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混乱结束以后，我们就把女儿接回来了，我再也不想生孩子。一直到“九大”前后，“文革”已经闹得没有什么事情干了，大家整天都是玩耍，课也上不起来，老师们在家里带孩子，自己做饭。于是，我们学校就有很多人开始生第二胎，可我还是不想生。但孩子她爸爸还想再要个孩子，后来他再三请求，我也觉得现在好像是太平世界了，就又生了一个，是儿子。结果儿子比他姐姐惨得多！他还在吸奶， 赶上“九·一三”林彪爆炸，又让我们去批林，集中进“学习班”学习——我把它叫“集中营”。我只能把孩子放在保姆家，这个保姆不是原来那个郑妈，是一个姓陈的保姆。她没有把我的孩子当人，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她也很苦，每天要忙着去挣工分。大热天我的孩子就放在地上，连狗都不如，满地爬，什么脏东西都捡来吃。保姆家也很穷，就是一间最多十平方米的土房，只有一张大床，还有一个窄窄的用泥块搭的床。晚上我儿子就和这个保姆、保姆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挤在一间屋子里边，等于当他们的避蚊器，蚊子专门咬奶娃！他全身都是红点点，热毒进了他的血液，皮下青紫。当时去医院看，医生就说是紫癜，这个病不好治，牙龈会流血，还可能死亡。我着急得不行！这个病还没好，突然又发现他的腹股沟里长了一个很大的包块，就又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是败血症，把我和他爸爸吓了个半死！医生说要送到更好的医院去治疗，我们就抱着孩子到车站去等车。当时从乡镇到市区的车很少，而且人很多，能把人等死，我们就说算了吧，就找这个乡村医院想办法吧！还好，遇到一个好医生，我们跟他保证：医好了我们感谢你，医不好我们也不责怪你。他说，好吧，我们试一试。他用了一些激素之类的药，具体我不记得了。孩子疼得叫：“爸爸呀！妈妈呀！姐姐呀！”叫得我心疼！还好，上帝保佑，用了药以后，就看到他的包慢慢缩小。住了好几天医院，他那个红包才消失了。
但是他的皮下出血、紫癜还是没好。当时我二姐在常州，她是中国人民海军第一批医务人员；我姐夫是个海军军官。我姐夫当时患胆结石，正在请一个老中医给他治病。我就把我儿子的情况告诉我姐姐，我姐姐就告诉那个医生，医生就开了处方，里面有白茅根这类清热的中草药。我到医院去把药抓回来，让孩子连服了很长一段时间，紫癜才消失。所以我最痛恨“文化大革命”，我们大人受罪，父母受罪，连婴儿都受罪，奶都吃不上，还差点儿死掉！
所以说，“文革”该不该批判呢？显然是该批判。我认为，有人想隐瞒历史，甚至给这段历史涂脂抹粉，这种人是罪人，他们应该跟老百姓赔礼道歉。这是我经历的“文革”。
后来我调到市里的学校，当时叫17中，仍然教语文，高中、初中都教。后来这个学校改成了职业高中，我又教档案学，教写作课，上面叫我干嘛我就干嘛，能干的干，不能干的也得干。我们这样一个中学，第一把手竟然是一个中师生，不学无术，是个“左左派”——左得要命。他重视的人，后来证明，草包居多，没有一个有真才实学。到了1983、1984年，学校开始分重点、非重点，我们学校划成非重点，因此我们的生源不好，只能收所谓成绩不好的学生，我教成绩不好的班。但是我想，学生现在成绩不好，不等于他将来也不好，我还是应该认真地教，我就不相信教不出好学生来。我们当时的教导主任叫倪正容（音），人挺好，他也说，我们要搞出一番成绩来。他直接抓我们的教学。大家很努力，很认真，结果这些学生在全市统考中名列前茅，尤其是我教的语文，名列第一。我们学校得了奖，还专门聚餐庆祝。学校奖励了我一套茶具，有一个茶盘，一个茶壶，四个茶杯。
这下我们学校打响了！很多人都想到我们学校来读书，尤其是想读我教语文的那个班。但是很不幸，快出成绩的时候，我患了胆结石，做手术，胆管里还有小的颗粒，要做引流，做了很长时间。因为我生病，好多学生就转走了，不在那里读书了。所以同事开玩笑说：“你是挂牌老师！”所谓“挂牌”，是从医院里学来的，医院里的好医生叫“挂牌”。我们学校虽然没有挂牌，但是人有口碑，所以说我是“挂牌老师”。我当然也感到很高兴，感到自豪，我有能力做出成绩来。
我现在老了，才知道我这个人一生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当年我们学校评职称的时候，我就不懂，不教课的，评成了“高级教师”；教体育、教拍拍球的，评成了“高级教师”；教音乐却不上音乐课的也评上了；学生考试成绩不及格的也评上了。我是我们语文组学生考试水平最高的，我的教学有成绩，学生考试有成绩，怎么就没有我呢？学校一个领导，也是我的学生，来找我谈，跟我说：“一个原因是名额太少；还有一个原因，是你太清高了。”我说：“对对对，你说得很好，我自己都没觉得自己清高。”但其实我是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啊！我从小就背李白的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的影响太深了，我没有李白的才，但是有李白的傲骨，我就是我！这是领导不欣赏我的原因。
