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尊严地生活”？
几年前，温家宝先生在一次发言中，提到 ”尊严”。他大意是说，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让人民“有尊严地生活”，也就是说，政府应为人民“有尊严地生活”，创造“生活环境”。
所谓尊严，无非是指个人的基本人权受到他人及社会的尊重， 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它可能不一定性命攸关， 却很可能因衣食住行之事而遭到践踏。居者应有其屋，就是一例：
我出国前，曾有一同事小朱老师。朱结婚时无房，女方和父母同住一间客堂，于是，就用布帘把客堂隔出一小间作新房。这情景，大多读者即便有幸没经历过，也应该熟悉。朱屈尊去了太太家安身，寄人篱下，牢骚满腹，总抱怨“一房逼死英雄汉”。某次小组学习会上，一老教师善意地提醒朱，年岁已不小，应早点生个孩子。朱勃然大怒，涨红着脸嚷道：“一块布帘隔着两对夫妻，生得出孩子来？要么生个赤佬出来！”不久，小朱老師一家出国，在澳大利亚定居，現已有一對兒女，“尊严地生活”，再不会因“一房之缺”被逼，或为“一帘之羞”而恼。
系里还有一位罗教授，因儿子要结婚，只能让出唯一的房间，自己晚上爬进阁楼睡觉。一次，爬阁楼时不慎把脚扭了，只能拄着拐杖上班。某日，我和罗一起上公交车回家。因是起点站，车上大多是学校同事，就都关心地问候罗，脚是否好些。罗也不答话，一入座就气愤地说：“堂堂大学正教授，晚上睡觉竟要爬阁楼，这种事全世界没有，只有中国有！”大家同情之余，眼光自然都转向坐在后排的张副校长。张尴尬地笑笑，说：“国家百废待兴，有困难，过几年国家富了，会好的”。可惜，罗教授至死还在爬阁楼。这位学贯中西的爬阁楼正教授，你教他怎么每天面对他的学生？ 这样的斯文扫地，还有什么“尊严生活”可谈？
三十多年后，张副校长的预言实现了。如今的中国，虽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国家富了，这也是事实。达官贵人及“官二代”这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不仅有广厦千万间，还把豪宅置在国外，随时准备外逃。他们先天下之腐败而腐败，醉心的不是“尊严生活”的小把戏，而是“集体嫖娼”的新玩意。可平民百姓呢？
今年五月，来自上海的小李同学，在宾大毕业拿到了教育硕士学位，来我家和我太太告别。李没能找到工作，准备去纽约“黑”掉，打“黑工”。太太问：这么大的事，和家里商量了没有？李说，商量了，父母虽然说，实在不行就回国，可骨子里还希望他再“拚一拚”。原來，李的父母亲都是工薪阶层，拿出所有积蓄，供李来美留学，“博一博“，看看是否能留下来。太太说：你已經拚過了，不行，为什么不回去呢？你应该马上回去，找个工作，然后结婚生子，省得家里担心。李苦笑一声说：“回去？那我就是一个‘废人’，一辈子打光棍。” 李一五一十地谈起上海的房价和工资收入，和我们祘了一笔细账，然后说：“我父母亲已不可能再帮我，靠我的收入，根本别想买房。没有房子，我就是废人，被划入讨不起老婆的“黑六类”。看着李堂堂的相貌和一米八的个子，听着他急忿语调中暗藏的焦虑和无奈，在看看坐在他身旁和他年龄相当，却那么“阳光”的我们的儿子，我和太太真不知如何宽慰李。当住房这一社会基本福利，变成压在中国待婚男子头上的“新一座大山”，已至能把这位常青藤名校毕业的硕士生压榨成“废人”，而不得不在异国他乡“黑”掉，这还有什么“尊严生活”可说？
那么，国外又是如何呢？
据中国学者，在俄国，转轨后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实行居民住房不收费。本世纪零年代开始住房改革，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但政府规定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在与民生有关的水电公用事业方面，中国人的用水、用电压力越来越沉重，但俄罗斯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天然气和电的计价收费也实行低收费，许多访问俄罗斯的中国人一旦了解此这些情况后都非常吃惊，有些人专门写了游记介绍。
在美国，我们象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初来时都是穷学生，现在也只是挣一份工资，养家糊口。我们从没成为房奴。买第一幢房子时，因刚工作是借了房贷，但没几年也就付清了，从没感到压力。那么，美国的那些 “无房”户，他们的尊严是否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尊重呢？
冬天，在费城中央图书馆一带，有许多“无家可歸者”，睡在图书馆的暖气出口处过夜。其实，当地政府化大钱，建了许多“栖身所”，随时欢迎无家可歸者。栖身所配有医生，护士，营养师，甚至律师及各种娱乐设施，都是免费的。可许多向往自由和尊严的美国人，宁愿流浪街头也不愿去，而政府尊重他们的选折，就象尊重所有的公民权利一样，不得干涉。但为民服务的政府，毕竟有自己的职责，不会允许任何人冻死街头。于是，费城通过一项法律，当晚间温度降到危及人的生命时，警察有权将“无家可歸者”，强行收容到栖身所。于是，在隆冬之夜，在图书馆前，就会出现这样惊人的一幕：警察们和“无家可歸者”，象老朋友一样，边喝着咖啡，抽着烟，边聊天，只等着温度下 降到了规定的 “生死点”，主管说一声 “让我们走吧”，大家就嘻嘻哈哈地上了车，象一家人一样。第二天一早，无家可歸者照样重归街头，选择自己“尊严生活”的方式，只不过需在晚上又一次暂时地收敛“尊严”罢了。值得一提的是，费城市民们每天都在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征收太高的税，但从来没人责备政府为了满足“无家可歸者”尊严生活的权利，而花费的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市民们懂得，政府是人民公仆，应为民服务，包括为“无家可歸者”服务，这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政府，是责无旁贷的。
有人诡辩，“尊严”还涉及你自己在逆境中的言行，应该威武不屈。在灭绝人性的文革时期，因为“非红“史, 我们这些狗崽子只得从狗洞中爬出来，象被囚锁的狗来认定和选择尊严！我们中确有人能耸耸毛，扬起高傲的头颅，保住那可怜巴巴的一点尊严。这种中国士大夫的气节，更带有西方“黑色幽默”的悲壮。不过，精神胜利法和“尊严地生活”毫不相干，有词为证：
昨夜雨急风骤，浓睡不消心愁。试问卷帘人，回道“红”肥“黑”瘦。知否？知否？怎能海棠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