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权时代的理性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神权与王权的真正区别在于＂我们＂的位置被＂我＂所替换。而神权向王权过渡的有力标誌，则是独立个体＂我＂的意识生成。
神教、神权时代，凡事以＂我们＂(即种群、族群、或部落整体)作前置。＂我们＂存在，则＂我＂存在。事理显示，＂我＂包括巫师或祭师以及所有族众个体，都裹挟于＂我们＂之中，也就是族众一体，个体并未独立彰显。
过渡到王权时代，以王权为个体的＂我＂，占据了原本以族众为主体的＂我们＂的位置。＂我们＂就成了＂我＂的从属。私欲私念从食物起步，扩展到禽畜，漫延到人口，放大到土地，最后狂妄到天下亦为一人所有。王者称孤道寡，＂我＂的意识被推至极至。
话说人文事理上只是＂我们＂与＂我＂的位置替换，落实到社会所展现的现实，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注定了王权时代是关于人文发展的重大转捩！
而部落兼併与部落联盟，就是王权意识的开始。
没有强势的部落兼併，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部落联盟。人类＂私＂念初起，食物、牲畜、人口、土地。迅速膨胀的欲念在＂我＂就是＂我们＂的意识驱使下，源自神教的＂活着＂、＂繁衍＂本份，逐步为＂更好的活着＂，＂更多的繁衍＂所突破。人性好动生事的机率也就必然性攀升了。
值得一提的是：游牧部落的征服之战，真可谓将王权推到了极至。
强势兼併意味着血腥，而兼併也就意味着反兼併。神教、神权、王权的三角意识着力，最后由地理环境决定了族群文化的未来走向，这就是远东、西方、以及大草原文化最终殊相呈现的原始歧点。
认同贾德·梅森·戴蒙(Jared Mason Diamond)的地理决定论(geographical determinism)。而为何在传统东、西方文化对决的基础上，非要拉上草原文化一极，个人认为游牧民族＂其来也忽，其去也倏＂的现象，似乎更贴近生命个体的真＂我＂。
比较一下环地中海、远东中土、以及欧亚大草原的地理人文，＂开放、多元＂，＂封闭、保守＂，＂坦荡，爽朗＂应可视作明显区分的文化三极。
人活着，做自己。＂坦荡与爽朗＂既是应有个性，也是应有价值；
社会要发展。＂开放、多元＂既是前提条件，也是必须内容；
人类要繁衍。＂封闭、保守＂可视作必要的限度思维，从自变量入手去达成与地球环境的平衡。
显然，三极文化现象由于地理环境造就＂人＂的生活习性不同，因此表现在人文概念上的事务理性也就各异。到底地理如何影响人文发展？环地中海、远东中土，欧亚大草原不妨分开说事。
由于＂自由、人权、民主＂已经高张成为现代文明主轴，所以顺着西方文化发展脉络向上追溯，自然也就聚焦到了古希腊版图。
欧陆东南边缘，海洋，半岛与岛屿，多山少平地，北纬37度，气候适宜农耕。
个人认为：文明是文化理性的交融与提炼。只要将视线定睛于古希腊这块西方现代文明发祥地，概念上＂开放，多元＂的瞬间反应，首先表现在地理特征，然后才是文化个性。
为什么这样说？请注意＂文明是文化理性的交融与提炼＂这个说法。文化向文明发展的必要路径就是主动选择融合，只有主动融合才会有文化提炼，最后才会有文化向文明的进阶。
以古希腊族群为例，小地块农耕如果只够养活500人，当族群人口增长至600人时，就必须考虑到讨海生计。否则原始初期，即使敢于渡海迁徙也往往意味着九死一生。
