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10日下午，我所在的马鞍山六中高中文艺班37名同学排一起，照了集体毕业照，接着便树倒猢狲散，再没聚齐过。各人剩下的唯一一件和学校还有关系的事情，是插队。班上原有39名同学，照相那天，一个女同学因故没来，一个蒙古裔男同学于毕业前迁去北京，当然也没来。这个不会说蒙古话的蒙古人能去北京，因为他父亲文革前是内蒙高干。因为此，他没插队，而且二年后，还上了大学，是我班唯一的工农兵学员。
插队这件事，令所有有关人等焦急，但焦急的内容有所不同。
班主任可算第一着急人。她要把37名同学一个都不少地打发到农村。
我虽然知道插队不是什么好事，但实际上，也着急着要去。那时我刚满19岁，出身不好，知道没资格当热血青年，但插队能离开早就想离开的家，自食我力，自然迫不及待地要去，能走得越早，去得越远，越好。符合这个条件的第一选择，是据说成天吃山芋干的淮北固镇。这也是班主任最着急要大家报名去的地方。她必须完成校领导交给的任务：班上有百分之多少（30%？）的人去固镇。学校里，班级里，反复开动员会。一旦有人表态去，班主任便马上派人敲锣打鼓，把到固镇插队的大红喜报送到那人家。那人若反悔，班主任会一次次去家访。
班主任也到我家来过，但我父母坚决不同意我报名去固镇，双方话不投机半句多，不欢而散。那时剩下的选择，是地处皖南的庐江。但我的左脚因做手术，没赶上出发日期。于是，在家蹉跎了几个月，于7月下旬，我去了和县。
和县与马鞍山直线距离并不远，但因隔着长江，交通不便，乘小火轮加走路，单程要大半天。现在修了大桥，到我插队的那地方，开车跑一趟，要不了一小时，和县也就划归马鞍山管辖了。如果1974年时就是这样，我便没资格去和县。那时能去马鞍山郊区插队，要满足许多苛刻条件。
我去和县之前，6月份，父亲曾乘轮渡过江，烈日之下，骑自行车，紧赶慢赶，来回整整一天，将近100里路，专程去了一趟马鞍山知青要去插队的和县隐驾公社，为我探路。探路的结果，是可去。但其实，也没别的选择。到和县是最后一拨了。而且父亲那一趟，只能看到大环境：倒是个鱼米之乡。他并无从知道，我到了隐驾公社后 ，会被分到哪个生产队。事实上，就插队后的生活而言，所在生产队怎样，才是最重要的。不幸的是，我后来分去的生产队是那个公社最穷的。年景最差的那年，1975年，0.16元/10分工。我一年劳动所得，将将够在生产队买我一年的口粮，没余钱买菜，也不可能添置衣服，更不要说生病了。而若从日后招工考虑，则我所在那个知青组，根本就是险恶之地，虎狼之窝。因为其他知青，都是有来头的。有的人的父亲是市革委会副主任，有的是市最大百货公司的科长，有的招工时，竟能直接找我父亲供职的大公司总经理，开条特招。如果不是1976年出台了退休顶职政策，我母亲（提前）退休，我得以回城，或者招工连锅端，则我很可能要在那个生产队一直待到1978年初考上大学（假设能考上）才能离开。就我所生活过的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来说，人类社会好像从来都是要拼爹的。
尽管如此，每当想起父亲曾为我插队探路，我还是会心生感激。我插队期间，同组其他五个知青的父亲，都从未来过我们公社。我高中文艺班37个插队的同学里，我还没听说过，有谁的父亲，为他或她插队，亲自跑农村去探路。这说明，父亲爱我，惜我，胜过一般人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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