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四个文字狱，该年谱认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案是毛泽东发起的，康生不得不执行
余汝信对杨锦麟说，他（康生）在六十年代成为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管家。他参与了对彭德怀特别是杨献珍等人的批判。那么批判杨献珍呢，不是康生发起的，其实是毛泽东先说的话啊，我这个书里面讲了，毛泽东说，看了《光明日报》两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就是阶级调和嘛，你看定性，毛泽东说的话，那你康生不执行吗？对不对啊？这一年的7月10号，毛泽东召集康生艾思奇，中央党校当时的副校长艾思奇，要是文革，如果他没死的话，他可能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毛泽东要公开点名批判这个杨献珍，彭真在7月11号有一个批示，书记处会议已经决定，由高级党校写文章揭露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谬论，并在适当时期指名批评。所以这个事情和康生有关系，但是和别的人也有关系。
余汝信为康生的这些辩护，无非是想说，杨献珍案件是毛泽东定的，康生只能被动执行，“所以这个事情和康生有关系，但是和别的人也有关系。”该年谱就是这样定位的。
杨献珍冤案，又是一个文字狱，一个株连超过“十族”的冤案。该年谱对此案中康生具体的行为和作用又是鲜有披露，但目前有大量的这一事件的亲历者、知情人、当事人写的回忆文章，还有杨献珍传记、哲学论述等著作，杨献珍自己也将这段经历，写成了《我的哲学“罪案”》一书。所以，资料不可谓不丰富。这些资料充分揭露了，对杨献珍的迫害，不是与康生“有关无关”的问题，而完全是由康生告密毛泽东后，又直接操控整人的全过程。康生对杨献珍似乎有刻骨仇恨，他一手策划，亲自操刀，步步升级，将其整了十几年。杨献珍之案恰恰是康生这个整人专家面目的真实写照，是康生整人的典型案例，它表明，得罪了康生，必置于死地而后快。而这些，能如余汝信所说，仅仅是“这个事情和康生有关系”这样一句轻飘飘的话就能评价吗？
事实真相如何？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看光明日报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后表态，是康生先告密，还是毛先表态定性？
当时康生窥测到了最高领导的政治意图，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思维，先告密“合二而一”，得到领导的表态后大展拳脚，整人的性质不断升级，扣的帽子，先是假装学术问题，引蛇出洞，后上纲到政治问题，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诬陷为叛徒，甚至是里通外国分子，成为敌我矛盾；最后康生亲自指示将杨献珍抓进监狱。整人的手法，从批判，到批斗，逼供信，追后台，各种虐待，到逮捕，最后开除党籍，不把他整死，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誓不罢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取悦于领导，使自己步步高升。应该说，他达到了目的。
康生下狠手整杨献珍，大体经过了十一大步骤：
（1）康生早年嫉妒杨献珍与刘少奇的关系，认为杨献珍对自己不尊重而不快
杨献珍1926年入党，比康生仅晚一年，是一个老资格。他1940年进入党校系统工作，1955年4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在康生操作下，1964年被撤职。
其实，建国初期，康生还常给杨献珍写信打电话，还让杨献珍把自己的老婆曹轶欧调到高级党校，担任短期训练班主任，又补选为校党委委员。不过曹轶欧到党校后，飞扬跋扈，指手画脚，总想整人。后来康生还通过曹轶欧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硬说杨献珍在教学上犯了“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性错误”等等，是“用学马列著作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者后来在中央党校时，一直弄不明白这个帽子是什么逻辑，难道学马列也有错？在康生那里，马列和毛怎么成为对立关系了？
由于刘少奇曾经担任马列主义学院院长，所以杨献珍遇有重大问题，总是向刘少奇请示汇报。但康生自认为高级党校应在他领导之下，总认为杨献珍对他不够重视，有些文件未送请他审批，这给康生带来极度的不快，小肚鸡肠，从此记恨上了杨献珍。
文革后，康生给杨献珍扣了一顶大帽子，不但说他是刘少奇的黑线人物，还定性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这顶帽子后来被胡耀邦摘掉了。
（2）50年代杨献珍反对浮夸风，经历了被批判撤职，又甄别平反的波折。不过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想把杨献珍一棍子打死。
1958年大跃进，康生与杨献珍观点不同。对康生鼓吹全面跃进，要不顾一切地实现共产主义，彭德怀、杨献珍说他“简直是疯子，一派胡言乱语，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地步，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吹。” 这些话被康生知晓。
杨献珍说：“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他用哲学语言，批判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称为“三面红旗”）时弄虚作假等荒唐做法，直率地批评“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说“卫星田”是“唯心田”等等。他说，“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
康生抓住杨献珍的一些言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1959年10月中下旬，康生责令中宣部、高级党校对杨进行批判，直至把他弄得“向党低头认罪”为止。
11月22日，康生、陈伯达找杨献珍谈话，责令他进行检查。康生的这个重要举动，年谱上当然不见踪影，年谱对康生此日行踪的记载是，“康生与朱德等下午接见河南、湖北、贵州、黑龙江、内蒙古等五省区参观团全体人员和全国金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经验交流大会、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康生年谱》注释【1092】）
