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劫再戾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哦，现在我才算恍然大悟。马恩学说认为，运动是绝对的，不停的，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也是不停的，斗争是绝对的。于是自从共产党当政就不断的搞运动、搞阶级斗争。苏联是这样，中国也一样。从斗争地主、镇压反革命、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集体食堂、搞所谓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阶级斗争斗倒一批又一批，现在斗到开国元勋、国家主席头上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是，过去反右派斗争，我竟然低头认罪，迫于淫威把无罪承认为有罪。丧失个人人格，这才真的是我的大罪。我必须赎罪，赎回我的人格尊严。——我心里一直在想着。
这时，在毛泽东领导下，由学生为首的造反派对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人批斗打倒。这些领导人都被毛说成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只要是领导人都有罪。据他们揭发，过去我说过一句：“青菜豆腐保平安”，这就证明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我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穷得只能吃青菜豆腐。我还曾说过“小鸟自由的飞翔。”这又证明我认为社会主义不自由。我还有许多滔天大罪，和这一样，不必赘述。这些造反派真个是为所欲为的折磨、侮辱原来的领导人。例如说批斗时，挨批的人得低头弯腰或下跪，要挂黑牌子（牌子上写着“走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之类）、戴纸糊的高帽子，游街示众。一切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说来办事。
那天他们斗争我，命令我跪下。我说：“我这辈子没学过下跪，从不会下跪！”
“不会就要学，你要下跪向毛主席请罪。”
“对不起，我是人不是狗，不会下跪！”
于是这些暴徒就用棍子、反毛皮鞋对着我两只脚后面的打弯处狠打、狠踢，使我膝盖弯曲跌下地，这就成了屈膝下跪。这时我忍着两脚剧痛，努力把两脚伸向前方，从而跌坐在地，几乎是躺在地上。我心里响起了《马赛曲》的声音：“……awake to glory”！我对着暴徒们怒目而视：“看吧，我是坐在地上，不是跪在地上的。”于是突然一棒把我打昏过去。
后来有个青年告诉我说，我被打昏后，暴徒们说我装死，这时我的鞋已被打掉，他们拿了个钉子扎我的脚底板，我没有反应，于是他们干脆把钉子钉进我的脚底板。这个青年于心不忍，随后把钉子拔了出来。哦，怪不得现在我的右脚底板在疼。他给我说了这事以后，我忍不住笑了。
“啊，你还笑？”
“因为我庆幸自己保住了人格尊严。到死我也是人，决不会当狗。”我说。
“噢，你给我上了一课。”他说。“可是别的当权派，叫下跪都下跪。”
我的确很高兴，为此我还作了一首诗：
金钱豹。
箭毒入心猝夭。
坐地昂头威不到。
死犹风骨傲。
如今人妖颠倒，
生受铁笼浇脲。
冻夜风高鹰犬叫。
念君飘冷笑。
金钱豹在被射杀后，后脚坐在地上，前脚撑着地，就像活着一样。当地农民十分欣赏，说它们是“坐地昂头威不到”。现在我想起了它们，对那些暴徒飘出了轻蔑的冷笑。
他们把我囚禁在一个小房里，日夜还有人把守，如临大敌。看守在外面唱着毛泽东的语录歌《今胜昔》、《换新天》。哦，这是毛的指示。过去在旧社会，我坐过两回牢。如今换了新天，今日的新天比昔日的旧天还要黑，所以是今胜昔了。
越狱生还二十年，前朝驾崩忽回銮。
钦犯捕归本朝办，两蝉联。
魔爪余生今待毙，旧伤新创缀连环。
窗外放歌：今胜昔，换新天。
这就是当时的写照。
这时学生造反派和县里的工人造反派双方在斗争，没工夫来管我。我就自由了。毛实际上是信任他的军队，命令各地的武装部队“支左”，即由部队支持“左派”。后来还派来8341野战军来支左。县武装部积极支持学生造反派，排斥工人造反派。小县城里的工人造反派，当然不会有几个标准的无产阶级分子，多数只是手工业者那样的所谓“小业主”，他们被看成和资产阶级差不离。所以县武装部排斥他们。于是实际上是由县武装部的“支左”，在把这里的造反派分裂成了两派。
其实全国各大城市，甚至各小城市，造反派都在支左部队的所谓支左下，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叫“好派”，他们夺了当权派的权，并且欢呼夺权好得很。另一派也要夺权，就反对前一派，说前者夺权“好个屁”。这就叫“P 派”。
这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特别是江青巧妙地用一些“不许”如何如何来煽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去做那“不许”的事：去抢武装部弹药库里的武器进行武装斗争来打江山。于是各地造反派几乎同一个时期纷纷在干同样的勾当，互相武斗抢夺江山。
我们学校里的学生造反派。那天由该县武装部当内线要去抢枪。显然是为用武力攻打另一派，也就是要在这里打仗。当他们计划抢枪的前一小时，我得到消息，急忙找县里的支左部队，野战军8341 部队报告。结果对方好像无可奈何似的，只是说你们自行躲避一下吧。我就到另一派的驻地去报告。我实在愚蠢，幻想能制止武斗的发生。此事被那抢枪的暴徒们知道了。本校一位同学急忙到县里找到我，通知我快躲避。因为他们有了武装，首先就会来害我。我被看成是他们的敌人。我只好躲避到另一派的驻地。结果这些暴徒找不到我，就把我住处的财物掠夺焚烧一空。三光——抢光，烧光和杀光，我幸没遭到杀光。当他们来开战的时候，我随另一派徒步逃亡到杭州。当时从中央到各省市都设有接待站，接待这些人。不料这个造反派也行同暴徒。他们竟然嫌接待站的伙食不好[其实并不坏]，掀翻饭桌，砸坏锅碗。看来无论哪一个造反派都会有高高在上独裁统治者的“天性”。我只好离开他们，独自外出。事后听说，杭州的造反派狠狠教训了他们，勒令他们全体就地跪下。结果这些原来十足专制派头的造反派一下子就变成具有十足驯服奴才的天性，老老实实下跪认罪，不觉羞耻。哈哈，这就是被培养成的造反派的双重天性！
