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西德和东德宣布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修改了原西德基本法并做了如下说明：在已统一的领土以外，没有任何德国领土尚未加入德国。隐藏在这个委婉的外交辞令背后的，是一个历史性的宣示：德国正式放弃了对原东普鲁士的领土诉求。还记得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一沉：康德将永远长眠异国了，要去他墓前拜谒的宿愿，恐将更难实现。原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是康德的家乡，他生于斯长于斯也死于斯，葬在柯尼斯堡大教堂东北角墙下。二战后康德家乡山川变色已然成了俄国的加里宁格勒。当本地的所有德裔居民在苏联士兵的驱赶下被迫离去时，康德被留在这块土地。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腓特烈威廉二世眼中的异端，康德对于当年的普鲁士专制政权并没有多少认同；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康德对于国家的疆界和文化的边界也不会有刻骨铭心的依恋。然而，正如所有的家国破碎斯民离散总会使人唏嘘，康德独自长眠于他国土地同样不由使我生出人世艰难岁月无情的感慨。是的，加里宁格勒的人们热爱康德，新婚夫妇们都会在婚礼之后为康德墓献上花束。然而，当夕阳西下人们唱着俄罗斯民谣离去，暮色中的康德墓归于平静，那画面一定不免透着独在异乡的寂寞。德国失去东普鲁士并不足惜，因为它的确曾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温床，德国也有义务向世界表明与纳粹切割的决心。然而康德安息之地孤悬海外，在家乡和祖国之间不得两全，却令我长叹息，因为毕竟，康德不仅属于柯尼斯堡，更属于德国。
正像欧美大学都有自己的教堂，作为今天城市地标的柯尼斯堡大教堂，其实就是康德的母校阿尔贝蒂娜大学的教堂。柯尼斯堡大教堂为阿尔贝蒂娜大学去世的教授保有一块“教授墓地”，1804年康德逝世时教堂将康德安葬在毗邻教授墓地的北墙下。六十年后的普法战争使教授墓地和康德墓均遭到严重损坏，因此1880年柯尼斯堡政府为康德墓另建了一座哥特式小教堂。可惜由于小教堂设计不周仅20年后又被拆除了。1924年为了庆祝康德诞辰200周年，市政府在康德墓原址建了一座新的小教堂，它有高高的方形花岗岩柱子和格子天花板，康德的名字和生卒年镌刻在棺椁后面的墙上—-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康德墓的样子。为了使康德陵墓免受岁月的侵蚀和战火的蹂躏，柯尼斯堡大教堂三次庇护了这位哲学家的栖身之地。
谁也不会想到仅仅20年后这种护佑关系就来了一个大反转。1944年，柯尼斯堡被英国空军夷为平地，成为一片废墟。柯尼斯堡大教堂也被损坏。但康德墓奇迹般的毫发无损。这是上天的庇护还是盟军的计划，我们不得而知。一年后苏联占领了柯尼斯堡。有抢掠癖好的苏联人令人惊奇地看上了城市的废墟。很快，整个城市的城砖石料都被装上驳船运去重建列宁格勒。战前还是繁华之都的柯尼斯堡作为一座城市被从地表抹去了。出人意料的是柯尼斯堡大教堂竟然幸免于苏联的掠夺得以保留，孤零零的教堂废墟成为整个柯尼斯堡地区剩下的唯一建筑! 使柯尼斯堡大教堂得以逃过此劫的，就是因为附建在教堂北墙的康德墓–据说列宁是康德的热烈的信徒，而这就是苏联人手下留情的原因。不管真相如何，说正是因为康德墓的庇护柯尼斯堡大教堂才得以保存至今，并非言过其实。这也算是康德对柯尼斯堡大教堂的回报吧。
说起来俄罗斯人对康德的敬意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十八世纪中，七年战争后俄国人曾短暂地统治了柯尼斯堡4年时间。蒙克就曾记载，当时常有俄国占领军军官拜访尚是大学讲师的康德，向他讨教科学和哲学问题。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当地市政府重修了柯尼斯堡大教堂，终于使它恢复了旧日的模样。而康德墓，正如它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凸显的那样，仍然是城市的亮点。
康德的墓碑并没有出现在康德陵墓旁，而是立在教堂院内。从墓碑上的墓志铭同时使用德文和俄文两种文字来看，墓碑应是俄国人所立。墓志铭是《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句话：“有两样东西，我思索得越多越久，心头就充溢以愈见常新常增的景仰与敬畏，那便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毫不怀疑，这段话可能是古往今来被世人引用得最多的文字之一。读过康德传记我才知道，天体理论（星空）和伦理学（道德律）其实是康德终身痴迷的两个领域。相比之下，康德最富盛名的《纯粹理性批判》却只是他争取伦理学教职不成转而教授形而上学过程中的一个应景之作。因此，这段话其实应该说是康德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愿景或总结。然而，由于它的文笔是如此优美，立论是如此深刻，再加上它语气君子谦谦，辞章品味纯正，心境细腻明澈，寓意志向高远，以至于今天的人们都把它看作是一位智者对外在世界和内在心灵的典雅赞颂，看作是对壮美和崇高的虔诚致敬。我相信，它之所以震撼人的心灵，是因为它唤醒了每一个人心中或朦胧或淡忘的追求和理想，坚定了人们始终不渝恪守真诚和自律的决心。
