这些技术已开始被用于监控个人的情感状态，比如监控看节目、读书、看广告等各种活动的面部表情，这进一步加剧科技公司中的监控文化。事实上，谷歌、微软、脸书、字节跳动等平台都已经推行这样的监控，而亚马逊则早已申请了多项专利，涉及利用语音助手 Alexa 和摄像头设备来检测用户的情绪状态，从而推荐相关产品。这种趋势如不加以制止，大众则可能进一步成为消费主义的工具和奴隶。
现在我们该谈谈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些标榜自由民主的国家，大众因为一生随波逐流、活在别人的期望和价值框架里，而不能实践自己的爱好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悲哀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大众在民主自由的社会里，并不真正享受充分的民主自由而是及其有限的民主自由；他们能享受的这有限的自由，可能是大鸟笼式的自由，而这大笼子里不是任鸟自由飞翔的空旷、却是充满了各种束缚的网络格子和其它阻碍。大鸟笼子里的消费主义是制造舒适奴隶（舒奴）的主要推手，它是自由民主的敌人么？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即民主自由是有害消费主义的推手么？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
4.如何破解民主自由的悖论
在美日澳这样的民主自由国家，由于消费主义主导的操控和大众的从众心理，使得大众在很多情况下失去理性判断能力。这就是民主自由的悖论。本文建议在亚里士多德完备经济哲学的基础上，开发和使用智慧经济学理论，并重塑康德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图破解这个悖论。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哲学已经综述颇多，现在则主要介绍康德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
康德在伦理学和认识论中多次论及以“人”为核心，强调人的理性、自主性和尊严。其主要思想包括：
1）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他提出“人是目的，不应仅仅被当作手段”。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内在价值，不能被他人或社会单纯地当作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消费主义把大众训导成利润最大化的工具，与康德这个哲学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正如我在“经济哲学和智慧经济学”里所说的，利润最大化和消费主义往往导致伤害经济学，其特点就是把大众当工具和资本牟利的手段。康德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则是遏制把人当工具的利器。
事实上，近些年来对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变革讨论颇多，要点不外乎推动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新古典经济学转向以关爱人和自然为主的经济学。在[15]里，艾斯乐认为目前的经济学仅论及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而关爱经济学则要顾及市场、自然、政府、无偿互助、家庭和非法经济共5个方面。她指出关爱经济学要注重家庭对儿童的前面培养，以及免除他们因求学而债务缠身。有意思的是，家庭经济在亚里士多德经济哲学里，也是重要的一环。在[16]里，作者强调新的经济学要着重关注让所有人都能持续发展的新方法，而不是仅仅为了其少数富翁服务的旧思维框架。在[17]里，作者从女性角度论述了如何从基于利润为主的现存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过度到让所有人受益的综合分配式可持续经济模式，以体现关爱经济。
在此，我要特别提到兰子等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早期的著作，作者们在总结社会主义和寡头式资本主义各自的问题上，提出了用“分配主义”模式来取代目前高度集中甚至垄断型超级跨国公司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和曾经的社会主义 [18]。分配主义的核心原则包括如下内容：1）推行广泛的财产所有权制度， 强调让大众广泛拥有生产性财产（土地、工具、企业）的重要性； 2）推行权力下放，支持支持小型、地方所有的企业和农场，而不是大型公司或国有企业；3）实行自下而上原则， 即经济决策应在尽可能低的层面上做出，只有在必要时，更高级别的权力才会介入；4）强化家庭和社区， 认为它们的强大，对经济和社会福祉至关重要；5）拒绝物质主义， 消除现代资本主义过度消费，倡导一种更简单、更美德的生活方式。仔细分析一下该书的主张，作者们实际上是试图把接近新古典经济学理想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古希腊道德哲学捏合在一起，以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有很多生产领域需要规模才能有效益，而不少越小竞争越多越有效，但是，规模效益的经济领域也可以实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2）自由与道德法则
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康德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依循理性和道德法则的能力。他的伦理学强调“自律”，即个体应通过理性自觉制定道德法则和行为准则，而不是受外界的干扰和约束。我们可以由此推广，得出大众该通过理性和自律，来杜绝消费主义对大众的训化和欺骗，从而摆脱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自己灵魂的干扰和腐蚀。当然，康德关于自律即自由的论断历来有不少争议，包括我们在一休先生“”一文的讨论线里所说的 [19]。
5.结论
在标榜自由民主社会里，大多数大众临终后悔于没有按自己本意和理想来度过一生，这是令人吃惊的。毫无疑问，民主自由的悖论是现实存在的。综合各种分析，结合我在“经济哲学和智慧经济学”里提倡的主张，为消除这种悖论，则必须改变以利润为中心的寡头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以人为本、为所有人造福而不是造害的经济制度。最终目的是让所有人都实现健康、美和超越，从而达到人类最高的幸福境界。
参考文献：
[1]M.E. Smith, et al, “Everyday deception or a few prolific liars? The prevalence of lies in text messaging”,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41, Dec 2014.
[2]CBS Minnesota, “Average American tells 4 lies per day, survey says”, Aug 17, 2022. Extracted on Jan 9, 2025.
[3]邦尼韦尔，《临终前最后悔的五件事》, 重庆出版社，2015。
[4]碧读好书， “告别遗憾，活出无悔”， 360个人图书馆，2023-04-09。
[5]AP Press, “450 Turkish Sheep Leap to Their Deaths”, online news, July 8, 2005.
[6]Alex Koller, “Top 5 regrets people have on their deathbeds: What they can teach us about living healthy, fulfilled lives, from an internal medicine doctor”, CNBC Make it, Sept 23, 2024.
[7]大津秀一，《换一种活法：临终前会后悔的25件事》，中信出版社，2010年3曰。
[8]ZYuCannon, “经济哲学与智慧经济学（一、二、三、四）”, 华夏文摘快递，2025年2月。
[9]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管理》, 王永贵等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10]Carl Jung，The Undiscovered Self: The Dilemma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Society， Berkeley，2006.
[11]Carl Jung，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现代人心中的神》，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1981.
[12]荣格, 《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13]荣格， 《人及其象征》（Man and His Symbols），Dell, 1968.
[14]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Loki’s Publishing, 2016.
[15]Riane Eisler, “Building a Caring Economy and Society- Beyond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Other Old Isms”, Camus, 2013.
[16]Thera van Osch，“TOWARDS A CARING ECONOMIC APPROACH”，Netherlands，May 2013
[17]C. Schildberg et al，“A Caring and Sustainable Economy”， J of Sustainablity Development, June 2014.
[18]Tobias Lanz et al., Beyond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 New Statement of an Old Ideal, IHS Press，2008.
[19]翦一休：康德墓随笔
（本文作于2025年2-3月。版权所有，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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