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廿世纪科学至上的思想性回溯与探源
前言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绝不是为了耸人耳目，因为喊出”上帝已死”的尼采，恰好卒于1900年(20世纪首)。他那强烈的非理性意志对廿世纪人类思想的影响，有着一长串名为”主义”或”思潮”的体系。如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功利主义、非理性主义、唯意志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思潮、语言分析思潮、解释学……等。
而喊出”哲学不存”的维特根斯坦，则卒于1951年(20世纪中)。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尽管维特根斯坦本人一再坚称对”现代性”及”科学主义”持反对态度。然而当人类的语言陈述与描绘尽可能集中于”可说部分”(即满足于”事态”为关系指标)，任何希望都会成为企图。
于是精练的语言分析哲学，成就了精练的科学语言。令维特根斯坦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当”人类”无奈于生命代际现象，”及时兑现的急切”便交织出唯成就或结果是判的普遍心理意识，最终便交汇出一个唯科学的时代主轴。原本纯然的工具理性，于是跃然翻身，”科技至上”便以主义的形式主宰着世间的一切。
尼采的”上帝已死”，其实是”上帝会死”的苦涩预言。而维特根斯坦那反对”科学主义”的强烈姿态，因科学理性的发现与发展，必然透过语言(文字)的精准叙述以达成知识性的传播与传递，从而近乎超意志、戏剧般地促进了语言分析哲学的迅猛发展。于是自康德的先验道德，到今天的唯科学价值(指去神学、去哲学化处理后的唯科学主义)，人类的认知理性便被彻底翻新，”科学性”就这样成了唯一的主题。
这就是廿世纪人类精神世界的巨变，个人在这里选择尼采与维特根斯坦作为话题中心，是认定他们的思想不但于思想史上呈现出一种呼应状态，更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层面奏出了人类近乎于哀鸣的和音。
廿一世纪的今天，”科学、科技是否会将人类导向末路”已成为话题。个人不想直接凑趣，只想从西方思想史所展现的事实出发，但求厘清叠代的思想脉络而已。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是否必然？维根特斯坦从反科学主义出发，却回力似的反催了科学主义的形成，又是否一场意外？我们(指人类整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境地？
仅此与大家共同反思！
一场经验与理性的混战
要说尼采，就不得不从启蒙运动谈起。
研究启蒙运动绝不能忽略了文艺复兴之后来自远东的诱因。这里个人提示几个避无所避的文化符号或现象：马可孛罗的《东方见闻录》与”崇拜偶像的国度”、大航海意念中的目的地”东方”与海上丝绸之路、耶稣会与远东传教士、不信上帝的东方帝国与传教士西归译著的远东经典文宪(资料显示：最早译著远东经典的时间是16世纪末，西返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用拉丁语翻译出版儒家的《大学》)、莱布尼茨的《易经》启示与伏尔泰拜孔、近年远东学者非正式加誉康德”西方孔子”称号以及三批判思想中的处处儒道印迹……
历史镜像中，自文艺复兴始从中世纪走出的欧洲大陆，文化自信似乎已然失落。因此，如果将大航海(尽管最后也演变为殖民)运动与古希腊城邦的环地中海贸易殖民相比，生发的原因截然不同。前者是不是失落后的赌注虽尚待厘定，后者却是信心满满的出航。除却技术上的因素，远洋航行与环地中海内湖水运，显然前者风险要大得多。
难道仅仅只是垂涎”香料”？具像性诱惑与图腾性刺激之间，会不会后者的情份会更大一些？关于马可孛罗《东方见闻录》的记忆，在其中到底发生了多大作用？
不得不说，13世纪(指马可孛罗的《东方见闻录》风靡欧洲知识界)与15世纪(指西欧各国的大航海竞争)的两个大事件，至少时间上的次序相对契合。当赴远东归来的传教士埋头译著东方经典时，”不信上帝的国度”俨然呼应了《东方见闻录》的内容。而后，宗教革命发生。
至此”人艺复兴”最终彰显为”人性甦醒”。
宗教改革引发大规模同盟战争，以英吉利海峡为界，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之间，进入不同的社会秩序甚至价值道路的探索阶段，这就为”经验 “、“理性”将要展开的对辩埋下了伏笔。
