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短暂，

是一场梦，
仰或是一段经历？

我们经历人生，
脚踏实地，
过着一天一天的日子。
偶尔， 我们会偷得片刻清闲，

逃离尘土，

去腾越， 去追逐渐去渐远的白云和蓝天。

于是， 我们陶醉了，

轻轻地吐出一丝叹息，

重归大地，

继续平平淡淡却也平平静静的生活。

—周而复始，

直至老去。

餐桌上, 一片狼籍。

吃够了, 喝高了，酒足饭饱。

 我们三汉子懒懒地围坐着, 守着：

辞旧迎新。

儿子们在一边嬉戏。

聊了旧年的房市, 股市, 妻子, 儿子,

话题自然转入新年气象，

却忽地变得沉重起来。

＂又熬过一年＂，王君叹了口气:＂ 还有九年。＂

＂九年后就能退休？＂ 李某甚羡慕。

＂别开玩笑＂, 王君抽了口烟:＂ 是去见上帝!＂

＂什么? ＂＂What? ＂ 李某和我, 异口异语, 发出同样的惊叹。

王君缓缓地说起他的经历:

来美前, 他是内科医生，

就知道华人在美行医难, 平均寿命只有五十九岁。

来美后, 他改弦更张, 读了五年生物博士, 当了六年生物博士后，

却难觅一职。

他只能重操旧业, 考了证书, 如今在某福利医院当住院医生。

＂我每周工作七天, 每天十二小时。

那些移民病人, 说着南腔北调的英语, 搞得我不分东西;

那些美国病人, 提出千奇百怪的要求, 弄得我天昏地暗。＂

王君又猛抽一口烟:

＂工作一周, 接着就该休息一周,

可我总被医院叫去, 临时做24小时 on-call! ＂

＂真是剥你的皮, 抽你的筋! ＂王君很是愤然, 又苦笑着说:

＂好在买了百万人寿保险, 肯定赚。＂

＂看来, 读生物是自绝于人民，

当医生是自绝于家庭。＂

我一句不经意的评论,

遭来王君狠狠的白眼。

我连忙扇自己那张无遮栏的臭嘴。

＂我的境况也不见得好, ＂李某自言自语。

＂什么？＂＂What? ＂

李某供职某制药公司数十年，

可公司近年利润下滑， 股票狂跌，
董事会终于想出良策:

＂那是整个科室整个科室地撤，
整个项目整个项目地砍,
整批人整批人地裁啊！＂

李某不胜感叹:
＂总祘熬到圣诞节前，
公司开全体大会， 总裁祝贺大家：
‘公司这次重组到此结束，
恭喜在座各位, 请继续努力’。＂

＂会场顿时一片呼声，笑声，尖叫声，鼓掌声，

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或白皮肤, 或黑皮肤, 或黄皮肤—
或金头发, 或黑头发, 或白头发—
大家抱作一团，
象一群逃出世茂大厦的倖存者。
随后,一片呜咽声，总裁也嗆着眼泪……＂
＂幸好,你总祘过了这一关, ＂王君安慰道。

＂是的, 就等下一轮了, ＂李某答。
＂得等多久? ＂我问。
＂三年吧, ＂李某又答。
＂只三年? ＂我不解: ＂文化革命也得七, 八年才来一次。＂
我话一出口，就知又失言,

只得再次扇自己那张不着调的烂嘴。

离开王君家时, 夜已深沉,

天正下着美国东部百年未见的漫漫大雪,

以一片白茫, 迎接姗姗来迟的初春。
我驾着用全年奖金买下的奥迪新款车，
平稳地行驶在宾州蜿蜒的乡间小路上。
李某坐在我身旁，

儿子们倚在车后座，
高兴地玩着XBox游戏机，
光盘机正播放着催人泪下的影视金曲＂不如归去＂。

＂在想什么? ＂李某问。
＂想三十多年前同样的一个除夕夜, ＂我 回忆。
当年, 愣头青的我, 想和贫下中农套近乎，
就和倆铁哥儿们, 横下心在插队的农村过新年。
可老天不领情, 昼夜不停的大雪,

终于压坍了我们用高梁杆和泥巴扎成的厨房屋顶,

砸坏了我们的土灶头。

＂也是除夕夜, 我们也是三汉子, 围坐在一盏煤油灯前。

大家都不说话，

只是一口一口啃着冰冷的红薯馍馍，

一口一口喝着混浊的井水。

我们不停地啃, 不停地喝，

肚子涨了, 裤腰带松了，

却还觉得饿, 还得吃, 还得喝。＂

＂Daddy, 你真 Stupid＂, 儿子尖细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叫肯德基送炸鸡和可乐？＂

