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樊禹辰:农场岁月(上)

1. 泪别北京

1968年8月24,站台上的时钟指向4:16,离开车还有4分钟。我深吸一口气,平息心跳,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内衣里的证件,一张盖有北京公安局大印的户口迁出证,纸片虽微微一动,却犹如一记重拳猛砸到心头上,提醒我“你已不是北京人了”。

站台上送行的人很多。这里我很熟悉,曾多次骄傲地以北京人的身份送外地亲友离京,多次光荣地以北京红卫兵的神态去外地串联。没想到今天要离开这块诞生并成长的地方,从此这里将变成故乡,留下的只有的怀念。

感觉这4分钟特别长,突然从车头传来一阵车厢撞击声,立即激起心头一阵剧烈跳荡。透过眼中强忍的泪水,站台上模糊的人影开始缓慢向后移动。车启动了,完了,我这辈子大概算是完了。
列车缓慢向东行进,东便门箭楼映入眼帘、龙潭湖水面映出刺眼的夕阳、丰台站牌一闪而过……。列车出城前几乎围绕我出生成长的地方转了一圈,圈上的每一处景都能唤起儿时的一段情。
列车渐行渐远,心中断藕的残丝越拉越长,过了廊坊、进入河北地界,顿觉残丝终被无情撤断,,一阵凄凉。我被赶出北京,全是上大学的错,如初中毕业上个技校,现在已是十年工龄的老工人了,无论工资待遇如何,起码能保住北京户口。咳,真是知识改变命运!

我被发配到安徽农场,等待我的将是艰苦的农田劳动。这明明是歧途,却被说成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康庄大道,明明是被忽悠,还得装作高兴,硬着头皮往下走。

列车行进到河北南部时天已全黑,这里是父母的原籍。我特意站到车厢连接处窗前,想看看父母家乡的小县城是啥模样。早年他们来北京打拼,给我奔了个北京户口。可我没出息,弄丢了。几天前在毕业分配时,如果找工宣队套套近乎,送点东西,或许能奔个北京名额,但我最怵这事。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认命吧!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的陕南山沟,这辈子算是完了。

车厢里全是发配到安徽丹阳湖农场的清华学生。同是面对分配,神态各异。有人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有人扭头酣睡,有人欢谈笑语。真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其实8月24号这天是初一,深夜窗外一片漆黑,根本就看不到月亮,车窗外偶有或近或远的灯光一闪而过。像是暗示在我今后的命运中,或许偶有几次微弱的机会。

不知丹阳湖农场是啥模样。大概不会在那儿呆太长。何谓不长?1-2年、3-4年,甚至7-8年都叫不长。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7-8年一次,一想到这,心里立即一阵凄凉。

朦朦胧胧像是要睡着,睁眼一看,天已大亮,车过蚌埠,南京就在前方。

2. 脸盆与钢笔

文革中曾多次来南京,谈不上熟悉,也不陌生。这次路过南京主要是买些生活用品。跟随我7年的破脸盆一离校就扔了(清华学制6年,文革延了1年)。那脸盆早就漏了,最初拿胶布粘上,后来实在没法再粘,花了两毛多钱叫焊洋铁壶的焊了焊,一直凑合到毕业。现在毕业了,当然要买新的。商店的脸盆分三个档次,有一块多钱的、两块多的、三块多的。我选三块多的,要买就买一次到位的用一辈子的脸盆。不料这脸盆到农场不到一星期就彻底报废了。在农场挖河时,连长(现役军人)要大家用脸盆传递挖出的河泥,铁锹与脸盆反复磕碰,脸盆当场报废。挖河是干革命,我们是来改造,谁也不敢有怨言,只能斗私批修。我们发现连长并未把他自己的脸盆拿来。随后我们发现连长这人极坏、毫无人性。半年多后农场大乱,我们狠狠地报复了他。