是以，古希腊族群关于最早的生计的可能是农耕与讨海并存。由于地域狭小，耕地出产有限，向海讨食也就顺理成章。一人捕鱼有获就会发展到整族投入，以至形成＂我们＂的生计兼营现象。以此可以类推到后来的手工业(包括石雕建筑工艺)，跨海贸易、海外殖民等。
诚然，地理开放只为文化交流提供便利，而真正促使文化交融的前提是单一生计方式的困冏。因此古希腊得天独厚，当小块农地的出产不足以糊口时，单一生计所形成的文化扦格就难以搓聚成极其强硬的文化规范理性(这里主要指对单一生计外的文化漠视态度)。如此一来，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也就成了可能。
如果用同样的眼光打量远东中土及欧亚大草原，前者闭塞地理范围内，地域广袤且腹地纵深。在适宜农耕的气候条件下，单一的生计方式俨然可以熬到地老天荒。事实上《击壤歌》的自豪，就是远东族群农耕定居的满足与满意，能不守旧？
与远东中土稍有不同的欧亚大草原，地理上无所谓闭塞，但受气候条件影响，只适合放牧。这就又成了单一生计模式典范，再加上肉眼之内天大地大，所以坦荡、爽朗的个性背后，也就无可避免地影现着现实的粗犷。
三大地理环境，三种人文面相。由于好奇是人类本性，因此文化交流就成了一种无所回避的必然。
拿三大地理环境所生成的三种人文面相来说，环地中海与欧亚大草原是相对顺应了人类这个好奇本性在发展，只有远东中土首先是地理闭塞，而后是文化闭塞，最后硬是与人类好奇本性对着干一一以阻绝好奇为能事，最早走上反人性的意识形态道路。
由此可见，文化的主动交融是一种文化个性，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远东地理决定了远东人文，所以才有了三千年儒学(自周礼而下)的一以贯之。文化未曾进阶，人性与人心便总在智人与类人之间来回游荡，成了与现代西方文明对峙、对弈、拉扯的最后堡垒。后文将会述及的＂儒化＂概念，就是环地中海文化与远东中土文化的撕扯拉锯，这里渐且打住。
回到本章主题王权时代的理性，就不得不观照 古希腊文化的发展与脉络流变。个人认为，从古希腊城邦到现当代盎撒英伦的君主立宪，大致分成三次文化大晕染阶段：
第一次是城邦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塑起了古希腊辉煌。晕染原点是古希腊城邦，晕染区域是古希腊至泛希腊文化区；
第二次是泛希腊文化传统奠基了罗马千年荣光。晕染原点是泛希腊文化区，晕染区域包括罗马帝国整个疆域及欧洲大部；
第三次是古希腊的领事共识决到神权与王权的撕扯拉锯，影响了盎撒英伦光荣革命后的道路抉择。晕染原点是光荣革命后的英伦政体，晕染区域则透过二战后的种族自省遍布亚欧拉非及南北美洲；
如果将上述三次晕染阶段绘制成图，就会看到一幅以古希腊为原始起点，向西逐步扩散放大，而后遍布全球的文化晕染现象。
每一次辉煌的晦暗，事实上都是又一次巨大的文化交融与理性再调和。当一切尘埃落定，便又荣光再现。
古希腊败亡于北方蛮族马其顿；古罗马、西罗马、东罗马悉数败亡于周边蛮族；盎撒英伦表面上赢了二战， 实则日不落帝国光影趋向黯然。
请记住个人的这个判准：每一次辉煌的晦暗，都是又一次巨大的文化交融与理性再调和！
如果将＂王权时代的理性＂拆解，可得＂王权＂、＂王权时代＂与＂王权理性＂三个概念，当然首先还得从＂王权＂说起。
前文已经揭示：王权起于私念和私欲。是 ＂我＂的意识从＂我们＂之中的独立抽离后，又无限放大的结果。
＂私者，人欲也＂。诚如前述，前提的基础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食物满足族群食用的节余与可储藏性；
2.生育频繁引发血缘意识的强烈感应；
3.种群生计技能的多样性；