所谓”启蒙”运动，学术界的普遍分析结果是启蒙”理性与知识”的运动。历经过光荣革命的英国思想家洛克理应列为五杰之首。为什么？
因为无论从时间、年龄，还是气势上，他都可算作其余四杰(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的导师。然而他那”人性之初就是一张白纸”的发言，却成了”何为知识”的混战标识(即”经验理性”之辩的焦点) 。
为什么将”经验与理性”之辩鉴定为”混战”？ 时代的今天，至少个人认定”经验与理性”其实就是同一事物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不同面向。理性是生命经验智慧经逻辑过滤后的沉淀，是生命无奈于代际更迭现象以基因形式的存储与递延。
是以后天的经验，止于众多生命个体的经历、共识、积累；而先天的理性是过往人类的经验智慧经逻辑过滤后，以基因形式存储的符号讯息。
生命是一种经代际繁衍而承续的现象，迭起的生命基因中存储并递延着前人的智慧经验。一旦成长际遇触及到与过往生命相同的环境，被基因所存储并承继下来的前人智慧经验就会以理性形式被激活，表现于事实层面的现象就是直觉、本能、希冀、好奇、等的生命特有属性。
是以，理性是依赖于逻辑作沉淀并能再度透过逻辑激活的前人智慧经验；而经验则是尚未沉淀并转存于基因的未来理性。
由此可见，逻辑是理性的必然门槛。生命个体之我在组成生命集体之我们(即家庭、民族、宗教、社会、国家)的过程中，各门类的逻辑就成了从个性(也称殊性，即个体之我的经验智慧)向理性(其实就是集体之我们的的必要共性)发展的不同筛子。这些筛子如何设立与组合的外象表现，就是社会国家的文化制度。个体之我能走多远，个性对社会共性的适应能力也就成了关键(也就是一个人的个性能经过多少个由逻辑架设的共性筛子，经过的筛子越多，共性也就越强，能走的路也就越远)！
关于逻辑的研究，西方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亚理士多德。尽管中世纪宗教伦理成了西方社会个性走向共性的第一道门槛，但却并未影响逻辑学的研究与发展，这就是西方中世纪宗教虽称 “黑暗”，但却远未走到反智境地。
而远东逻辑，个人研识所得的结果是：最早的说法就是道学中的”道”。然而由于道学主张＂传无言之教，收无为之益”。所以道学也就成了一个自我封闭体系，既然不能展开，也就没有了纵深。后来的诸子百家虽然也多有研识，但都止于”独尊儒术”。也就说远东儒学伦理对思想的钳制，绝对赶超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伦理，已经走到反智的境地。
如果这里还有人追问：难道儒学本身就不讲逻辑？个人也能这样回答：有，但都是断链的。一如康德向儒学取经后所标举的道德形而上，起始就沿于先验。因此，叔本华与尼采用”神学家成就”批判康德的所有说词，应该同样适用于批判远东的孔子与儒学。
对思想家洛克的定位，到今天仍然尴尬。他既是启蒙导师，却又以”人性之初有如一张白纸”的论点而被指认为经验主义旗帜、领袖或先锋。一场”什么才是知识”的认知大战，就这样煞有介事地在当时的英伦与欧陆之间宏大铺开。
到休谟以怀疑论领航经验主义并向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发起冲击时，说是一人挡住了整个欧陆思想家的去路并不为过。直到休谟去世之后，康德才从传教士译著的远东儒(弱神)、道(恶神)经典中吸取”养分”，另辟”道德形而上”蹊径。就这样”人性”中可能的道德(即远东崇拜的夫子或完人)被高举(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成了生命有无价值的最高判断标准(即道德成了理性筛子的第一道门槛，取代了原来的宗教神学)。
如果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束，那么康德既是最后一位，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位启蒙思想家。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至巨的。
然而所谓启蒙，到底是理性还是人性？是人性中的理性？还是理性中的人性？别小看就”理性”、 “人性”两个词彙来回修饰，厘清它们之间的瓜葛却是本文向下发展的关键。