这里说一句，这种要害事实的缺失在本年谱中比比皆是。
12月9日康生召集中央党校党委开会，停止杨献珍的教学领导工作，并解除了他中央党校校长职务。本年谱中对此日期的记载，照例完全遗漏，似乎康生这一天什么也没干。
1959年12月15日起到1960年6月16日，党校共开了22次全体会议，进行长达6个月的批判。康生危言耸听地说：“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一唱一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杨献珍比彭德怀还厉害十倍百倍，他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是个漏网右派。” 那时候，康生就已经把杨献珍和彭德怀绑在一起了。
杨献珍校长职务被降为副校长。笔者耐心翻看了该年谱这半年的记载，没见到关于康生处理杨献珍和党校问题的只言片语。
后来形势变化，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召开“七干人大会”，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对杨献珍说：“听说1959年你在中央党校也受了批判。我看现在可以翻身了。”后来校党委一致通过给杨献珍平反的决定。彭真在平反报告上批语：同意为杨献珍平反。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在彭真的批语上划圈同意。看来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把杨献珍一棍子打死。康生则说，“我说杨献珍问题可以甄别，并没说给他平反”。
1963年1月林枫任中央党校校长后，宣布了中央同意为杨献珍平反的批示。康生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他将林枫对杨献珍所谓“假批判，真包庇”，作为林枫的一大罪状。
（3）在康生的告密和挑拨下，毛泽东对“合二而一”作了政治表态
1963年2月，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唯物主义所引言》时，第一次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但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 “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他引用了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来解释对立的统一，说“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他讲解了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对立统一的表达方法。
毛泽东最早使用“一分为二”这个词，是在1957年11月8日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当时毛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毛选》第五卷第498页。）1963年12月，毛在审阅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时，加进了这样一段话：“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01~402页）
一分为二，合二而一，都是学术概念，不是完全不可相容的。但一分为二更符合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当时国内国外的形势，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是毛泽东的要实施的政治路线，因此，强调一分为二更符合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一点，康生心领神会。于是1964年夏到1965年春，康生引蛇出洞，策划了株连十族的对杨献珍“合二而一”问题的政治批判。
这场论战起因于康生的“引蛇出洞”，这一点康生是承认的。1967年1月5日，康生接见党校造反派头头武葆华、智纯等人时回顾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开始好像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提到政治方面了。”
1964年4月，中央党校教员艾恒武写了一篇《“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与另一位哲学教师林青山联合署名。文章在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了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此文投稿到《光明日报》哲学副刊。
康生看到此文清样，立刻宣布“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辩证法的，亲自组织“反修哲学写作小组”关锋赶写反击文章，关锋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康生还说艾、林“是杨献珍的代言人”。
作为“钓大鱼”的鱼饵，康生通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登于1964年5月29日“哲学”专刊，并指示“党校不必急于表态”。（《中央党校大事记》）一个星期之后，6月4日，康生指示《光明日报》又刊登了《“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反驳文章。
第二天，6月5日，康生向毛泽东告密，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一并交江青，让她转送毛泽东。
在康生的告密和挑拨下，紧接着，6月8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态：“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从此之后，康生得到了“尚方宝剑”。到处宣扬：“主席讲啦，‘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合二而一”这个学术观点就这样被扣上了严重的政治帽子。