＂Yes＂, 李某的儿子呼应着：＂我就最喜欢肯德基的炸鸡和可乐。＂

李某和我对视， 无话，摇头， 叹息， 苦笑，

尔后, 又哈哈大笑。

＂看来， 我们来美国是对的。＂

＂是的， 虽然我们活得很累。＂

千山暮关于他如何教育自己患自闭症孩子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沉重的话题，自然揪动了无数父母的心。我以Spinli的笔名，也积极参与线上的讨论。无独有偶，最近又听朋友闲聊起一件真人真事：四川某矿主，没啥文化，他的独生子，也不过小学毕业。为了让唯一的孙子不输在“起跑线”上，矿主花了大笔钱，硬是把孙子送到美国来读小学。不想，事与愿违，他孙子不知怎么搞的，被安排进“特殊教育”班学习。这俩件事，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81年大学毕业时，全上海，全中国正兴起出国潮。朋友，亲戚一见面，问的都是：“托福考了吗？”，“什么时候走？”。自己不准备走的，也在为孩子将来的出国梦未雨绸缪。太太有两个闺蜜，一个嫁了堂堂的书法家，一个嫁了潇洒的钢琴家，却都看中了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英语老师，和我们约定“易子而教”。我当时白天在大学教书，晚上在上海“前进”业余进修学院“扒分”，根本没有空教儿子英语，还自我安慰地以为，“上海人不用急着去白相大世界”。连太太升讲师要考英语，我也懒得管，气得她直跺脚，非要找“情人”辅导—当然，这是气话，“情人”没有找，讲师自然也没评上。

儿子在上海读完小学一年级的上学期，就稀里糊涂地随我太太来美国和我团聚，一个英文字不认识 ，一句外国话不会说。

“看你怎么办！”太太怒气冲冲。

我倒淡定。没过几天，就领着儿子去当地一所偏僻的小学上学。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热情，欢迎全校第一个中国小朋友。老师还安排同学，每日轮流当儿子的“同伴”,一帮一。我这为父的，也就只带着儿子去了趟“男厕所”转转， 认认路，生怕他尿急，湿了裤子。就这么地，我一甩手，把儿子全丢给了学校，用太太的话来说：“还没见过这样撒烂污的爹”。下午，老师打来电话，要对儿子进行智力测试，需要我签字，我折回学校，面见西装革履的心理学专家凯先生。凯背书般地讲了讲测试的目的和方法，待我签字后，就请我在他办公室外等候，因为测试需一个小时左右。我问凯，我儿子听不懂英语，怎么测？我自告奋勇，来当翻译，凯不允，怕我翻译时，会无意地提示儿子，影响测试的精确性。至于语言障碍，凯称，他知道该怎么办。我再无话，只得悻悻地退出，眼睁睁地看着办公室厚重的大门“砰”地一下关上，心也随之“咯噔”一声。

一个时辰终于熬过，那扇隔离父子深情的该死的大门，终于又“砰”地一下打开了。凯面露难色，说儿子的智商只相当于六个月的婴孩，是典型的“智力障碍”。我问凯：“你真的这样认为？”凯尴尬地说：“也可能是‘学习障碍’”。他边说，边递过一份文件，要我签字，同意送儿子进学校的“特殊教育班”上课。我再糊涂，也懂得分寸，拒签，并声辩说，这样的测试不科学，因为英语不是儿子的母语，他看不懂，也听不懂。  凯脸一沉，“刷”地从一堆纸中抽出儿子课堂上的一张习题纸，纸的右上方儿子按惯例写了他的中文名字“张XX”。凯质问我：“你儿子已读一年级下学期了，连英文名字也不会写，不是‘智障’，又是什么？”。我顿时乱了方寸，只得请求面见校长。校长听完我们各自的陈述，就问我，为什么不同意儿子进“特殊教育班”，我喊道：“这会毁了我儿子的一生！”。校长说我对“特殊教育”有偏见，“其实，你儿子在那里会接受个体化的教育，智商提高后，有可能回普通班级，和正常孩子一起学习”。我哪里听得进他的劝说，心里嘀咕，你休想蒙我，我见多了，中国的“右派”，摘帽后仍是“摘帽右派”，一辈子休想回归“左派”的队伍。双方争执不下，我开始发急，只能向校长摊牌，准备去学校所在的学区，申请启 动“正当程序”（due process), 举行“公共听证会”。校长一愣，他大概没料到眼前这个英语说得结巴的矮个子中国人，居然也会玩美国人的游戏。他立马软下来，问：“那你又有什么好的建议？”我答道，每天让儿子去普通班上课，放学后，他可留下来，让老师单独给他补英语， 这也就符合了为学龄儿童提供“免费和合适的教育”（free and appropriate education）的法律规定。我说话象个律师，并故意在“合适”这个字眼上，顿了顿，加重语气。凯先生眨巴着双眼在一旁听，一声不吭。校长思索片刻，终于同意，先试一学期，再重新测试，再商量。于是，双方签字画押。