4.以种群为整体的定居生活方式；
不妨透视一下。
王权的前夜，族群不再有长时间挨饿现象，生育增量，人口增加，寿命增长，＂我们＂存活并繁衍的话题，因不成其为话题而价值迅速变淡。
从＂我＂的个体意识觉醒来说，个人猜测最先应是素食、肉食的混合分派，由于味觉的感应差别，眼见到＂我＂的份上，似乎次次都是期待。当然这是关于族众之＂我＂的意识生成。
如果就＂王权＂之＂我＂来说，由于承接了神权过渡，所以政治刍型依然有效。个人认为必须强调说明的是：王权超越神权，成为族群顶梁(首领)，完全是应景于族群之间生息争斗频繁的结果。争执打斗既要体格健壮、孔武有力、头脑清醒、还必需敢为族众之先。
因此，神权向王权的过渡着实并不血腥。远东中土人文史中一再宣扬的＂禅让＂制，就是特指神权向王权的过渡。后世王朝兴替，再举＂禅让＂以宣扬至礼与至德，就是蛊惑人心，是不知廉耻的东施效颦。
过渡到王权初始，被僭越的神权尽管依旧存在，但却被动处在了从属位置。特权已为王所把持与享有，而为特权张罗操持，就成了神权退后新增的另项事务。
决定王权内容的，是文化提炼与调和出来的王权理性。前文述及的三大地理环境，由于文化基础不同，所以可能调和出来的王权理性也就自然存在各异现象。于是， 也就产生了人类史上不同的文化区块(用＂文化区块＂而不用＂文明区块＂，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个人认为＂文明＂的定义与内涵必须归一到神圣。所以特别抗拒现有人文中关于＂文明＂与＂古文明＂说法。文明就是文明，无古今之别，也无新旧之用。乱用＂文明＂装饰而酿成亵渎，蹈了＂神圣＂不＂神＂也不＂圣＂的覆辙)现象。
再说就文化人类学切入，王权是个人意识到个人意志的终极归宿。而就社会人类学切入，由于王权僭越神权，打破了不可侵犯的＂神圣＂疆界。加上人的生命个体，无论是一个怎样大写的＂我＂，都得接受生命极限的铁律。于是，王权接续以什么为标准？也就成了时间对上空间的现实难题。由地理生发的人文歧点，在这个难题上却出现了惊人般由血缘定夺的统一类同。
由此可见，人的血缘意识已成了私欲最具象的载体。女性从属男性，孩子从属父母，荣辱与共的小三角文化关系便出现在历史长河中。直到宗教宣扬的＂神前平等＂，才延伸出男女同重的理念意识或概念，而这正是现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能扛文化把子的重要原因。
这里有必要解构三大文化面相中，关于相同王权却持有不同王权理性的事实，以及不同文化提炼并调和出不同王权理性的可能由来，不过无论如何，还得从博弈现象所展现的方式切入。
以古希腊为例，主动交融的文化个性源于地理所决定的生计方式。所以包容心态在前，任何博弈比较来说都会偏向主动柔性，只有在被动的状态之下才会有刚性选择。
严格说来，古希腊包括最大城邦斯巴达在内，都不存在特征明显的王权理性。就雅典来说，城邦发展之初就形成了神教、神权、王权、民权的共治特色。
而斯巴达因拉科尼亚平原的可耕地资源，完全可以视作古希腊时代拒斥多元多样文化沟通的最后堡垒。尽管如此，细究斯巴达的二王政制，元老院，执政官、国民议会还是向城邦文化看齐，神殿、神庙更是不缺。
是以总的来说，古希腊城邦时期神教、神权对逐渐兴起的个体意识与意志的制约还是相当明显。而事实上，今天还遍布各城邦遗址的大小卫城，就是古希腊城邦时期社会理性的具象标誌。神圣在上(苏格拉底不愿逃罪是为最好见证)，神圣之下则开始追求意识自由(已经展开的理性思辨可资作论证)。