后来康生又送阅毛泽东中央高级党校7月4日第七期简报，挑拨说：“长期以来，高级党校存在着反党反主席著作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杨献珍为代表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的长期存在着。从这期简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康生年谱》注释【1672】）
这样，毛泽东就认为杨献珍这一纯理论的哲学表述是直接反对他的。他说：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4）康生策划在党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
1964年7月上旬，康生以“中央理论组”名义，责令《人民日报》以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为基础，起草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康生说：“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个中央委员不是随便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畅献珍在政治上的批判。”
7月7日，中央书记处第380次会议，彭真传达毛主席对文艺、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决定公开批评杨献珍在哲学方面的观点，即“合二而一”论。
7月12日，7月15–16日，康生密锣紧鼓，连续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稿子。要害是要公开点名。
7月17日，《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商榷》。该文康生逐字逐句亲自作了修改
（5）康生进一步操作全面否定杨献珍
《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之后，康生还不过瘾，又提出“要逐渐往政治上发展”。康生讲：“党校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向发展。党校讨论‘合二而一’已经一个月，会发展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讲话问题和1962年翻案风问题上，党校办校方针、对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会涉及到党校八年来的问题。”
在康生引导下，中央党校对杨献珍的批判，升级到从政治上、理论上、世界观上到个人品质、作风上对杨献珍的全面否定。
1964年8月31日，康生出席大区书记会议，并就“合二而一”问题讲了话。当天出刊的《红旗》第16期，《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终于出笼。9月23日，康生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合二而一”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
（6）康生指挥株连十族
杨献珍的哲学“罪案”被称之为“株连最广”的冤案。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受到株连。
康生开始是以学术争论作伪装 “引蛇出洞”，有很多人被蒙骗“上钩”。同时他又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下达指令：在参加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中，凡持“合二而一”论者，无论文章发表与否，其姓名、地址和单位，一律登记入册，要报送康生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秋后算账。后来这些同志许多都挨批了。
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有8年之久。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多数人被迫接受一种以“意见书”形式出现的政治结论。不少人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有的还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其中原哲学教研室的孙定国、黎明自杀，在解放军里面有一个“五好”战士，仅仅因为撰文接受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就被判处死刑。
原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校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1962年因积极参与领导对杨献珍的甄别平反工作，受到康生的记恨，这次就把他定为“杨侯反党集团”的头目。
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曾经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很多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迫害，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了《我的哲学“罪案”》一书。
（7）康生诬陷杨献珍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总的黑线中的一部分
康生进一步迫害杨献珍，蓄意把他打成敌我矛盾。1966年6月20日，康生来到党校，对党校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说“杨献珍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总的黑线中的一部分”。“党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垮这条黑线”。
8月28日至30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党校各派代表的50人座谈会，说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是长期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杨献珍的党校是‘杨家党’，林枫的党校是‘林家铺子’”。