康德出生于牛顿力学高歌猛进的时代。不像今天的天体物理只是一个冷门学科，那个时代的天体理论是一个吸引了所有崇尚理性和科学的人们探索目光的大舞台。参与天体和星系讨论的，远不止是天文学家，也有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那情景就像今天的前沿文人也热衷于谈论生化危机、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1756年，康德的《自然史和天体理论》问世，那年康德32岁。正像康德在“前言”中坦承的，这部书并不以持久的星空观察数据和缜密的数学计算为基础，因此严格地说它应该是一部特殊的形而上学著作，然而它对牛顿宇宙模型的修正却仍然是划时代的。牛顿用万有引力定律为天体运动的规律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释和预测模型，但却在这个系统如何得以运行的起始原因上陷于困难，因而在绝望中（康德语）乞灵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康德对此是不满意的，他选择脱离开神学的视角而转向没有上帝的自然史。按照康德的宇宙起源说，现在几乎是虚空的空间，在初始阶段充盈了能动的物质，混沌的物质由于种类的差异造成了分化，最终形成了秩序井然的宇宙大厦。这就是康德的宇宙的星云起源假说。可惜，这样一个充满创意的假说却命运多舛—-它先是被献给一个忙于打仗的国王最终石沉大海，后又遇上破产的出版商被推迟发行，最终寥寥可数的成书问世之后几乎没有引起反响。40年后，拉普拉斯在不知道康德假说的情况下也提出星云假说，并一炮而红。和康德一样，拉普拉斯也排除了上帝对宇宙的第一推动。当拿破仑问为什么他的理论中没有提到上帝，拉普拉斯的回答是： “我不需要那种假设，陛下。” 不论真假，这样的豪迈气概都可以作为理性和启蒙凯歌行进时代的嘹亮号角。和拉普拉斯的风光无限相比，康德理论中的星空至少在他有生之年都被世间的尘埃和雾霾蒙蔽了，就像后来梵高的星空。康德对此是否心有不甘我不得而知，我读过的三本康德传也都没提。不过就他的人品和其他成就而言，我不相信他会对此耿耿于怀。所幸的是，科学史家并没有忘记这位开拓者，现在这种宇宙生成学说被冠之以“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仍然在人类对宇宙起源的探索当中保有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然界永远吸引着康德探究和好奇的目光。除了哲学以外，他还发表过关于热力学、动力学、博物学、地质学和气象学的论文。康德终身未娶，自然界对于他，既是感觉和知识的来源，也是情感和幸福的寄托，这就是为什么他赞美自然的语句有诗一样的品质：清朗的夜晚，满天的星光，给我一种只有高尚的灵魂才能领会的快乐。自然静谧，感官放松，以一种无法命名的语言，讲述着无形不朽的精神。这种对亲身感觉的信任和对空灵幸福的领悟，就是自然界触碰康德的两根触须，它们交替地达及他心灵深处，把他带进一种远非一个纯哲学家或一个纯科学家所能达到的境界，得以感受有限短暂的个人只有在思考和向往无限永恒的宇宙时才能体会到的庄严。
如果说星空使人敬畏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在它面前的无知和幼稚，对道德律的敬畏却另有源头。相比起星云假说的璞玉深埋，康德的道德律是道德哲学的一座丰碑。早在1762年，38岁的康德在参加伯林皇家科学院的有奖征文中就为自己的伦理研究确定了方向：要为道德原理提供一个像几何学那样明确的证明—-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愿景恐怕是过于宏大了。23年以后，康德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于1785年问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概括出了道德律的三个表达式，即“要按照你同时也愿意它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普遍规律公式）；“要永远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性公式）；和 “ 要把自己视为规律制定者那样去服从规律”（自律公式）。康德道德律阐明的许多理念，已经融入现代文明，成为我们的常识。比如，人性公式就是现代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的基础。而自律公式包含了一个对于现代民主至关重要的理念：那些受到法律制约的人们必须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力。
