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纽约的高尔基
他叫Stanley Gorki。我总以为 Stanley是英国人名， 其实不然， 他是斯拉夫名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缩写，解放初期中国的文化界， 尽人皆知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Stannislawsi， 1863-1938， 苏俄戏剧大师）至于Gorki ， 译为中文，那是中国人从中学课本就熟知的高尔基。
他抗著两个鼎鼎大名， 其实是个小人物，是我在纽约的近邻，严格地讲， 还不能算是邻居。我们刚搬入时， 他就自我介绍说， 他是楼里十五户人家所雇佣的 janitor , 不是super。 他说他只负责楼里的清扫，其他事概莫能助。他长得高高大大， 白白净净，镜片后的双目好像眯缝著，他说话轻声轻气，似乎在仔细挑选词眼。他是个非常安静的人， 从未见过他有什么来客， 妄论女朋友了。他是波兰的移民，此外我对他的背景一无所知。我们刚搬进去时，他还在某公司上班， 好像在公司的邮件处理部门， 早上四点就要去上班， 但是下午早早就回来了。他负责打扫整栋楼的五个楼层，1922 年建造的楼宇， 没有电梯，装着轮子的水桶和沉重的拖把，不知他是怎么搬上搬下的。 他总是选择在夜间工作。夜猫子的我有时下楼会见到他，打一个招呼，道一声晚安， 双方几乎没有交集。楼里提供他半地库的一套住房，一套电话， 一份月津贴 （stipend）。 每逢年底，楼里住户（他们才是我真正的邻居）开会，议程有一项是关于提高他的月津贴，另外年底多付一个月， 作为圣诞和新年的礼物。作为回报， 他一定会在门厅的小桌上放一大盘波兰的巧克力，比起俄国人的巧克力，波兰的略显精致。楼里的邻居都说他笨，楼里的水电问题， 只好去请旁边楼里的 janitor, 他是百搭 （ Jack of all trades），什么都会。有一次我们家的灯突然全灭了， 我上门请教斯坦利， 电闸箱在哪儿，他细声细气解释， 但是语气肯定而坚决： 此地没有， 你要请专业的电工。 专业的电工带着他的助手来了， 用手电晃了几下，就找到了成排的电闸箱， 就在斯坦利住处近旁的立柱夹层。电工一推闸门，我的家就大放光明， 代价是 150 美元。
后来斯坦利退休了，但是继续干他的清洁工。他很少出门， 出门时， 一定穿戴极为整洁， 他是去医生的诊所。后来他还飞到佛罗里达去参观退休人员的社区，好像去了几次，但 无果而终。他还是留在这儿的半地库。渐渐我也听到邻居的微言， 说楼里不如以前干净了。我现在写这篇小文，也不觉自责：为何不让他来用我们的水源和出水口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一整套拖地板的工具会越来越重。但是邻居们又说：从哪儿再去找这么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呢？他从雇员成为我们的近邻， 已经成为楼里的一员。五楼的邻居大卫曾是楼长，与斯坦利过从甚密， 过去是 boss, 现在是朋友， 据说大卫每天要下楼去看看斯丹利。后来我也退休了， 也有时间和斯坦利聊天了。 我 和他谈起我和我太太的波兰之行。我们在华沙， 上了公共汽车， 却不会买车票， 有人替我们买了， 我要付还， 对方说一句波兰语， 略懂俄语的我听懂了： “绝对不要。”。我们要去肖邦出生的庄园， 长途汽车站人头簇拥， 只有一个买票的窗口。一对波兰的夫妇问明我们的来意， 于是那壮实的丈夫拼了命往窗口挤，那穿着尚华丽的太太就在边上安慰着我们，很快她的丈夫退了回来， 却是满脸的歉意： 今天是星期一， 庄园不开门。我和我太太多么想在庄院的长椅上小坐片刻， 聆听从客厅传来的萧邦夜曲。我们在克拉科夫， 下了火车问路， 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 衣衫寒酸，他不是指路而是带路， 带领我们走了好远。他自己还带着行李，他说他是音乐家， 从华沙来开会。我们到达华沙的第一天， 我就去圣十字教堂。 我预先在一张纸上画一颗心， 写上 Chopin， 双手持之，进门就问， 有人指向通往圣坛通道左侧的一根立柱， 上面有肖邦的头像雕塑， 有一左一右两个天使的护卫， 立柱的底部有一行英文：肖邦的心就安息此处。临终前，三十九岁的肖邦明确提出意愿：把心脏取出送回波兰。那颗心就装在罐子里，浸泡在科涅克酒中， 肖邦的妹妹将罐子藏在裙子里， “走私”运回沙俄统治下的华沙。我罗哩罗嗦跟斯坦利谈了很多我的波兰观感，我不记得我们是在走廊里谈话， 还是在我的家里， 我从没有去过他的家。他只是静静地听我说， 没有添加任何评语， 但很快他就送了我一本波兰画册， 那是他的祖国。
