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救人
逃难期间，每天劳动完都到池塘洗澡，池塘内有个小岛，小岛周围水域下有一条两米多宽、没人深的环形沟。会游泳的人喜欢过沟、到小岛上戏耍。不会水的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清华无7的T不会水，想去小岛，他问岛上的清华自7的C（陕西人）以及清华动7的L（北京顺义人）沟有多宽。C、L同声回答“不宽，一迈腿就能过来。”众所周知，对会水的人，这水面下两米多宽的深沟确实一迈（游）就过，但对不会水的人犹如万丈深渊。C、L明明知道T不会水，却纵容他过沟，极端不负责任。我立即警告T“沟很深，千万别过！”。几分钟后回头一看，不见T的踪影。坏了，他肯定是落水了！再看C、L二人，他们正密切注视水面，一言不发。我立即对C、L说“T落水了，快救他！”。二人只是对视了一下，纹丝不动，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微笑。我立即游到T的位置，正欲潜水救人，C、L二人齐声同喊“别救他，他会把你拽下去，你也死！”我猛然醒悟，立即停下来，高呼救人，并立即爬上岸，一路奔跑高呼救人。三排有几位水性很好，其中一位是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北京人（其女友是清华一位漂亮女生）。他们跑来，立即潜水把T救起。T已不省人事，脸色青紫。大家齐手把他肺及气管里的水控出来，然后进行人工呼吸。谢天谢地，他醒过来了。
这事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每逢回忆起，心情都很难平静。不明白人世间怎么会有C、L这种人，大家同在一排，朝夕相处，无怨无恨。T很精明，从不得罪人。C、L纵容T去冒险，到了真要死的关头还劝阻我别去救。如果T真死了，我不明白他们到底能得到什么？后来我发现这种人为数不少，他们总是希望别人出事，出大事。为什么？我不是社会学家，分析不出他们的心理动机。
也许我应感谢C、L，要不是他们及时劝阻，如我真去救T，说不定真会同T一起丧命。我糊涂了，不知道到底是应该感谢C、L，还是应该咒骂他们。
至今T不知道是我救了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知道。在我一生中，每逢遇到困难，就奇迹般的化解，感到有只无形的巨手在帮我。比如，1970年3月，在没有任何后门的情况下，我奇迹般地重获北京户口，并进入中科院工作。我确信是上帝在帮我，上帝为什么帮我？仔细想来，能引起上帝称赞认可的，大概只有救人这一桩。仅此一桩，却终身受益，使我更加坚定今后一定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多积德。
8. 抓逃犯
农场劳动异常艰苦，在封闭的环境下，禁锢的不仅是手脚，还有心灵。唯一暂时逃脱的办法是让家里拍个电报，说父母病危。连长对此一概不信，一概不准假，但其中确实有真实的。上边提到的被我救下的T忽然接到父病危的电报，T心里有数，尽管连长不批，T执意立即回京探望。
T避开线人，精心策划，决定在后半夜起身上路，他的班长（清华冶8的）决定送他。可能消息有所走漏，排长（就是前边提到的那个除了智商不高以外、怂奸坏没一样不高的那位）半夜多次起床查看T的铺位是否有人。T半夜假装上厕所，然后用一床被子做成身体状，再用一床被子盖上，悄悄与班长趁夜色出发。虽被线人发现，但线人不敢立即通告排长。半个小时后，线人伪装上厕所，路过排长铺位，轻捅排长。排长发现大事不妙，立即连夜追赶。
T与班长来到小镇小丹阳后，天还没全亮。去南京的长途汽车站还未开门卖票。二人十分焦急，随便在小镇吃点东西。此时排长赶到，看到T及班长二人还未离开，顿感宽慰，然后对售票处的人说不准卖票给二人，并说二人是农场逃犯。排长觉得在全国大学解放军的形势下，一个现役军人的话哪有不听的道理，于是放心去吃早点。等回来一看，不得了，T不但已买到票，而且已坐上汽车。排长慌了，急忙拦住汽车，不准汽车开动，并高呼“他是逃犯，抓住他！”。车没法开动，车上乘客十分厌烦，催促司机快点开车。车慢慢前移，排长慢慢后退。突然，班长扑向排长，把他推开，汽车立即飞驰上路。排长望着远去的汽车，顿时放声大哭“完了，全完了”。之所以喊完了，是因为他知道这次把事办砸了，提干彻底没戏了，本已向提干迈上了半个台阶的他，这回彻底完了。