首先必须认清：人性与理性的概念意义，没法重合或重叠。人性是生命属性加个体经验的集合，而理性是个体”我”的人性，经集体”我们”的共性逻辑筛检之后的产物。
因此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习俗有异，地域环境有别，社会的共性逻辑就不同，泛行于社会的理性也就会存有差异。
中世纪欧洲被认定笼罩在浓厚的宗教神学氛围之中，启蒙之前的欧洲社会理性仍然被神性所浸渍或遮蔽。可喜的是经过文艺复兴，人们发现了”袒裎”才是”我”的生命个性。
于是，在曾经探索过”我是谁”(这里特指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的前提下，面对宗教神学桎梏，必须挣脱才能找回自我，这就是人性甦醒。
所以”文艺”即”人艺”，叫 “复兴 “。而事实上，宗教神学的最初出发点，是为了寻求一种社会秩序，以便在众多的生命个体(我)汇聚成生命集体(我们)时，实践以井然作理想，以秩序为目标的社会文化制度。其中的”理想”与”秩序”就是理性的当然性标识。
启蒙运动之前，思想家们认为，整个欧洲似乎都被宗教神学包裹与制限(即逻辑筛子的第一道门槛)。我(生命个体)被我们(生命集体，即宗教社会或国家)无限挤压，既有的社会理性中找不到人性的位置与份量。
因此刦除神性，理性中的人性才有可能彰显。这等同为了成就”我们”集体，神性极度压抑了”我”的生命个体。所以为”神性”桎梏松绑，就成了”启蒙”的真谛。
理性纯粹与道德先验
启蒙思想家们当时对社会文化的集体认知，或许可以用概念光谱写成这样一个人文式子：我(人性)→神性逻辑→其余各门类逻辑→我们(即共同理性)。
解读这个式子，启蒙思想家们的启蒙就是努力从式子中剔除”神性”，或者说理性只要不再受到神性的羁绊，就会自然显现。
就着这个式子，检示一下洛克”一张白纸”的理论主张，事实上是成立的。因为”我”的生命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场”我”的个人事迹如何从价值上获得”我们”认可的过程，无论中间有无神性当道，”我”能不能被”我们”的价值所认可，过程本身都可视为经验，并不断累积。
因此”我”的人性，就是”我”所经验事迹的外显。人性中什么样的经验智慧能上升为理性，还得经过隐然充斥并存在的神性逻辑筛检。神性逻辑遮蔽了人性，使得人性于社会理性找不到应有的位置，这就等于”我”被”我们”挤压，其中的”恶之手”就是以神性为主张的逻辑理念。
现在来展开康德的所谓 “启蒙”。
从《纯粹理性批判》出发，为了刦除神性，康德无视了当时欧陆社会整体的理性逻辑现状，兀自提出一个特殊的，不存在的”纯粹理性”概念，并定义为＂独立于一切经验之外”的理性。
个人不客气地斥为＂先画靶，后射箭＂。于是康德关于启蒙的理性批判，事实上就成了欧陆骑士文学精神中，唐吉诃德对风车的影武(塞万提斯《唐吉诃德》，西班牙)。话说思想上开脑洞的事情，是并不见怪的。因为思想前行，思想者人人都在摸索前人的未及境途。所以荒唐与否是一回事，能不能歪打正着，却是另一回事。
康德认为只有这样的理性，才具备先验性，也才算得上”真”。然而这毕竟是”纸上谈兵”。
在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之后，康德陷入了至少三年的苦闷与沉思：千余年宗教史的欧洲，人性伊始就被宗教神学所浸渍，接受宗教洗礼，所谓”纯粹理性”又该如何落地？
这情形等于，向远东取了经，接下来必须思考如何布道？找方法得费心思。
于是康德的第二本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年)便诞生了。书中康德用”定言令式”设定了关于何谓道德的基础门槛，将道德行为与纯粹理性作链接，同样具备先验了特性。
如此一来，与道德行为相对应的宗教信仰行为，以及源于社会秩序的行政行为，则悉数被归入”假言令式”，与道德意义无关。
这似乎于”纯粹理性”诠释什么是”真”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道德置入到”真中之真”的位置，”皇冠 “于是诞生！
为了”道德”这顶皇冠，康德刻意改版了《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而后一股作气，持续推出了《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当道德以”真”的形态落实于社会，康德认定”善”的现象也就必然发生。
于是先验道德观与儒学性善之说，意志透过”绝对命令”所实践的义务伦理与儒学的当仁不让， 的确成就了康德的”西方孔子”之誉。
