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理性的对撞
等不及公元2500年的又一个千年节点了，作为当代生命个体，已越来越感应到满足＂生存＂的一切必需指标，在随无从＂永续＂的＂发展＂而日渐损耗着。这就如同＂发展＂不再为下一轮生存服务，而是已经乖戾脱序。列举例子已成多余，任何一个思想者，应该都在追索：为什么会这样？
为求＂生存＂而展开的＂发展＂，怎么会呈脱序乖戾之状呢？人类早在前5世纪已经展开了理性思辨，难不成公元5世纪与15世纪的两次思想摆荡，人文所必须讲究的＂理性＂已经不再？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而是理性已经脱序。
已触及到理性，就该给些耐心，回头再去细心检点一下人文。
到底什么是理性？
当下哲学辞典中的＂理性＂释义，说是＂一种人类运用理智的能力＂。个人不妨在此发难：这个定义太粗糙。即使后面一大段补充，也仍然没有点出＂理性＂的应有特征。
个人认为：经验检核、价值判准、智慧抉择，是稳定理性的三大支柱。
缺经验检核，是探索发现；缺价值判准，是功利主义；缺智慧抉择，就成了泛理想主义。
此外，问及理性源头，如果条件反射似地望向古希腊理性思辨时代，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可不知：理性思辨时代只是人文对理性存在的揭示。
这里特别挈领一下：理性的真正萌芽起点应远在人类对气味的分辨时代。理性的觉醒，则是＂神与人与智慧同来同在＂的必然伴生。
恐惧是人类最具震憾的体验。当生存被认定为人文价值的起点时，如何免除恐惧并活着，就成了＂人＂第一次抉择的智慧追认，与理性的揭示或觉醒是同一个道理。
有必要认真对待一下那三个人文史上的千年节点。
第一个千年节点，在前6-5世纪左右。由泰勒斯与苏格拉底领衔，从探求万物之源出发，到事物的应有本相(见柏拉图的《申辩篇》)，揭示人文理性存在的同时，开启了爱智慧(哲学)之路；
第二个千年节点，在公元2-5世纪左右。由基督教护教者缓引古希腊＂神学＂名称，将之规范成＂基督教上帝论＂，以区别罗马帝国周遭外邦多神教＂神学＂就是＂神话学＂的主张开始。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罗马教会通过＂神学＂中的＂上帝论＂为后继的中西欧王权加封加冕，足见＂神圣＂的光芒四射。
第三个千年节点，在公元15世纪左右。赎罪券事件以及《神学大全》面世(1485年首版)，东罗马帝国灭亡(公元1453年)，是三个关键。
公元2世纪始到公元15世纪，＂神圣＂已有了千年传统。圣经、圣谕、圣迹的信仰与解读，成了人文中的＂神圣理性＂，《神学大全》则尤如句点，为人文划下了一道关于＂神圣＂的窒息符。
本来在西欧，尤其意大利。＂神圣理性＂已不容质疑地窒息到人性。当赎罪券事件推澜助波似的再震撼了一番，再到君士坦丁堡破城，大量东罗马学者带着古希腊文宪涌逃入境，文艺在意大利的复兴便已成了彆不住的分娩。
将要迎来的第四个千年节点，个人认为类同于第三个千年转折，人类似乎已经先觉并看到了苗头。这里不妨倒饬一下第三个千年节点至今的人文历史，看看近六百余年来的社会现象，到底东西方各是一幅怎样的现实图景。
先从远东开始。
远东中土到现代西方文明发祥地古希腊，相对于欧洲到古希腊而言，地理上的确遥远。尽管那里的族群自称＂中土＂，然而东南临洋，西有高原大山大河，北向雪域草原更是严寒辽阔，因此事实上中土是一片真正闭塞而广袤的一隅。
由于地形与气候适宜农耕，所以在古希腊揭示形而上神，展开理性思辨之前约五百年，那里的族群便已进入王权分封(约前1046年西周开国)的治御时代，神教、神权向王权过渡已彻底完成。
当苏格拉底在城邦广场就人文理性展开激辩时，远东的知识精英却在演绎如何附和王权，就如何治御展开方式、方法上的＂百家争鸣＂。
