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江畔忏悔
离开农场那”阶级斗争”的旋涡，抛开妻儿亲情的缱绻，走到皖南这青山绿水之间，我感到未曾有过的孤独与清静。我常独自在那条碧蓝的清澈见底的江水边留连。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心头不禁唱出了即兴之歌：
练江的水啊，清冽的酒。 醉得那青山云雾里游，漫山杜鹃全红透。 万山留不住，呀，江水日夜流，润染得两岸人俊秀。 我的情意脉脉的江，我的情意脉脉的酒。为什么，为什么，清冽的江水流到了我的心头？清冽的江水流到了我心头。
面对清冽的江水，越发觉得我这个人和这个社会环境是何等污浊不堪。有一种強烈的愿望，引诱我跳进江水中涤荡自己的灵魂。现在我有独立地深思反省的自由，反省投身革命的我是怎样变成馴服忠顺的，而且会咬人的”狗”的。 难道只是由于反右对我的压力，我才放弃原则低头认罪、才为邀功取宠去撕咬別人吗？不，反右刚刚开始的时候，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冤案，就有我的一份”功劳”。我还自以为多么革命，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打得頗有成绩呢！ 再以前呢，”三反”打老虎，上级认为单位反贪污不力，沒打出”大老虎”来。于是我就把个小贪污的总务主任打成大贪污犯，并且违法乱纪，私下把他关在小黑屋里近一个月，一再开他的批斗会。最后查明，只有那么一小点贪污，法院根本不受理，我却仍然把他开除了。我跟得够紧了吧，夠”左”了吧。 “三反”中，我对领导有”语言不敬”之处，领导就开始整我，要我交代历史，抓我的”小辫子”。他们听说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間当过盟军的情报员收集日本军事情报，于是，就成了”国际特务”。明明是抗战有功人员的父亲，成了”反革命分子”! 为了表示忠诚，我连忙跟父亲划清界限。父亲从上海来看我，我赶快把他送走。我的人性哪里去了呢？而父亲呢，这种传统的知识分子，不随政治气候而变化，始終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干干净净做人，有原則，有骨气，绝不低头承认自己爱国有罪。“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候。” 解放前的地下斗争期间，我就沒有左倾吗？ 在中央大学，有托派活动。遵照当时党的政策，我把托派的熊安东和杜一飞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帮凶。他们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我告诫同志们不跟他们合作，提高警惕。个别新青社员背叛组织，投入托派。托派了解我们的地下组织，却从来沒有出卖我们。他们和我们地下组织同志们同时被国民党逮捕下牢，也沒有出卖我们。解放后，公安机关在我的”帮助”下抓到了他倆，我还举证他们曾在反对国民党的群众斗争中起了破坏作用。难道这是事实吗？ 这不是斯大林的跟屁虫吗？
左倾的顽症是有左倾理论指导的，《联共党史》就是一本左倾教科书。在中国，左倾又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反科学的左倾顽症，和反人性的左傾顽症，就像是一片树叶的两面。这树的根扎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中。左傾顽症巳滲透、污染了社会，愚昧、盲从、迷信，把人演化成驯服的狗样的奴仆。 唉，回首往日壮志，唯余一恸！“哀我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將愁苦而终穷。” 这是屈原徘徊在沅江边时说的话。屈原似乎在召喚我。我如醉如痴，痛苦得不想活下去。江水滔滔，以巨大的诱惑力，引我投江以自洁，洗净我肮脏的灵魂。 我开始给妻子写遗书。
正在这当儿，一条被封鎖而迟到的旧闻鼓起我活下去的勇气，挽救了我。一条为涤荡社会污浊而奋起斗争的英雄的故事，悄悄地流传在人民当中。他就是原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张恺帆，老百姓叫他“张青天”。 早在解放初期，我就听说过张恺帆这个名字。那时我读到蕭三编的《革命烈士诗钞》，其中就有一首“佚名” 烈士的《龙华监狱题壁诗》：“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不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紅。” 这是三十年代，烈士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左联作家和进步学生遭国民党屠杀时，张恺帆题了这首诗来纪念他們的。因为他沒有署名，就被当作“无名”烈士的作品了。他是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淮南地区、皖中地区、山东潍坊等根据地担任领导工作。 当了多年的官，张恺帆却不谙为官之道。他的老同事张劲夫说：他“书生气较重。他是个革命者的材料，不是做官的材料，他不计官位，从不讲究做官之道，但他是一位真诚的人民公仆”。 自古为官之道是对上峰负责，反之不谙为官之道是为民众负责。