脸盆这事令我不禁想起在校时的“丢钢笔”。入清华一年多,一直还在用中学时的一支破钢笔。笔尖磨粗了,把笔心朝外用,一年后又粗了,笔杆也裂了。一想,咱已是堂堂的大学生了,干嘛还用中学的破钢笔?一咬牙,买了支金星金笔。但不忍把伴我考上大学的钢笔扔掉,把它悄悄放入旧水利馆我班专用教室的课桌里(教室虽专用,但其它班级的人也可进入)。不料三天后一位外系同学风风火火举着我这支破钢笔,找到我这失主。我不认识他,一直没闹清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很不幸,我那支金笔不久也丢了,一直盼到毕业也没人送来。

3. 入住丹阳湖农场

从南京转车到当涂,迎接我们的是连司务长,现役军人,穿4兜军服,腰里还别把手枪。其实没必要带枪来迎接我们,大概是想在我们面前摆摆谱。此人态度和蔼,在军队干部中算是少有的好人。大概正因为是好人,半年后就被打发回家、复员了。

从当涂坐船直奔丹阳湖,沿途一派国画中江南湖光山色景象,心情略感舒展。丹阳湖在地图上找不到。农场是数年前在石臼湖北岸围垦出的一片滩涂,取名丹阳湖农场。据说全年水稻产量可供上海人食用一天。整个农场收编3000多名学生。每个学生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及排长都是现役军人。我们排的1、2、3班都是清华学生,4班是其它院校。大家卸下行李后才发现原来还有位清华自控系的老师跟了过来,说是送我们的,将于当晚离开。我们30来名清华人立即或蹲或跪,趴在光板床上写信,向家里报平安。有人贴上邮票,有人给他8分钱,托他带走。不料,日后所有家人都没收到。此人说话皖南口音很重。大概是以送人的名义借机出差回家。

第二天起床,立即是班、排、连三个级别的三次“敬祝”,敬祝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每次连呼3遍,三次共呼3X3=9遍),紧接着是全连出操,根本不给上厕所时间。多年来我起床后的头一桩大事就是直奔厕所大便,这下惨了。夹住大便出操跑步,不敢迈大步。步越大,大便向下的冲击就越大。只能使尽吃奶力气紧缩肛肌,苦不堪言。好不容易熬到结束,连长还要训话,我被点名,批评我步伐太小,缺乏革命朝气。咳!不怕诸位笑话,在农场这段时间,多次拉到裤兜子里。

来到农场,在一系列不适应中,最烦人就是“敬祝”。一天下来反反复复起码20几次。早晨起床后、出操前、每日三餐前、出工前集合、到达田野劳动前、收工前、晚间连长指导员训话前、以及班内学习时每人发言前都要敬祝,非常烦人。虽然大家都烦,不料想有人趁机在别人的“烦”上做文章,谋取私益。我班的G(大学同系同年级)举报W(大学同班)在敬祝时振臂幅度过小,说W是被出血热吓破了胆,丧失了革命意志。农场一直闹出血热病,死了好几名学生,大家确实有些怕。G就靠这一系列的举报及拍马屁,混了个师级学毛选积极分子。经常脱离农田劳动,频频出席各级毛选积极分子大会,到处宣讲活学活用。

表面上看,“万寿无疆”比“身体永远健康”高级。但仔细琢磨,“万寿无疆”的含金量远不及“身体永远健康”。“万寿无疆”只是永远不死,没给出究竟是健健康康地活着、还是病病怏怏地活。也就是说,“万寿无疆”的人不一定“身体永远健康”,但“身体永远健康”的人肯定“万寿无疆”。大概当年的二把手、林副帅一直偷着乐。

在农场,形式上的不适应可设法克服,但心灵上的不适应难以适从。在第一次全连大会上指导员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其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你们这些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一定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我们全懵了,这分明是把我们当成了劳改犯。会上一位学生代表发言说:“我们红卫兵小将一定要……”。不料,连长噌一下窜起,大声说:“你们哪算什么红卫兵小将?人家北京的聂元辛、朋大富那才是真正的红卫兵!”。连长居然把闻名遐迩的名字读错,把“梓”读成“辛”、把“蒯”读成“朋”, 把半大老娘们儿聂元梓说成是红卫兵小将,一个正经的双料文盲(文化盲、文革盲)。我们很快发现这帮军人上上下下几乎全都是这个德行。我们不理解,难道这就是毛主席要全国人民学习的解放军?最让人看不上的是他们对女生的态度。无论是连排级下级军官,还是师团级首长,见到女生全是一个模式,贪婪的目光先是从头扫到脚,然后上移到胸,死盯着看,恨不得立即扑上去。每逢见到漂亮的女生,嬉皮笑脸地开些无聊的玩笑。难道这就是被誉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的解放军?