后来我们搬去宾州乡下。离开了纽约。某天早上， 五楼的大卫一如往常去敲斯坦利的门， 无人应门。设法破门而入，斯坦利躺倒在地， 已无意识。急送医院。横着进去， 横着出来。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思会。但我去了殡仪馆， 偌大的厅里他就躺在棺木中， 露出上半身，灯光下，他真的栩栩如生，仿佛我喊他一声， 他就会睁开双目， 朝我微笑。我坐在在厅堂里，和二楼的邻居聊了一会儿， 她告诉我，他的近邻替他操办了后事， 但他的两位远亲正从波兰赶来， 来安排了棺木的运输， 费用高昂。他将回到波兰，下葬在他的家族的墓园，他将陪伴他的父母， 他自己无儿无女。我们就在厅堂里陪伴了他一会儿， 在启程回归故里之前。临别时， 我和邻居走近他的棺木， 他在安睡， 非常平静。因为困扰他的最终归宿的问题， 在他已经解决。
他走了以后， 有一天我推开他所住的半地库， 东西都已经搬空了，因为久未有人入住， 一股霉陈味扑鼻而来。 室内还算明亮，抬头处就是一扇扇的窗，一半在地面之上， 窗前 晃动着街上行人匆匆的行脚， 脚步声就像有人在键盘敲击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人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 。
7. 保尔
我退休之后，决定离开喧嚣的大城市，搬到乡下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们带到了宾州的乡下。所谓乡下， 就是小镇。六栋楼组成的小区，入住者须满 55 岁。 居民大多已经退休。每栋楼的居民选有楼长 （representative）， 相当于中国大陆居民所熟知的居委会小组长。我们去看房的时候，屋顶尚未架起， 再去时，楼里已经有了楼长。销售人员给了我楼长的电子邮箱。保尔是我们的楼长，退休前是工程师。
于是我和保尔尚未见面，却结为网友，开始了网上频繁的的通信 -讨论冰箱的选择。新房子提供全部的家电， 除了冰箱。预留给冰箱的位置， 长和宽恰恰排除了市面上寻常冰箱的尺度。 保尔寄来详细的资料和建议。我们赶紧按保尔的建议， 退选已选的冰箱， 而再选的冰箱，恰好嵌入厨房预留的空间。我和太太开始赞美保尔，工程师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我们搬去的第一天。推开第一道玻璃门， 再按密码推开第二道玻璃门， 我们在进门的大厅见到了保尔，尚未谋面的网友，日后打交道最多的楼长。其实我们不能算近邻， 因为他住二楼， 我们住三楼。他就站在大厅里，高高瘦瘦，戴一副眼镜，淡淡的微笑，他说一声“欢迎”， 而后伸出了欢迎的手。
他是最早搬进来的住户，选为楼长后，每当有新住户搬进来，他就以楼长的身份组织一次 派对，各家准备点心和饮料，人人胸前贴上保尔和他的太太准备的姓名牌， 于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楼邻居都成了近邻。从此相互见面除了一声“嗨”，还能呼叫大名。老美喜欢直呼大名， 表示亲近。楼里多是老年人，年老的老美最讨厌被人称为 “爷爷奶奶”或者 Mr 某某， Mrs 某某。嗨， 保尔！ 何等阳光。
在阳光下， 我常常看到保尔和他的老父亲。起先是父子俩搀扶而行， 后来是儿子推着轮椅。再后来， 往往只有保尔一人。我是很想和他的父亲搭讪， 因为他是法裔加拿大人， 从小在家里讲法语， 保尔不会讲法语。我的法语基本是哑巴外语。可惜保尔的老父亲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段，微笑， 沉默，若有所思， 和他对话几无可能。我远远观望，看到的只是保尔在指指点点，在热烈地讲述什么， 他的老父亲微笑着， 沉默著，若有所思。后来听说老父亲有四个子女，失偶的老父亲每年轮流在每个子女家住三个月。我见到保尔和他的老父亲， 正是老父亲在保尔家的轮值期。 可是保尔家的住房并不宽裕。