在“大跃进”、“公社化”的热潮中，他的不会做官的毛病突现出来了。民间传说，张青天微服私访，违抗“圣上”，取消公社，解散食堂，开仓放粮，救民于倒悬，煞住饿死人之风。 无为县，革命老根据地、魚米之乡。那年头的左倾顽症给这里带来了饥饿、逃荒、浮肿和肝炎，饿死人，土地撂荒，粮荒。 魚米之乡不见粮，生离死别是寻常，何消強忍早枯泪，哪用频回已断肠。（《浪淘沙》） 全县90万人饿死了30万。1959年实际粮食产量骤降到4.4亿斤，却上报为7亿斤。按所报的数字交公粮的话，农家几乎颗粒不剩。 民間故事是这样说的：这年7月4日，張恺帆中途下车，突然袭击式地走进黃汰村的名噪一时的“一枝花”公共食堂。正好看到兩个人端着满碗油乎乎的面疙瘩，吃得津津有味。“你们是社员吗？”，回答是干部。“群众吃的是什么？你们吃的是什么？你们还算是人民的干部吗？” 其实，他们吃的也不过是碗有些油水的面疙瘩。 次日，张恺帆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县委領导首先例行公事地“欢迎张书记亲临指导”。張恺帆单刀直入地问“现在无为县全县还有多少人？” 谁也答不上来。张又问：“全县还有多少粮食？” 在场的人都膛目以对。张书记火了，拍案而起：“全县有多少人，多少粮食，你都不知道，你这县委书记是怎么当的？” 会后，张恺帆微服出访。在村里碰见一个中年人，滿面红光，身強体壮。他迎上去问：“我看別人都面黄肌瘦，你怎么过得这么好？” 对方听他讲一口无为土话，穿得也像个农民，于是勃然大怒：“老子不用你管！再多话，老子就揍你！” 说着就抡起拳头打过来。跟随张恺帆的干部急忙前来阻拦，大叫：“住手，这是张省长！” 这位中年人倒是对“为官之道” 训练有素，反映灵敏，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张恺帆把他扶起来，问他是怎么回事。“我……我是生产队长”。 原来这是个中国最小的芝麻官。
然后，張恺帆来到汤沟公社七洲大队群利生产队的一个叫“雷打不散”食堂。他揭开锅盖，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水，这叫“稀饭”。他愤愤然放下锅盖：“这样的稀饭能填饱肚子吗？什么‘雷打不散’的食堂，今天就要把食堂給打散！” 他下令：“把口粮分到群众手里，让他们自己回家烧饭，誰也不准克扣。” 其实，食堂根本没有多少粮食可分給群众了。 張恺帆深入农村了解民不聊生，干部们作威作福的严重情况，就整理成材料给县委处理。 7月7日，下着小雨，张恺帆在无为县体育场召开县的五级干部会议。还能走动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冒着雨都来旁听了。张恺帆走上主席台，别人给他撐把傘，他轻轻地推开，眼里含着闪闪的泪珠，高声讲：“同志们，无为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还存在缺点：比如，亩产六百斤，硬说八百斤、一千斤。你多，我比你还多。有人说报少了面子过不去。请问，你是要面子还是要肚子呢？……毛主席一再说过，应该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两者一致起来。” 他大声宣告：“从今天起，每天每人供给平均不少于一斤的粮食，一直到接上早稻。重病号每天还应加上二两黄豆。要紧急调运粮食，安排到戶……。” 最后，他充滿激情地说：“我吃人民饭，就要为人民办事，绝不能吃饭不当差！” 这是掷地有声的一句话。群众中竟然有人情不自禁地带着哭声喊起：“共产党万岁！” 这个从大革命时代起在无为县跟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共产党人，今天又回到他的家乡，为共产党争回了在人民心中已丧失了的信誉，争回了一声“共产党万岁”的呼喊。他走下主席台，旁听的群众涌上去，用哀弱的声音向他欢呼，紧紧拉住他的手，泪流满面。有的哭着向他跪下。
