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的记忆
这是一个多雪的春天。阳春三月三，巳是烟花三月下江南的日子，天空还飘着雪花。先生和我聊起了久远的童年的往事。
他的老家在建德梅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城的一些老住宅还是四合院，从一道大门出入，白天是不闭户的。寻常百姓家，没有影壁，大门进来就是天井。天井四周为平房或两层楼房，形成四合院的格局。四合院有朝南的正屋、东西厢房和北房。每排房子正中的一间称为堂屋，堂屋的门却有点特别：它是两层的，里层是可关启的大门，门外还安装有腰门，腰门只有大门的半截子高。大门平常是打开的，腰门是紧闭着的。但门外的人要开启腰门很方便，只要伸手跨过门顶，拔去门内的门闩，腰门即被打开。腰门是元朝留下来的习俗。元朝按民族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为了防备南人反抗，每二 十户派驻一个蒙古或色目人的头目。这头目，对这二十家女姓，除了拥有初夜权外，还要求她们随时提供性服务。腰门便于随时进入，推开腰门，就可在堂屋内，行那苟且之事。为此，每户的堂屋，必须备有专用的春凳。春凳不是凳子，而是长而宽的矮床儿。这头目由二十户人家共同供养，来时要称体重，到来年立夏再复查。如果体重轻了，这二十户人家，要用相等重量的银两来补偿。立夏称人、腰门和春凳至今还保存在当地的民俗中。 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州古城梅城》一书中，把此风俗记入“古风遗韵”一节中。这哪是温柔江南的流韵，而是残酷的民族压迫留下的历史痕迹。先生还说他儿时玩过一种叫“拖尸”的游戏。一块破的缸爿，上面铺上一些稻草，小男孩躺在上面，由小同伴用绳子拖着，沿着青石板铺成的街道滑行。拖尸就是拖挞子(蒙古人) 的尸体。
梅城是个古镇，曾是浙江建德县的县治和严州府的府治。建德和建业(今南京) 是在三国东吴孙权时 (公元225年和220年) 同期设置的 。然而古镇真正的繁荣是在南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建都以后，那时地近临安的建德是京畿重地。历史上有名的宋版书，也就是那时在建德雕版刻印的。南宋灭亡后，蒙古人最后征服的江南的汉族，其政治待遇要低于江北老征服区的汉人。这民族压迫何等残酷而直接！一旦汉人掌握了政权，底层老百姓的报复也是极其残忍的。以至到了民国时的二十、三十年代，小男孩还以拖蒙古人的尸体作为游戏。拖尸是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是先生口述的历史。
当江南的汉族推翻元蒙统治，政权交替之後，是如何处理元朝的官兵的?
朱元璋是在淮河流域起兵的，“定吴地”，“克台州”，由南向北向西，逐步统一全国。从起兵到洪武14年平定云南，20年取辽东，前后征战达三十多年之久。其间大部份蒙古人边战边退，逃回蒙古高原。留落在江南的蒙元士兵，除了当年被砍杀的外，活着的，全部打入另册，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堕民”。堕民不准读书，不准应试受举，不准与平民通婚，不准与平民杂居，只准从事特定的服务业。明初户藉登记中，堕民定为丐藉。并非堕民是乞丐，或者穷困，而是在政治上，把他们列入最低一等。在元朝，知识分子自嘲为“九儒十丐”(*)，低于倡妓，仅比乞丐高一等。元朝垮台了，汉族的知识分子，通过官府，把堕民列为丐藉，也算是历史的报复。六百多年来，蒙元士兵无辜的後代，就在多数人对他们的专政下生活着。
梅城是有堕民的，先生说女堕民做伴娘。对新娘子进行婚前的性教育，也是她们的工作之一。抗战胜利後的1946年，儿时的我在绍兴府的外婆家，见到上门来的堕民。那天外面下着雨，一位女堕民陪着笑脸说：“天上落雨，有财有水(势，越音) 啊 ，有什么要服侍的? ”。“没有，没有”，被我表妹赶走。她走时那谀媚的笑容，看了真不是滋味。绍兴有人数众多的堕民；而我的故县只有散在的堕民。老家村子里有姓潘和姓周的两家。1949年前，他们就住在祠堂边的茅棚里。潘家以剃头和抬棺材为生；周家只是剃头匠。他们个子很高，都在一米八以上，是否因遗传了蒙古人的基因？他们都很瘦，是否世代生活艰辛所致。60年代初，我上小学的堂弟，与小朋友结拜兄弟。九人中有潘家孩子。後来把他开除，对他说，你是堕民，不行，补上另外一人。这潘家孩子，竟毫无意见。潘周都是贫农，两家却给戴上坏分子的帽子。这离他们祖先贬为堕民已近六百年；离开雍正元年 (1723年) 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也有二百多年了。