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荒谬的政治上的“测不准理论”与康生的见风使舵
根据百度上的解释，测不准原理（理论）一般指不确定性原理。本是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的物理学原理。其指出：不可能同时精确确定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
大学者秦晖在该年谱序言中，将这个理论移植到政治领域，余汝信深以为然。他荒谬地企图用这一理论说明康生在政治上出尔反尔的表现，为康生辩护。他在和杨锦麟对话中说：
这个秦晖说测不准啊，所谓测不准呢，就是说他以前的表现和他以后的表现不一定是一致的。他说康生是贝利亚一样的人物啊，贝利亚可能也是像赫鲁晓夫一样，是改革派，很难说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研究上，产生了一个定律叫测不准，在近现代历史上其他国家的政治演变迁中，由于各种历史资料的残缺不完整，也产生一个测不准的历史现象。所以我想对康生的测不准，也许长期存在着测不准的现象。
余汝信指的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确有其事，原因何在，有各种分析。但绝对不能证明他是最早想搞掉四人帮的，更不能说明他是什么改革派。
因为康生在政治上，言论上的前后不一，出尔反尔是一贯的，他一生如此，并不仅仅在晚年，这也是他在党内斗争中步步高升的晋升之道。秦晖有一句话说得倒是准确，“他（指康生）一生最擅长的还是见风使舵。”
众所周知，还是早年在上海时，他就先是投靠李立三，后来背叛了李立三，又狠整李立三；他后来投靠了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他又坚决抛弃了王明，投向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多少言论、行为都是见风使舵，出尔反尔，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根据他的需要，不论是肉麻的吹捧，还是严厉的批判，他都是随手拈来，理直气壮，毫不脸红的。这一点，我们在党校文革中，对他的所作所为，是体会颇深的。而这么浅显的道理，被余汝信用一个假装深奥的 “测不准”能够糊弄人吗？
什么测不准，康生的一切行为，背后都有两个最简单的字：利益。
政治是动态的，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也是动态的，没有什么固定的立场，但康生绝不可能是什么改革派，这一点，绝对测得准！
六，年谱编纂者杜撰出康生晚年匪夷所思的的两个神话
从这个所谓“测不准”，余汝信还引申出两个匪夷所思的康生晚年的神话。
一是，扑风捉影，编出一个康生与毛泽东离心离德的神话。
余汝信说，在九届二中全会，康生也赞成设国家主席。五个常委有四个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这个事情就可以反映康生跟毛有些离心离德了，显露了他内心深处啊，同毛泽东的一个政见的疏离。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几次和周恩来及王唐二小姐谈论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是叛徒。江青和张春桥政治历史上有变节行为。你知道张春桥是从来没有被捕过啊，说他是叛徒，有点勉强。江青好像被捕过。
其实这个事情很容易理解。毛泽东早就批评过四人帮，按照康生的本性和习惯，他当然需要附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和毛离心离德，否则他为什么要两位小姐向毛泽东汇报呢？而且，康生明明知道张春桥没有被捕过，却无中生有，不是更暴露了他一贯诬陷人的本性吗？
二是，杜撰出一个秘书李鑫提出拘捕四人帮动议是什么“继承康生遗志”的神话。
李鑫曾经是康生的大秘。余汝信没有任何根据地认为，康生和毛泽东的所谓政见的疏离，肯定和他的身边人说过，灌输过。而现在有一个说法，李鑫是最早向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要去抓捕四人帮的。为什么李鑫会最早提出这个东西是吧？谁向他灌输了这个东西，我们要就有一个大的问号是吧？现在老说是继承谁的遗志，那么李鑫是不是继承了康生的遗志啊？
天方夜谭，这里我也要划一个大问号，你的这个匪夷所思的“李鑫提出抓捕四人帮是继承康生遗志”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吗？你不能总是信口胡说吧？
看来，余汝信对康生真是情有独钟，对广大受害者则是非常冷酷无情。
七，《康生年谱》的资料来源及选择性载入
从康生年谱的注释可以大体了解该书的资料来源。
该书的注释有3000条之多，除了相关党史资料，有关研究书籍，他人回忆录外，最多的部分是源于各种其他人的年谱，大约有1000多条，约占全书注释的三分之一。其中以毛泽东年谱为最多，约有400多条。他人年谱作为资料来源不是不可以，但不能过多。因为里面记述的毕竟是他人的言行，只能作为背景资料，并不能切实反映谱主康生的情况。例如，年谱引用的毛年谱中有许多毛的讲话，还有许多康与毛同时参加的会议和活动，里面有毛的讲话，毛的态度，却没有康本人态度的记录。