我失望地独自离开杭州到上海浦东一个小镇我弟弟家里躲避。所谓“躲避”无非是从本地跑到外地去暂住一下而已。谁也想不到本地的造反派还会派人到外地去抓人。你说他出去抓人回来干吗？他们凭什么有这权力？我实在愚蠢，不明白。不料本单位的一群歹徒由一个造反派老师带队，不怕辛苦展转从歙县到上海，又从火车站下来寻找去浦东的公共汽车，在浦东的公共汽车上还要找半路下车的小站，再步行很远的乡间小路，才能到我弟弟的家。他们竟然来了。
“你们要干什么？”
“带你回本单位。”
“回本单位？我的一切已经全都被你们抢光，烧光。我怎么生活？你们能保障我的生活吗？”
“你造谣！谁抢你的东西了？”
“这就是说，你们拒绝保障我的生活。如此说来我不能跟你们回去。”
“你还想逃跑吗？”
“当然！”
“那你现在就跑给我们看看！”
我沉默不语。跟着他们走。直到过了黄浦江渡口，在十六铺等公共汽车。车来了，像往常一样，车上挤满旅客。我跟着他们挤进车门。后面还有三四个旅客挤在门里我的身后。于是车门“扑吃——”响着开始关门。就在这一瞬间，我却穿过车门口的那几个人和车门，跳下车去。就在我身后“——啪”的一声门关死了。只有我在车外，车立即开走了。哈哈，这些蠢驴。你们不是说现在就跑给你们看看吗？你们无非借此机会到上海玩一趟。这回可玩的快活！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当着造反派暴徒的面逃跑。
从他们手里逃出以后，我就去了南京。我妻子儿子就住在南京。但是我不能去。这些暴徒当然知道我的家。我住到了一位姓万的老友家里。万不料我会被他妻子赶出家门。无奈又到另一位友人张汉鹏家。这家里的所有成员都帮助我，掩护我。这家对面的另一家是友人的姐姐家。她们也同样待我。所以我在这里躲了很久。我妻子常偷偷到这里与我相会。因为我在他们家吃住，所以我妻子总是带好吃的来给他们。一天，妻子带了一个塑料化肥口袋来。据说是进口罗马尼亚的化肥。化肥口袋得凭着关系才能买到一个。她是单位里的科长，有资格买到一个。连个化肥的塑料袋子也是个稀罕东西。当时中国人穷到什么地步，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我离开这个友人家，到安徽省会合肥找接待站。不久还是回到本校。
因为这时已经成立了“革委会”，这是文革后期成立的共产党的政权机构。既然成立了“革委会”，总要讲理的，我想。岂知大谬不然。
现在毛号召并由军队来领导和执行，把两派调和起来、团结起来，成立个名叫 “革委会”的政权机构，给一些头面人物分摊一定的政权地位，尽可能使各方都能满意，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斗争阶级敌人。大家都有“阶级斗争”的活干，都能过上称王称霸的瘾，这该可以取代双方之间的斗争，就在这时我听到说，河北大兴县把那里的地富反坏右全部活埋!南方好像是广西某地造反派把地富反坏右全部处死!这类消息听到不少，令人心惊肉跳，但我无法证实，这是当时反对他们“文革造反”的人在背后秘密传说的，但是对我来说是:宁信其有，提高警惕，以防不测。
“阶级敌人”就是指“地富反坏右”，他们还特别提出“抓叛徒”。当然摘了右派分子帽子的，也可以列入敌人的行列，更不必说，我是“老右派”[造反派这样叫我]。我是从文革以来为保住自己人格尊严一直跟这些所谓革命造反派针锋相对地在斗争的，他们恨透了我，一直在攻击说我是叛徒、老右派。好，现在他们就来对我“抓叛徒”了。
既成立了革命政权，我们就要去并有权去查看干部的档案，我的档案明白写明了我从敌人那里越狱逃回的历史是清白的.我才不怕他们呢。 可是他们竟能想尽办法说我是叛徒。当时1949年我越狱回来后，地委书记，专员和组织部长等领导干部详细审查我被捕的历史关节，把审查结果的全部材料报到区党委。区党委书记批准我“恢复党籍”。现在那些家伙却发现批准我恢复党籍的人是“刘少奇61个叛徒集团”中的曹荻秋（这时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哈哈，我原来属于刘少奇61个叛徒集团的，他们挖出来了好大的一个敌人!
当然说我是叛徒的“理由”、“根据”还多的是，最纠缠不休、最有意思的如下:
1948年末和1949年初，我在六合县东沟镇的农村里搞联络部工作。当地政府是应该负责保护我的安全的。可是一次敌人前来袭击时，当地武装及时撤退竟没有通知我。结果我被捕，我的文件材料被敌人夺获。其中记载有:“某月某日永利氩厂情报员某某二人送来情报一纸”，通讯连络办法:“寄永利氩厂××收”。同时文件里还附有原情报一分。这两位情报员是当地农民，当时住在永利氩厂西厂门外几步路远的一家饭馆里当伙计。敌人夺获文件后，极尽全力务必要抓到在他们眼皮底下的这两个人(永利氩厂就在他们治下)，当时我努力转移目标，防止他们为寻找情报员而去厂门外查户口。否则轻而易举就可以找到目标的。所以我告诉们这两个人就在厂内，是厂内工人。敌人问是否场内职员，我说“他们自己说我们是厂里工人”，我根据敌人的询问，描述了情报员的服装，言谈特点等等。当然是按我的编造来描述成工人。敌人果然相信了，并且说:“没问题是工人，那份情报上的内容和字迹也只是文化不高的工人，不会是职员”，于是敌人就根据我的供词一心一意在永利氩厂内想方设法查找。大约找了近一个月，事后听说厂内全部工人职员的档案都被查了好久。然后他们怀疑了我的话，专门来提审我，还用了刑。但是仍然堕入我的圈套，例如敌人想起来问:“材料上写的通讯联络办法:“寄永利氩厂××收”是不是从邮局寄?”
真笨!会问出这种问题!于是我立即回答: “当然不是，我们解放区和你们这里还不通邮政呢。这是由我们联络部的专门通讯员把信直接送到永利氩厂里的那两个人，这才能保密” 他们竟然相信了。其实当时双方是通邮政的，他们却根本不知道!连发封信试验一下也没试，只相信靠刑法拷打而得来的口供。结果彻底失败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两位情报员始终安然无恙。
不料现在二三十年以后，这些“革委会”老爷们说我出卖了那两名情报员，因为现在二三十年后的现在那两名情报员就是永利氩厂工人，在解放后他们被安排进厂当了工人。虽然二三十年前不是工人，但是现在是的，所以我在二三十年前说他们是永利氩厂工人就是预先出卖了二三十年后的他们!