回家后，如实向太太汇报，又遭她一顿数落—辛亏家里穷得连搓衣板都买不起。

一学期眨眼过去，儿子又如此这般地经历了第二次测试。凯先生报喜似地告诉我，儿子的智商，猛地增长到六岁儿童的年龄段。  凯激动得满脸通红，一再说：“这是奇迹！”他力劝我，让儿子重读一年级，“这样，你儿子就能全盘地接受美国的正规教育了”。我淡定如故，说先要找儿子的班主任欧老师谈谈，再作决定。欧老师心直口快，说儿子刚来时， 由于语言障碍，他很乖，双手总放在身背后，端端正正地坐在位子上。现在开始“皮”了，象美国孩子一样，坐不定。欧又说，你儿子一点不傻，她举例说，有次她在黑板上出了一道算术题：7+5=？。当其他美国孩子都手忙脚乱地数着手指和脚趾，我儿子已脱口说出“12”的答案，惊得全班目瞪口呆。欧老师的话坚定了我的信心：如果儿子二年级才来美国，莫非也得从一年级重新读起，接受全盘的美国教育？

又过了两年，我自己转学去了另一所大学，儿子只得随我去新学校读四年级。这时，他慢慢地不爱说中国话了，我们也渐渐地听不太懂他“叽里咕噜”的美国话—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地道美国话吧！新学校，自然需要新的智力测试，儿子的智商竟大大高于同龄学童，一下从当年的“智障儿童”变成“天才儿童”, 进了“神童班”。这个label且跟着人走，以后，不管儿子上哪所学校，也不管是上小学，还是上初中或者高中，他都是“天才儿童”。凭着这块金字招牌，儿子在高中时，居然可免去几门非主要课程，去Temple大学，直接参加大学生的计算机软件设计，并因此在大学申请时，获得了“优秀学生全额奖学金”。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年一念之差，听信了专家凯先生的话， 让儿子读了“特殊教育班”，他今天会怎么样？

救救初来乍到的中国孩子！ 教教他们稀里糊涂的家长！

几年前，温家宝先生在一次发言中，提到 ”尊严”。他大意是说，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让人民“有尊严地生活”，也就是说，政府应为人民“有尊严地生活”，创造“生活环境”。

所谓尊严，无非是指个人的基本人权受到他人及社会的尊重， 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它可能不一定性命攸关， 却很可能因衣食住行之事而遭到践踏。居者应有其屋，就是一例：

我出国前，曾有一同事小朱老师。朱结婚时无房，女方和父母同住一间客堂，于是，就用布帘把客堂隔出一小间作新房。这情景，大多读者即便有幸没经历过，也应该熟悉。朱屈尊去了太太家安身，寄人篱下，牢骚满腹，总抱怨“一房逼死英雄汉”。某次小组学习会上，一老教师善意地提醒朱，年岁已不小，应早点生个孩子。朱勃然大怒，涨红着脸嚷道：“一块布帘隔着两对夫妻，生得出孩子来？要么生个赤佬出来！”不久，小朱老師一家出国，在澳大利亚定居，現已有一對兒女，“尊严地生活”，再不会因“一房之缺”被逼，或为“一帘之羞”而恼。

系里还有一位罗教授，因儿子要结婚，只能让出唯一的房间，自己晚上爬进阁楼睡觉。一次，爬阁楼时不慎把脚扭了，只能拄着拐杖上班。某日，我和罗一起上公交车回家。因是起点站，车上大多是学校同事，就都关心地问候罗，脚是否好些。罗也不答话，一入座就气愤地说：“堂堂大学正教授，晚上睡觉竟要爬阁楼，这种事全世界没有，只有中国有！”大家同情之余，眼光自然都转向坐在后排的张副校长。张尴尬地笑笑，说：“国家百废待兴，有困难，过几年国家富了，会好的”。可惜，罗教授至死还在爬阁楼。这位学贯中西的爬阁楼正教授，你教他怎么每天面对他的学生？ 这样的斯文扫地，还有什么“尊严生活”可谈？

三十多年后，张副校长的预言实现了。如今的中国，虽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国家富了，这也是事实。达官贵人及“官二代”这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不仅有广厦千万间，还把豪宅置在国外，随时准备外逃。他们先天下之腐败而腐败，醉心的不是“尊严生活”的小把戏，而是“集体嫖娼”的新玩意。可平民百姓呢？