后来还有光绪废除堕民藉和辛亥革命后废除堕民等，但是群众性的歧视一旦形成，要消除，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 “九儒十丐”，不是官方的划分，而是元朝知识分子对自已境况不满的自讽。最初见于宋末遺民鄭思肖和謝枋得的著述。元朝开国後，就中断了开科举士，长达五十五年之久。“胡运不过百”的元朝，有六十一年停止科举。每三年一次的全国考试，每次也就取三十到一百多名的进士，还要保证蒙古人和色目人各占四分之一。南人不得进入前三名。这样把汉族知识分子的仕途都给堵住了，不满是必然的。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以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而近代的产业才能容纳大量的人才。现在有些书藉，甚至历史教材，说元朝官方把人分十等，“九儒十丐”，是不正确的。文革不远，我等亲历者还未全死去。文革中，官方文件中的革命对象有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大类。不知何人首创“臭老九”之称，与“九儒十丐”有得一比。
二、江浙的堕民
堕民不是全国性的，仅限于江浙地区。在浙东的绍兴、宁波、舟山等地，堕民人数较多，他们聚居一起，形成自已的社区叫做“堕民村”。也有少数散居浙江其他各县的。散居的则住在祠堂内。堕民都不得与一般平民杂处，也不得从聚居处迁出。至于堕民的人口统计，现找到几个不同来源的数字。抗战以前浙省统计，在绍兴有1106人(恐有误，作者注)，上虞3295人，慈溪2210人，奉化2000人，镇海1316人，定海6650人，余姚383人，温岭2112人，义乌1874人，东阳2864人，象山385人，全数约近两万人左右。又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9月15日《绍兴商报》载，时绍兴堕民总人口达3万余人。绍兴县立民众教育馆统计，三埭街约有堕民3000余人，绍兴全县有堕民3万余人。 1997年4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绍兴市志》卷45第二章堕民中，说40年代，绍兴全县有堕民3万余人。 据曾任科普出版社总编辑郑公盾老先生，1948年调查写就的《浙东堕民采访记》介绍，抗战以前，定海堕民达6650人。在浙江省内，堕民人数的最多的是绍兴，其次是舟山。
江浙的堕民属于贱民的一种。瞿同祖教授的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阶级，有两个范畴：贵贱指示官吏与平民的不同地位；良贱则指示良民和贱民的不同地位。”良民指四民或称齐民，即士农工商。士是知识分子, 可在朝堂之上为官, 也可处江湖之远，作当地的仕绅。历代统治者，用的是管仲“利出一孔”的政策，是重农抑商的, 四民中，置农人在工商之上。 中国的四民之间是可以流动的。齐民可通过教育, “学而优则仕”,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在良民的之下，是贱民。良贱两者之间界限森严，不能逾越，不能流动。贱民身份是世代相传，不得改变的。
三、 历史的谲诡
堕民的来历本来是清楚的。堕民自己世代相传，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和他们同住在同一乡镇上的当地居民，也世代口头相传，知他们是蒙元士兵的后代。这个群体的出现在元末明初，年代还不算久远。虽然辛亥革命以后，巳取消了贱藉，堕民遂步融入主流社会，但由于历史惯性，堕民这个群体依然存在。 1949年以前，当地居民是不和堕民通婚的。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前，他们一些老人依然住在堕民村。本来弄清他们的来历是很容易的事。
历史的怪异在于，这堕民的来历，民间是清请楚楚的，但在历史文献上是笔糊涂账，众说纷纭，传说甚多，流行于文献不下十数种。堕民之由来弄不清。
翻遍明史，没有任何关于朱元漳把蒙元士兵俘虏作为堕民的记载。相反的是，只有朱元璋厚待元朝王室、大臣的指示。明史记载： 戊戌，遣使致书于元主，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还。辛卯，将还应天，谕达等曰：“ 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 这里，戊戌是洪武元年，达是徐达。
吴晗的名著《朱元璋传》，1949年版本，也没有一字提及堕民之事。