会后，他一面向省委写报告，要求紧急调运粮食、黄豆、红糖，救济灾民，一面提出“三还原、兩开放”的政策，即：吃饭还原，房屋还原，自留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农民家庭副业开放。落实下去，无为县这个重灾区不再死人了，生产得到了恢复，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张恺帆呀，你的胆太肥了吧！。你敢顶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擅自作主，为救民苦不惜丢掉乌纱帽。 就在张恺帆去无为的那些天，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对敢讲真话的彭德怀等人大张挞伐，冠上“反党集团”的罪名。不久，在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毛泽东看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报告，写下了批语：“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員里有……，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他們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 张恺帆被毛主席点了名，在合肥被批斗了51天。全国都在批右傾机会主义，都在打各自的“小彭德怀”，“张恺帆”。1959年，张恺帆被秘密逮捕，关押了200多天。最后被“宽大处理”，开除党籍，发配淮北劳改。
拖到1961年初，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同意全国解散公共食堂。安徽省在1961年3月6日开始推行“責任田”，即“定产到田，責任到人，超产奖励，減产赔偿”, 把土地分片按人分配，由各户承包，多收多得。农民对这办法十分欢迎，兴高采烈，却又心有余悸。张恺帆挨了整，可是安徽省却还在推行责任田。 我所在的中专学校里有个学生退学回家种責任田去了。他邀请我去他家里，准备杀猪沽酒款待我。他说，“大跃进”那年，他家所在的生产队是县长蹲点的地方，全县树起的标兵。吃公共食堂，饿得他直哭。他母亲偷偷拿了公家的一块山芋被抓住，被大会批斗，把她关在自己家里，家门贴上封条，持枪民兵把守。“我母亲再也沒能活着跨出家门……”他说不下去了。 我宽慰他说：“现在日子不是好过了吗？共产党終究是为人民的。过去犯了错误，现在不是改了吗？” “俺村里人都担心共产党多变。农民日子好不了几天，又要变。猪催肥了就杀！不能富，更不能冒尖。能快活几天就快活几天。” “我看，过不了多久，党中央会公开发文件，正式下令实行责任田的。” 我相信党会改正錯誤的。可惜我錯了。1961年3月中央广州工作会议时，毛泽东对曾希圣说，你们可以搞责任田的实验。曾希圣高兴得不得了，立马在全省推开。不料，同年底，毛泽东在无锡专门接见曾希圣，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不是把責任田给改回来。好一个睛天霹雳！ 曾希圣乞求开恩，没准。接着，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被点名为“曾霸王”而垮台——名义上却不是为了责任田。
1962年4月中央发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中央派中央監委副书记钱瑛来安徽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对错划为右派的省委副书记李世农，以及张恺帆等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分別进行平反。徽卅地委也叫我写申诉，要求甄別平反。我写了申诉。可是，就在这年九月末，报纸上报道了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的消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爭”，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要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左傾顽症又卷土重来了。安徽省的责任田终于被定性为“姓资”而夭折。 平反就此煞了车。已经平反的也就算了，沒有平反的，自认倒霉。 这就是历史。刚翻过一页，想在新翻的一页上写新的篇章，背面陈旧而泛着王朝恶臭的墨迹，又洇滿了这新的一页。为什么这页纸如此的薄！且如此之难翻？
（全文完）
【后记：父親在2003年去世。之后母親和父親的战友们努力將他的自述，诗词，歌曲和他在语言学上的文章收集并印刷成书 —《洛生文集》，仅在老战友之間分享。之后，部分自述的章节被收录在《红岩儿女》一书中。由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 https://www.zgwh.com 2008年8月出版 ISBN 978-988-99663-1-7/W.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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