班长是党员，连长不能容忍党员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决定给班长处分。经团部批准后，正准备向全连宣告，T从北京来信说他赶到北京时，父亲刚刚去世3小时。他父亲是工人，过硬的出身，特别是经几千年积淀出的伦理道德，迫使连长应撤销处分，但连长仍执意坚持。在向全连宣布时，连长罗列了班长许多其它“错误”，把送人之事一语带过。
那年头背个处分是大事，殃及一生。不过班长这位来自福建诏安的农家子弟倒是满不在乎，后来听说他分到广东韶关。这么侠义的人在中国不多。
T很精明，虽说与连里闹了一炮，但他与连里的关系并未搞僵。后来由于国防科委的一些单位撤并，使得部分分配权落到了连里。连长由于一直过分张扬，上级对他也渐生反感，连里的大权慢慢落到了指导员手里。指导员这人还算有人性，T最后分到北京，大概是指导员想以此作为对T的安慰和补偿。
9. 拣稻穗
我们农场处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安徽一侧。在这里一看地里的庄稼，马上就能断定两省的分界线在哪儿，安徽这边庄稼明显不及江苏。我们收割后不再拾捡落下的稻穗，按说应该允许附近的村民捡，但贫苦的村民入农场后难免顺手牵羊，于是农场一律禁止他们捡，一旦发现立即轰走。当年军队在围垦时，为了避免与村民共享大堤，也就是不以村民的大堤为基础向湖内围垦，而是在湖内离开村民大堤约500米、平行于村民大堤另建新堤，然后向湖内圈地。整个农场与原陆地的连接处很窄，且有士兵把守。村民若从陆路进入农场很困难，一是要绕路很远，二是有兵把守。但从水路进入却很容易，只要乘小船，划过500米就可进入。所有拾捡稻穗的都是划小船进入，他们大多是年轻农妇。一天一名士兵追赶一群拾捡稻穗的农妇，此时突然狂风大作，水翻狂浪，大雨濒临。农妇们急忙挤上小船，小船严重超载。此时那名士兵仍继续追赶，在这关键时刻，如这士兵稍有点人性就不应该再追了，可他没有。超载的小船晃晃悠悠急忙驶入风浪中，不幸翻船。事后当人们把溺死的农妇捞上岸时，看到她们手里还紧紧攥住稻穗。每每想到这，喉咙就感到阵阵哽咽。是什么使她们只为一把稻穗就失去生命？穷，太穷了！
在圣经中多次提到要允许穷人拾捡麦穗，并在收割时要把田间的边边角角处留给穷人。至今在以色列仍履行这一古老的犹太戒律。在果园中应把落地的果实留给穷人。穷人进入果园后不顺手牵羊，更不哄抢，只有在诚信社会里才能做到。犹太人早在3000多年前就能做到，为什么至今我们仍做不到？在我们农场，管不住村民不顺手牵羊，拦不住士兵丧失人性的追赶，我们的社会人性堕落一环扣一环。
在农场，人性的堕落还远不止这些。有一名学生常自发到田间“护青”，还多次受到表扬。好家伙，原来这人专门追赶未成年漂亮的女孩。追到女孩后，不是没收稻穗，而是去摸惊慌女孩的胸。可怜的女孩，为一把稻穗，就把自己的酥胸第一次如此轻易地献给了臭流氓。虽说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臭流氓是少数，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社会已何等堕落。
10. 出血热、鼠与狗
农场一直闹出血热病，死了好几名学生。我们连的位置靠近农场出口，天天都眼睁睁看着多起担架、抬病人急急忙忙奔向团卫生所。团卫生所设施非常简陋，染病学生实际上全靠自身恢复。由于被送来的人逃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团卫生所环境还算安逸，伙食也比连队好，多数染病学生都能恢复过来，但也有少数挺不过来。从发病到死一般也就三四天。军方为了标榜全力抢救，在通告中多次说“为了抢救XXX，用了一卡车的药”。没文化的团参谋和干事们觉得用药越多越能体现军队对学生的关怀，太离谱。
