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
关于奶奶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家父在世的时候，我尚未成年, 既不爱也不敢打听长辈们的事情。不过，我倒是有几次听到村上的老人们在神神秘秘地谈论着奶奶。
奶奶于1917年出生在江西省进贤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她17岁的时候时来运转，嫁给了爷爷。那时，我们家族人多势众，是乡下的“大户人家”。曾祖父是家中老大，他有四个弟弟。爷爷也是家中老大，也有四个弟弟。当地人戏称曾祖父五兄弟为“曾家五虎”，又册封爷爷五兄弟为“曾家五狼”。其实，奶奶是爷爷的“填房”夫人。在这之前，爷爷结过一次婚。可是，他的前任夫人在生头胎时因为难产而和胎儿双双身亡。
过了一年多，奶奶生下了家父。又过了两年，奶奶生下了姑妈。这时，家族人越来越多。饱读诗书的曾祖父治家很严，从不准儿子们赌博， 也不准分家。他带领几个儿子披星戴月地精耕细作。知书达理的曾祖母管家很严，带领媳妇们起早摸黑地纺纱织布。她常常让家中的男人们吃米饭，而让女人们喝稀饭。几年下来，家族已置良田数十亩，还雇用了一名长工。
就在家父四、五岁的时候，爷爷突然暴病而亡。奶奶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变成了寡妇。由于她为家族生下了长孙，奶奶在家族的地位很高。几位小叔子对奶奶这位长嫂尊敬有加，所以奶奶从未考虑改嫁。奶奶和四奶奶年龄相当，两人情同手足、亲如姐妹。奶奶将全部心血放到了家父的身上。她将家父送到当地最好的私塾学校，还为他专门请了算盘师傅。四爷爷视家父如同己出，对家父严加管教。很快，家父就成了当地的小才子。他不光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打得一手好算盘。
奶奶带着一儿一女守寡，好不容易熬到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家父被县里派来的土改工作组看中，忙着在全乡范围内用算盘为农民分田分地，却无暇顾及自己家。若按人均计算，家族的成份理应为上中农， 却不幸因为未分家而被划成了富农。更为不幸的是，村上一位土改积极分子， 向土改工作组告了一状，结果我们家族的富农成份上面又被强行戴了一顶“恶霸”的帽子。如果家父及时向土改工作组求情，完全可以摘掉“恶霸”的帽子， 甚至可以将富农改成上中农。可是，家父天生胆小怕事，从此我们家族就像烂泥一样被人踩在脚下。家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上不了大学，只好在乡里当会计和教书。后来，随着家乡阶级斗争的升级，家父被剥夺了当会计和作老师的资格，只好回乡务农。他几个叔叔家里经常被贴封条，被强迫干最脏、最累、最苦、最重的活。
奶奶的娘家虽然是“苦大仇深”的贫农，但她自己却是“富农婆子”。她实在受不了贫下中农们的欺压，终于在1954年的一天趁家父不在的时候偷偷地改嫁到了南昌。她一下子变成了城里人，还吃上了商品粮。继爷爷是手艺高超的铁匠，在南昌市开了一家铁匠铺。他前妻刚刚过世，留下了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儿子。
我上小学的时候，很羡慕别人都有奶奶为他们做饭，不像自己下午放学回家后只能吃冷饭。不过，别人也羡慕我有一个城里的奶奶。那时，我经常和家父一起坐火车上南昌看望奶奶。继叔叔待家父犹如亲哥哥，待我犹如亲侄子。继爷爷待家父就像亲生儿子，对我却有些凶。奶奶从未给我讲过故事, 也从未为我单独做过一顿饭。不过，她总是给我零花钱，让我到外面买吃的、买图书以及看电影。那时，姑妈已经将一个儿子过继给了奶奶。有时， 我感到奶奶有些偏心，眼里只认外孙，不认孙子。后来，我才听姑父、姑妈说他们是用一大笔钱为儿子买了一个南昌户口。
我半岁的时候染上了重病，家母一个人将我抱到了南昌的儿童医院就医。奶奶会定期为家母送来食物和零钱，继爷爷也跟着来医院看望了我几回。后来，他见我瘦骨伶仃的样子便鼓动奶奶将我扔到厕所算了。我三岁的时候，到奶奶家过年。可是，大年三十晚上我走丢了，害得奶奶和继爷爷一夜未眠，四处寻找我。据说，那天晚上, 继爷爷比奶奶还要焦急。