最近我又在写一篇小说，写着写着，我突然悟到，你要想得到什么好处，必须跟领导搞好关系：你对领导疏远，他认为你看不起他；你不给他送礼，他觉得你对他不尊敬。所以，我的结果是我自己造成的，就是我老伴说的，是性格的悲剧。当时也有人给我出点子，让我去找某某某，我说我不好意思，觉得自己那样太下贱了。所以我从来不搞那些事情，我认为那是歪门邪道。
我1992年退休后，写了一篇散文，叫《绿色情歌》，发表在《蜀南文学》上。我的教学经验《作文教学思维训练五步法》，发表在四川省《语文辅导》上。我还和自贡师专一位姓丁的副教授（他是主编），还有其他几个同行，合编了一本书，叫《新编古代散文虚词用法通释》。
然后我就写自己的小说了。第一篇就是《阴晴圆缺都是泪》。然后我写了一篇小说反映改革开放，写一个知青的儿子怎么奋斗，怎么发财，结婚又离婚，然后再奋斗，叫《稀奇古怪寻常事》。我还写了我一个同事，她的老公当包工头，利用当时在公司里当经理的机会，拉一批人出去赚钱，发财以后我的同事就不工作了，后来两口子离婚——这是一个富婆的悲剧，叫《暴发户家的阔太太》。我还写了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到单位工作，被领导欺压、逼走，然后出来奋斗，打出了天下，叫《帅哥之路》。三个都是短篇。《稀奇古怪寻常事》是以第一人称写的，“我们家”从古到今从来没人离婚，但到了这个知青的儿子，竟然离婚了。这件事对“我”来说稀奇古怪，但当时在中国，离婚成风，以离婚为荣，成了寻常事。
我还写了解放初期一些女兵参加抗美援朝，然后有些自愿、有些不自愿地跟老干部结婚，反映一种变相的包办婚姻，写了一些女兵的遭遇。我还写了一个思想很解放的女子，追求解放，同情婚姻包办的男人，支持他离婚，跟他结婚，结果造成了悲剧——好多事情，说的是一个样，后来做的又是一个样：当时赞扬你，说你好，后来又说你是“第三者”，破坏别人的婚姻。我们中国解放后所谓的自由婚姻，花样多，悲喜剧不少。
我退休以后，基本上是靠看书、写文来养老，不追求稿费，也不追求名声。我女儿说，你这些作品要是早几年写，早就发表了！我说那时候我还在工作呢，没有时间写；再说认识还没有这么深，觉悟还没有这么高，还写不出来呢。要有生活的积累，学识的积累，还要有自己的悟性，还要有写作能力，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我是认真的，不像有些人编些东西出来卖钱，大家都不看！现在的电视，99.9%我都不看。不止是我，年轻人都不看。都是些假的、无聊的东西，谁看呢？文史是一家，文里有史，史里有文，不能撒谎，必须真实！文学要引导人认识生活，让人考虑应该怎样活着，要教人做人，要影响人的灵魂！一个人没有美丽的灵魂，就没有任何的美丽。我们现在说美女、美人、美篇，美美美，看了半天，一点也不美。当然我这些话在有些人看来是反动的。
说老实话，我很爱我的国家，我特别爱我们中国那美丽的山河。只要有机会、有时间、有精力，我就要出去旅游，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有一篇散文《故乡五通桥》，写的就是我的家乡，写我记忆中家乡的美。五通桥解放以前很著名，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叫做“小西湖”。很多人看过说，我想去你家乡玩！我说希望你去。有的人看了说，简直是一首美丽的散文诗。我说你不要夸我了，我不好意思。他说真的，我都收藏了。那时候我的家乡就有这么美。现在呢？我去年回去过，美倒是还美，人工打扮了；天然的美也还在，但是空气严重污染，很多人不愿住在那里，都往成都或更远的地方转移。
去年我去贵州安顺避暑。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虹山湖，最近出事了，公交车司机把车开进了湖里。那个湖挺美的，湖的一边是高楼大厦、宽敞的马路、公园、干休花园、露天花坛，什么都有；一边是过去的老贵州，破破烂烂的房子、挑菜卖菜的农民、城内的苦人。他们的菜特别便宜。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太婆在卖扁豆，只有很少一点。我看她很可怜，白发苍苍，起码有八十好几了。我把她的扁豆全买了，她只要几毛钱。我真不好意思，给了她两块钱。看来，并不是什么全民小康；有富人，也还有大量的穷人。我们的总理不是说了，有的人工资才一千块。他说的数字是他所知道的；而我所知道的，在我们四川，在我们自贡，有的乡村教师退休了，才几百块钱，五六百块。他们也要过日子啊！