每当死人，大家就不约而同地问“下一个是谁？”有位清华7字班的，戏说“下一个可能是我”，果然说中了，大家越发恐惧。几天前还活蹦乱跳，就这样走了。从此大家再也不敢乱出戏言。大家明明心中恐惧，还得装出满不在乎，装作朝气蓬勃。
据说这种传染病来自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螨虫。于是展开了人鼠大战。按照上级指示，首先在营地周围挖防鼠沟，一米多深、半米宽，沟内放水。但我们发现老鼠不但会游泳，而且过沟如履平地。同样根据指示，还在营房入口建半米多高的防鼠门槛。出这种馊主意的人大概以为老鼠入营房也像人一样走正门。我们营房用油毛毡和苇席搭建在滩涂上，无论墙根还是地面到处是鼠洞，房内老鼠窜来窜去。最后谁染病，全靠天命。有一段时间每晚关灯后，总有老鼠嗒嗒嗒爬到我床头，在苇席与油毛毡间窜动。用力拍打，轰跑后不一会儿又回来，非常讨厌。老鼠在夹层间，特别是在黑夜，看不到它的具体位置，即使看到也抓不到。后来我终于想出了办法，我把铁丝一头弯出个把手，另一端磨尖。等老鼠来时，隔着苇席，仔细辨听声音，判定老鼠的确切位置，说时迟那时快，对准位置，铁丝猛剁下去，立即听到吱吱尖叫。大家齐声欢呼，对老鼠的恨全都撒到了这只身上，此后未见老鼠再来床头。
田野到处是老鼠，抓不过来，只能抓营房附近的。用铁锹挖鼠洞，老鼠窜出后，若用铁锹拍打根本来不及。但狗能立即抓到，并且当即吃掉。北方人常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丹阳湖的狗彻底颠覆了这一说法。我们连队养了两只狗，一只黄毛，公的，其貌不扬，很笨。这狗与穿黄军装的连长同名，同叫“王二三”。另一只黑白花，母的，很漂亮，挺灵，每次挖老鼠都带上黑白花。两只狗同在我连，也就促成了它们的“婚姻”。要是能给黑白花更多的选择，绝轮不上黄毛。后来下了一窝小崽。
当年在城里不让养狗，来到丹阳湖后，才第一次了解到狗的习性，并彻底明白了什么叫“走狗”。全连100多人，狗全认识。若我们与外来人笑谈，狗摇头摆尾，一付哈巴相。若我们训斥外来人、要他们离去，狗立马一通狂吠，装出一付要扑上去的样子。后来我发现人群中就有不少“走狗”。在工作单位，有些人对不被领导看好的人百般刁难歧视，觉得只有这样才算是尽职尽责、尽忠尽孝，尽快尽早受到重用提拔。
11. 通讯员
来到农场后才知连里还有个专职的通讯员。名为通讯员，实为连长及指导员的勤务兵。之所以不叫勤务兵，大概是底层军官的级别够不上配勤务兵。
连里最早的通讯员是清华化7的Z。通讯员可终日留在连部，东溜西逛，不参加繁重艰苦的劳动，对Z来说，福从天降。但Z书生气太浓，他以为通讯员只干通讯，结果很快就被撤换。新换上来的是一位西安电讯工程学院的研究生，他来自穿军装的军事院校，知道该怎么当好通讯员。冬天每晚都给二位连“首长”焐好被窝。热水袋究竟是谁花钱卖的，不知道，大概二位首长不会自掏腰包。晚间还要为二位首长打好洗脚水。夏天睡前为首长挂好蚊帐。无论冬夏，清晨都为首长倒尿盆。为了不让大家看到，每天都赶在起床号之前干这项革命工作。有一天有位学生清晨上厕所，伸脚给这勤务兵使了个绊儿，让这勤务兵来了个嘴品尿，成为全连经久的趣谈。这位研究生28岁，二位连首长均23岁。年龄及学历的差距不能成为不为工农兵服务的理由。其实这位研究生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光靠这些“硬件”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他必须要及时探听大家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大家对连长指导员的牢骚怪话，及时汇报。到后来大家都尽量避开他。但有一点避不开，就是来往信件都要经他的手。我们惊奇地发现，来信经常被私拆。究竟是谁干的，不清楚。信件由团里转来要经好几道手，连里的嫌疑最大。既然来信被拆，发信肯定也不可避免。大概是有人想通过拆信挖出潜在的反革命，立功受奖。到后来，重要的信件大家都是跑到30里开外的镇邮局去发。