今年五月，来自上海的小李同学，在宾大毕业拿到了教育硕士学位，来我家和我太太告别。李没能找到工作，准备去纽约“黑”掉，打“黑工”。太太问：这么大的事，和家里商量了没有？李说，商量了，父母虽然说，实在不行就回国，可骨子里还希望他再“拚一拚”。原來，李的父母亲都是工薪阶层，拿出所有积蓄，供李来美留学，“博一博“，看看是否能留下来。太太说：你已經拚過了，不行，为什么不回去呢？你应该马上回去，找个工作，然后结婚生子，省得家里担心。李苦笑一声说：“回去？那我就是一个‘废人’，一辈子打光棍。” 李一五一十地谈起上海的房价和工资收入，和我们祘了一笔细账，然后说：“我父母亲已不可能再帮我，靠我的收入，根本别想买房。没有房子，我就是废人，被划入讨不起老婆的“黑六类”。看着李堂堂的相貌和一米八的个子，听着他急忿语调中暗藏的焦虑和无奈，在看看坐在他身旁和他年龄相当，却那么“阳光”的我们的儿子，我和太太真不知如何宽慰李。当住房这一社会基本福利，变成压在中国待婚男子头上的“新一座大山”，已至能把这位常青藤名校毕业的硕士生压榨成“废人”，而不得不在异国他乡“黑”掉，这还有什么“尊严生活”可说？

那么，国外又是如何呢？

据中国学者，在俄国，转轨后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实行居民住房不收费。本世纪零年代开始住房改革，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但政府规定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在与民生有关的水电公用事业方面，中国人的用水、用电压力越来越沉重，但俄罗斯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天然气和电的计价收费也实行低收费，许多访问俄罗斯的中国人一旦了解此这些情况后都非常吃惊，有些人专门写了游记介绍。

在美国，我们象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初来时都是穷学生，现在也只是挣一份工资，养家糊口。我们从没成为房奴。买第一幢房子时，因刚工作是借了房贷，但没几年也就付清了，从没感到压力。那么，美国的那些 “无房”户，他们的尊严是否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尊重呢？

冬天，在费城中央图书馆一带，有许多“无家可歸者”，睡在图书馆的暖气出口处过夜。其实，当地政府化大钱，建了许多“栖身所”，随时欢迎无家可歸者。栖身所配有医生，护士，营养师，甚至律师及各种娱乐设施，都是免费的。可许多向往自由和尊严的美国人，宁愿流浪街头也不愿去，而政府尊重他们的选折，就象尊重所有的公民权利一样，不得干涉。但为民服务的政府，毕竟有自己的职责，不会允许任何人冻死街头。于是，费城通过一项法律，当晚间温度降到危及人的生命时，警察有权将“无家可歸者”，强行收容到栖身所。于是，在隆冬之夜，在图书馆前，就会出现这样惊人的一幕：警察们和“无家可歸者”，象老朋友一样，边喝着咖啡，抽着烟，边聊天，只等着温度下 降到了规定的 “生死点”，主管说一声 “让我们走吧”，大家就嘻嘻哈哈地上了车，象一家人一样。第二天一早，无家可歸者照样重归街头，选择自己“尊严生活”的方式，只不过需在晚上又一次暂时地收敛“尊严”罢了。值得一提的是，费城市民们每天都在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征收太高的税，但从来没人责备政府为了满足“无家可歸者”尊严生活的权利，而花费的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市民们懂得，政府是人民公仆，应为民服务，包括为“无家可歸者”服务，这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政府，是责无旁贷的。

有人诡辩，“尊严”还涉及你自己在逆境中的言行，应该威武不屈。在灭绝人性的文革时期，因为“非红“史, 我们这些狗崽子只得从狗洞中爬出来，象被囚锁的狗来认定和选择尊严！我们中确有人能耸耸毛，扬起高傲的头颅，保住那可怜巴巴的一点尊严。这种中国士大夫的气节，更带有西方“黑色幽默”的悲壮。不过，精神胜利法和“尊严地生活”毫不相干，有词为证：

昨夜雨急风骤，浓睡不消心愁。试问卷帘人，回道“红”肥“黑”瘦。知否？知否？怎能海棠依旧？！

1．众所周知，这两部著作，同属巴氏“穷亲戚”研究系列，揭露金钱在社会，在“人间”交往中的决定性意义。但巴氏仅将“金钱高于亲情”这一理念，局限于“表/堂”亲戚这一层面，而没上升到“舅舅，阿姨“这样的至亲，这也许是当时上流社会的真切写照。傅译没有任何理由将之夸大划，是否受“左派”思想影响，有利于更深刻地揭露资产阶级的无情？