关于贫困，我写了《鼠年的一则日记》。我们赶走贫困了吗？我想起上初中的时候读过一篇文章《我们赶走了贫困》。我想我们现在若是全民小康，应该是赶走贫困了吧？我就有意地问了一些我所认识的人，他们的回答都是：NO！我问一个在大别山区的侄女：“你们拿到扶贫款没有？”她说：“我们这个鸡都不拉屎的穷地方，我没看到有谁拿到了扶贫款。”要是说那些扶贫款谁都一点没拿到，我想还是拿了，可是很少，稍微点一点；让每个人都拿到，那可能不会。很多时候是落到了负责搞扶贫的人自己的腰包里，或是给了他的亲朋好友、关系户。
我退休以后，第一帮女儿养大了她的儿子，这个孩子很有出息，这是我的一个成绩；还发表了些文章；还参加编写了一本书，里面有我好几篇。另外就是我写了这么多的小说，记载了这么多的历史，我觉得我的退休生活过得很有意义，没有虚度。总的来说，我算是没有虚度我八十多岁的人生吧。可能我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我不像有些老年人，一个人就觉得很孤独、难过。我的同学劝我跟儿女住在一起，我说不，我习惯了，我一个人很自由，我去他们那里，他们受拘束，我也受拘束。女儿退休那天跟我说：“妈妈，你以后每天就到我家来吃饭，不要自己做饭了。”我说：“我才不来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川师的一个好朋友，她说：“去吧，你应该去！”她的意思是你应该去享受。我说我不需要那种服务。我妈妈说过，自己能动才是福。我现在能自己出去买菜、自己做饭，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家里什么设备都有，煤气灶、电炉、电锅。不想做我就去买，我就上馆子，还可以网购。她说：“你不简单嘞，你还会网购！”我说：“学吧。”有的年轻亲戚说：“你不简单哟！你给我发微信，一会儿这个图像出来喽！一会儿那个图像出来喽！一会儿又是咋子咋子啊，网购，坐在家里收呢！”我说：“幸好我学了！女儿说给我网购，我说不用，自己能做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我感到很幸福。女儿、儿子、女婿、儿媳都很喜欢我，但是如果没有必须要找他们的重大事情，我绝不找他们。女儿离我很近，坐公交车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就是堵车，半个多钟头也就到了。而且她有车，可以接送我。儿子那边远，开车要一个半钟头。所以我在自己家里很方便，我想看书就看书，想睡觉就睡觉，想写文章就写文章，想到外面玩就去玩，想出去旅游就去旅游。除了写稿子以外，我还自己跟自己下跳棋呢，下三方（就是自己与自己搏杀），锻炼自己的脑袋！
我也喜欢看医书，很多小病，我根本不理它。前几天我看外面很多人都不再戴口罩，我也不想戴，就把口罩取下来了。后来不知怎么一下开始流清鼻涕，感觉有点伤风感冒。我说，糟了，感染新冠病毒了！不过仔细想想，不是。他们说过，感染新冠病毒不流鼻涕，也不流眼泪，也不打喷嚏，肯定是伤风！我不管它，我洗个热水澡。结果就大大地好转了。我喜欢看医学书，中西医我都看。要是我看的书不能解决问题，我就在网上查。所以我这几年没有上过医院。医院给我体检，说你胃里有什么杆菌，可能是胃癌！我不管它。原来有点反胃酸，我就饮食调整，现在早都不反酸了。去医院体检，检查小便，送去应该马上检验才准确。他叫你放在厕所门口，什么时候他想拿了才检验去，然后说我尿酸高。我说我敢肯定不高，他的检验我不相信。
所以我觉得学习很重要，医生也是学的嘛。知识分子就是要有知识，在有些问题上，没有知识，就容易受骗上当。至少应该有一般的常识，医学上的常识，生理上的常识。我上初中的时候学过生理卫生，那时候的生理卫生讲得很好，让我搞清楚了我的什么器官在什么地方；不像现在所谓的性教育，教些坏东西，把人都教坏了！我真感到现在教育的悲哀。我觉得五十年代我们的初中、高中，至少在“反右”以前，还是比较系统的。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很明显；但是精神文明如何呢？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对我们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评价是：经济文明进步，精神文明倒退。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博士！看问题很深刻，评价很正确。
（2020年7月19日）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五二期(cm11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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