虽说通讯员这活儿天天端尿盆，遭人鄙视，招人恨。但在绝大多数人心底里，仍认为这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差事。正像当今人人喊反腐，很多人反腐是因为自己捞不到腐败的机会。
12. 小镇游
在农场大乱前，若请假去趟小镇，犹如出国般困难。到了小镇，愉悦、“新奇”的感觉不亚于出国。那时归队时间卡得很紧，晚几分钟都叫超假，要受严厉批评。
大乱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约三人去小镇博望。天气很好，我们游过500米，蹬上村民大堤。一路“高歌猛进”，扯开嗓子唱文革前的封资修歌曲。同唱《红莓花》，为什么喜欢这歌？大概是渴望有位看上自己但还没“讲出来” 的女孩，或许是自己看上了某位姑娘、还没对人家“讲出来”，说不清楚。我们同唱《伏尔加船夫曲》，“拉完一把又一把，河水滔滔深又阔，对着太阳唱起歌……”。心底的痛一股脑地倾泻出来，渴望早点结束丹阳湖的煎熬。
到了小镇直奔饭馆，这才是真正的目的。连队伙食太差，肚子馋虫发作，来小镇解馋。我们没要酒，一是饭馆只有劣质白酒，我们都不能喝白酒。二是都不愿再花费了，本来下馆子都是咬了咬牙，一拍大腿“他妈的这个月不过了！”才来的，每人家里都不宽裕。我们以茶代酒，共祝日后飞黄腾达，局长、部长、总理、直至国家主席，每人都过足了官儿瘾。
饱受性饥渴煎熬的“光棍儿们”，话题自然离不开女人。同行中的“小屌毛灰”是清华力8的，福州人，小个儿，很精明，但大多是小机灵。他曾居然敢对连长说“你一心只为乌纱帽”，连长也没报复他。小屌毛灰有个女友在家乡，他拿出照片，哇！真漂亮。也许这就是拿出照片的原因，显摆显摆。我们问这女孩干什么，他说她拒绝上山下乡，呆在家。咳！又是一个前途未卜。后来我们离开丹阳湖后，听说由于这女孩出身不好，小屌毛灰被迫离开原分配单位。再到后来，由于分配权落到了连里，连长终于报复了他，把他分到陕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同行中另一位是清华冶8的邵老弟，苏北人。此人面相似有点“狠”，但人很随和也挺友善。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浪漫故事，讲他如何机智巧妙地周旋在两个女孩间。我们立即问“你对人家两个女孩都动真格的了？”。不料他反问“啥叫真格的？”，反倒把我们问住了。得了，不能再问了，到此为止。
同行中的第3位，人称“黄胡子”，是因胡子很黄。别误会，不是二毛子，纯正的炎黄子孙，河南人，哈工大的。当时河南人大多看上去都带着股土气，黄胡子也不例外。不过这位思想一点也不土，看过许多书，特别是说起二战德国的西姆莱、戈培尔、戈林等倒背如流。从言谈中知道他还没女朋友。他个矮，相貌也不大行，找对象可能有困难。不过对男人来说，只要智商高情商高，不愁找不到漂亮女人。黄胡子人很机灵，大概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
室外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我们困在饭馆，直到晚上人家打烊才离开。虽说农场已大乱，但我们还没胆量在外过夜，只能冒雨往回赶。赶到村民大堤前，我坚持游泳回连队，经他们三位反复劝阻，最后同意与他们一同绕行走陆路。后来每每回忆起来都感到后怕，我居然敢冒这傻气，敢在大风大浪的黑暗中游泳。
村民大堤有许多分叉，大堤两边都是大面积水域，迷路了。拍开一户人家，那人挺好，不但详细告之，还端上热水，叫我们暖暖身子，最后执意把一盏马灯交给我们，并说了一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出门在外，不容易呀！”这是我来丹阳湖第一次听到如此有人情味的话。心里顿感温暖，同时又感到内疚与可笑，我们落到这地步，不是公干，是违纪出来游玩。
在大雨中摸黑走了约40里，回到连队已后半夜。连长没敢批评我们。
13. 那个风雪雨夜