1933年，唐弢在《申报•自由谈》登出一篇杂文《堕民》，文中说，“ 据《堕民猥编》所载，说是宋将焦光瓒的部落，因为背宋降金，为时人所不齿。明太祖定户籍的时候，匾其门日‘丐户’。七百余年来，汉奸如果有子孙的话，至少也将是一种堕民，堕民在中国恐将‘世代绵绵’的传下去了”。此文引起鲁迅的注意，他写了一篇《我谈“堕民”》的杂文也在《自由谈》上刊出。鲁迅是绍兴人，他幼时是见过堕民的。对堕民的来历，鲁迅反对这种说法，但是他说：“ 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 而且， 鲁迅想当然地说：“所以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还有一层，是好人的子孙会吃苦，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成堕民的。” 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不满，总是标新立异，逆向看问题。他是名人，又是当地人，反而把事情搅得更不清了。
真要感谢王静女士，她原是学化工的，后来的职业是记者。她脚踏实地，对慈溪城的堕民进行田野调查，把这历史的疑案弄清楚了。她的研究成果写成《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一书，2006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她说：“ 慈城堕民形成时间应在宋元以后，明初之际，其主要组成是元末驻守在宁波、绍兴一带元军官兵的战俘。”
那么，这水是怎么给搅浑的? 这应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们回答的问题，我却自不量力，试图透过历史的尘埃，寻找线索。
堕民这名词只在明初以后的文献上才出现的。在明以前的方志，如南宋嘉泰元年(1201)成书的《嘉泰会稽志》中未曾提到堕民，这是明初才有堕民的有力证据。
明史中没有堕民的记载。明史是清代修的。它依据的重要文献《明太祖实录》，早就改动过了。《明太祖实录》一修于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即位后, 两次重修太祖实录，删去对朱元璋和朱棣不利的记述。一修后，把原始稿全部毁掉，二修稿也不知所终，如今能看到的是三稿。朱元璋的文字狱也是很历害的。倒底还能留下多少真货? 明史四修，从顺治二年到乾隆四年刻成，历经95年，但主要工作是在康熙17年至41年进行的。主要篡稿人是万斯同，黄宗羲的学生。他过目不忘，对自洪武至天启的“ 实录”，皆“ 能暗诵”。《明史》初稿大部份出于他之手，史官撰写的初稿都送他复审，他审后当即指出“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
万斯同于康熙41年4月病故。同年二月冬，熊赐履进呈《明史》稿416卷，但“ 上览之不悦，命交内阁细看”。明史稿完成後，七修八改，又经过30多年，才刻印，并毁掉大多数原始文献。我们称康雍乾为盛世，但也是文字狱最历害的年代。万斯同是有风骨的学者，不仕清， 以布衣身份参与，不受俸。万是宁波人，当年宁波有很多堕民，舟山的堕民就由明州(宁波) 发配过去的。如此博闻强记的学者，能不知道堕民的来历吗? 少数民族在清朝是敏感的话题。以今思古，能理解当年修史的学者，或者回避了堕民这个敏感的话题。或者虽记载而被删除了。
那么，在地方志及民间学者的著作中，应该留下文字。明万历三年 (1575) 修成的《会稽县志》，是会稽设县250多年来，第一部县志。领衔的是当时的知县杨维新。知县请正归故里的张元忭(1538-1588) 修志。张是徐渭(1521-1593)朋友的儿子，隆庆五年进士，还是状元。张元忭推荐徐渭参加撰稿。徐在《会稽县志诸论-风俗论》中称“丐以户称, 不知其所始, 相传为宋罪俘之遗, 故摈之，名堕民。丐自言则曰宋将焦光王光瓒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
徐渭世居绍兴，是杰出画家和文学家。他把堕民写在地方志上，以后的明清地方志均引用此说。清代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降臣》条注云：“今浙江绍兴府有一种谓之惰民，世为贱业，不敢与齐民齿。《志》云：‘其先宋将焦光瓒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也出于徐渭的著作。真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1575年，徐渭在整理前两任知县留下的，《会稽县志》草稿时，已经历了1564年的胡宗宪案，案发时徐惊恐万状，以佯狂避祸。虽然后来胡案平反，但徐行文能不小心? 他指出堕民是战俘，却说是宋朝的事，且不确定，只说“相传”。 徐渭在他七十二年的人生中，除了四年多在在北方作幕僚外，长期生活在故乡，会不知悉堕民的来源?