然而康德为什么说道德律让他“景仰和敬畏”呢？他难道不是已经发现了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吗？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康德其实认为，道德律的难点，不仅仅在于阐明道德律是什么，更在于揭示为什么只有道德行为才使人们感到自己人格的价值，而与此相比一切个人的利益得失都无足轻重。道德行为通常并不带来明显的利益，而且往往很可能损及我们的利益甚至要求我们做出牺牲，然而道德行为仍然被大多数人视为高尚，这是为什么呢？康德说这是因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所谓人本质上是自由的，康德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人由于天然地拒绝被利益考量和感性因素所限制或支配而得到的（消极）自由；二是指人本能地希望按照自己设立的规则去行动而获得的（积极）自由。根据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康德说自由意志和服从道德规律的意志，完全是一个东西。或者换言之，自由和自律是等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康德的自由概念是他的道德律的基础。当然，你也许会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本质上是自由的，康德的回答是，对这个问题我们无法说明，因为你这样追问是假定心灵世界也和外部世界那样是由因果关系规定的，因此必有一个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但自由是一个纯粹的信念，所谓自由就是指人的意志可以像原因那样起作用却不需要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作为其原因。所以，伦理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说明世界那样说明道德。据此康德说，自由是不可知的。以揭示道德律的本质为终身奋斗目标的康德，最后却得出这样的自由不可知论，实在是令人震惊！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关于道德律的核心问题—-我们知道了道德律不必然带来利益，我们也理解了作为道德律基础的自由概念的不可理解性，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实践和捍卫道德律，这才是道德律之所以崇高和神奇的地方。所以自由之不可知并不意味着自由之不可能或不可行。事实上世间一直有人在追求、实践并捍卫着自由。可见，在这里康德赞美的不是道德律本身，而是那些实践着道德律的人，就像信徒赞美自然的造化就是赞美造物主的神奇。130年以后，怀着同样的心情，维特根斯坦说，任何试图像说明世界那样阐释伦理学的尝试都是在冲击语言的界限，因此伦理学是不可言说的。但同时他也和康德一样对人们的道德冲动表示敬意: “世界是怎样的这一点并不神秘，而世界存在着，这一点是神秘的。” 是的，阐明道德律是很伟大，然而在康德看来更伟大的是，道德律竟然一直在人世间存在着，并且被有些人们忘我地无私地遵循。尽管我们不能解释这些人们为什么这么做，但只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世界才有了绚烂的道德光芒而不至于沦为龌龊和残忍。是他们把崇高和庄严赋予了道德和道德律，同时把尊严和人性赋予了人类。对此我们满怀敬意，心存感激。这就是道德律令人景仰和敬畏的原因所在。
无论是谈论星空还是道德，背后都有一个绕不开的主题，那同样也是康德一生都在思考的主题，那便是上帝。尽管一生都与柯尼斯堡大教堂有不解之缘，总的说来，康德对教会或任何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总是投以怀疑甚至批判的目光。康德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不过他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或者英美意义上的自然神论者。斯坦福哲学百科的作者把康德定义为十八世纪的德国自然神论者，其基本信条是，对于上帝，除了他的存在以外我们别无想象。尽管这也许是一个最为开放的自然神论版本，我们却不能据此把康德看作一个无神论者，他至多是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上帝罢了。同样，他那句名言—-我不得不拒绝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出空间—并不是像有人诠释的那样是在为理性向蒙昧沉沦而忏悔，它其实是在敦促心灵摆脱思辨向实践跳跃。所以，康德的自然神论是说，上帝的意志，处于人类理解的界限以外。