之于《判断力批判》中的崇高美学意识与儒学的大丈夫之辨，个人认为由于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于1757年发表论文)，以及佚名(署名存有争议)的一世纪罗马文学批评家早就著文讨论过崇高美学。因此康德的崇高美学意识，最多也只是东西方美学观念的汇总与结合。而独钟崇高的康德美学意念，个人解读分析便成了以美学为宗教压迫人性的又一个开端。为什么？
因为美的本意就感应来说本就相对纯粹，”优美”作为康德所揭示的纯粹美，其实于普适性观念中也称天然美或自然美。其美的认可态度发乎生命个体(我)的感性认知；
而与”优美”相对应的”壮美”，被康德揭示为依存美，也就是崇高。是理性降服感性后的生命集体(我们)震撼与惊叹。
康德尤其认定，崇高之所以被审之为美，是道德力量决定并作用的结果。
看看，当所有启蒙思想家都以反宗教神学为职志，可到了集大成的康德这儿， 似乎又将一个”我们”式的宗教推至正式亮相的肇始，这在远东称之为”道德绑架”。
因此康德的”先验道德”，就成了远东儒教与道教的西方影子。虽不是真正的宗教，却全然散发着宗教的精神魅力。
因此如果说中世纪是一场灾难，那么康德思想一旦被广泛推诸实践，一场非宗教性的类宗教灾难也就不远了。
另一方面，由于康德的道德实践全然依赖于人性意志，在沿于先验的绝对命令驱使下，必然视欧陆社会的既有理性逻辑为无物，因此彻底堕入人性深渊的可能性发展，也就同样等在了前面。
而事实上从绝对命令(康德主张)到绝对意志(即非理性，叔本华主张)与绝对精神(黑格尔主张)，再到权力意志(即绝对非理性尼采主张)，人性下行呈现出”江河日下”的一贯态势。
因此个人认为，叔本华的”悲观”，尼采的”悲剧”，正是康德思想影响下歪打正着的结果。
人性的非理性下行与变奏
话说康德对尼采的影响，中间过渡的思想家是叔本华。
康德关于道德义务动机的启发，造就了叔本华关于经典逻辑理念中充足理由律的完整论述。
在《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论说中，叔本华将人的行为动机作为充足理由律的一种表现形式。个人认为就是受到康德”道德义务动机说”的直接影响。
先验性的动机能决定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先验性的动机也能决定事物或事务之间逻辑关系的是否存在或成立。不仅于此，康德的先验理论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廿世纪两大思想流派的领袖人物：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这里先行按下，后文论及再作展开)。
叔本华的真正代表作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内容沿袭了康德物自体与客体并存的叙事方式。康德用先验性的绝对命令使人性中的意志超越理性而存在，叔本华则从美学角度出发，主张艺术就是表现人性意志的极至，既不从属于时间、空间，也不从属于因果原由时，作为欲望或欲念集合的人性意志，便无可避免地逞观出无厘头状况，充斥着盲目、蛮劲与冲动。
于是人性在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分析之后，俨然成了非理性的代名词。
叔本华是悲观主义的始作俑者，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并非意志与表象的集合，而意志统合表象后的整体性结果。
叔本华揭示了人性的终极无厘头与不可琢磨，也就注定了叔本华对人性与人类的极度失望，悲观也就成了一种思想宿命。
如果说叔本华的悲观是对人性失望后的一种非理性下行，那么个人想说：这个下行趋势还远未触底。因为承接叔本华悲观主义的，是尼采悲剧色彩的登场。
尼采的”上帝已死”，个人认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反基督》誓言，而是预示未来人类将会彻底去神的预言。
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佩服尼采的成就非凡，或许也只有他才称得上真正的天才。
24岁置身古典语言学导师的尼采，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影响，从《悲剧的诞生》开始，便展开了否定一切旧有认知的努力。反形而上学，反柏拉图，反基督，反平等，反自由意志，反国家，反伦理道德，最后上帝死了……