反正这个所谓的“革委会”就凭歪理把我关在一个楼梯下的地方。一个扔了许多杂物，老鼠日夜猖狂的三角形空间 （即所谓的楼梯间）。只是为我塞进了一张破床，床上一无所有。反正这时是夏天，不用铺的和盖的。另外，床旁倒放了一张小桌子，要我写交代用。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我这一生所坐过的最差最糟的监牢——堪与渣滓洞相媲美!
每天傍晚天黑以后，他们就带我到他们的大会场宣布“罪行”和进行“审讯”。只要有我说话的机会，我就一定说明我不是叛徒.会后他们送我回监牢。 回监牢前一群人围着这个“罪大恶极万分可恨”的叛徒狠打，具体来说就是又打又踢又用指甲挖我的脸.全身除了腹部以外，可谓遍体鳞伤.被打时我蹲在地上，所以腹部得以不被伤害到。但是后来我发现在黑暗中常有人用一本书挡住我的头顶，使我头部不被伤得太重.可见不是每人如此。
终于一次我被打得一条腿都瘸了，伤得昏死过去了，所以他们只好暂停审讯殴打。这时一些人来参观，其中有一个对另一个说:“俞士模在×农场里也关在这样的屋里，天天挨打，跟这一样，看样子得死在里面了。” 当时各个单位都会有“阶级斗争”，主要对象就像俞士模和我。
俞士模原是清华大学的一位领导干部，被打成右派分子了的。1961年夏我被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以后，被从北京流放到安徽歙县，根据北京送来的档案，认为可以任命我在名义上当个中等专科学校的副校长，[工资从15级降到17级，职务由副司局长级降为副县级，党籍当然是开除了的，这就是按照封建王朝那样，让我当个降级贬斥流放外地被监管的犯官]。当时我发现与我同时有一位同样的京官，也被派到歙县一所中等专科学校[徽州专区师范学校]当个名义上的副校长，他就是俞士模。后来听说作为犯官，他受够监管批斗之苦，然后被调到了一个农场里。现在才听到他们讲，他正在受到和我同样的待遇，当然也会和我一样死在同样的黑牢里。
实际上后来俞士模就死在那个黑牢里， 死前耳朵已被老鼠啃烂。根据我后来得知，他也曾在几乎和我同时越狱逃生，可惜失败。唉，安息吧，俞士模。
记得那些“革委会”领导下的暴徒们，曾说我是被国民党敌人把我从牢里放出来当特务的，并且他们说“有本事现在你就越狱逃跑一下看!”这真是一个好的激将法。
是的，我不能被他们折磨死在这黑牢里，现在我总算有几天没遭殴打，得到了一点休养，我应该抓住机会赶快逃出去，我必须越狱保住我的生命。但是我想如果可能有一天我的生命能有保障，我希望我还会回来。我早就宣布过，只要危及我的生命，我就一定会逃；不危及我的生命，我就不会外逃，即使外逃也会再回来。（因为这可以证明我不是真有罪，不是为畏罪才外逃的）。
这时我在计划越狱，当时整天关在这闷热难耐的黑牢里，只给我一个盆供我便溺，到傍晚才由看守人跟着我出外打一天要喝的水、要吃的饭，并去厕所倒尿盆，以及附带大便，我只有这时才有可能走出黑牢。现在正是农历十五的夜晚，院子里月明如昼，我热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却发现了绝无仅有的怪事，黑牢的门偏偏这时大开着，我又闷热得忍不住要跨出门外，透一口气。可是我警惕起来，我经常可以听到门外一些人在闲谈，说某处某人被打死了。记得好像是说邻县的县长被吊打后，死在一条河边，另外有人说是他自己到河边死的，也有人说是他在夜里逃跑被抓住打死的，莫衷一是，现在我在警惕：他们明明有意开着门在等我呢，我要在这时逃跑，正好中了那些恶棍的圈套，完全可能被活活打死，无人负责，成了无头案无处找凶手-具体负责打死人的人。
我绝对不能走出这黑牢一步!怎么办?等明天晚上吗? 不行.明天晚上不等天黑月亮就会出升的，到处月亮照得通明，我怎么好跑? 看来后天也不行。大后天也不行。我等到7月13日，时机到了。
……
在这之前我已对逃跑时的一切条件了解清楚，想好应有的一切对策。傍晚，天色朦胧而将黑没黑的几分钟，是大家吃完晚饭而消闲片刻的空隙，操场上在忙于赛球，所有的房间电灯还没亮.连后面的厨房和烧水房也都没有供给电等照明。但是转眼工夫就到该开灯照明的时候了。 这时是休息结束，供电的工作人员该去供电了。好，就在这个空隙的片刻，看守我这犯人的年轻人给我开门，让我走出牢房到后面厨房打饭，到开水房打水，解决我一天的吃喝。路过操场时，这个对我特凶的看守还很有兴趣地看打球的情况呢。我磨磨蹭蹭，一瘸一拐，走路不稳地干着我的事，这的确不是装的，我已被伤到了这种地步。现在我又艰难地去后面比较偏一点的角落，那里是厕所，我去倒尿并解大便。
行了，天已黑透，一两米外什么也看不清了。看守者站在门外，他不愿跟我到毛坑跟前去闻臭，尽管准备亦步亦趋地跟着我。对不起，我突然燃起了爆发力，这爆发力是惊人的，早在二十多年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下我就经历过一次了。我一个箭步飞出了厕所的门，这里离那个心不在焉的看守人大约相距不足一米。这时我立即转向两步远的后方，像个子弹，我向后面稻田间射去。但是这个子弹却是会拐来拐去的，只有我知道它射向何处。我冲出厕所门时，那位看守已经发现并惊叫了一声。他在向不远处的操场的方向呼喊求救兵。 可惜所有的人都动员来了也是白搭。 那里原来还驻有野战军“支左部队”，他们打开了探照灯向后面我可能在的方向探照。人声鼎沸呼叫抓人的声音震天价响。
我继续在逃跑，身上的伤痛竟然都可以撇到一边。我很镇静而且勇敢吧?不!跟二十多年前那次越狱一样。我惊慌万分，恐怖极了，既不镇静，也不勇敢。我只是面临立即就会死去的前一刻，被逼得无其他选择才会押上这条命，拼将一死求必生。事后回过头来看自己，不禁又惊又怪，“怎么此人就是我?”翻墙走壁，腾挪跳纵，跟谁学会了一套功夫?