而以欧亚大草原来说，除肉食为主，由于其他生理所需的物资奇缺(如食盐、布匹，与助肉食消化的茶)，在贸易不济的状态下，对草原族群来说，智人与类人的角色被迫以＂我＂的方式适时交替。坦荡表现于贸易，而贸易与古希腊环地中海贸易相同，是柔性博弈的象征；爽朗表现的是心理与生理的满足，是草原有限博弈之后的特有静谧；粗犷表现在＂我＂用类人的方式完成智人所不能达成的目标，这就相当于主观调整，即变被动为主动，变柔性为刚性。主动出击展现出博弈方式的转换全过程： 一个轮迴演尽从智人到类人(狰狞），又从类人回到智人(柔慈)的双程折返现象。
劫掠，在贸易不行的状况下大规模劫掠。来如电，去如风，且名正言顺。这就是欧亚大草原个性：＂我＂能尽演生命本色，唯有大草原的独特底蕴。
因此，欧亚大草原的王权理性就是：人之为人(“我＂与＂我们＂要活下去)，如果必要，就倾力彩出生命光华。
至于远东中土，由于地理范围内可耕地广袤，在族众个体之＂我＂的意识觉醒后，族群之内：族众之＂我＂从食物、到牲畜、到女性、到权力、到王位，互争互博；族群之外：由于族群兼併是王权之＂我＂的意志彰显，是以族与族的频繁争斗，也就为王的再造提供了契机。随着农耕的发展，人力役使有了剩余价值，相同的目标，同一的机会，不同的个体，人与人博的意志不断放大。族群之王，部落之王，国家之王，王朝之帝，王权之＂我＂从起步时的务必孔武，发展到不但孔武还必须有谋，再发展到诸侯时的谋国有方，到王朝诞生时帝王务必治世有术。
食物、牲畜、女性、土地、人口、天下，一切皆为＂我＂私，这就是远东王朝的霸道理性，尽显了人性意志之极！
这里不妨解构一下黑格尔与罗素相继嘲弄远东没有历史，只有王朝兴覆的密码。
远东中土地利农耕，族群早在定居当下就唱出了《击壤歌》，当然可以看成是自给的豪情，无如又怎么不能读成是对形而上神的不屑？
＂我＂能自给，＂帝力于我何有哉？＂
解读《击壤歌》，不难发现其中族众之＂我＂的意识已经相当成熟。＂帝力于我＂是一个下意识的对冲与对比，这里的＂帝力＂应指＂神力＂。承前文＂凿井＂、＂耕田＂启发，《击壤歌》唱响的时代应是在发现农耕的初期。
其时王权未兴，神权尚在掌控族内女性採集的食物分派。试想，有一天忽然一个男性不再将也是巫师的族长分来的食物当一回事时，那是一种什么状况？
那是雄性蛮力自给的自豪与呐喊！
或许作为生命个体，长期受过族长无所谓的眼神。而＂帝力于我何有哉？＂吼出不仅仅是声音，而是生命积压至极的闷气，俨然敞亮与光明已经充盈。
有理由相信，神与神圣就在《击壤歌》唱响之后不久就被王权彻底瓦解。而被瓦解的原因不仅仅只是王权意识的膨胀，而是族众之＂我＂可以主动接受的普遍共识。这就是＂禅让＂佳话完全可能在远东中土真正上演并发生的事实基础。
是以务实地说，单一的农耕生计延绵至近现代，远东的人文理性就只剩土地产出实物的借鉴一途。
文化无所谓多元，也就注定会抗拒多元。
族众之＂我＂自觉醒之后，透过一次次族与族斗，大力者依次成功翻身为族长、首领、诸侯。无所谓驱神，事实上神权对即将展现的王权与王权意识已无从制约，只剩从属一途了。
为什么远东只剩王朝兴覆？
因为以土地产出的实物为人文理性，本身就不是理性。为什么？因为靠天收成的状况下，有时会颗粒无收。试问：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理性思维，还要怎样行走天下？这也是远东的王权理性只剩蛮力(没错，就是与《击壤歌》所唱颂的耕种蛮力是同一种力)霸道的真正原因。
本章节的重心其实还在于前文已经述及的古希腊文化发展与脉络流变。三次文化大晕染就表象上观察是文化的交融与流变，其实却是社会理性的不断重组与调和。
三大文化区块中，欧亚大草原的文化影响，尽管以横扫的姿态触及过欧亚大部。可由于来去匆匆，最终这股曾经一度强势的文化主流，被迫主动融入了在地。而远东中土因地理因素早在农耕定居初期就与古希腊文化模式分道扬镳，王权至极已经无以复加。