农场大乱前，在一个冬雪夜，全连到20多里外的团部去听最高指示传达。这天我值日，留在连队为大家烧晚间洗脚水。大风裹着雨雪，十分寒冷。供电系统突发故障、断电，这下坏了，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水井在营房外，与灶台隔一道约2米宽的沟，沟上的桥由两根粗毛竹拼成。平时挑水过沟没有问题，但在大雨断电的晚上就难了。我没手电，连里原本少数人有，由于常被借用，成了公用，最后就全都“没电了”。
我摸黑挑水，半个脚掌、半个脚掌地向前挪蹭过桥。好不容易把锅里水挑满，但老是点不着火，稻草全都湿透了。我多次摸黑往返营房，寻尽所有引燃物，都不管用。我陷入恐惧，烧不成洗脚水，这可不是小事。一年来大家在农场积攒起来的愤怒不敢往上撒，若烧不成洗脚水，将会暴风雨般地撒向我。上纲上线，说我这是在发泄对再教育的不满。甚至有人会把我平日的支言片语编撰成反革命言论集，向上汇报。连里经常开展背靠背揭发，还专门设立了检举箱。我必须严加提防，绝不可因琐碎小事引来公报私仇。平时一个个看上去笑容可掬、慈眉善目，说不定他就是背后致人死地的检举杀手。
欲点燃湿稻草，关键在于初始必须要有一足够大的火力先把稻草烘干，烘干后稻草燃起，再烘干更多的湿草，如此往复扩大。如何才能找到足够大的火力？试了许多办法和材料都不行，我非常着急。此时胸前突发奇痒，在撩开内衣的瞬间，突然悟到我的尼龙内衣是干的。对，就把它点燃。我立即脱下，做好一切准备，“这是最后的斗争……”不由得庄重地唱起国际歌。
谢天谢地，火终于点燃了，直到把水烧得滚开，然后慢慢续草维持，等待大家。我转过身，背对灶口，烘烤湿透的后背。忽见土墙上人影晃动，似幽灵鬼影。不，那不是鬼影，是灶台里的火光打到我身上，再投射到墙上形成的影。平时每天除了超强度的劳动、就是站立笔直听训话，终日忙忙碌碌，根本没时间和机会坐下来静静思考。今日难得一次机会，此时最想念的是北京的母亲，不知她现在正在干什么，她想到她的儿子正在这儿活受罪吗？同时也想到了北京清华女友，她现在正干什么？是不是正在温暖的宿舍里给我写信？她也正面临毕业分配，她能分到北京吗？我算是完了，回北京没戏，不敢再往下想……
14. 京梦成真
1970年3月，大家在丹阳湖的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陆续奔赴自己的分配单位。由于在劳动期间有些单位已关、停、并、转，使得有些人沦为待分配。为了解决这批人，又下达了一批新的分配指标。这下坏了，连里有了分配权，连长疯狂报复。
由于我的分配单位没有变动，连长虽卡不了我，但我若想趁机换个好单位，没门。因在农场大乱后，我虽没带头闹事，但一直跟着哄，连里、特别是连长对我没有好印象。我耗在农场意义不大，应趁早离开。
一年半来虽天天盼着离开，到了真要离开，看看自己的营房、睡过的床、走过的路，一种苍凉的惜别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又一想，唉，这鬼地方有什么好留恋的？妈的，快走！
在离开农场的卡车上，碰到一名分到北京中科院的人。我到京后，没顾上回家，从车站直奔中科院。了解到中科院某所共接收了10名丹阳湖学生。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共批给这个所78名农场学生进京名额，正在招兵买马。我当即决断，不管该所是否收留我，立即投入这个所的挖防空洞劳作。经历了一年半高强度劳动锻炼的我，挖防空洞这点体力活是“白玩儿”。所里那帮常年呆在办公室的人对我的挖掘惊叹不已。几天后该所的人事处长对我说“虽然我们没看你的档案，但信任你。你把你的国防科委的报到证交给我，我发回到丹阳湖，叫他们换一张给我们所的报到证来。”
在丹阳湖，是团里签发报到证，我在农场默默无闻，既无好的名声，也无坏的名气，团里一般不会为难我。怕的是连里，连长这人坏透了，另外，连里的学生们一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没办法来北京，但他们有办法让我来不成北京。