我逃到了一个没路可走的地方.那是西北方的一个小山的陡坡。坡高至少也有四米，我脊背贴着陡坡出溜滑坠到底部，不过几秒钟。底部是一个长年荒芜没有人走的废路。这是大跃进时代的遗迹。大跃进时代，当政者们按照那个领导人大跃进的精神决定从芜湖到皖南的屯溪由当地政府自行建造一条铁路。现在我所说的“废路”，就是那时搞的铁路路基。路基挖成以后就废掉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条件建造铁路。——像这样类似笑话的事多得很呢。这个路基是穿过一座小山挖出来的。我越过长满野草的废路基，向对面的山摸索着攀爬。过去我曾独自在这一带攀爬着玩过。当然我总是走没路的路，不走人们走的现成的路。他们无论沿着哪条路也找不到我。如果不沿路，那又到哪里去找我呢。就这样我翻过一个山，到了山顶又摸索着向前绕过一个山包就停了下来，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我几乎瘫了，特别是一条腿和脚疼得很。
正如我的计划，这时月亮开始升起。我要等月亮升起以后才能确定往哪里逃跑。前途茫茫我逃向何方？我休息一下就上路了。追赶迫害我的人早已被甩掉。我可以瘸着拐着慢慢地走而不着急了。
凭着月光我就上路。我所谓的路，当然是没人走，却又是我可以走的路。
我一开始就确定了向北方逃。这里是皖南山区的北边，山区里是说徽州方言的人。我应远离这人生地不熟的南方。开始时我昼伏夜行，避不见人，后来我夜宿路边，幸好由于感情的缘故，我身上带着一张原来盛化肥的塑料口袋（那是我妻子给我的），这时塑料袋在夜里就成了我的床，下雨时就成了我的雨衣。
那天我来到一个大镇叫“河沥溪”。这里是南北分界，也是山区平原的分界。分界就在这里的一条宽大的河。我不会游泳，只能过桥。桥很宽大，这是从南方通向北方的重要大道。可是我发现我们造反派里的两名小卒竟然呆在桥的那一头。显然是为堵截我的。噢，这里是我的昭关！
我蹲在桥的这一头一块低凹的地方思考着对策。这之前，我已经脱了鞋子，光着脚，裤腿挽得高高的。我在路上还捡来了一顶破的大草帽。虽然这是老农的打扮，但是这并没能改变我的本相。好吧，——我想—— 我就不信拼不过你这两个小子！
我站起身来，准备往前闯。这时恰好有个妇女怀里抱着个幼儿，头上打着个阳伞，急匆匆来到我跟前，问我镇上的医院在哪里。于是我就帮她抱着孩子，领她到镇上去。那个妇女用阳伞罩着我和孩子的头。我们一起过桥。我特别注意努力拿捏着改变自己平时行动的特点。这种特点各人不同，熟悉你的人仅凭你的特点就能知道你是谁。甚至仅凭你行动时的声音也能辨别你是谁。所以现在我必须完全改变平时行动的特点。好！我安全的过了大桥。
随后我沿公路继续向北从芜湖过长江，再坐火车向北到了巢湖。本来我有许多老战友、老上级、老朋友，我可以找他们寄住、隐蔽。他们都会热情接待援助我的。但是我想起了汉代党锢之祸时期的张检。他为了逃生，“望门投止”。他躲进许多人家，都受到接待掩护，因此终于活了下来。但是不少接待掩护过他的人家，却受到株连而家破人亡。我决不愿做张检去连累别人，所以我既无家可归，更无门可投。只有去当叫化子，流落荒野，听任冻饿伤病而死去。
“鸟飞还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我在自己眼看日暮途穷活不成了的时候，一个难以抑制的心情和冲动，就是要在我死去之前，务必要挣扎着把自己的身体送到我妻子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巢县农村。这里是妻子曾经踏青剜菜、劈材担水、纺纱卖线的地方。这里就是我寻求心灵上最后的安慰和最后的归宿的圣地。
所以这时我一心一意想在死去之前能从这里的山水、草木、村镇、道路和大人、小孩儿的言谈活动之中，寻找并寻味我的妻子的身影举止、声音笑貌。然后我就准备默默的倒毙在这怀有特殊感情的土地上，了结自己这个革命者的一生。这也就算是幸福的死在妻子的怀抱里了。
于是我如痴如醉的在巢县颠连四乡，流连不去。
（二）乞丐生涯
这是1968年的夏天。北方阜南县一带发大水，大批难民纷纷向南逃到巢县（后来叫巢湖市）。入夜，巢县那座宽敞漂亮的石桥上挤满了人，令人根本无法通过。可是这些人里也有并非北方来的难民，而是“文革”中的逃难者。当然，这里还有原来就在外流和当乞丐的。大约中国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乞丐。
这一带的乞丐在周围农村里要饭，只在中午要一次。快到中饭时，村里家家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升起炊烟。这阵炊烟时间较长，炊烟过后锅里在焖饭；隔一会儿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又升起一股浓烈而短暂的炊烟，这是最后催熟，并收一下水汽。这阵炊烟消失就是饭已经烧好，要开锅舀饭了。这时在村外田里干活的就会回到家里来，家人一起吃饭。这时等在村外的乞丐也就会进村到每家门口要饭。
乞丐上门，主人总是打开饭锅锅盖用饭勺从锅里现舀新的饭，绝不会把自己碗里正在要吃的饭倒给乞丐。这是规矩。这些主人都是农民，并且也都要过饭。他们对乞丐很尊敬。
现在这里来了一个乞丐。中等身材，双肩宽阔，面目黎黑憔悴，身体虚弱，眼珠子眍喽凹陷，无精打采，一只右脚走起路来蹒跚带瘸。脸上总是带着忧伤、绝望的眼神。他来到一个山村。当他到一家门口要饭的时候，门里却不见有人吃饭。这时，屋子的后进传出幼儿咿呀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位妇女说话的声音。这声音深深的撞击着他的心。
“哦，醒了！好吃的老奶奶，一骨碌爬起来。