是以，真要理顺王权时代的理性，就不得不继续将视线定睛在古希腊、到千年罗马、再到盎撒英伦这一文化脉络流变上。算不算呼应黑格尔与罗素都在其次，关键是翻检这段2500年的历史(前5世纪-20世纪)，还真会不失所望地发现＂文化→理性→文明＂的具象性人文进阶。
在读＂古希腊→罗马→近现代盎撒英伦＂这一脉文化流变史时，个人眼簾总是浮现一组镜头，那就是：一撮酵母与一杯酒曲，一杯酒曲与一桶酒曲，一桶酒曲与一池酒曲的画面。
因此，只要将一撮酵母与一杯酒曲的关系过程厘清，王权时代能够向近现代文明过渡的＂神圣与自由意识＂兼具的理性是怎样炼成的，也就基本现形。不过还得回到＂我＂的意识起点说事！
承前文，古希腊气候尽管适合农耕，但地理地形却没有为古希腊先民们提供特别宽广的可耕之土。有的尽是山间或海隅的小块平地。一个聚居点的可耕地范围，几十人的族群一经壮大，旋即就会发生部落兼併现象。一旦人口再行膨胀，海岛或半岛的地理环境 ，已经囿限了持续兼併的想像。因此单一的农耕生计，必须按受讨海乞食的现实。
请注意这个细节，也就说古希腊先民的个人意识在觉醒之后，还未得到长足的膨胀空间就开始了受限，这与远东中土的先民相较，可能也就族长气势如虹到部落酋长，立马就得为整个部落的生计着落所困。而无奈接受讨海作为另一或第二生计的事实，就如同意识在向意志凝聚的发展过程中，被迫强行节外生枝一般。
请注意讨海生计与农耕生计对部众之＂我＂所体现的生命安全系数。讨海的确有灭顶之险(骤起的狂风巨浪会将出海的整组族众吞噬而不留痕迹)，而农耕却甚少有丧命之虞。
是以，古希腊先民无从弃神与去神，而远东中土先民很早就弃神去神。因此，在神与神圣的权重去留问题上，全看地理所提供的生计有无损害性命的可能。是以如前文所述，地理环境才是真正的文化歧点。
文化歧点，也是理性不同的基点。古希腊→古罗马→盎撒英伦，与其说是文化脉络，还不如说是因为生计必须讨海的宿命之缘。
＂划一的向死而生＂！
从古希腊时代与罗马时代的内海贸易，到盎撒英伦的远洋贸易，从古希腊时代与罗马时代的环地中海殖民，到盎撒英伦的全球殖民，不难检讨出是同一个模式的二次复制与放大。
个人在这里提出一个反向假设：如果盎撒英伦的可耕地地面积再大上三到五倍，那么还会同样发展出近现代盎撒英伦的面貌吗？
答案或许会有两种可能：
一是会有，但时间要拉得更长；
二是不会有，那样的话罗马以北的日耳曼蛮族与罗马帝国的拉锯就会同样在英伦上演。
就别问为什么了！
因为农耕底蕴越深厚，就越会抗拒文化沟通与交融，晕染所需的时间自然也就更长。关此，近现代远东中土、日本、东南亚诸国都是实例。
严格说来，古希腊城邦时期只有领事权，而无王权。普遍性的城邦政治模式通常是一位或多位执政官、元老院、加国民议会共同领事，实际运作则等同三方共识决。这种政制形式到底是怎么来的，想来又跟讨海的生计方式发生关联。这里不妨试着给出如下的分析：
或许读史者不会忘记城邦为崇尚英雄而举办的集体奥林匹克运动，那其实就是一个鼓励献身，勇于担事的激发活动。人人都知道讨海的危险，而就城邦时期的社会阶层来说，可能存在严格的身份等级秩序，可海上的风险却对任何等级都一视同行。无论是执政官、耕地主、神职、普通国民、还是奴隶，一旦出海就各安天命。可能失事频繁，如果城邦领事者不设多人，一旦事故发生，城邦政治就运作无着，陷入停摆与瘫痪状态。至于执政官、元老院，公民会议的三极领事，想来主要是耕地主阶层与神职。
诚然，如果将三极领事共识决直接意会成＂民主＂，的确会存在很大差距。但这种多极共识决与后世的盎撒英伦宪政体制，与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分立还是存在渊源的。至于与公民直接投票的民主制相较，就差在＂神前平等＂的人性进一步觉醒与再进阶而已。