4. 连长

连长姓王,在他自己的连队是副连长,来自巢湖农村,23岁。常年的农田耕作使得他看上去像是近40。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兵没几年就升为副连长,足以表明此人非常精明。他从排长升到副连长这一级,据说靠的是他从自己的排里挖出了一个反革命。他虽年龄比我们小,但迫于形势,我们不仅把他看成大哥哥,甚至长辈。但他日后的一系列表现实在令人气愤,甚至可以说毫无人性。

最先表现出的无人性是在吃饭时间上。原本规定30分钟的吃饭时间,可他每次都不足30分钟就吹哨,强迫大家开始干活。我们只好狼吞虎咽,特别是冬天在地头常把带冰碴的凉饭仓惶吞下,噎得翻白眼,不得不靠蹦跳往下助食。我们是改造对象,起初大家不敢吱声。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问他为什么总是提前吹哨。他的回答很简单:“为什么你吃不完?而有些人能吃完?”结果吃饭成了速度大比拼。连长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由20分钟开始吹哨,压缩到15分钟,直到10分钟。真是妈的比当年的周扒皮还周扒皮。我们多次就在家门口干活,大冬天的本应回驻地吃口热饭。可他偏要大家在地头吃,为的是怕回营房走路耽误干活时间。

连长很精明,他知道把休息时间压缩成劳动时间后会有怎样的后果。为了避免磨洋工,他强行“包产到户”。 当然在那年头他不敢明目张胆地亮出这招牌,而是每天下达定额。我们拼死拼活完成定额后,他立即又给出新的更高的定额。每次接到定额后,排内被迫把定额分摊到班,因各班的体力状况不同,强班不愿为弱班背锅。同样,班内分摊到人。比如割稻,每人每天的定额起码有2.5亩,据农村来的同学讲,即使农村的壮劳力也很难完成2.5亩的定额。挖河时每人的定额是12立方土,表土下的土非常坚硬,特别难挖。每当腰疼得实在受不了、欲直起身时,连长总是及时出现,在身边高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我们只好弯腰继续干,由此落下的腰疾伴我一生。我曾问排长(不敢问连长),为什么连长总是督促我们、连喘气功夫都不给?他的回答很干脆“知道部队是怎么冲锋的吗?士兵在先,持步枪,步枪射程数百米,是杀敌的。连长及我这排长在士兵后,持手枪,射程只有几十米。你说我这手枪是打谁的?谁他妈不往上冲,我就毙了谁,我的职责就是逼你们拼命!”太可怕了,这分明是把我们当成炮灰。我们不理解,在那年头他敢说这种话。他原本先于连长提升排长,可现在仍在排长的职位上趴着,有怨气。此人很有个性,有个性的人很难在部队里混。果然,半年后就复员回家了。后任排长是一名士兵,到我们学生连当排长,无疑是向提干迈上了半个台阶。此人除了智商不高以外,怂奸坏没一样不高(下边详谈)。

割稻时,眼望看不到尽头的定额,真怵。每每看到别人完工,非常羡慕。大家都累得死去活来,谁也帮不了谁。先期完工回到驻地的人,连长并不叫他们休息,叫他们搞小生产,种菜。我们刚来农场时伙食很差,每天都是咸菜+米饭。欲改善生活只能靠自己种菜养猪。虽说种菜也是体力活,但没定额、无“监工”,算是轻松的。