因此，就＂我们＂到＂我＂的这个认知与抽离差距作比较，古希腊将远东抛开得太远了，而这就是地理决定人文的最好写照。
或许正因为远东神教、神权、王权过渡的短暂与倏忽，是以＂君权神授，朕即天子，真龙化身＂ 所揉合的内涵，极具＂我们＂(种族)向＂我＂(王者)逞现强力凝聚的特色。仔细分析：＂我＂在指向个体时，是特指王者；在指向族群时，也可以完整代称＂我们＂，这已经是极权专制的王朝帝国气象了。
极权专制在中东及环地中海也偶有出现，但很块都被翻篇(诸如古巴比伦、古埃及，近现代的法西斯与纳粹等)。为何只剩远东成了活化石，这就不得不拿为王权抬轿的远东儒术来说事了。
农耕让生命个体萌生了体力上挥发上的自信，但农耕却也将生命个体同时绑缚于了土地。这无如就是一种无奈的吊诡。正是这种吊诡使远东族群的个体之＂我＂，有了甦醒上的障碍。
为什么？
道理太简单。既然土地提供了生存机会，那族与族的争战就直奔土地而来。关此，有句远东谚语概述得十分贴切：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土地是不会动的命根子，是农耕的种命希望。他族如果惦记上我族的土地，生命个体的＂我＂仅凭个人之力，是保有不了种命希望的。所以在族与族展开的土地之争中，＂我＂只有重回到＂我们＂境遇中，才有可能发起对抗，否则任何个体单独行事，会瞬间失去所有。
因此，个体之＂我＂只能主动揉进＂我们＂，生存才有保障。换句话说就是在农耕文化氛围中，不但土地＂王有＂，个体生命也必将顺其自然地归属＂王有＂，这就是农耕极权状态下的理性形态或样式。由于族群之间的土地兼併，个体之＂我＂根本无法从族群集体的＂我们＂之中独立与抽离。
这里不妨来个小结：本来个体之＂我＂的意识已随私念诞生。因为农耕，却将个体之＂我＂绑入土地。养活了自己，唱着《击壤歌》刚要得意一把，没成想私念意识的膨胀却也簇拥了王权意志的升起。隔壁一族抢土地来了，一个人护不住土地，于是只好又向＂我们＂集结。可这回的＂我们＂已由王权统筹与驱策，个体之＂我＂于是就成了王权之＂我＂中的一个＂小我＂。一仗打下来，土地保住了，可个体之＂我＂连同土地都成了王权之＂我＂的附属与附庸。
这时如果有人开问：个体之＂我＂还有＂私＂吗？个人倒认为还不如这样问：私念之中还有个体之＂我＂吗？
这就是远东农耕定居由王权塑起的人文理性大纲：族众的个体之＂我＂非要称＂我＂，那王权之＂我＂就只好称＂朕＂：＂我＂是＂朕＂的私品！
因此，尽管神教、神权已经过渡到王权，但由于单一农耕的生存方式，远东种群个体之＂我＂由于私有落实无从到位，也就注定无法完全觉醒到从＂我们＂之中抽离，社会最小分子止及于血缘之家。王者之所以能称＂君权神授，朕即天子，真龙化身＂，其底气就在：王者之＂我＂就是＂我们＂。
神教、神权与王权，俨然三位一体，为了与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概念相区别，不妨将远东王朝集权现象称之为＂神王＂体系。如前所述，＂我们＂与＂我＂都是王者或王朝的指称，个体之＂我＂ 的俯仰，只能随王朝命运张翕。
是以，大一统观念颠补不破。与其说春秋时代有过百家争鸣，还不如说春秋时期有过一场各炒驯服方法、各展卫王方式的方案展销盛会。
只要＂我＂未能从＂我们＂的概念中成功独立并抽离，人与人的相对角度就无从建立，还谈什么价值共识？试问：一个部众如何与一个＂祭师、首领、王者＂论价值？部众完全归属于王者所有、所治，且可以随兴被拎去充当祭祀牺性的境地下，还与王者如何去对谈共识？
读先秦史，个人对所谓周天子王权衰落的史家叙事角度不甚苟同。为什么？
个人坚持不能置铁制农具传入为视而不见。因为对远东农耕来说，铁犁、铁锄、铁镰、铁刀、铁斧的使用，对远东人文的影响，不亚于开启人类近现格局的英伦产业革命。所以周天子王权衰落，是坐等诸候意识向王权意志发起冲击的结果。