好吃的老奶奶，一骨碌爬起来。
哦，抖抖站，抖抖站，一碗锅巴两碗饭。
哦，我的心哪，我的命肝心哪，会站了！”
听得出来，末了一句是母亲亲吻着孩子发出的呢喃的声音。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比这声音更能打动他的了。几乎一丝不差，这正是十几年前，他的妻子在他身边，对他们的幼儿所说的话。这一带农村里，所有的母亲抱孩子起床、扶孩子颤微微的学站、哄孩子做各种玩耍、对孩子说话，都是这种歌谣、顺口溜式的语言。这是世代相传他在这里找到了妻子的声音笑貌，找到了妻子和儿子的踪影。多么亲切、多么温暖。这使他晃若隔世，内心涌起凄楚辛酸的浪潮，不能自已。
随后，他又挨门到另一家去，仍然见不到人们在吃饭。他瞥见有人在端着饭碗朝什么地方走去，他明白了，也跟着朝那边走。原来那边有一个长着好些大树的空场子，这是“饭场”。村里人聚集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闲聊。他就走到饭场前面站了下来。把草帽和一个布口袋放在脚下，端着他的饭碗朝大家望着。场上的人似乎没有谁要来给他吃的。他略为犹疑了一下，随后把两只臂膀交叉在胸前，对着饭场用低沉而洪亮的嗓子唱起他自编的讨饭歌子来：
大叔呀啊大婶呀啊大哥大姐听我言：
我的家在阜南县，三年涝来七年旱。
老天爷呀没心肝，苦死累活糊口难。
今年七月一十三，灾殃更比往年惨。
乌云呀啊漫地呀啊水漫天那啊。
墙倒呀屋塌呀，小的哭来老的喊。
水声雷声响连天，转眼屋上能行船。
茫茫大水水冒烟，一会儿人影全不见。
妻子呀啊儿女呀啊生离死别活拆散。
老天爷呀黑通了心，贼风鬼雨把人棬。
千年不遇的大灾难，如今全都到眼前。
独自闯过鬼门关，死里逃生来要饭。
他那哀伤的声调和这绘声绘色的歌词实在十分动人。唱的是只优美的民歌曲调。这是个男中音，声如铜钟。唉，一个大男子汉发出这样如泣如诉哀怨愤恨的声音，可比哭喊更能催人泪下。有几个妇女在抹眼泪。一个老妈妈眼泪汪汪地走到他跟前说：“小哥哥不要再唱了。再唱下去我们这顿饭可就吃不成了。”一个中年汉子和这老妈妈一起过来，他说：
“我们都在这饭场上吃饭，哪能有饭给你。把你的碗给我，我到家给你盛点儿来吧。”
那汉子盛了一碗新从锅里舀来的白米饭给他。
许多人有的拿山芋、有的拿饭锅巴给他。他一声不吭的接了过来，把山芋、锅巴装进布口袋里。有人把一小碗腌菜送过来说：
“就着小菜把那碗饭吃了再走吧。”
他默默的接收了那人的好意，转身到树上折了跟树枝准备当筷子用。一位妇女把手里的筷子赶忙在自己身上擦了几下递给他说：
“给，你就带上用吧，不用还我了。”
他接过筷子就着腌小菜吃起来，始终默不作声的接受着这群人的热情关心。这比说些感谢的话反倒使大家感到亲切、实在。一位老妈妈对他说：
“我们这村里啊家家户户都逃过荒要过饭，见了要饭的都知道可怜。”
这时他才答腔问：“你们这里有这大白米饭吃，咋也会逃荒？”
“唉，还不都一样。”
周围的人一起谈起来：
“那一年，我们村里能跑的，全都出外逃荒要饭了。没跑的都饿死了。跑出去的，有几家至今也没见回来。”
“你们这儿是闹旱灾还是水灾？”他问。
“哪有旱灾水灾，闹风灾！大跃进，共产风。”
这段悲惨的历史其实是遍及全国的。这个乞丐当然清楚。可是他又问：“现在你们的日子该好过了吧？”
盛饭给他的汉子说：“凑合着过吧。如今文化大革命，城里、镇上到处打仗，没人来管我们、来瞎指挥了。这倒快活，暂时可以自己做主。我们过一天是一天。明天谁知道又兴啥政策，日子又该咋么过。唉，反正咱们老百姓做不了主！”
有人问他多大年纪了。他说：“三十七，属鸡的。”
其实这时他四十六。他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许多。这倒显得合理、可信。因为他很了解农村里，“从长相看年龄”的规律。这叫做：“小的要看大，大的要看小。”河北农村里的说法叫做：“小的马后大，大的马前老。”这一南一北两种说法是一档子事。例如，十岁的孩子，长相只有六七岁。因为缺乏营养，发育严重不良。而四十岁的人，长相却像五六十了。因为未老先衰。特别是在大跃进、吃食堂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更加如此。
大家关心的问起他妻儿老小的情况。他说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眼睁睁被“大水”拆散，各自东西。如今他流落到巢县，就是来寻找他妻子的踪影来的。说到这儿，他格外黯然神伤，不再多说，拎起口袋，带上草帽，转过身子，蹒跚的走了。大家带着深切的同情望着他那慢慢离去的孤孤单单的身影。他听到有人在他的身后无可奈何的叹息着：“老天爷啊”。
这正是他那歌子里一再咀咒的：“老天爷呀没心肝”，“老天爷呀黑通了心”。这老天爷实在是那个领导人，他那歌词中所说的“七月一十三”，实在是他在皖南一个黑牢里冒死越狱逃生的日子。现在当地的一个“革委会”还正在发布“通缉令”，追捕他呢。
这个乞丐入夜露宿在野地里，面对夜空繁星，听着身旁水稻田里白胸秧鸡（俗名：苦恶鸟）彻夜不停千遍万遍的呼叫着：“苦呵，苦呵，苦呵”，简直是为他在凄厉而悲愤的喊叫。这声音使他心如刀绞，鲜血滴沥，不能排遣。他只有向不能再见一面的妻子，一遍又一遍的默默倾诉：
秧鸡啼血繁星溅，魂断巢湖梦里烟。
溪水盈盈寻倩影，山风袅袅想髫颜。
情深但恨情难绝，命舛犹悲命紧连。
今日分飞成永诀，还期来世结姻缘。
从许多外流的人那里听到说，县里在开始驱赶并清理外流，许多外流已经转移到附近的柘皋镇。那个古镇里有个废弃不用的砖瓦窑场，许多外流在那个窑里住。于是他也就去了。到了这里真是大开眼界。