对于完不成定额的人,连长有狠招儿。他常在全连训话会上点名批评,“为什么完不成?是头脑中刘少奇贪图安逸的思想在作怪。刘少奇害得你们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唯有狠批刘少奇,才能轻装上阵,完成任务”。他还要所在班为这些人开“小灶”,开会“帮助”,并指定专人,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每当有人生病时,连长就派他的“眼线”探听虚实,探听是真病还是装病,有时明明发高烧,还要人出工,并强令人家要狠批刘少奇的活命哲学。

最苦的活儿是挖河。丹阳湖位于南京南约百里,虽说是南方,但冬天照样下雪结冰。赤脚入冰水,刺骨钻心,天天泡在冰水里,腿脚麻木。每当中午吃饭时,才算是“休息”。 每逢雨雪天,吃下去更多的是雨和雪。挖河最怕受伤,铁锹非常锋利,稍不慎,皮破筋伤。连长一律认作为是轻伤,不准下火线,任其伤口浸泡、肿胀、发炎,还要人狠批骄娇二气。大家每晚回到驻地,只有晚饭时才允许坐下、仅十几分钟。紧跟着是连长的例行训话,训话时要大家站立,不准坐下。大家最怕被点名,一旦被点,会后全班必须立即开会,开展“帮助”、批评、批判,班内矛盾由此而起。

早晨腰疼得爬不起床,必须手执床上竹梁、把身体拉起。然后咬牙把一双热脚强行捅入被冻得僵硬的湿鞋、穿上同样已被冻成僵硬 “盔甲”般的外衣,不亲身经历,很难体验到那是怎样一种滋味。连长整天要我们 “出大力,流大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以革命的名义对我们进行肆无忌惮的压榨。

在农场大乱前,星期天基本不休息。之所以偶有休息,大概是连长不想落下星期天不休息的“罪名”,否则对上不好交代。每逢小雨甚至中雨照样下地干活,大雨时也不让我们在屋里闲呆着,要我们整理、制作劳动工具。

我们在农场是临时被部队托管,部队根本就没把我们当阶级兄弟,甚至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看,一直在把我们当作捡来的牲口,在这牲口还给主人前,抓紧时间拼命使用,无需保养,无需对生死负责。这些军队干部在他自己的连队绝不敢这么干,连队士兵不同于学生、不是改造对象,不可欺压,倘若真把士兵身体搞垮,是要负全责的。

虽然农场学生连队的连长并非都像我们连长这么可恶,但也绝非少数。

在一系列高压下,我们连队的“成绩”出奇惊人。农场里有许多军人连队,他们都是农村兵。令上级出乎预料的是我们这些从小握笔写字的学生连队干起农活来居然远远超过从小挥锄耕田的农村兵连队,连长创造了奇迹。由于连长经常篡职挤压连指导员,结果全部成绩最后就都记到了连长名下。其结果正如他所期望的,升官了,上调到北京总参。乐得他终日口中小曲不断。

大家如梦初醒,什么他妈的革命加拼命,实际上全在为他升官铺路,我们身体的每一处痛、每一伤疤都成了他升官的垫脚石。大家心照不宣,妈的,一定要把他拉下来,他怎么上去的,就叫他怎么摔下来。

满心喜悦的连长回家探亲去了。大家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他返回之前把他拿下。大家到团部反应情况。经过文革锤炼的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懂得斗争策略,我们重点举报连长对毛泽东思想阳奉阴违,而不是举报他豪无人性地强制我们干活。团部这下炸了锅,团里绝对想不到这位全军(6293部队)知名的“钢铁连长”会出这样的问题。起初团部不认为连长有问题,认为学生连队发生了“反革命叛乱”,派参谋和干事来连队抓反革命。出乎预料,全连学生无一与之配合。大家之所以敢于不配合,一是耗尽体能的高强度劳动实在受不了了。二是我们已有分配单位,军队没有拿捏我们的任何手段,只要我们不犯错误,正常反映情况,军队不敢拿我们怎样。此时,既使由连长培育的“线人”在强大学生的压力下,也不敢轻举妄动。也就在这前后,整个农场所有学生连队都开始乱了起来。劳动时不再理会定额,收工后离开连队也不再请假,常结伴到附近小镇游玩。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根本就不理会不准坐床、绝对不能躺床的规定。面对农场乱局,师长急忙从杭州师部赶来。这位钱姓师长是麻子,学生不吃师长咄咄逼人那一套,张口闭口对他的称呼全是“麻师长”,气得他直拍桌子。学生更不示弱,干脆当面叫他“钱大麻子”。堂堂的大师长哪容得下小兵们如此放肆?气得直翻白眼。

