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全球》网络版２０１３年１月发表过一篇谈古代丝绸之路的文章，作者 Valerie Hansen 是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文章不长，主要观点是：１）历史上所谓的丝绸之路并非一条交通繁忙的东西直通道路的名称，其所指实际是位于当今新疆地区的一个道路网，当年成为那个地区各种宗教、语言和技术交汇的著名大动脉；２）在丝路地区活动的人中有教士、艺人、工匠、使者、盗贼和难民，其中人数最众者是为逃避战乱和政治冲突而来的难民，当时那里很多人能说多种语言；因此，“丝绸之路最重要的遗产其实是那种宽容的风气，为沿着塔克拉马干南北分布的那些小小的绿洲王国的统治者所支持的风气。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这些君主欢迎外来的移民，准许他们笃行各自的信仰。佛教传入中国，尼教、拜火教和东方基督教也传入了中国。考古发现和保存下来的文物让人们看到这个一度是宽容的世界。”
文章还提到，把那个活泼繁荣的盛世与后来的新疆隔开的历史断裂发生在１００６年，“伊斯兰教征服了这个佛教王国，由而根本重组了这个地区。新疆居民终于皈依伊斯兰教，使之成为这一地区今天的主要宗教。这些居民也逐渐放弃了公元后最初一千年间使用的和阗语、土火罗语、健陀罗语及其他语言而改用维吾尔语──该地如今使用最广的语言。”
转述至此，需要打住以便声明：笔者对丝绸之路的历史并无研究，也没有如《华夏》作者新疆老李那样在该地区的生活经历，虽然在北京听过在新疆工作过的人说新疆，自己同穆斯林（包括来自中国和中东国家的）也有交往，但都没有过多地谈论过宗教的事情。以上转述，只是为了突出提起其中一关键词──宽容。
下面再说一个偶然碰到的、与上述有关的、来自向南越过藏区再越过喜马拉雅山的另一方面的说法。
几年前有一次按本地小报上的广告线索找到某家去买台二手电脑。卖主自言来自巴基斯坦，不记得因何谈起他们与印度人的事情时，他为我讲解的历史是：若干世纪以前，印度次大陆由伊斯兰教主导，那时我们穆斯林对印度教徒能够宽容共处，不像他们现在对我们这样赶尽杀绝。
让我们且勿吹求历史中的是是非非，只看以上的两面之词，注意：宽容，这是一个一向至今被认同为良善和明智的价值。世人对此价值并不昧于认识，只是可能昧于追求之道。
与此相联系，想多多少少谈一点普世（普适）价值──简单界定为众所认同的价值──的来源。笔者赞成《华夏》作者中提过的一个看法：所谓普世价值，其最初（哲学味道的词是终极）来源无非普遍人性。卑之无甚高论，它们就是人类不囿于人种等区别而能共同接受的那些好的东西，再具体地说，就是人从身体（五官等）可以体验到而乐接受的事物。
举一例以明之，毛泽东谈个人生活时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行得，我行不得（据杨尚昆回忆）! 毛谈治政时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举世周知）。表明了他无论怎样要将别人的自由都打成“主义”加以反对和去除，自己却还是那么无条件地热爱自由。主张其本人个人自由的权利，毛一生毫不含糊。他也能明白这个价值观实在是出于人类的天性，是人乐生的一部分。亦如众所承认，个人要求自由权利形成了对他人自由权利的限制，人类要想共存而不是互灭，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有所约定，可是无论如何，那些约定的目标和归宿不应是消灭自由权利──无论是所有人的还是某部分人的──本身。
一个更其微末的例子，是乐声。前些天世界杯赛之前，电台里播出一段几十年前的往事，某巴西人作的一段歌曲在大赛前夕一夜间传遍街巷。一听那个哗啦啦啦的调子，虽然不懂歌词，也能马上感受到欢快。中国（汉族）的音乐传统殊少（未经考证别说“没有”）和声，可是一经接触，中国人很快就领略到和声的妙处，非常享受。好像也是在《华夏》上有人发文回忆当年马思聪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谱曲的事：在北京市少年宫试唱时，合唱与齐唱都试过，与领导决定采用的齐唱版相比，合唱的效果其实“好得没法比”。真可惜我们都没听过。现在的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确是用合唱，下一代人还是钟情于更加悦耳的和声。
说普世价值源自这些不高不尚的事物，什么耳之五声，你是不是还要说是来自舌之五味呀? 莫非是要故作不经之谈? 可是，笔者并不是说多数人的这些本能的人性反应本身就是普世价值。价值观的形成要经过人的认识，人有了认识，才可能做出努力求其实现。说普世价值来源于共同人性，只是要指出它们最终不可违逆即推不倒否不掉的原因。
家住小城，不常去大城市办事。前月“进城”，行至市中心一十字路口遇到红灯，停下车来才发现，此时，路口四面都是红灯，车辆禁行，同时各方向的行人过街灯都指示准行，很多行人可以趁此时走对角线从从容容合法穿越，而免去两次过街的紧张。一分钟之后，交通灯回到寻常的一红一绿，行人车辆遂各归其所…..回国时在北京常听到把这一类新颖做法称为“人性化做法”。这种做法之所以“自然”可行，前提是车辆行人先已形成恪守交通灯指示的习惯。这样的小事是否也提示了某些关于共同人性－共同利益－共同认识－共同规则的东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