我们初来乍到， 不懂小区和楼里的规矩，于是凡事先请教保尔的指点。 他说， 那锅炉要定期清除沉淀在锅炉底部的积水， 于是按他的指导， 安装了导水管， 设定了时间表。他提醒我锅炉房墙上的通风口要防止小鸟筑巢， 我买来成团的钢丝。 先去电话请教， 他却自己来了， 他说， 电话里说不明白， 我来一次吧。 他来了， 手里提着一双新跑鞋， 进门他就换上。我抱怨 wifi信号太弱。 这位化学工程师又来了，手里提着一双新跑鞋。 他换鞋后， 从锅炉房到客厅到卧房，他细细察看墙壁， 不时用手指轻敲隔板。然后提出建议， 在此处墙上打个洞，引入接线， 将路由器从锅炉房移至室内。我跟他下楼， 去他的车库寻找打洞的锥子。他的车库是他的工具房，排列整整齐齐， 那不是寻常的住家， 那是工厂的车间。没有。 “ 尺寸不对。不要去买”。他不做解释。几天后，保尔的电子邮件来了，找一楼的某某去取长柄的锥子，他和他已经说好了。
再后来， 大大小小的生活琐事，例如看牙， 我也去请教这位化学工程师。他想了想， 回答我说：找我的女儿吧， 她是牙医的助理。他从未提到过他的儿子， 他太太后来告诉我， 儿子是费城美国顶级金融公司的二把手。保尔作为楼长， 他还组织过其他活动，但我们从未参加， 那是因为文化的距离。 例如喝酒聊天的 Happy Hour；例如飞去 Nashville 听歌；例如打高尔夫球。
2022 年小区组织消防活动， 我们收到了保尔的通知， 时间地点， 然后他加上了一句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详情请洽拉里， 拉里是他的贴邻。 到了那一天，跑来跑去指指点点的是拉里， 保尔坐在长椅上。事后邻居告诉我， 保尔病了。过不多久， 记得一天傍晚， 我看到他和几位邻居从车里下来，邻居们动手把打高尔夫球的那套笨重的家伙搬到他的车库， 是的， 去打高尔夫球了，他回答我。我回家，高高兴兴告诉了太太，他能打高尔夫，身体 能有什么大碍？再后来听邻居说， 保尔去做化疗了。我有晚上散步的习惯， 下楼一定会走过他家的阳台。好像是每一星期， 总有一个晚上 他家灯火全灭。走过他家的阳台，心头不觉一紧，应当又去费城做化疗了。我在大楼门厅还见过他， 他来取信， 看到他费力地把邻居的邮包从随意进出的头道门移入密码开启的二道门内。 后来见到他的机会越来越少。 记得有一个下午， 我回家走小道，小道夹在小山和一片树林之间， 非常僻静。我恰好碰到了踽踽独行的保尔。 他显得越加高高瘦瘦。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他毫不隐藏讳他的疾病， 他坦然转述医生的说法：他的生命已经在按星期计算。
一个初冬的上午， 我出门回家， 进入门厅， 正好电梯里出来两个人， 一前一后推着一副担架。我替他们打开二道门， 再替他们打开头道门， 他们的车就停在大门口， 车门敞开，却飘来通俗的音乐，很响。突然我起了疑心，担架上是用厚毯子严严实实包裹成的六边形， 不像病人。而抬担架的不像是医护人员。我一到家， 就在网上读到小区的告示。 那天早上保尔 “平静” 地走了。
六年前，他就站在大厅里，他高高瘦瘦，戴一副眼镜，淡淡的微笑，他说一声“欢迎”向我们伸出了欢迎的手。六年后， 我却成了他唯一的送行者。我站着，他躺着，他孤独地完成了他在这栋楼里最后的一段行程。我深深自责，因为没有摘帽。
后来我向他的太太求证， 她说， 按他们的习俗， body（她的用词）拉走时， 家属不送。后来的落葬， 再后来在保尔的康州老家举办的追思会， 我们因故都没有参加。。
他出身传统的家庭， 毕业于天主教的学校， 接受完美的教育 （2023 年全美 436家大学康州大学排名第 70 ）， 他在世界级的大公司工作了四十五年：德士古石油公司 （TEXACO）， 太阳石油公司 （SUNOCO）。他早早退休，大概是为了力践美国人所喜欢的 所谓 “age happily , age gracefully”。
保尔是标准的洋人，却为我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演绎和诠释了两个中国文化概念 所具的深刻内涵 。一个是“孝顺”， 一个是 “君子”。“君子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两个概念都难以准确译为英语或者法语。
保尔六十九岁就走了，无论如何太早了一点。为了写这篇纪念小文，我 和他的太太来往了好几个电子邮件。每次都是我问她答。只有一次她添加了一句： “我和保尔相识于中学的第一年，那年我们十七岁。”然后她嘎然而止，再也不多说一句。是的，那少男少女的玫瑰色的梦幻， 就应当保留在她和他的梦幻中，容不得外人的窥探。
(全文完）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五三期(cm11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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