我们终于胜利了,连长的北京梦破碎了,但我们对他的恨并未完结,我们给连长起了个外号“王二三”,因觉得他一贯两面三刀。他非常反感,但架不住反复叫他,最后默认了,每次叫他,他都有反应。同时,我们给连里的一头黄狗也起名叫“王二三”。每当叫“王二三”时,人、狗都有反应,那情景相当好玩。连长由“监狱长”沦为“狗”,在当年那种高压态势下,一帮臭老九居然敢公开对抗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解放军,若不亲身经历,难以想象。

5. 捉奸

俗话说“捉奸要拿双”,在农场大乱前,捉奸拿双曾是军队干部的一大癖好。

在校期间,尽管校方一再强调不要谈恋爱,但体内荷尔蒙已高度过剩的男女生们已开始暗中行动,特别是文革期间跨年级、跨系别、甚至跨校际的革命大串联,变成了一场大范围的派对Party,极大促进了男女交流。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旗下,造就出一大批情侣。

毕业分配的原则一般是“远的对儿,近的坠儿,不远不近是光棍儿。”分到农场后,每连都能摊上几对儿,他们当中有的已领结婚证。在农场艰苦劳动之余,和恋人谈心是最大的精神安慰。但连长不能容忍。他说“这是躲入资产阶级的避风港,消磨的是革命意志。”其实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正值他的家属来连队探亲,他可以天天楼着老婆睡觉,但不允许人家情侣谈心,实在滑稽可笑。人们常把男女幽会说成是受蛇的诱惑。亚当与夏娃当年就是受蛇的诱惑偷吃禁果。丹阳湖的野蛇特多,可能就是在这些蛇的诱惑下,对儿们幽会不断。连长在全连大会上近乎声嘶力竭地高喊“工余时间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必然资产阶级就去占领,绝不能掉以轻心。”于是开始了“捉奸”行动。但在百余人的连队里只有5-6名军人,军人获取奸情全靠一些学生提供。有些学生心灵扭曲,对别人谈恋爱羡慕嫉妒恨。他们在校时没能捞上女生,在农场封闭的环境里更困难,且农场的女生大多早已花落有主,剩下的多为“残次品”。伯杨曾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西方人看到别人干出成绩,首先想的是自己干出更大的成绩超过别人。但中国人看到别人干出成绩后,首先想到的是让别人干不出成绩。”这帮没搞到对象的人,受变态心理的驱使,想方设法让别人也搞不成。他们没有胆量去捉奸,也知道不应该去捉,于是他们一旦发现情况,就举报给军人说“有人潜入到稻草堆中,可能是阶级敌人来破坏捣乱。”军干部心领神会,兴致勃勃,带上手电立即出发。猫着身子,踩着猫步,蹑手蹑脚轻声接近现场,然后突现在草堆前,打开手电。虽说是捉奸,其实什么也捉不到,情侣们心里有数,绝不敢动真格的,充其量也就是搂搂抱抱。这帮军人想通过捉奸看到点女生来不及掩盖的要害部分,纯粹是痴心梦想。最后,军人们还总是说上两句冠冕堂皇的话 “啊哦,是你们呀,我们还以为是阶级敌人潜入我连破坏捣乱!”

