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受访者慈航普度，生于四川乐山，1960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在自贡担任中学语文教师，业余时间创作中短篇小说，多以“反右” “文革”为背景，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老人1992年退休，现定居上海。慈航普度在这篇访谈中，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
我是四川乐山五通桥人，从小喜欢文学、绘画、音乐，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写作。
1956年，我考进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时候国家号召向科学文化进军，文化大发展，雨后春笋一般建了很多新学校。四川师院那时刚建立，我们是第一批学生。学校建在成都狮子山上，只有男女生宿舍和一个图书馆，其他设备都没有，赶上下雨就阴雨绵绵。那时年轻，心怀所谓“远大理想”，想象中大学一定是高楼大厦，有很多文质彬彬的大教授。但进去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就那么孤零零的几栋房子，也没有名教授，而且很多教师就是从中学里抽上来的，或者就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
我们没有教学楼，就在草棚里上课。有时候老师在草棚里面讲，有时候就用大喇叭，我们看不见老师。老师讲党史，我不怎么感兴趣，很失望。上课的时候，外面经常有呜呜呜的机器声，吵得不得了。当时我想，上大学到底学什么？上这样的大学还不如回家，以后另考。但我不敢回去，因为如果不服从分配，以后就不会给你再考大学的机会了。我不得已，就读下去了。
后来学校不断兴建，草棚变成了教学大楼，有教室了，还比较好。我们班上的同学年龄、程度都很不齐，我们这些最小的才十八九岁，最大的调干生将近三十岁；还有志愿军复员军人，有从机关单位来的，有点像我当时想象中的延安抗大的味道。
那时川师的每个系都是这样，而且据我所知，像重大、川大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当时一哄而上，教育大发展，高中应届毕业生不够，于是就动员一些干部和转业军人来读大学。
四川师院从原来的南充师院拨了一部分教师过来，理科就是数理化，文科有中文、历史，还有外语系，比较齐全；但是没有教育系，没有心理学系。我们那一期中文系四个班，一个班四十多人，我是一班的。其他系的学生人数也差不多。
刚进大学的时候，还经常放香港电影，像《家》《春》《秋》；还有一些三十年代的电影，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夜半歌声》。那时候大家的思想、言论还比较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很宽松。后来突然就开始整风了。我只喜欢看书、学习，不大关心整风，就没有参加鸣放，只跟一些相好的同学一起去图书馆看书，去玩。开始整风的时候，同学们还很积极。当时历史系有一个叫范通才（音）的学生，他父亲解放前是成都华阳县的县长，解放初被镇压了。他整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广播，说他爸爸不该被镇压，用革命的语言说，就是他想为他父亲翻案、喊冤。后来他被打成了大“右派”。这个人我没有见过。
还有一个人，是我的同班同学，叫赵尧生（音）。他父亲是红军长征经过冕宁、彝海、西昌那个时候的地下党，给共产党搞地下工作。那时从别处转来的材料里说，他父亲是叛徒，他不服。据赵同学后来告诉我，他父亲解放以后在西昌政府里当一个管理财务的科长，后来好像是因为打天下的和地下党之间有矛盾，在“三反”“五反”、“反贪污”的时候，有人借了几分钱几毛钱，他爸爸忘了上账，就把他爸爸打成了“贪污分子”。赵同学在西昌工作的时候跟别人谈起过这件事，后来有人揭发他，说他为父亲鸣冤叫屈。材料转到川师来，他也成了“右派”。
这两个人后来都平反了，是打倒“四人帮”以后，1979年左右，过了二十多年。他们俩后来都当了中学教师，但都已经去世了。“右派”那一辈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当时我还不到二十岁，糊糊涂涂的。有人说我跟某个人相好，比较谈得来，就让我揭发他。我不懂什么叫揭发，更不知道如果我揭发他，我就会成为“左派”。说老实话，我对他们还有点同情，觉得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特别是那个赵同学，跟我同班，我们俩很谈得来，让我揭发他？！我没法揭发！