这里或许还是有人会拿斯巴达的寡头政治说事，其实即使斯巴达的二王政制，大小两位国王也只是战时上位，平时赋闲，领事权还是全在执政官、元老院、与公民会议。至于斯巴达以四处征战的方式取代与其他城邦的渡海贸易与殖民，则可以这样认为：斯巴达是古希腊城邦时期的一颗关于农耕的文化顽石。
像这样的顽石，千年罗马时代是欧洲中部的多瑙河与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民族，盎撒英伦时代是远东中土。这又是如出一辙，都是＂主农大户＂，且耕地面积一家比一家大。
然而，可喜得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三百多年后，由顽石日耳曼民族组建的德国，于公元962年被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国王奥托一世则将自己塑造为查理曼大帝的继任者。尽管后世嘲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谈不上帝国＂。然而，只要想到这个种群是欧洲大陆的超级＂主农大户＂，千年罗马帝国的神圣竟被这颗顽石到1806年才硬性收官。就不得不让人掩卷省思，顽石也有讲究＂神圣＂的时刻，而这正是霸道文化向文明转正的铁证。
更为蹊跷的是，发生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却也是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发难。600年间，＂神与神圣＂在日耳曼民族这里有如钟摆般被甩了一个来回。读史者的眼镜不知道能不能被连续跌破两次？
至于远东中土，实乃最大的主农天地，也是天字号最后的顽石，其顽劣程度早以儒化方式于启蒙运动时就潜移出招。欧洲大陆早在光荣革命之后就成了盎撒英伦的宪政理性与来自远东的儒术极权理性的拉锯场。直到今天，已引发人类无以为继的困厄，结果如何尚未定论？
谈不上自美与自溢，或许本文关于＂神在＂概念的探索，以中文的原稿作宣示就是顽石悯化的标誌。发生在日耳曼民族史上的蹊跷，又会不会在远东中土的汉民族史也来上那么一回？老实说，一切皆有可能！
再回到正题。
夹在古希腊与古罗马之间的泛希腊时代，可说是神权与王权撕扯的角力场。斯巴达霸凌雅典、马其顿攻灭希腊、 罗马征服＂继业者＂托密勒王国．．．就社会理性而言，古希腊城邦的消亡，是周边农耕社会所造就的王权意志的胜利。所以整个泛希腊时期，神权势衰到只能以宗教形态与王权形成隐性对抗。到古罗马兴起时，神权差不多与远东中土接近，成了王权附庸。但与远东不同的是，源于古希腊理性思辨而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也就是以＂我＂为私)，却也为社会底层的信仰留下了一块宗教领地，否则就不会有后来基督教的事情发生了。
进入罗马时代，哲学已经兴起。意识自由已成为一种社会习惯。由于王权高涨，已成附庸的神权常常因王权的喜好而被禁被屠，王权钳制神权或拉拔宗教，以至直落与直上的情况时有发生。
信仰是人文价值的共同认可与追求。泛希腊时期以及罗马早期的王权反复拉锯，易地易主，高来高去，神权就只能以贴近信众的方式，落地成了信仰的根基。究其实是因为王权的反复推拉，社会底层在价值认可上已无所适从。于是便不再理会来自王权的意识宣导，小众似的以共识方式认可属于本阶层的生存价值，而后再逐渐扩散放大，这就是现代宗教的前身。