换一种方式表达就是：由于铁器的传入，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周天子的王畿居中，耕地新增有限。而各诸侯封地偏远，四野荒郊，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从耕地到人口的一方有限增长，另一方却能无限膨胀。一、二百年演绎下来，周天子是颗大蒜也会熬成一根细葱。孔子率领一众儒家弟子为周王室把脉后抱屈，曰＂人心不古＂。
看看！这就是大成至圣先师的＂聪慧＂判准，这样的文化郎中能不把一个本就先天不足(指单一农耕生计)的种群往死里医吗？
前文个人曾将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毫不客气地介定为治御(即统治)方案的争炒，其实是有所本的。不信请看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原来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
王官，王权之抬轿与帮闲也！试问，这样一群生命个体，就算他们人人自我意识完整，在私＂我＂的前提下，能指望他们在思想上扭转王权意识或肢解王权意志？显然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诸子思想中，老子道家止步于小国寡民。小国之＂我们＂与寡民之＂我＂纠结在一个精神上无从抽离的整体，只是这个＂我们＂的集体相对较小而已。
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老子触及到了王权意志的气势与狂妄，但却并没有端出相应可行的解决方案。小国寡民只能算是＂既然无计灭火，那就勉力抽薪＂。所以就连老子骑牛西归，也可看成是一种态度或是一种无奈；
墨子墨家铩羽于兼爱与非攻。兼爱是以血缘而非以个体之＂我＂作区界，而非攻就是不主动出击打仗。可说既排斥了＂我＂私，也与王权注定扩张相对付。
因此，墨家对个体意识觉醒和王权扩张意志来说是两面都不讨好，最后墨家也就只能沉默于自己的一厢成愿；
名家、兵家、阳阳家、纵横家……还有必要一一剖析吗？老实说就算这些思想者不是王官，在单一农耕生计下尚未完全觉醒的个人意识，要如何为生成与王权抗衡的社会力量出谋划策，还真是奢求古人了。否则，地理决定人文的历史眼光也就不成立。
是以，儒、法、兵三家必为王权所用。抬轿、帮闲、打手，从张扬王权意识，到落实王权意志，他们注定鞍前马后。只不过三家之中，唯马屁为香者，当儒家之能事，所以儒能独尊也就顺理成章。
当然，这里的所谓＂顺理成章＂，是指顺了王权扩张之理，成了＂神王＂一统的事实之章。
试问：在完全无＂我＂之立的状态下，儒家大讲仁义道德和仁者爱人，不就像猫喊着爱老鼠，狼吼着爱羚羊一样荒唐吗？
两千余年后的西方启蒙大家们，又如何能理解＂仁者＂的概念与意义？所谓儒家理性，就是如何臣服于王者，如何拱卫王者统治，山呼万岁时姿势如何才会使王者眼顺的理性。
儒学那一大套＂格物、致知、诚意、正身、修心、持家、治国、平天下＂脸谱，再加上后世＂礼运大同篇＂的附和与唱颂，也难怪伏尔泰都会在假象前叹服与拜倒。
或许康德在读传教士译介的远东经典时，还真领会了一些真谛。
没错！就在古希腊智者理性思辨出《形而上学》时，儒家在远东整出了一套以＂我们＂(不抽离个体之＂我＂)为中心的道德至上伦理。只是道德至上不是公然的公理性假设，而是以＂起于虚伪、行于欺妄，止于无耻＂的方式展开、接力与收场而已。
康德到死也没倒弄明白的是，儒家视宗教信仰为无物，一味高举仁义道德，还用科举方式规范知识，制造思想模式，从而成就了人文史上最早也最为稳靠的，为王权服务的意识形态。
康德的再传弟子们在康德的影响下接力，证实了儒家高举的仁义道德(即康德揭示的道德形而上)，就是后世意识形态的特有标识。