就这种一反到底的磅礴气势，将尼采标定为继康德之后又一个西方思想转捩点，一个启蒙运动以来的 “非理性”集结始发站(现象苗头在叔本华)，个人认为应该恰于其份。
尼采对后世思想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前言中个人列出了长串的”主义”及”思潮”，一门一类地累牍介绍太费周章，也大可不必。这里为因应本文需要仅就”绝对非理性”及颇具争议的”权力意志”，来加以解构和分析。
首先，非理性的源头在哪里？如果追溯到叔本华，那只是概念尚未成词前的现象苗头。而真正源头，不在康德，也不在启蒙运动，而是远在文艺复兴。为什么？
因为文艺复兴就是人艺复兴。所谓”人艺”，也就是叔本华所揭橥的 “艺术是人性意志表现的极至”。到尼采那儿就更成了”艺术救赎人生”，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之后，非再来一个判断力批判。 原因就在只有艺术和美，才能调和人性、理性、或纯粹理性与行为的统一，否则理论思想即便落实于行为实践，那也只会出现无从说起的尴尬。
看看，非理性的源头是不是要直指了文艺复兴？
到这里似乎也应该从理论上为人性、理性、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给出一个相应的区介说法：人性是或然的，行为会不会发生？程度如何？一切都无从确定；理性是应然的，行为现象确定发生，但程度会有无从划一的可能性；纯粹理性是必然的，行为确定发生，程度绝对划一。
下面是多年前的个人陈述，或许对这个环节的理解能提供一些相对应的参考：
为了摆脱中世纪梦魇，文艺复兴揭橥了人性；由于个体的人性不具备绝对统一性与整体性，所以即使文艺复兴，也无力在刦除神性之后重建新的社会秩序；于是启蒙运动又揭橥了理性，可欧洲人的社会理性已被神性缠绕桎梏了千年，要单独揭橥理性就必须想办法刦除神性；于是康德便揭橥了纯粹理性，而先验道德的实践，却依赖于绝对命令所驱动的人性意志。
前文已经述及，从绝对命令(康德主张)到绝对意志(即非理性，叔本华主张)、绝对精神(同为非理性，黑格尔主张)，再到权力意志(即绝对非理性，尼采主张)，人性俨然”江河日下”。
如此视人性意志为工业机器，于力量上层层加码，然而意志敦促下的生命行为到底又会给出怎样的表现或结果？最后也只有拿行为现象说事了。
这是另一条线上的思维方法，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不是开端，也未集大成，但却为现象学的成形和理念研究打开了大门。
值得指出的是：叔本华与尼采都曾发现康德”纯粹理性”到＂道德先验”的漏洞甚至谬误。
叔本华的批评可说早就摧毁了康德口宪”启蒙”的根基，”从宗教神学借来道德律令，去完成一个绝对责任的概念是荒谬的”(参见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附录)；
尼采则认为，先验道德就是”一个神学家的成就”(参见尼采的《反基督》)。
这真是”启蒙理性不成，却歪打了非理性正着”。
思想史领域，这类事并不稀罕。即使被广泛认定为现代的廿世纪，也还有更大的荒谬在等着人们去展开。
关于”权力意志”，很多研究学者认为，尼采所遗留下来的手稿，由其妹伊丽莎白负责整理出版。鉴于伊丽莎白的政治倾向，所以导致《权力意志》成了”修正主义”作品。
远东一些学者甚至认定中文”权力意志”的翻译有误，个人认为还是从尼采的整体思维惯性去理解，较为妥当。
反对”反犹太主义”是尼采的道德意识或态度，这并不影响他从非理性向绝对非理性方向的思维发展。事实上尼采”爱命运”，以及”痛苦境地绝地反击”的观念，完全可以支撑个人的这个判断。
是以，从个体之我的绝地反击到集体之我们的绝地反击，后者的依赖也就当然落点于”权力意志”，不然民族与国家在尼采看来就无从整体奋起。至于更后来的德国出现了大规模反犹运动，以及挪用他的绝对非理性概念，用作希特勒政府的政策指南或政治纲领，只能说是又一个思想发展史上的歪打正着。
诚然，伊丽莎白为实现或满足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与政府合作，从而主动删减尼采的手稿段落，或打乱手稿次序，其实都在可以想像的情理之中，但这并不能说明”权力意志”就不是尼采将绝对非理性惯性地推向最后高峰的可能。
再说尼采那”美就是要自我实现”的美学观，也可以作为另一个侧证。因此思想者的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有时就是这样的无厘头。奈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