以基督教为例，起始于流亡的犹太族人对古老犹太教的价值信仰。由于流亡的犹太族人在当时环地中海的社会境遇中，沦为手工业者等基础底层，早被王权所忽视。但作为社会一分子，只要个体之＂我＂的意识一经独立，价值认可就无法也不可能或缺。
既然王权不顾，也就只好自行其道。基督教的兴起就是从极其小众的三五好友家庭聚会起步的，早期信众尽是流亡的犹太人后裔，所以教义脱胎于古老犹太神教。发展过程得益于社会底层的坚韧，尽管受到过王权的申令打压，却得益于一神信仰在环地中商品贸易赊数信用的便利考验，犹太裔旋即因教因商用事，成功由手工业者挤入到环地中海的贸易行业之中。
到古罗马帝国兴起，基督徒的教商互促模式随着古罗马疆域壮大而得到长足发展。后来尽管因罗马城失火一事被一度打压，然而基督徒在商业上的成就终于促成了313年的《米兰敕令》，380年东西罗马皇帝共颁的《帖撒罗尼迦敕令》，最终被正式定为罗马国教。到此，罗马时代的新一轮神圣理性才得以确立。
相信读史知史者不会忘记前后四百年大小十余次的十字军东征，如果不论过程与结果，单就这面旗帜的升起，就可听闻到神圣理性在罗马千年的不甘寂寞。
整个罗马时代就是神权与王权的拉锯，是神圣与人性(人的意志)的纠结，人性操弄神圣，又神圣蛊惑人性，最终剪不断，理还乱。
尽管王权时代的王者，人人标榜君权神授。而君权是否真的来自神权的主动授受，这就得切入社会现实说事了。
三大地理文化区块中，远东中土因农耕的单一生计方式，神权向王权过渡又早又快。个人认为在定居当下，农耕解人口增长所需食物之乏的同时，神权就自动向王权让位(即职业能手取代巫师或祭师充任部落首领的禅让)。这种让位，是出于无奈的不得不让。之于后来始皇帝传国玉玺上的＂受命于天＂字样，就足以体现王权对神权的无视以及天子气吞山河的傲慢(朕即天下)。而事实上，自始皇帝之后，神(权已经没了)已被王权以及后来的儒术帮闲，局促于社会底层两千余年。直到近现代名义上的拜上帝教发动太平天国起义(骨子是农民造反，表面用了教旗，故且也算神的代表吧)，才算是给王权造成了一些实质性压力。
欧亚大草原也是单一生计模式，但苦寒于气候，游牧部落进驻生息已在人类成功驯养大型性畜之后。草原资源奇缺，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资除主食外都仰赖农耕区块接济，是以无论是征战劫掠，还是易物贸易，草原之王都责无旁贷。因此草原上的王权意识相对接近生命的纯粹，与其说＂君权神授＂，还不如说＂勇敢者王＂。
回到古希腊→罗马→盎撒英伦一脉来说，由于环地中海文化区块多种必须经由讨海来实现的生计方式与农耕并列。是以，神与神圣在日常生活中便成了生存的守护。这样的现实状态下，讲＂君权神授＂，细致分析就会发现，其实代表神与神圣的神权与表现极度人性意志的将要由神授出的君权(王权)，并不在同一个维度。
本质上还真是如此。
因为多门路生计方式， 本就接受神与神圣的看顾(指人的意念中必然神圣在上)，生存无虞。而王权意志的四处出击与征战，无非是扩大了王权意识的私欲空间，却阻碍了贸易、殖民等的正常出海。扩张意识得逞，各类生计没有变化。扩张意识受阻或失败，则各类生计都可能遭殃。这种状态下，王权意气风发，喊出＂君权神授＂，就别提神权的神圣意识会有多彆扭了。或许前文述及的拿破仑加冕，算是补上这一彆扭的实例。
而真正审视古希腊→罗马→盎撒英伦一脉，古希腊城邦时代并无实质王权现象存在，＂领事共识决＂最多只是凸显人性意识与意志已在国民中普遍存在而已。
因此，如果联系上后来的泛希腊王权争霸，将古希腊视作＂领事理性共识决＂过渡到＂王权意志决＂的奠基时代，也未尝不可。