2．同理，巴氏的原书名只是局限于穷亲戚招“表/堂”同辈的白眼，没有小辈什么事。即便有“上樑不争下樑歪”的描述，也无关宏旨，但傅译的篡改，则是从小辈的角度出发而冷落“舅舅”和“阿姨”，是否有利于更深刻地揭露资产阶级的无情？

3．上外王科一教授，在文革前就被批判“把中世纪的黄色作品”翻译得比原文“更黄色”，这种批判固然带有政治色彩。不过，按照“信达雅”的标准，王如果真是这么翻译来吸引眼球，他是降低了自己的趣味和人格。

4．近来媒体称赞一位口译“在李克强总理答记者没说 “谢谢”时，却没忘记在翻译时，添翻 “谢谢”一词，这样的画蛇添足，居然是 “敬业”！同一口译，在翻译 “不折腾”时， 按照官方指示，用拼音 “bu zhe teng” 译出，这种荒唐，当然更胜过傅译，夫复何言！谢谢！

5．

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
—-William Wordsworth

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
Beside the springs of Dove,
Maid whom there were none to praise
And very few to love:

A violet by a mossy stone
Half hidden from the eye!
—Fair as a star, when only one
Is shining in the sky.

She lived unknown, and few could know
When Lucy ceased to be;
But she is in her grave, and, oh,
The difference to me!

她住在无人迹的小路旁
（飞白译）

她住在无人迹的小路旁，
在鸽子溪边住家，
那儿无人赞颂这位姑娘，
也难得有人会爱她。

她像不为人见的紫罗兰
被披青苔的岩石半掩！
她美丽如同一颗寒星
孤独地闪烁在天边。

她不为人知地活着，也几乎
无人知她何时死去；
但如今露西已躺进坟墓，
对于我呀，世界已非往昔。

飞白的如上翻译不错，但缺乏情感。没翻出华氏失去女友时的寸断心肠。请读下面的试译，请指正。如有哪位能贴上另译，我一定拜读，谢谢！

– 露西–

她居处在隐僻的山丘，
旁近那多弗河的源流。
这少女从未有人称颂，
也不见有谁见爱相求。

青苔石边的紫罗兰哟，
半露出她盈盈的娇羞。
静美，一似灿烂的晨星，
孤独地闪耀，无限凄愁。

她身前忧独无友，
死后也没人泪湿襟袖。
如今她却在地下长眠，
虽近吾身，何似悠悠！

—张立民

也许是年纪的关系，最近常想起蔡老师，也一直想写点什么。日前，收到同学聚会的照片，受了鼓舞，终于动笔。

我 们初一时的班主任是火观民老师，初二时，蔡老师接班了，我们生活中就多了一位母亲。蔡老师衣着整洁，举止端庄，脸上总洋溢着蒙娜丽莎似的微笑，给人以祥和 与安宁。她确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将事奉上帝为己任，终生未婚。蔡老师慈祥地呵护着每个同学，不管其出身，也不分贫富或课堂表现。我们也都象孩子般围在蔡老 师的周围，沐浴慈母般的宠爱。

实话实说，我一开始并不喜欢蔡老师，还有点恨她：我是班上的调皮生,总惹事，蔡老师也就隔三差五地上我家告状。 于是，晚餐桌上常出现这样一幕：母亲刚说：＂今天，蔡老师又来了……＂，父亲就吹胡子, 瞪 眼睛，我也就＂啪＂地一声放下碗筷，静侯训斥。第二天，见到蔡老师，我就会很不情愿地打声招呼，眼睛故意不正视她，她却一点不在意，总是温和地迎上来，问 一句：＂是不是又挨骂了？＂，然后，她会温柔地抚摸我带着油腻的头，帮我翻好肮脏的衣领，又轻声地说上几句，弄得我鼻子发酸。后来，我进步了，蔡老师和母 亲都很高兴，可她依然常来我家坐坐，原来她和母亲谈得来，成了朋友，可能是因为母亲虽是佛教徒,和蔡老师信仰不同，但她们都能遵循与人为善的做人道理。还记得某星期日，一大早， 就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又是蔡老师，我很恼火，大声质问：＂我又做错什么了？＂蔡老师笑着说：＂你没有，我不是来告状的。＂我放下心，这才注意到蔡老师的脖子上新系了一条淡紫色的丝绸巾,楚楚动人。这时，母亲也笑盈盈地迎过来，说：＂立民，今天蔡老师要带你去见校长。＂母亲催着我穿上新买的灯心绒两用衫，我 就和蔡老师一起去了朱校长在永嘉路上的家。路上，蔡老师和我说了事情的由来：原来，位育中学（时称五十一中学）和位育小学（时称向二小学）正在试点中小学 十年一贯制，朱校长和吴校长分别是两校校长，又是夫妻。他们的儿子朱丹和我都是位育小学毕业的，朱丹是六年制，我是第一届五年制，后又都是位育中学６７届 初中生。朱吴两校长想近距离地个别接触一下五年制学生，以作进一步教改的打算。他们找了蔡老师，我就被选上了。两校长似乎早有准备，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 塞给我糖果，让朱丹陪着我。我已记不清大人们当时谈话的内容，只记得朱说：位育初中每届招八个班， 是从每四名报考生中录取一名，到高中时，还要淘汰一半，因为只有四个班。蔡老师马上接口，说了我一大堆优点。朱听着，笑而不语，吴校长则说，高中是要重点 招一批小学五年制的, 不然，我们怎么总结十年一贯制的经验? 回家的路上，蔡老师夸我表现很好，还在永嘉路和襄阳南路口的乔家栅，给我买了一个肉包子 （九分钱一个，半两粮票）。