这个我就不详细谈了。我写了一篇小说，叫《阴晴圆缺都是泪》，发表的时候用了网名“慈航普度”，基本上写的就是“反右”时我的经历，所见所闻。那篇小说十二年前在美国《黄花岗》网站上发过。当时编辑接到我的小说以后，马上就发了稿，而且加了编者按，说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写的一部中篇小说，看了会让人心碎流泪。《黄花岗》刊登以后，《天涯社区》《文学城》都转载过，甚至还有人剽窃。十年以前，这篇小说在网上都能看见，现在不行了。
我还有一篇小说，叫《看不懂的资本家父亲》，里面的原型基本上就是我父亲，我家是资本家。还有一篇《夕阳无限终断肠》，也是反映“反右”“文革”等等。我觉得我经历了这些事，应该把它实事求是地写下来，留给后人，让他们了解历史。如果一个民族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过去干过什么好事和坏事，就不可能汲取经验教训，让我们的国家往前行，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让我们的下一代变得聪明。所以我才写，但是我这些东西在国内是不能发表的，比如我的《粉笔风云》，连网上都不能发。我曾把它寄到国际文化出版社，编辑看了评价挺高，说可以想办法拿到香港出版。我想，我就是写着玩，也不想要稿费，也不想出名，能保我一家人平安就行了；如果我是一个人，没有子女，没有儿孙，我可以让他[去香港]出版；但我要顾及子孙的安全，所以我宁愿让我的作品死掉，也不发表！最近那位编辑又跟我联系，我说我要等到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万年以后再说。他也懂我的意思，也理解我，一个挺好的年轻人。
《粉笔风云》有七八万字，是中篇；《阴晴圆缺都是泪》也是中篇；《看不懂的资本家父亲》和《夕阳无限终断肠》是短篇。另外还有一些，在海外还挺受欢迎的。在国内，我发给了一些好朋友，当时还可以发出去。我们单位的一些同事看了，有人说：“看得流泪啊！你写的就是我啊！”有人说：“你写的‘文革’跟别人写的不同啊！”反正评论很多。
我在川师上学的时候，写过一个民间故事，叫《幺姑沱》，寄到当时国内的一个刊物，就叫《民间故事》，他们还采纳了。在我家乡，我家门前有小河流过，也有岷江流过。岷江上有一个险滩——就是水流湍急的地方，船行到那里最容易打弯——叫幺姑沱，大水淹了，很容易撞船。我写的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叫幺姑的姑娘，她上庙时被和尚玩弄，跑出来跳进了岷江，在那里发泄她的愤怒，所以那个地方最容易翻船。这是一个纯洁少女反抗和尚对她的侮辱、投水而亡的故事。
我读大学的时候，还写了一些反映“大跃进”的诗，内容我不记得了。当时川师在总结“反右”成绩的时候，还引用过我的一首民歌：“天上雁鹅排成行，地上社员熏肥忙。雁鹅一只不离群，公社是咱大家庭。” “反右”以后，1958年，我们到华阳县的上游公社去劳动——这在《粉笔风云》里有反映。我们一天到晚帮农民翻土。那时候要提高土地的肥力，天然人肥、猪肥、动物肥不够，就叫我们在良田上挖地，挖成一个很大的坑，起码一两米深，把下面的土翻上来；再把很好的树砍了，然后把树枝架在坑上面点火。树枝是刚砍的，只有枯叶能烧着，主要是冒烟；然后把翻上来的生土搭在上面，形成一个包块，说是为了熏肥。这样耽误了很长时间，农民和我们都打夜战，付出了很多劳动。很快就到了春耕的时候，要把那些没有燃过的树桩清理干净，把土刨平，然后再播种。这样耽搁了农时，土也反而不肥了，因为真正肥沃的土被埋在了下面，上面都是生土。我想这就是后来造成减产的原因之一。
我那次去农村时，和一个女同学一起住在公社附近一个农家的院子里，有时候看见社长、书记下来转圈，所谓关心农事。成都是平原，他们蹬自行车很方便，在田埂上也可以骑。1958年，本来农民的生活还好，但当时不让他们住自己的房子，都要一起住在规定的地方，甚至于家人都得分开，男人住一边，女人住一边。大家每天一起出工，一起收工，然后到公共食堂吃饭。我和我的同学也到那儿去吃饭。食堂里的蒸笼都是木头做的，像一个个小宝塔，四层重叠，近两米高，但不是尖的。蒸笼里蒸的是红薯干饭，菜很多。大家都使劲地吃，反正吃饭不要钱。有的人吃得太多了，出去干活都走不动；有的人甚至吃得上吐下泻，就吃到了这种程度！干活的时候，队长经常骂他们：“你们只晓得吃！干得打青桩！”所谓“打青桩”就是站着不干活，这是成都话。