先来的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要饭的。他也问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有的说是外流要饭的。有的却说是“十一号”，并伸出食指和中指来示意。这个人大约三十出头。原来他说自己是小偷，靠食指和中指来干活。此外他还有一个刮胡子的刀片，是用来割开人家的口袋偷东西用的。
有四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跟一个“瞎子”一伙。这瞎子大约四十，两眼的上下眼皮长满了疤拉，根本看不到眼珠子。但是他根本没瞎。他是这群青年的头头。他们是“钓鱼”、“砸窑子”的。所谓“钓鱼”就是用竹竿伸进别人的窗子里钩出衣裤之类。所谓“砸窑子”就是在别人房屋墙上挖洞，进去偷。这里的房屋多半是土墙。他们到很远的地方，进行“踩线”——兔子不吃窝边草，偷盗的目标总是在很远的地方。傍晚他们一起商量，天黑以后就出去了。半夜以后回到这里。偷来了许多贵重的衣衫、裤子。立刻就便宜的卖给窑旁的居民。那些居民明知是偷来的。他们再卖给旧货店。那个“瞎子”告诉他说。那年他害眼几乎要了命。几个年轻人要来饭给他吃，偷来钱带他到医院治病。只是偷来的钱不多，没能及时治好。
这里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儿子。老头自称会算命。他断言这个乞丐不是凡人，是个落难的干部。当然这个乞丐根本不承认。老头没事儿就靠在窑边上，一个人在那里哼唱着。原来是唱杨家将。从杨老令公兵败而援军失信没有来，结果一头撞死在李陵碑，唱到杨家将除了一个走头无路投奔和尚庙，当了和尚，其余一个个为国捐躯。他的声音悲壮、惨烈，似乎在感叹他自己的一生。
附近居民来找个会“说书”的。一个自称要饭的小伙子却答应了。老头告诉他，这事可不能干。现在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说你搞“四旧”，说不定还说你反革命。小伙子说，没事儿，我给他们编个“新段子”，挣两个钱化。当晚，他就对着会场又说又唱，绘声绘色，十分精彩，一下子把全场都抓住了。
大约一年以后听说这个年轻人到一个山村里偷鸡，被村民抓到，捆起来打了一顿，把眉毛拔光，才放了他。唉，这么有才华的人，为什么只能外流，当要饭，当小偷？
窑旁有两个人在编篮子。编好就卖掉了，很好卖。我就央求他们教我。于是我学会了编筐打篮子。花一毛三分钱买了把镰刀，装上一个很长的刀把儿，用来采摘树条子。当地有水曲柳和紫穗槐的树条，最适合编篮子。但是这种树条都有主，不能由外人采摘。所以他只能采摘路边树上的。于是我沿路采摘编篮打筐，随即卖掉，同时在中午要一顿饭。
我一路编篮卖篮子，到了附近的小镇夏格。我每天到小店里买上两个油炸花卷，改善一下生活。晚上就在镇旁的一个没人住的棚子里过夜。那天，那位白胡子老头和他的儿子也来到这儿。他们带了一只鸡来，用他们带的锅炖鸡。外流的人几乎都自己带着个铝锅。哪怕是剩饭也要煮过再吃。他们都懂得讲卫生。
听他们说，这鸡是“抓老歪”抓来的。许多外流都会抓老歪。他们进村，瞅着周围没人，用一根细线，拴着个蚯蚓，引一个鸡来吃。并且把线收到跟前，猛一下扑过去，抓住鸡颈子，立即把鸡颈子一拧，掖在翅膀底下。鸡连一声也没叫，也根本不能动，就被放在篮子里，上面盖上草。就此带出村外。这就叫“抓老歪”。
老头请他一起吃鸡。吃完，老头又要用文王八卦给他算命。吹嘘自己算卦十分灵，并且断定他不是“凡人”，一定是个落难的干部。我反驳说，你那八卦根本不对头，早在三王五帝以前，我们的老祖宗还没有文字，就会编筐打篮子。按照这篮子就造出了八卦。你看三根经条就是“乾”卦；三根经条全被一个纬条压住，就是“坤”卦；三根经条当中一根让纬条压住，就是“离”卦。每两个卦加起来就合成一个卦，九九八十一卦。后来商纣王统治天下，他把周文王扣押起来。文王落难就在那儿推演八卦。本来理应乾卦座北朝南。文王却把乾卦移到了西方。因为在商朝，周国在西方。这一下把八卦弄得错了位，根本玩不转了。你还要用文王八卦来算命，当然也不灵了。你还想给我算卦，没门儿！
老头被我这乞丐说得一愣一愣的。“唉，人上有人，天上有天。你有学问。兴许你就是个落难的文王。你的儿子也会替你伐纣，把暴君打倒！”看来他话里有话。这暴君应该是指毛泽东吧。
这些外流的无业游民多数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他们都是衣衫不整，拎着个口袋，装着些吃用的东西。一般还带着个锅。中午会去要饭，或者自行用三块砖架起锅，拿农民草堆上的草烧饭。然后又拎起口袋上路。外流的人常常互相交流情报。
有一次，一个从合肥来的，告诉我，严凤英惨死的消息。严凤英是全国知名的黄梅戏演员，安徽人特别喜爱甚至崇拜。她被关押批斗，受尽虐待。她写信给周总理求救却没有下文。最后绝望自杀。死了还被“造反派”侮辱糟践。借口说严凤英身上藏有收发报机。于是把她全身扒光。又说发报机藏在肚子里，又打开了她的肚子！这又是谁对人民欠下的滔天罪行？
这个乞丐我编篮要饭，一路上看到下地干活的农民，有人带着黑臂章，上面写着“地主”或“反革命”。还有的人，显然是被勒令示众，每天要拿一条长凳放在门外，面对大路，自己站在凳子上。身上挂着个黑牌子，牌子上写着“反革命”、“特务”、“地主”之类。唉，这是个什么世界啊。对人这样侮辱。我简直是欲哭无泪，特别是想起严凤英的死后惨状，我的眼泪就会忍不住流下。
我一路要饭来到一家门口。主人拿着一碗饭，饭里还有肉和菜。主人说，自己准备吃却吃不下，“如果你愿要就给你。不愿要我就另外给你舀锅里的饭。”我就要下了这碗饭。我吃了一碗特别好吃的饭。这一下我犯了大错误。随后拉肚子发高烧。我再也不能把个篮子编圆，只好留下自用。我摸了一下自己的脉搏，脉搏很慢。“坏了！我得了伤寒！”于是我立即向一个小镇走去。准备到那里找药店买氯酶素。