10月17日，康生组织和豢养的党校造反派红旗战斗队，在康生的一再催促下，贴出大批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党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献珍、王从吾、林枫的总后台，是党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总根子。
康生还批判杨献珍的办校方针：“党校的方针问题，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个方针，还是用杨献珍的‘十六字’方针。大家知道‘十六字’方针，是杨献珍、侯维煜、刘少奇、彭真一块制定的，叫做‘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本来这是抽象的。我问过杨献珍：你学习什么理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你联系什么实际？是联系革命的实际，还是反革命的实际。你提高什么认识？是提高革命的认识，还是反革命的认识。增强党性，是增强国民党党性，还是增强什么党性哩！为什么不用毛主席的方针，而用这个，为什么革命的不用呢？”（1967年1月10日《康生同志指示》）这是典型的强词夺理，无限上纲。
（8）康生诬陷杨献珍为大叛徒
1966年8月18日，康生出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第一次大会时，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一张纸条，让其调查刘少奇的所谓“被捕叛变”问题。授意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成立“抓叛徒战斗队”，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1968年7月21日康生在一份“杨献珍是刘记叛徒集团的主要骨干”材料上批示：“阅。这个无耻叛徒，平日装成道貌岸然的学者样子。研究叛徒内奸的两面手段，此人可以作为一个标本。”（康生在“杨献珍是刘记叛徒集团的主要骨干”材料上的批示）
（9）康生诬陷杨献珍为里通外国分子
1968年2月16日，曹轶欧接见“联合指挥部”成员，曹“指示”造反派头头武葆华等人：“杨献珍里通外国材料搞得不错”，“要全面研究利用党校里通外国问题”。
1968年4月28日，康生在党校第28期《大字报选辑》上“批示”：“党校抓杨献珍、侯维煜里通外国很好”，“这个问题同刘邓、彭罗陆杨……都有关系”。
他说杨献珍现在揭露出来，他是个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
1968年9月，曹轶欧写信给党校军代表车志英：要“为九大准备两个报告”：（1）里通外国问题；（2）杨献珍、侯维煜、范若愚在党校反毛主席的罪行。曹轶欧还“指示”车志英、武葆华：“先搞全面的东西，概括的东西，刘邓在党校的罪行”，“里通外国是从党校搞开的”。
1969年2月21日曹轶欧给武葆华、智纯的信中说：“《杨献珍里通外国的罪行》收到了，整理的很好。2月21日送来的一份送给康生同志看了，并批给了林枫专案组参考。在这个批语中说：‘党校对杨、侯里通外国的材料整理的很好，这些材料有些是很久就知道的，但系统的整理出来就对此问题作出初步的结论。同时可进一步的审讯杨、侯。’关于杨、侯争取去苏修的活动及给中央文件或信件……，这里头有文章，希望你们再作些努力，搜集一下，加以补充，因为这一点将证明一个关键问题。”
1970年3月12日,军代表车志英按曹轶欧“指示”，要“杨献珍新疆问题专案组”整理《叛徒杨献珍利用新疆进行里通外国的活动》，诬陷李维汉、习仲勋、安子文、杨献珍、侯维煜“在新疆搞阴谋活动”。
（10）康生亲自下令逮捕杨献珍
1967年9月22日康生接见指挥部全体同志时说：“杨献珍还在你们那，我下令逮捕了，是个包袱，送卫戍区去。那个大叛徒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第二天晚10时杨献珍被逮捕，随即送往北京郊区一所监狱里，受到非法的审讯。
1975年5月19日，在结束8年的监狱生活后，杨献珍被开除党籍，迁出京城，流放到陕西省潼关三年半，一撸到底。直到1978年12月才自西安回到北京。
（11）对杨献珍的审查结论决定开除杨献珍党籍
1975年5月20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做出《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决定开除杨献珍党籍。
文革结束，1979年杨献珍被任命为中央党校顾问，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0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央党校委员会《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复查报告》，为杨献珍和受此案牵连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经过十几年，这桩哲学“罪案”终于彻底了结了。
康生主持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以上仅针对余汝信对康生操办的几宗案件的辩护，简要概述了这些案件中康生的恶行，包括延安整风期间众所周知的一些著名案件，还有康生亲自主持制造的四大文字狱。
年谱应是编年史式的体例，重要的日期和事件都不应当遗漏，但该年谱却不然。.尽管资料齐全，众多康生整人的重要事件，发生的日期，年谱或者根本没有记载，或者记载一些其他无关的事件。
由于编纂者的预设立场，以上康生制造的这些冤假错案中，康生的所作所为在该年谱中绝大多数不予记载，有的则轻描淡写，点到为止。
该年谱热衷于记载的是，康生职务的变迁，他参加了什么会议，什么活动，对康生的具体行为的细节绝对不感兴趣，甚至回避。例如他的讲话，他的指示，他的批示，他的告密行为，然而，没有这些细节记载，就不能揭示康生在这些整人案件中应负的责任。
康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疮疤。康生不是党魁，而是打手，不是皇帝，而是酷吏。康生整人，与党争、内斗不无关系，用康生自己的话，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中央党校两条路线斗争，也就是说，整人是康生站队的需要。他确实每次都站在最高领导一边。但是，他绝不是被动站队，而是极为积极主动，推波助澜，上纲上线，作恶多端，年谱根本没有将康生的这一真相表现出来。
（未完）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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