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表于 2014 年 03 月 02 日 由 lixindai
中国哲学（及哲学史）家冯友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著《新事论》的第二篇“明层次”中有如下一段：
『在清末，达尔文、赫胥黎的“天演论”初传到中国来，一般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公例”，所谓“天演公例”。所谓“天演竞争，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成为一般人的口头禅，一般人的标语。他们对于所谓天演论虽不见得有很深底了解，但凭这些标语，他们知道，一个国如果想在世界上站得住，非有力不可。他们知道，中国在经济方面，必须要富；在军备方面，必须要强。富强都是力，有力方不为“弱肉”，有力方不为强所食。他们并不说强侵弱、众暴寡，是不道德底行为，他们知道这是所谓天演。在所谓天演中，“有强权，无公理”。弱者被强者所食，照当时一般人所知之“天演公例”说，虽不必说是应该，但确可以说是活该。』
接下去，冯友兰先生揭示，『所谓“天演公例”，是就事物之天然状态说者。就人说，所谓文明，本是人对于其所在之天然状态之改变。』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理想，本来是要尽力去除其天然状态中的野蛮成分的。这一点，随着与外界接触了解的深入，民初人比清末人有了更多的认识。
然而，几十年过去，到了今天，人类与文明理想距离仍然很远。启麦君《国强必霸 不必免俗》之立论所据，就是这一不幸的事实。
美国的民主制度，以丘吉尔所称民主制度系各种坏政治制度中比较最不坏的标准衡之，堪称完备；在美国国内，没有任何高贵者能公然凌驾于宪法明文规定之上（在公开的层次上，这与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的对照）。
然而，美国在国际上并不以民主为最高准则。对于这一点，作为美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资中筠先生一向承认，尽管她一向主张学习美国及西方政治制度的优点，并一向致力于呼唤在中国人民中做政治启蒙的工作。
略过美国何以在国际上不遵从“民主”──或者，如启麦君文中所明示暗示，国际上究竟有无民主可言──的问题，也略过近几十年乃至近百年来美国和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有无进步和变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需要用更多的洋洋大文来论述，超出笔者此时的心力），只说对不理想的目前现实应取之道为何，是“乌鸦落在了黑猪身上，谁也甭说谁黑”呢?还是仍要标识、追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文明价值呢?
启麦君的“国强必霸”，令人想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希望启麦君不要以为笔者是以他的论点去比附毛泽东。其实这个联想只涉及如何看待理想和现实，其中若有所贬，被贬的也当包括笔者在内。
在中国，至今多有人坚持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归根结底横直不变、以至古今中外皆然的硬道理。可是，昭昭属于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台湾（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大陆的中国文化传统更强更全），在原来的独裁执政党国民党十几年前初次败选之际，国军并没有出动干政，政权和平地转移到了原来的在野党。这就是李鸿章在清末所预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共产党曾经对其追随者许诺过而后又偷换、收回、最终抹煞了的政治理想的“初级”或“低级”部分。蒋经国先生，无论他曾经有多少可以为人诟病的过往，在中国的一隅成就了现代中国人的百年理想。这是真真的血肉事实。毛泽东所谓的真理，在中华土地上明明白白地被击败被证明为错了，它自此必须被纠正为“枪杆子里面出专制”或“枪杆子里面出弊政”。
人类对世界能认识，从认识中产生理想，向着理想努力，才可能改变现实。只跟在别人创造出和改变过的现实后面跑，是愚夫愚妇的明哲之道。但即使是愚夫愚妇，咱们也不能不承认，在前面跑的才是可敬的前驱，他们的颠踬摔伤，是在为后进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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