那年头不仅在农场有捉奸队,后来我发现在北京各大公园都有职业捉奸队。1971年我结婚后同妻子到天坛公园。在公园的西北方有一大片树林,有很宽的路直通里边的长椅,我们进去后坐在椅上谈心。不经意间回头一看,发现40米开外有两人正在弯腰低头在灌木丛中轻手轻脚地向我们身后右侧方迂回。我奇怪,不知他们要干什么。不料,10分钟后,那两人似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拿了个小纸片在我们面前晃了一下,像是亮明身份,然后劈头就说“搞对象要注意文明!知道吗?”笑话,我俩端端正正地坐着,身体没有任何接触。再说,即使不文明,关你的屁事!我们没理他。那人又说“这里游人止步知道吗?”。他们还想纠缠,我俩立即三步并作两步,强行把他们甩开,不再理他。真不理解,如果游人止步,为什么不立个大招牌放在路中央、或把路关闭?显然是在钓鱼捉奸。我家离天坛很近,之后常来这里观察,发现那两人几乎天天出没在此地,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不见踪影。

6. 逃难

长江中下游原本有许多湖泊滩涂,是天然水库,汛期蓄水,枯期泄水,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但进入60年代后,在战天斗地思想指导下,围垦了大量滩涂甚至湖泊。河系丧失了自身调蓄能力,使得几年一遇的洪水造成几十年一遇的灾害。每当洪水退去,人们就说战胜了洪水。其实有进有退的大水才叫洪水,洪水会自动退去,不是被人打败后逃跑的。

1969年夏,本是正常的汛期却带来了不正常的超高水位。周围一些村落开始因排水打冤家,死了人。起初我们还在看热闹,认为我们军垦大堤绝没问题。后来洪水越涨越高,大堤开始泄漏。大家奋不顾身,手挽手做人墙,严防死守,“人在大堤在!”的口号响彻云天。但洪水太猛,溃堤太大,最后终于放弃抗洪,撤离,于是开始逃难。

同是逃难,军队与学生的待遇大不一样。军队有卡车运送,学生步行。学生不满,强行扒上运兵车,车上士兵用脚往下踹,不少学生跌伤。愤怒的学生用泥块投击车上的黄皮狗,黄皮狗们徒手向学生做射击动作,十分混乱。从小看电影《南征北战》长大,片中国民党伤兵试图扒上运兵车,车上士兵往下踹。一直以为只有国民党才有这事,想不到由我们这帮臭老九亲自上演了一出丹阳湖版的《南征北战》。

我们向北撤到山下,住到村民家里。直到这时我们才惊奇地发现村民生活竟如此贫困,大夏天的居然没有青菜吃,原本种菜的自留地已在文革中上交。每家下饭的菜全是白薯秧叶片下约一寸长的小梗,用盐水浸泡一下,一顿饭下来也就吃十来根,天天如此。离村不远处有一废弃的麻疯病诊治所,不由得添生了几分恐惧。

虽说农场管理已大乱,但受传统教育多年的我们并没放松自己,我们主动帮村民干活。40多度的高温,干起活来头晕目眩。好在身后没有军人压阵,也没定额,自己悠着干,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

使我们更惊奇的是这里男人们居然当着许多不远处妇女的面、赤条条一丝不挂下池塘洗澡、甚至行路。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妇女、其中不乏年轻女子,对此竟熟视无睹、全容忍。更更更惊奇的是我们这帮号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少人入乡随俗、跟进,效仿,尤其喜欢在年轻女人的面前裸露。没想到人类花了几千年建立起来的文明竟如此脆弱,竟如此不堪一击,居然还是被一帮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击溃。我们从小被告知,人群中有少数人有暴露癖,是病态。可眼前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不是少数,也不像病态。体内荷尔蒙已高度“产能过剩”的20出头的男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消解这些物质。但受法律约束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常态下不敢随便消解。但是当外界的约束和压力一旦减轻,人类的动物本性就顽固地显露出来,外界压力减轻多少,人的动物本性就向外泄露多少。怎么会有这种事?难道男人们本质都坏?好像也不是,这就怪了,想来想去,大概是上帝的错,上帝当初在造人时,就是这么设计的。哪个男人见了漂亮女人不心动?动物一生只干两件事,求食觅偶。在人类社会中,许多人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所经营的仍然也是这两件事,求食(挣钱)觅偶(搞女人)。当今居然有许多人认为挣钱越多、搞女人越多,越成功。我常想,如果有一天不再认为强暴妇女是犯法,不知会有多少男人立马跟进。

(待续)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二七期(cm06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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