该年谱中还涉及和介绍了大量人物，关于的人物的注释有500多条，多是介绍各种当官的人的职务。而人物介绍极少涉及被害人。例如关于延安整风的记载中，曾经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伋案” 李凝“叛徒、特务”案等等，还有红旗党事件的主角张克勤，案件本身和受害人年谱都没有介绍。另外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等等，年谱都没有介绍。此外，中央审查康生的文件中揭露的康生点名迫害的800多人，包括许多被整死的人，年谱不但鲜有介绍，甚至余汝信还信口开河，说什么有些人就应该点名，谁？他却没说。居然能够这样没有任何根据的为康生辩护，令人发指。
有关康生的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中央的对康生的审查报告和附件，里面揭露了大量康生的所作所为，还有他人的作证，人证物证俱全。此报告还在附注中特别声明：审查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均有原始证件，现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审查报告，是对康生的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成果，是文革结束后，康生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辛辛苦苦采访了多个知情人，绝没有逼供信，认真严肃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一部信史，但该年谱对此报告引用仅区区25条，明显对其不感兴趣。他大概认为就是这个文件“妖魔化”了康生。
还有大量回忆录，是知情人，受害人对康生的揭露，该年谱的引用也很少。
正是由于编纂者预设立场载入资料，使这部年谱对康生的一生没有真实完整的表现出来。
当然，该年谱出现重大遗漏和缺失，从客观来看，也和编纂者掌握资料有限有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失，是康生在中央党校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基本没有反映。
1959年，中央正式委托康生主管中央党校。他在中央党校作恶十几年，特别是文革中，在他的亲自指挥和直接操控下，制造了党校的四大冤案，其中有两任校长：杨献珍、林枫被抓进监狱，其属下工作人员，被康生亲自命名为“杨家党”和“林家铺子”；还有两个的群众组织被镇压：包括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和“李桑反革命集团”，这样，当时1000多人的中央党校教职员工和学员，除了康生亲自组建和豢养的造反派的十几人，绝大多数都是整肃和打击的对象，他们挨批判，受处分，蹲监狱，甚至被整死，包括校长林枫。此期间，康生在党校有大量讲话，还有三四百条对造反派的直接指示。康生一再督促他们率先给刘少奇贴大字报，亲自指挥大批杨献珍、林枫，亲自下令将两任校长抓进监狱，残酷虐待，林枫校长最后被迫害致死；康生还亲自指挥打砸抢红战团等群众组织，将党校两个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和反革命集团，并亲自下令将其骨干抓进监狱，……，他还亲自指挥造反派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最后康生在临死之前，还将这些造反派（即名噪一时，与“梁效”齐名的“唐晓文”）“托孤”给江青，成为江青的得力干将，江青非常喜欢……可以说，康生在党校亲历亲为，坏事做绝。但是这些，在此部《康生年谱》中除了有些支离破碎的零星记载，基本不见踪影。绝对没有体现出他是党校文革，同时也是全国文革的黑手的作用。
正因为康生在中央党校文革中罪恶累累，所以胡耀邦才说党校是文革的重灾区。
而胡耀邦正是从1977年初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开始着手揭露康生在党校所犯的种种罪恶，一步一步揭开了康生的真面目，一件一件清算了康生制造的冤假错案，把这个大奸大恶之人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同时开启了历史性的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大运动。
这些内容也应该是严肃的《康生年谱》应有的内容吧？
关于康生在中央党校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笔者将会在后文中加以研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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