直至现代，远东如同化石般存在的人文，因儒术虚妄意识的根深蒂固，那片土地上所有圣洁与美，悉数止于现实可触摸到的＂神王＂体系，而无法上升至性灵想象空间的神或神圣。终至限制了生命个体的可能创造。庸俗遍地，贪腐盛行，导致社会制度单极化沉沦，任何改变都只剩王朝倾覆一途。
关此，黑格尔、罗素，都曾以远观者身份有过揭示、批评与指斥。
回头再看欧洲。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萨与威尼斯，由后来公认的文坛三杰、美术三杰共同领衔，人文理性喊出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张扬人与人文个性(感性)，发起对＂神圣理性＂的公然叫战。
文艺复兴之后，一股冲出去，打破现有人文僵局和精神疆界的冲动，强烈撞击整个欧洲的各个领域，及各个阶层。
航海方面自信于当时的造船业，是不是有意复制并放大古希腊城邦时期的环地中海贸易殖民，不得而知。总之，远洋航行与地理探险已按捺不住源自《马可．波罗游记》中东方记忆渲染的诱惑，航海家们发起了人们惊羡于文艺复兴后的大规模远洋航海的接力式探索。
其中麦哲伦船队的环球航行，第一次实证了地圆之说。关于环球航海日誌对＂神圣理性＂有无冲击，由于无人研究也就没有答案。但是这种探索发现的实证精神，对当时正在积聚能量的人文理性而言，无疑是一剂助推。而后的新教改革(即宗教革命)，不但激起了英伦的光荣革命，更点燃了欧洲大陆与盎撒英伦思想界之间关于＂经验与理性＂的争辩。
光荣革命使英伦三岛在欧洲大陆新教革命的基础上更迈进了一步，个人对这段欧洲历史有着与过往大家们相对不同的析读。
个人认为：当时欧洲大陆相较于英伦三岛，因为源于地理环境的本质原因，还是农耕文化相对深厚，对事物变化的接受程度远不如英伦三岛敏捷。以致于后来展开的＂经验与理性＂之争，所有欧陆思想家对盎撒英伦改革后的政制似乎都有一股酸葡萄心态。
个人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这股无名的酸葡萄心态，成了所谓启蒙运动的真正动力。
是以，个人判给欧陆启蒙运动的评价是：由于理性主义者的普遍不理性，＂无视英伦，直追远东＂就成了整个欧陆思想界的茫目认知与好高骛远。
当欧陆这些思想家普遍自大地认为向英伦学习，或与英伦并进成了一种丢人时，那么向遥远的东方取经，并超越英伦就成了可能的集体式精神自慰。
关此，个人这一判准的第一个有力证据是：休谟一人代表英伦，用因果怀疑论就横梗了欧陆思想精英们的所有思想去路，让他们整体原地踏步了至少五十年(与休谟的生命成熟相等同)。
第二个有力证据是：欧陆启蒙大家在借鉴由传教士译著的远东文宪时，似乎毫无违和。这说明什么？
说明远东农耕文化与欧陆农耕文化有着同质的自大心态，打心底就瞧不上因土地狭小必须讨海求生的岛民。
因此，欧陆当时的思想意识在今天看来，如同要变相证实英伦三岛将因地埋环境因素，当仁不让地承接两千年前古希所扬起的文明大旗。
事实上光荣革命加上再后来的产业革命，的确开出了后来人文与人类关于＂平等，自由＂的想望先河。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时海峡对岸的欧陆，却硬是嫌弃似的将眼光望向了远东。
伏尔泰崇拜孔子，并亲作颂孔诗传世；
卢梭研读过老子，并将道家无为思想比肩苏格拉底自认＂无知＂的理性思辩；