不 想，就是这样一位慈母般的蔡老师，在文革中受尽凌辱。可怜的蔡老师，孤身一人，也没个伴，只能剃着阴阳头，独自离开容她不得的尘世，求得解脱。当我把这一 噩耗告诉母亲时，她只叹了口气，淡淡地说：＂知道了。＂这不象母亲平时的为人，也许她已麻木了，见怪不怪，毕竟人的眼泪是有限的，它需为无限的悲剧准备 着。不过，当晚的饭桌上，母亲撤去了本已少得可怜的荤菜。

就在蔡老师身处绝境时，我们中二（7）班至少有俩位女同学勇敢地前去探望！我固然敬佩漂流长江的强壮的男子汉，他们高昂起坚硬的头颅，去搏击激 浪和险滩，用生命和血去征服大自然。我同样敬佩这俩位弱小的女生，她们蔑视世道的邪恶，挑战人性的冷漠，凭着信念和勇气，硬撑住中二（７）班真，善，美的 全边天。我对蔡老师虽没训过一句话，可我也没送去宽慰的只言片语，虽没动过一个手指头，可也没投以同情和鼓励的目光。对自己的懦弱，我感到羞愧，我受自己 良心的责备。

所幸的是，今天我们可以告慰蔡老师，你昔日的学生们已洗心革面，进行了灵魂的大扫除。他们断线再接，重新欢聚，了却四十多年前的恩恩怨怨。

蔡惠芳老师，我们犹如曾经迷路的羔羊，又回到了你的身边……

-张立民-

我来了，我见她了，我娶她了！

谈不上郎才女貌，却也般配－－如是说。

总觉得丝丝相扣的过程中缺了一环，

哦，是那两个字的程序！

可古人云：月老牵线，足也，是缘分，或是命。

文明的西人更实在：一切判断应该是 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
我无言，再没非分之想。

五年后，我遇见了另一个她, 在异国。

两颗炽热的心，拼着抵御天寒 地冻，渐感疲乏。

小女孩燃尽手中最后一根火柴，呜咽在漫漫黑暗中。
＂有情人应永远厮守人间，上帝！＂
＂可五年前，你在哪里，姑 娘？＂
古人曾说：趁兴而来，兴尽而去，如此而已。

浪漫的西人更潇洒：重要的是旅途的欢愉，不是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我 默然，再无争辩之术。

第三个她是我的前妻和挚友，

我们在十年前离婚了。

岁月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在心头，在脸上。
面对 询问，她平静地回答：
＂我不后悔，真的。

因为我们曾经真的爱过。真的，真真的爱。＂
枯黄的脸绽出笑容，

映着像是青春期，又像是更年期的亢 奋，红红的。

惟有眼角处的泪珠，晶莹，却捉摸不透。
我扭头，再不忍心追问。

最后的她是我的芳邻,

也是我竹马绕床的青梅。
当年，那双纤细的 手，

在黑白琴键上悠悠地滚动，奏出天籁之音。

她至今未婚，总一个人。
她自信地看着我，乐呵呵的：
＂我过得很好，很充 实。有钢琴作伴，

不知孤独为何物。＂
我和她告别，

她拥抱我，身子微微颤栗。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离去。

身后，猛地传来一阵钢琴声， 轰轰隆隆，
是十颗炸弹重重地砸在八十八颗或白或黑的肉体上！！！！！！！！！！
我逃窜，再无其他选择。

匆匆地奔回家，自己的家。

暖气开着，仍觉得冷。

我的她，明媒正娶的她，

在客厅里看＂北风那个吹＂。
悄悄地溜进屋，自己的屋。

打开电脑，急 不可待。
＂红莓花儿开＂熟悉的画面和旋律，

顿时温暖了我，我的心和我的屋。

—张立民

打小就知道＂逼宫＂的史实，如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也熟悉＂逼婚＂之说，如黄世仁   “逼＂杨白劳以女抵债。不料，在我未满１８岁，还是个楞头青时，我自己竟被当局＂逼＂着去上山下乡。因是亲身经历，所写之人，之事，都是真实的:

公元一九七0年六月八日，下午四时许，刚听得喧嚣的锣鼓声和口号声，家里就突地闯入一帮革命者。他们中有熟人，如居委会干部和街坊邻居，也有陌生人，如乳臭未干却已被封为＂小将＂的毛孩子，当然还有我父母单位长胡子的掌权人。他们联合采取革命行动，来我家“逼”我上山下乡。革命者雷厉风行, 利索地在屋中间架起红色的大鼓，在墙上贴满红红绿绿的标语，还搬来一个大水桶，戏称要＂扎在沙家浜＂，不把我＂逼＂走，就绝不收兵！不一会儿，他们就开始＂逼＂了: 一个个打了鸡血针的革命者，挥着红书，舞着臂膀，激情发声, 严词相逼，怒吼到声嘶力竭时，就暂停片刻，呷一口水，另有革命者就见缝插针，振臂狂呼几声口号，再猛敲一阵锣鼓，扰得四邻不得安宁。我生来木呐，不知道自己在闹剧中是主角还是配角，于是就充数当了观众，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倒是我可怜的父母亲，一个劲地陪着笑脸，就差没跪地求饶了！好戏终有散场时，何况是闹剧。革命者也不是铁打金钢，闹腾到凌晨４点，他们再拿不出新招术，互相耳语了几句,就撤了，不过留下狠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你们好看的！＂

人走屋空，一下子清静了许多。我和母亲倒头就睡，实在是被“逼”得身心交瘁。父亲却没有睡意，忧心仲仲，仍在琢磨革命者话语中暗藏的杀机。我一觉醒来，天大亮，见父亲已去上班，也不知他这一夜是怎么熬过的。我匆匆洗刷，连早饭也没吃，就去卢湾区图书馆，继续我每日的英语自学，也想偷得片时的安宁。走出弄堂时，邻居们都不招呼我，只是望着我，眼里透着同情，惊讶，埋怨，或蔑视。

中午时分回家，一推门，就见父亲半倚在床上。我觉得有些意外，因为离他下班时辰还早。

＂你病了么？＂我担心地问。

＂没有，没有。＂父亲连忙坐起，脸上露出笑，是僵硬的，宽慰人的笑。

我询问似地扫一眼母亲，她急忙把头扭开，不正视我。父亲见状连忙解释说：＂就是血压偏高，所以请假早点回来，已吃过药了。”父亲的脸上还是挂着笑容，有了几分自然。

午饭时，三个人只是捧着饭碗，默默地吃。偶尔, 父亲会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什么，费神去打破可怕的肃静。

饭后，我进厨房，一再追问，母亲才说出了实情：

父亲一早上班，就如往常一样，去掌权人的办公室报到，聆听上午训话。一顿劈头盖脑的教训和唯唯诺诺的认罪后，掌权人“哼”地冷笑一声，拿出杀手锏：＂你儿子不去上山下乡，你也就不用来上班了，现在就回去！＂父亲的脸一下子煞白，血压一下子升高，惊恐得当场尿了裤子，只得在一阵狞笑声中，夹起尾巴，灰溜溜地回家了。母亲想把事情说明白, 又怕刺伤我，所以就一句一顿，吞吞吐吐。我再按捺不住，马上说：＂我这就去居委会报名，去淮北插队。＂母亲瞅我一眼，神情为难，犹豫着提醒我说：＂你想好了，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我断然回答：＂不用多想，他们这是“逼”着我去。不去，能有活路吗? 会“逼”死人的。＂我折回屋，找出＂上山下乡报名单＂，刷刷地开始填写，脑子一片空白。父亲无奈地凝视着我，嘴唇蠕动了几下，想说，可终于什么也没说。我听见母亲在一旁哭泣，就硬撑着，目不斜视，只死死盯住手中这张可能会断送我一辈子的卖身契。草草填表后，我看了父母亲一眼，只见他们前躬着瘦骨嶙峋的身子，象是在乞求我的原谅。我实在无法忍受，立即转身，大踏步地离去，任凭年迈的父母亲，可怜巴巴地目送年幼爱子的＂背影＂，被“逼＂出家门，为救父亲，去广阔天地，寻找活路。