1791年，67岁的康德在《论神义论的一切哲学尝试的失败》中借约伯问题讨论了困扰许多信徒的神义论的主题：如果上帝是正义的，世间为何还有恶存在？对此，无论是奥古斯丁的关于恶是完美的欠缺说，莱布尼兹的最佳可能世界和爱仁纽派的人性塑造论，都是在试图提供一种对上帝的意志、意图或行为的特定阐释，来消解上帝的正义和世间的邪恶共存的这种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属于认知的神义论。康德的论证是不同的。他坚信上帝不接受人的审判，也没有义务解释他的决定。就像维特根斯坦后来说的，上帝不在世上现身。因此上帝的正义是一个信徒必须接受的预设。对康德来说，神义论的真正问题是，在上帝的正义和现实的恶并存的时候，人应该如何应对？因此，追问正义的上帝为何容忍了恶，这本身是一个越界的问题；我们能够问的是，面对恶我们应当怎样做才配得上上帝的正义？应该接受拷问的，不是上帝而是人自身。在康德看来，约伯之所以能够在受尽苦难之后仍然一直遵从上帝的教导，不是因为他理解了上帝的意志，而是出于他纯正的信仰。这样，康德就把认知的神义论转变为信仰的人义论，而后者的核心要义是，理性并不为坚守信仰提供支持。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烈士大多并非熟读经典的权威而主要来自纯朴热烈的信众。
现在回头看，康德对于星空、道德和信仰的关切都事出有因。康德的时代，是一个启蒙运动已经接近尾声，浪漫主义运动正在酝酿成型的年代。启蒙运动是对十六和十七世纪现代科学的崛起和成功的反应，标志着对一个独立的、人文的理性的空前信心取代了从罪恶中得到救赎的中世纪理想，因此又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康德是启蒙运动的热情捍卫者。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就是人为自己思考而不是让别人为你思考。他不仅认为对科学的无知对人类是有害的，而且坚持传统、宗教以及社会制度都应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然而启蒙运动的思想危机这时也开始显现：机械主义的因果律盛行；对上帝、灵魂和自由的信仰空间受到挤压；传统遭到蔑视，情感受到压抑。休谟的怀疑论其实就是预示启蒙运动式微的空穴来风，而被这缕微风唤醒的康德就是这种思想危机的先知先觉者之一。于是他开始试着为理性画出界限—星空无垠浩淼而不可穷尽；道德律发布命令却不可言说；上帝威严而不可窥探（也许还可以加上康德的先验认知框架的无处不在和不可摆脱，不过那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凡此种种，都是在给启蒙运动放出的理性的烈马套上缰绳，为理性的运用划出一条正当与否的界限。由于这些限制理性的种种努力，时至今日，康德的批评者仍然坚持给他戴上“反启蒙”的高帽，而那些认同他强调主体性的人们则而把他视为浪漫主义的先驱。
我仍然愿意把康德名字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启蒙运动的政治规范和科学理性对康德影响巨大而浪漫主义运动则发端于康德兴趣较小的文学和艺术，而是因为尽管对理性施加了种种限制，他仍然坚信理性的自由的公开运用将会给人类带来进步，更是因为他是理性最伟大的旗手，承受了在随后的岁月里发展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对理性发起的进攻中最猛烈的炮火。不过也应该承认，康德的确为理性带来了不同的理解维度。从康德开始，理性的运用不再仅仅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审慎和深思熟虑。如果说启蒙运动对于理性的弘扬标志了人的觉醒，那么康德促请人们认识到理性的界限则使人成熟。在康德身上更清楚地反映了后启蒙时代的独特气质:更加有深度，有敬畏之心，对美和情感保持尊重—-宇宙是无垠和不可穷尽的，但我们不会停止探索的脚步；道德是不可解释的，但我们还是会忘我地追求；上帝是不可理解的，但我们还是坚定我们对他的信仰。正是我们这些无计利益得失的不懈奋斗，成就了人的尊严，彰显了普遍的人性。
那镌刻着对星空和道德的典雅而热烈的赞美的墓碑，伫立在古老的教堂园中，像一幅三维图画，形象地昭示了康德这样的自然神论者弥久而坚定的信念：自然、良心和上帝，乃是神圣的三位一体。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三六期(cm08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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