我在早上到了那个小镇。不料这里家家户户闭门，商店全关闭了。原来是要召集全镇的人开批斗大会。墙上写着大标语：“地主阶级的残渣余孽某某某死有余辜”。原来是一个小学教师，是属于地主成分。他受不起批斗虐待而自杀。大会开始了。台上后面正中挂着毛泽东的大幅画像。造反派上来领着大家读毛的语录，无非是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然后那个自杀了的老师的尸体被抬上台，有两个带着大口罩的造反派已经把死尸树立在台前。于是有几个造反派手中挥舞着毛的语录本——叫“红宝书”——对着死人大加辱骂批斗。全镇人民默无声，齐看台上活尸斗死尸。共产党怎么可以把人培养教育成如此没有人性的禽兽，并且让这种禽兽来统治领导尚未泯灭人性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个乞丐实在看不下去，只好转身走了。
现在我努力向前面一个大镇子古河走去。我知道古河镇上有医院，可以就诊。我发着高烧，浑身无力，勉强向前走着。好容易在傍晚时分，看到古河镇已在眼前，可是我支撑不住倒在了路旁。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看到妻子对着我的脸说：“你痛苦吗？”我忽然两眼涌满了泪水。啊，不对。我从来不流眼泪的。我用手去搽眼里的泪水。啊，真的有泪。这时我才完全清醒，原来正在下着大雨。是雨水落在我的两眼上。是大雨把我浇醒的。
倾盆大雨使我的高烧减退。我躺在地上不动。早晨雨停了。我努力爬起来向古河医院走去。这大概不到两里路。可是我走不动。我努力向前移动两脚。每步顶多不到二十公分。走了两三个小时，才到了医院。
医生给我检查验血，最后结论：伤寒。医生说必须住院。“你有身份证或者别的什么证件吗？”我摇摇头。医生叹息说，等一下，我去找革委会代我请求。但是不行。只好多开了药给我带上。原来开的就是氯酶素。我立即服下了加倍量，走出医院。忽然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清醒，听到有人在说话：“搞张芦席裹起来，先送到北边荒坟堆上。”“再等会儿，看样子还没咽气。”这时我才醒透，睁开眼。原来我就倒在医院门口。我爬起来走开。我到附近一个公路的涵洞里躺下，就在这儿生病、治病。等我能爬起来时，我就到附近邮局寄了一封信。信寄给一个友人收。问友人能否安全地告诉我家。约我儿子在9月25日一时左右，到浦口火车站候车室附近找我。并希望带点钱给我。
届时我见到了15岁的大儿子。儿子告诉我，“妈妈已经被造反派关押起来了，家里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
在我逃离黑牢后没几天，追捕我的通缉令就贴到了我家在南京的房门上。“第二天，妈妈就被关起来了。”“妈妈天天挨打，挨斗，还被拉到市里和一些大厂批斗了几十场。”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她又不是大领导，走资派？”儿子说，“造反派说因为查出她是假党员。” 她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是东北某军的一个师政委，矢口否认她是他介绍的党员。他原来是我妻子在新四军七师文工团时的一位领导，过去未能达到追求的目的，几十年后向她报复！于是，她成了“假党员。”造反派说她是叛徒老婆，姐姐又是南京市的走资派，这样她能不去背十字架吗？最后，儿子带给了我三十块钱和一点点全国粮票，他说还是他借的。……
我忍痛离开了儿子。想着妻子，内心痛苦难耐，我沿着到巢县去的公路，两臂交叉在胸口，满腔悲愤喷薄而出，哭天抢地的大声唱起来：
南冥沉冤，不知岁月，狂涛不断。
黄河九屈，怨积满怀，炸破千寻岸。
屈原投水，岳飞处决，扁鹊杀人当斩。
布鲁诺，活活烧死，只为地球在转。
死而留名，亡灵有幸，更有无名千万。
右派冤魂，灭门犹太，也是寻常见。
太平天下，文明世界，真理杀人血荐。
啥稀罕，天天都有，家常便饭。
这个要饭的又回到巢县，仍旧在那一带编篮和要饭。
有一天路上遇见一个扬州的年轻人。他说他姐姐嫁给一个村子的生产队长，现在他去姐姐家。据说有许多扬州女人嫁到那一带的农村。他说在那一带农村，村村都种紫穗槐，用来编篮、编粪箕、编筐。可是他们却打不好篮子、粪箕和大筐。于是我这个要饭的就跟那个年轻人一起到那儿去看看。
这时我已经置了一个讲究的提包装东西。半路上那个年轻的扬州人主动替我拎提包。后来路过一个集镇，扬州人叫我顺着公路向前走，自己到集镇上看一下。等我走过集镇却不见那个扬州年轻人。这时我才想起，自己上当受骗了。“唉，多少次上当受骗，吃了亏，怎么还不接受教训？”
这时我向一个路边上的人打听，是否见到过一个年轻人拎着一个提包从这儿走过。那人了解到我的情况以后就带我到自己的村里编篮打筐。
这个村子靠近利辛县，但是属于凤台县，叫南黄苇村。介绍我来的叫黄庆节。村里生产队让我给队里编篮子。编了两天，大家认为编得不错。就把紫穗槐条子分给各家。由各家邀我去编篮子、粪箕和筐子，并由各家供给我吃饭。夜里我就在晒场上的小屋里睡觉。刚过两天，黄庆节叫我暂停编结，跟他去耕地去。那是个十分广阔、平坦的土地。来耕地的有许多人，一个个都架好了牛和犁，排队等着。黄让我装好牛和犁，到这片地的正当中，由我在这里带头开一犁到对面的中间。哈哈，想考我？我想。我看准对面正中的一个目标，一犁开过去，开得笔直。后面的人跟着我犁了过去。我又回头犁到原地。黄庆节接过我的犁，不再要我耕了。“哈哈，考试合格！”我就仍然回去编篮子。
等我再见到黄庆节，我说：“你们的地，已经很久没下雨了，土地还是很湿润，墒情很好。”