等呀，等，忐忑不安地等，像高考后“漫长”的等待。两个星期后，喜从天降，报到证终于换回来了！奇迹。就这样我重获北京户口，入职该所。从1968年8月底离开北京，到1970年3月刚好一年半。真是奇迹，梦想成真。更令人兴奋的是女友也顺利地分到北京。我常常回顾反思，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全是上帝在帮忙，这使我更加坚定这辈子一定要做好事，不做坏事，为己、为儿女多积德。
回想在农场的经历又常常后怕。在农场大乱后，如我做了出头的事，那么换报到证的事肯定要卡壳儿。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今后绝不可情感用事，绝不可做出头鸟。看看后来连长对有些人的报复，真惨！
我落脚北京后，连里的来信如雪片般地飞来，起码有50多封，托我帮忙。如这些人全来，78名的进京名额足以容下。但我绝不能让那些自私贪婪、特别是那些告密线人们来。其实他们若来非常容易，只要从农场开个来这里的报道证就可以，但这层窗户纸不能轻易捅破。我给几个要好的哥们回信，要他们在某时某刻到小镇邮局听我的长途电话。因秘密不可写在信中，只能私授。但没回音，我拍电报、甚至加急电报，仍无回音。我知道这是连长在做怪，他肯定知道我是在帮这些人来京，而这些人恰恰就是连长最不欣赏、甚至嫉恨的。最后只有两人经东转西转后才成功，其余都没来成，科学院的这个研究所也白白浪费了几十个进京名额。
几年后见到那帮没来成的哥们，获知他们当年确实没收到我的任何音信。为不给他们造成痛苦和遗憾，我没说我入职这个所曾浪费了好几十个入京名额。当时我真该去趟农场，向他们面授机宜，但没去。不是心疼来回30多块的车钱，为朋友两肋插刀理所应当，这点钱不算什么。只是担心回农场有可能把我自己的事搞黄了。我落脚京城是在连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办成的，他肯定耿耿于怀。如再次相见，他绝不会放过我。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不能刺激他。不可回农场，误了自己的大事。
我能回北京，表面上是巧遇+奇迹，实际上全是上帝的安排，上帝之所以如此安排，肯定与我救人（救T）有关，只此一件就令我受益终身，使我深刻醒悟到这辈子今后一定要做更多的好事，绝不可做坏事！
15. 后记
2019年经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了曾被我救过的T。电话中听到他熟悉的声音令我兴奋不已。几十年来我一直关心他，不知他过得怎么样。我兴致勃勃地回忆农场那段蹉跎岁月。回忆他与班长如何逃避排长的追捕，回忆他落水被救……。直到这时我仍没告诉他是我救了他，因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那份真情。
非常令我失望，在他不多的回应中，句句充满了官员的那种典型的拿腔拿调，“阴、冷、傲”的语气令人难以承受，当年的那份真情全无踪影。不用问，他当官了。谈话没法再继续，不得不挂断电话。
我不死心，立刻再次拨通电话，告诉他是我当年救了他！期待他有所改变，不料他反应越发冷淡。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许他认为我打听到他当官后，有事求他，于是编造离奇的救人故事，骗取他的帮助。
我仍不死心，立即又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用短信发给他。详细告诉他当年我是怎么救他的。我想这回怎么也得有个回复了吧？但至今没等来，彻底失望。
后来核实，他果然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人一当官马上就变，古来今往基本如此。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二七期(cm06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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