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还要开社员大会，就在一间黑乎乎的屋子里，点一盏油灯，听队长讲：“要进入共产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下面农民都睡着了，传来一阵阵的呼噜声。只有我、我的同学和其他极少数人还在那里听，我也没听进去多少，只记得天天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我们劳动了一两个月才回校，看到学校里到处都是土高炉。原来，留在学校的同学在大炼钢铁！我们系二班的同学还到江油山上去大炼钢铁。我们笑说：“这就是‘我的大学’！”——这个大学我们读得很好。然后又叫我们搞科研，我们课都没有上，汉语只上了一两节，就让我们自己搞科研，搞现代汉语的科研！大家坐下来，由班长指定的同学当组长，写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科研成果拿没拿出来，我也不知道；就是拿出来，也是荒唐的，错误百出的！就拿我们组长来说，他对现代汉语可以说一窍不通，比我这个受过中学系统教育的差得多。因为他没受过系统教育，是个转业军人。
然后就是“教改”，给老师写大字报，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揭露他们在教学中怎样“放毒”。我一张大字报都没写，我搞不清楚，我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我看到大字报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我们的教授雷履平（音），漫画把他画成一个古人，在作揖，在顶礼膜拜，意思是他宣传的都是古代腐朽的东西。其实他教课教得最好，讲得最生动。他给我们讲《孔雀东南飞》，大家都听得很入神，觉得他讲得很形象，内容也很深刻。那时，学生喜欢的、教得好的教授都遭批判；相反，那些空喊政治口号的人就吃香！哪知道类似的“教改”，后来我当教师以后在“文革”中也遇到。这就是“我的大学”，没有学到一点知识的大学！
这样一混，到了1959年，让我们去实习。我去的是新都师范学校，就在成都附近。那里有个著名的风景区——桂湖，全是桂花。可是教学法我没学过，所以根本不知道怎么教书，更不知道学生的心理，肚子里空空然。讲不出来，讲不好，弄得我很苦恼。后来正式工作以后，经过自学努力，我才慢慢地学会教书，把书教好。
1960年秋天毕业，我分配到四川省自贡市的自贡师范学校，教了两年语文。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都饿饭。1962年很多学校下马，不下马的学校也减员，学生整班的回家；教师也有出于各种原因被辞退的，现在叫“炒鱿鱼”。当时的师范学校包伙食，学生不交伙食费。那时包不了那么多了，就让一些学生退学。那些学生后来可能都再没有上学的机会。我大姐当时在泸州化工学校，那里也是把学生整班整班地压缩掉。一时间，教育从“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
两年以后，我被调到一所普通中学去教书，离开了师范，但还在自贡，就是现在的14中。那个学校在自贡市的沿滩镇，当时叫沿滩中学。我们师范学校的一些年轻同事，语文组两个，还有数学组的，都一起调到了沿滩中学。那所学校是新办的，建在镇上，说是“为了方便贫下中农子弟自带口粮上学”，就是说，让农民的孩子自带口粮来读书。其实有什么口粮！有的学生带一两个红薯到学校来，学校免费用一个土罐给他们蒸好，到时候他们取出来吃，挺可怜的！我们老师也是这样，供应我们红薯，吃两三个就是一餐。在这个学校的工作，我在《粉笔风云》里有比较详细的描写。
我在那里干了十年，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在那里出生的。那段遭遇里最使我心痛的，还不是“文革”的几张大字报——这个倒不可怕，最多“烧”了我一下，只是当时我没有斗争经历，不懂政治，就吓得不得了。后来转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群众就轻松了。但百分之百烧群众的时候，我的女儿才可怜呐！她被送到农民家里去寄养，我给保姆钱。我女儿还算福气好，遇到的保姆很善良，我们叫她“郑妈”，叫她丈夫“郑大爷”。他们觉得我是个好人，对我说：“你的孩子放在我这里，你尽管放心。”他们对我女儿好，孩子受的苦就少一点，但她也得顶着太阳跟着农民下地，脑袋上长满了“地瓜疮”，就是一个一个鼓起来的、鸽子蛋那么大的包，肿得通红，流脓。我们在市区，整个自贡市的老师都关在“牛棚”里学习，上所谓“学习班”，不准我回家看孩子！偶尔请假回来，我看女儿真可怜，就带她上医院，当时她才三岁。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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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七五二期(cm11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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