“嘿嘿，这么好的宝地，我们村里，一人能摊上十亩。”
“那你们每个人都成了‘地主’了！”
“那可不，我们村里好多人都死掉了。于是现在人少地多。喏，咱们西北边那个村子，人差不多都死光了。村里就迁来了很多外来户。他们的地恐怕比我们这里的地还多。”
很多天以后黄庆节问我，“老李，你认识那个寡妇和他的儿子吗？”
“认识。”我回答。这寡妇母子俩都待我很好。邀我编了篮子、粪箕、囤米的大筐。她家紫穗槐条子都用完了，又用她家门口树上的树条。因为给她们编结，她们招待我吃过很多日子。每次还买来羊肉招待我。
黄庆节说：“饿死人的那些日子，男子汉年轻力壮的容易饿死。妇女小孩反倒不容易饿死。这寡妇的丈夫饿死了。这寡妇和她儿子没饿死，活了下来。”
最后有一天，黄庆节说村里人都说，老李—我 — 为人很“直固”，想留我在本村。“我给做媒，把那寡妇嫁给你吧。她还可以给你生个儿子呢。”并且为此叫我回老家把户口迁来。
这下难办了。我只好找借口外出。从此离开了那里。
我向南方一路走着一路编篮打筐，天气已经变冷。一天我替一家生产队编大筐，天正在大雪纷纷。本来是让我在屋里编的。我却蹲在外面地上编。一会儿工夫就累出了一身汗。这里已是寿县，一般吃的是大米绿豆饭。我在这里干了几天活，女会计来给我付钱，要我盖章。我没有图章。“唉，以后出外打工，要带上图章。这回你就盖个手印吧。”于是我把手印朝那张收条的右上方去盖。“哎，哎，你不认得字啊。手印要盖在这儿！”其实我是装不认得字。
一次天突然下大雪，我没找到编结的活，独自在路上，两踝也已冻得红肿，走不动，看来我得死在这儿了。这时，内心呼唤着：“金剑沉埋，碧玉成灰，明珠砸碎。问高天后土，生我何为？高天后土啊，我有何罪？”不久我就陷入一片春暖花开的梦景之中。这是一个要冻死的人必经的阶段。幸好有个外流的看到，把我叫醒。要不然就冻死了.
后来我对这一带熟悉了。知道在一条大路边上有一个小旅店。价格便宜。一毛一分钱过一夜。
一毛一分钱下一碗面。我没有活儿时就在此住下。有两个编筐打篮子的，没有活时也在这里过夜。那天店老板给我们聊天说，前不久他去百货商店买一块羊毛统子，售货员一开口就得先说一句“毛主席万岁！”然后背一句毛主席语录。他实在烦，扭头就走。店老板和我们挺谈得来。大家说，这都是想当万岁的人兴的规距，售货员要吃饭也只好这么干。
我在这里安定下来以后，有时出外注意看一下报纸。我注意到报上在强调：“对敌斗争要注意政策”，“不能搞体罚，污骂，私设公堂，私自关押”。看来，现在回去是时候了。于是我就回到原单位。
（三）白发余生
的确，原单位再也不打、不骂、不关押了。可是他们务必把我打成个叛徒才甘心。终于报请地委会批准，把我定成叛徒。召开大会宣布我是叛徒，交该单位监督劳改，剥夺人身自由。
于是我正式成了罪犯，天天劳改。从第一天起，每个月我都要写一分申诉书给地区革委会，要求平反。本来我在农业专科学校工作时就学会了种植水稻的一切技术，现在劳改，我就负责种水稻。春节期间，我擅自外出到屯溪地区革委会，找到领导接见，提出申诉。临去前，我写了一首诗：
历史靠谁写？是非凭谁说？
缘何蝇狗如意，贞烈罪名多？
大道歧出九派，人犬差之一点，去就问谁何？
万物不同趣，何必苦吟哦？
迎风雨，格雷电，起婆娑。
吉凶宠辱听便，孺子志难挫。
甘入千层地狱，昂首攀峰历险，看遍好山河。
目系云鹏舞，心伴触天波。
不久，地区革委会来了两个专案人员.一见面笑容可掬，递香烟给我.他们说，经研究，关于我被定为叛徒一案并没有错，但是可以不作为叛徒，而实行宽大处理，并解除劳改处分。——哈哈，过去和敌人斗争时，敌人就有这样狡猾卑鄙的诱惑手段。我很清楚，“诱使你得到自由的道路，就是爬出狗洞！”我立即回答说，“我根本不是叛徒，我不要求宽大处理，我要求你们改正。”结果谈判失败，我仍被作为叛徒，继续劳改。“哈哈，共产党竟然会如此黑暗。我竟要作为囚犯劳改到死。”
多年来，我在劳改中逐渐衰老。那天我得了病，独自睡在一间小屋里。心情痛苦，夜闻鼠咬，吟了一首诗：
真的不更事，天教降，百难助成之。
使牢狱出进，街头乞讨，三番死囚，念载冤挚。
平生志，舍得一身剐，真理必坚持。
双手掬出，满腔热血，茫芒四顾，何处可施？
将人当做狗，今天这下场，神鬼难知。
对镜尘颜白发，万念俱失。
剩老去填词，壮志吟诗，呕心沥血，又盼谁识？
只有床头鼠咬：“稚稚！痴痴！”
眼看我已活不下去了。这时忽然传来，毛泽东死了。接着“四人帮”倒台了。霎时间，魔王小鬼灰飞烟灭，血雨腥风戛然而止，消踪灭影。乌云散尽，晴了天。
据说，本地区是“四人帮”的老窝，省委派了一位领导人到这里兼任地委书记。这个负责人，恰恰就是，那年（在六合）【注：这是指1948年被国民党逮捕】我越狱逃回时，负责对我进行审查的领导人之一。于是我又写了一分申诉，告诉地委说，“我的证明人来了，他就是新来的地委书记。”于是问题迎刃而解。当然也解除了劳改，恢复了自由。地委组织部长告诉我说，赶快去向原单位申请对右派问题的复审，要求平反。与此几乎同时，中宣部有关方面也来函，要我申请复审。世界大变，变得正常了。
我既得到自由，就立即去南京与妻子见面。这时两人正是：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
这时夫妻二人合写成了一首诗：
大难生分同命鸟，青春枉逝念余年。
不知悲痛心已碎，敢梦欢娱月再圆？
意志如钢经百炼，柔情似水洗千瘢。
今朝得见全躯返，泪雨滂沱尔汝前！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二九期(cm052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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