孟德斯鸠直批远东是专制文化摇篮，如果不是多版本比照阅读过传教士译著，哪里会得出如此肯綮的评论？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作为启蒙运动收官者的集大成之作。全部内涵是什么？竟然将远东儒家高举的仁义道德用德语模式制版翻讲了一遍。比照＂德化天下＂，康德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似乎康德比远东儒家还要信心十足。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总之，＂三杰一收官＂的思想大家们，表面是三比一的思想播种。而事实上收官匠康德，的确对后世影响至巨。用句远东俗语或许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他最曲得下身段，所以就蹦得最高了。
如今检讨，起于欧陆的启蒙运动，在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惯性与传教士随商船东来印证《马可波罗游记》的双双作用下，思想大家们竟然弃近(指与英伦经验论切磋共进)求远(指远东儒术)。这或许也正应验了远东又一句谚语：远来的和尚会唸经。只是不负责任的拿来主义，不但害了欧洲，也拖累了全人类。
再往后，工业革命在英伦三岛拉开大幕。欧洲大陆不得已惦着脸，跟在后面一步一趋。就在欧陆社会感应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时，思想大家们向远东儒术取经的结果也开始了发酵。
法国大革命让整个欧洲大陆人心战慄，政权体制倾覆竟如远东王朝倾轧的翻版。尽管有后来刹车性的罗漫蒂克思想(Romanticism)运动的展开，但那只不过是极度荒诞后殊感不适的些许姿势调整，而大革命式倾覆的惯性，对整个欧洲来说还只是宿命的刚刚开始。
再往后法德纷攘，一战、二代，连独立后殊感无事的远观者美国也因远东被袭而卷入，再到冷战。欧洲大陆望到尽头了吗？
冷战之后，世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平安仓＂期。源自英伦光荣革命的制度理念终于遍地开出了民主自由之花，人类似乎嘘出了几口久积的浊气。然而源自远东的儒术一旦吸入肌体，又哪里只是积在体内的几口浊气？而是有如浸入肌肤，进入骨髓的病毒，必须刮骨疗伤，才有转机。
这会不会太难了？
回到即将展开的第四个千年节点，如同前三个节点，仍是个理性纠结如何归位的问题。
什么神权与王权相争，人性与神圣互质，感性与理性对立，其实都是什么才是＂真正理性＂的提炼与考问。当下将要提前展开的又一个千年节点，症结也还是在必须为＂理性＂重新正名。
理性是人类抉择行动的指南，依赖于价值。因此，如果人文价值的发现与明皙认定是一个递进关系， 那么理性界定也一定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事实上几个千年节点在理性上的不断折腾，也正是这个道理。
再疏理一下：
第一个节点，揭示并确立了＂形而上＂的价值，理性概念由揭示中诞生。＂我＂的人文自觉开始，表现于社会的现象是神权向王权过渡转进。生存得以保障，不再恐惧、恐慌于灭族危机，追求发展的价值观念开始萌芽；
第二个节点，是人性之私过度浸渍理性，王权极度膨胀与无尽倾轧。人文表现用神学展开对理性的神圣式修正，也就是个人所称的神圣罗马时代的＂神圣理性＂开始，政教合一凸显的是往神圣一方修正＂发展＂的脚步；
第三个节点，是＂神性理性＂表现出严重＂人代神功＂的着力与滥用。以宗教裁判形式窒息思想与判定行为异象。人文似乎重演了第一个节点时的人文再觉醒，神的尺度向人的尺度再度让位，显然表现于行动的情绪，与第一个节点相比，似乎更为激烈(其中欧陆思想家集体向远东儒术取经就成了一个侧证)；
透过前三个节点观察，理性被扭曲是引发社会急剧变宕的关健。人文价值体系一旦完整且结构健全，理性就不再惶惑。而将要展开的第四个节点，或许正是要完整人文价值体系的时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