起初，奶奶和继爷爷感情相当不错。继爷爷将奶奶娘家的一对外甥接到自己家，并亲自给他们传授打铁的技艺和秘诀。每次继爷爷老家来南昌，奶奶总是热情招待，并留他们多次几日。
继爷爷为人豪爽，经常在餐馆设宴款待亲朋好友。他赚了大把大把的钱，却不会存钱。他经常说：不要让钱过夜，否则钱就不会再来。为此，他和奶奶常常吵架拌嘴，有时甚至动手动脚。继爷爷的性格就像熟铁一样火爆，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他的性格也像熟铁遇到冷水一样容易熄火。他刚刚还在大骂奶奶，马上就可以向她赔礼道歉，还会带她上馆子大吃一顿。
奶奶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家父，害得他在乡下吃苦。每次村上或大队干部来南昌办事，奶奶都会主动将他们请到家里款待他们。这些干部临走时，奶奶都不忘叮嘱说他们多多关照她可怜的儿子。当然，村上其他人来南昌，奶奶也会热情接待。
1970年前后，奶奶一家四口响应省委书记程世清的号召，下放到了继爷爷的老家江西省进贤县罗溪公社。当时，奶奶一位外甥女婿是大队书记，给奶奶分了一间很大的房子，还将继爷爷和继叔叔安排到大队打铁。奶奶情绪低落，不满命运的作弄。她有洁癖，以前住在南昌的时候笤帚不离手，总是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可是，乡下的条件差，天晴灰蒙蒙、下雨一包浓。奶奶实在受不了乡下红土地的肮脏，瓣着手指过日子，日夜盼望重回南昌过上干净清爽的好日子。我的做客之路变得又窄又长。我和家父走在十里长的乡间的小路上，十分怀念以前坐火车做客的好日子。
日子晃晃悠悠，时光停停留留。终于熬到了1973年，奶奶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她打听到江西省刚换书记，新任省委书记江渭清有意落实南昌市下放居民回城的政策。可是，继爷爷的眼前却一片黑暗。他患上了绝症，不久就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时光停滞不前，奶奶度日如年。白日黑夜不分, 奶奶疲惫难眠。
几个月后，奶奶果然接到了重回南昌的通知。奶奶一家三口犹如《红灯记》中的祖孙三代，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南昌。奶奶想到自己终于回到城里，高兴得哭了起来。她哭着哭着，又想到了几个月前过世的老头子，哭得更加厉害。
从此，我和家父又开始坐火车上南昌看望奶奶了。继叔叔和表哥一起重新开起了铁匠铺，奶奶则帮人洗衣服赚外快。她要存钱为继子找对象，也要为外孙的前途作想。可是，奶奶开始发福，以致邻居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胖子”。
日子过得飞快，病魔开始作怪。1976年年初，奶奶感到右腹隐隐作痛，便去医院照光检查。太夫诊断为“胆结石”，并开了一些西药。可是，奶奶吃完药后病情丝毫不见好转。于是，她来到了我老家一家中医诊所求医。郎中看了西医的诊断书也认为她得了“胆结石”，并开了一剂中药。我拿着中药处方，顶着烈日，跑遍了附近几家中药店，最后还是抓不全处方中的药。奶奶吃下我抓的中药后，连说右腹不太痛了。
1976年端午节前后，奶奶的病情急剧加重，医生建议开刀治疗。几周后，我家和姑母家各派一个代表去南昌照顾奶奶。大姐和表姐相约一起到了南昌一家医院，日夜陪伴着奶奶。手术那天，太夫打开奶奶的肚皮后又原封不动地将它缝上了。太夫将大姐和表姐叫到一边说奶奶患了肝癌，已经是晚期了，让她们准备后事。太夫还叮嘱她们不要告诉奶奶真相。奶奶醒来后很高兴，说这下又可以过上好日子啦。
又过了一、两个月，奶奶疼得卧床不起。她有气无力地问大家为什么做完手术还是疼痛，大家面面相嘘，谁也不敢告诉她真相。九月初，继叔叔到外地出差。奶奶奄奄一息，大姐和表姐只好再次将她送到医院。九月九日，她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癌症， 更不知道自己和“毛主席”同一天过世。
奶奶的一生大起大落。她的生活因为两次婚姻而大有改观，也因为两次丧偶而一落千丈。她生活的轨迹就像一条曲线，一条从农村通往城市的抛物线。尽管她在世上只活了59年，她却在天上永享天年。
（2011年8月4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