是以，影响后世深远甚至关系到近现代文明生发的＂理性思辨＂，就不得不被正视。那可真是一场人性意识对形而上神关于何为＂神圣＂的理性叩问，从泰勒斯的＂水乃万物之源＂，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人类真正开启了用知识探索来认知世界的旅程。
在个人看来，哲学的诞生，是理性被揭示为人文概念的起点！
神教、神权以＂我们＂的生存为出发，而王权展现了＂我＂的发展欲望。是以，在人文价值与人文意义的解构尺度上，＂生存＂是为起点，＂发展＂便成了人之为人的刻度与方向(人文矢量效果)。三维生命不可能只有一个二维价值观，这就如同数学上的座标，不解定＂无穷＂概念，无论是数线还是座标就永远立不起来。
好才人类生存是一种代际现象，活着与死亡之间透过繁殖养育来完成接续。或许正因为如此，问题与答案也就都在这儿了！
这里不妨用人文式子将已经呈现的＂生存、发展＂价值加以展开：生存→发展→．．．(人文矢量效果指向无穷)。
当个体之＂我＂的意识生成，人与人博弈也就开始上道；族群到部落的兼併过程中，族与族的博弈也开始大规模展开；部落到诸侯国的群雄逐鹿，无疑就成了意志的对撞。
这里个人想提出一点相对独到的看法是：如果将人类的个体之＂我＂设定为＂人类＂这个物种的原子，则个体与个体的对撞，族与族的对撞，国与国的对撞，似乎便将人类社会闹腾成一个立体的原子博弈竞技场。从意识游离纠合到意志对撞，不恰好切合微观物理体系中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于是从现象学切入，人类个体之＂我＂的意识觉醒，就成了为＂人祸＂种因。所谓＂发展＂起步，也就等同于＂人祸＂开端。
人与人的对撞是＂发展＂模式的开端；族与族的对撞就是＂发展＂模式的放大；国与国的对撞就是＂发展＂模式的惊悚体现。
以＂发展＂之名，便成了人祸之实(自然生灾，发展肇祸)。每一次人祸，填进去都是活着的生命，人文就这样掉入自设的价值旋涡之中。
试想，以发展作方向的前端如果没有尽头，那也就等同从数学上分析，人类自种的人祸同样会陷入没有尽头的＂无穷＂。以这样的同比概念延伸，人类的发展也就成了宇宙的不可承受之重。
回到形而上神所启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上说事，无穷如果真的能够无穷，那无疑代表人文前进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人祸，都是无辜生命与血肉的堆砌。如此一来，形而上神所召示的生命价值，到底还是不是价值？意义还有没有意义？
如果价值从起点就失去意义，那所谓的刻度与方向(即矢量)，又从何说起？
这算什么事？一切跌入虚无？
当人文虚无，人就不再是人，注定又将回到与动植物同类的生命现象之中。不需要开始，也就无所谓结束。生命、物质有无意识？意识是否涌现与纠缠？思想多余，哲学多余，科学就更是多余了．．．
是以显然，这一组关于意义与价值双双虚无的人文旋涡，是人类弃神去神的结果！
＂神与人与智慧同来同在＂，如果形而上神诞生，人(物原子)仍以普通物质的方式按物质的应有规律运作，那＂人文智慧”就会无从说起？
形而上神既然已经开启了人、人文、与价值起点，人与人文透过价值参照探索，生命存在就必然会有发展方向，最后又怎么会陷入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毫无着落的无穷呢？
由此可见，在发展的过程中弃神，发展也就等同了人祸。而为发展套上一个＂神在＂的笼套，就是本文的终极诉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