第二天, 屋外再次传来令人心惊肉跳的锣鼓声和口号声。同样的一帮革命者又卷土重来。不过，他们不再有昨日的狰狞，而是笑容可掬，热情洋溢，争着和我握手，祝贺我 积极“响应号召＂，自愿报名上山下乡，申请已获批准。一位身着绿军装的姑娘，还向我敬礼，给我带上大红花。我百感交集，激动不已。沐浴着如此的荣耀，我更是受宠若惊，挣扎着想呼几声＂万岁＂，却怎么也呼不出声来。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心还在滴血，我父母亲更是心如刀割！

**写完本文时，恰有朋友来电话，闲聊起梁晓声的＂知青＂电视剧，禁不住添加几句评论，作为＂后记＂：

梁先生当年是一位革命者，他以革命者的豪情，和他所忠贞的共和国一起蹉跎，奋进，自觉自愿地走向农村，谱写了他壮烈的青春之歌。他的激情和抉择，理应受到尊重。梁先生如今已是达官贵人，仍坚持自己当年的理念，发出＂青春无悔＂的豪语，这种对信仰的执着，更是令人敬佩。

朋友提出异议，说梁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即将上任的大管家。即便如此，我仍以为无可厚非。如今的中国，女人可在＂天上人间＂赤条条地出卖肉体，因为笑贫不笑娼，男人就可在中央电视台正襟危坐地出卖灵魂，因为笑贫而不笑御用文人，如此而已。

当然，梁先生只是一家之说 。他能＂三个代表＂，但不能代表庞大的＂知青＂群体。我有幸是其中一员，虽属芸芸之生, 但也有发言权:

我们从来就不是梁先生般的革命者，迸发不出一腔热血和激情，去报效当局。不过, 当年的我们，都是安守本份的顺民，也从来没要求当局给予我们应有的读书的权利, 或者工作的权利。我们甚至从来没有乞求当局，多恩赐一片果腹充肌的面包。我们只是恳求当局，皇恩浩荡，发发善心，能允许我们和父母亲待在一个屋檐下,试问：何罪之有？可灭绝人性的当局就是不答应，硬是＂逼＂着千千万万个家庭骨肉分离，还竭力施尽＂离间父子＂，＂压父逼子＂的卑劣手段。对之，我们无法忘却，更不能宽恕，而要一辈子谴责!

不能说全是我们的过错。在公司, 为谋生我们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一口＂破＂英语， 就差没咬着舌头；回家后，谁愿遭罪，去说我们怎么也说不利索的国语呢？

转眼近二十年过去了，儿子学有成效，不仅能流利地说一口不带口音的英语，也能流利地说一口不带口音的沪语。 期间，他在初中，高中和大学囫囵吞枣地学了些中文，也就能勉为其难地说些带有浓重英语和沪语口音的国语。

会说国语，还是不会说国语，一直不是个问题，直到约一个月前：宾大Wharton School 组织去上海参观世博，拨动了儿子的中国心。我们当然鼓励他去, 也不免想嘱咐他几句。他不耐烦, 称：＂我会说沪语，如果有问题，可以问人。＂这话也对。

可到上海第二天，儿子就打来电话，愤然地说起他的遭遇：

原来儿子独自一人去逛城皇庙，顺便想买些礼品送人。 走入一店铺，就有售货小姐迎来，用国语热情招呼他。 儿子一怔，出于礼貌，也就勉强用国语作答。  柜台旁有一店主模样的汉子，见壮竟毫无顾忌地用沪语指示售货小姐说：＂是个外国人，宰他蠢头”（上海俚语：rip off the dummy; 高价卖给他)。 忽听得熟悉的乡音，儿子顿时来劲，也顾不得计较店主先前话语中暗藏的杀机，立马就用沪语和店主讨价还价。 店主先一愣，但很快镇定下来，无事一般地说：＂噢，原来也是上海人， 没问题。我这人爽快， 给你打折。＂于是, 一场小交锋作成一笔小买卖，令儿子惊喜参半。

＂怎么会这样？＂ 儿子在电话里连连发问。 我也只得宽慰他几句，劝他不要为这等＂小事＂而败了游兴。

放下电话， 我自己却久久难以释怀：

邓总设计师生前曾坦言，＂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 他说得很好。 可不好的是，这一失误使道德沦丧，这又如同瘟疫，侵蚀每个公民的肌体，想洁身自好也难。身为父亲，我＂最大的失误＂是没教会儿子懂国语和懂国情。是啊，我们童心未泯的＂海外新二代＂，去中国时，不仅需打”乙肝”之类的防疫针，也需学点防身术。这样，面临肆虐中华的龌龊勾当，他们至少也能象九纹龙史进那样， 比划一，二下即使不太中用的＂花拳＂套路, 而不至于傻乎乎地任人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