至于鲁迅，他十七岁就离开绍兴，对堕民的来历毫无所知，对六百多年来，堕民所受的迫害毫无同情之心，可以他自已的文章为证。他的作品尖刻，阴暗。他不爱故乡。他笔下只有祥林嫂那样的人物，要知道那是鉴湖女侠的故里。如果至今还有人 捧着唐弢和鲁迅论堕民的文章，不能不使人感到悲哀。1950年，周家老二则说：“堕民俗称堕贫，是绍属特有的被差别待遇的阶级，据说起于明初，规定不准应考试，不准与平人通婚，这禁令在前清雍正时已经取消，民国元年再度声明，可是一般生活大概还是没有更变。”
人们相信印成文字的典藉，但典藉是可以故意更改的。我宁愿相信普通人一代又一代口头传下来的历史。在王静之前，张家驹(*)也作过堕民的实地调查，他的《堕民调查》中云：“裘、易、干（疑为阚字之误）、柯、应、苏六姓，系前元朝名将，忠于元帝，不愿投明，致为明太祖所戮，其后裔贬为‘堕民’。又云：此系永福坊（即今越城区永福街一带）耆老所说。”《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未刊稿本）称：“元亡时，绍兴、宁波一带有蒙古兵千余人驻防，将被戮，哀示免死，愿世为汉人奴。不齿齐民，禁与考试，故称‘堕民’。”
(*) 张家驹（1914～1973）国内著名的宋史专家。广东人。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生前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原文未找到。
四、妄议朱元璋
墮民这种政治性的岐视制度是朱元璋治下建立起来的。虽然明史未有墮民的记载，但是舟山的几千名墮民是从明州发配来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明朝立法，禁止户口迁移，只有官方才有权迁置人口。可见墮民是官方在运作。
江浙的墮民原是下层的蒙元官兵。本来要被杀头的，宽大处里，留下一条命。这比秦将白起坑赵降卒四拾
万于长平，项羽坑秦降卒二拾 万于咸阳，对待战俘，还是有了进步。把他们定为“堕民”，虽然甚为残忍，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还可理解。把他们无辜的後代，世世代代沦为政治贱民，毫无道理可言。堕民这个群体，主要在政治待遇上被岐视。他们路遇农民，要喊“种田先生”，让到一旁，等候别人先走。但堕民住在市镇上，经济情况可能还优于乡村中种田的贫穷良民。
对墮民的岐视，最关键的有两条：一是不准通婚；二是不准读书。
中国的历朝历代，对良贱之间的通婚在法律上是禁止的，在社会舆论上也是卑视的。明律，上承唐律宋律，良贱不得为婚。大明律的《户律》和《刑律》禁止贱男娶良家女，对犯者进行刑事处罚，杖一百，知情之家长同罪，且需离异。法律不包括贱女嫁良男。良男娶贱女, 不受处罚。但由于社会舆论，良民即使穷到不能“举火”，也羞与墮民为伍，不娶出身不好的墮民女的。官员娶墮民女为妻妾者，仗六十。墮民不是奴婢，不可买卖，人身是自由的。但婚姻地位上甚至还不如奴婢。
不准参加科举，即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和高考，也就不能做官。不准读书，连做吏的机会也没有了。不当官吏也罢。不准读书，则是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受教育权利，目的是让他们世世代代愚昧下去，这是最历害的一着。
如果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官家不可能完全禁绝通婚和读书的。要做到两个禁止，必须有配套的政策。明初，朱元璋编户为民，建立了极其严厉的户藉制度。私人是不可以迁移户口的。外出打工和经商，要经过批准，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回。外出要带有“路引”，否则作逃犯处理。也不准民众收容外流人员。违法者除本人受惩治外，基层的村官，里长甲首要被治罪。在朱皇帝治下，中国的老百姓第一次有了户口本，一式两份，一份存官府，一份户主持有。当年，这是江苏松江府知府的发明，经朱元璋批准，由点到面推广到了全国。
异地参加科举绝无可能。清承明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如果未在当地设藉五世以上，必须回故里参加考试。李叔同的父亲是天津富商和官商，弘一法师生于天津，并在津度过少年时光，清末考秀才，还是在他母亲原藉浙江平湖参加的。先生的大伯父清末考秀才，也是从建德回到故藉安徽黟县参加的。清朝，人员外出控制巳松动，有的堕民外出经商，发了财，在外地拿钱捐官，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辛亥革命後，异地考试及入学，才不受限制了。
我心中始终有个疑问，为什么只有江浙有堕民，而且绍兴的人数特多。在明初，难道别的省就没有蒙元官兵吗? 为什么别省没有堕民呢? 这应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们回答的问题。
对于其他地区中下层官兵的处置，後人不得其详，但从郭亮村的报导中，可见端倪。郭亮村建在二百米垂直的悬崖上，地处山西和河南两省交界的太行山深处。郭亮村现有83户人家，共329人，大多姓申。申族于元末时在南京作官，明初朱元璋将申氏家族发配到青海做苦役，途中从山西逃离。 一小部份族人躲进太行山中，隐居于郭亮村。六百年来，靠 720阶天梯与外界相连，直到1972年，全村人努力，化了五年时间开通了有名的隧道。申氏先人在南京作官，只可能是个地方官，不是高层。
吴晗的《朱元璋传》中，说朱元璋对待俘虏的方针就是屠杀(P147) 。杀戮的命令是他亲笔下的。如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旨，“说与大将军知道，止是就阵得的人，及阵败来降的王保保头目，都休留他一个，也杀了。止留小军儿，就将去打四蜀了后，就留些守西蜀便了。”可见投降的蒙元士兵，大部份被杀，少数被送到边远地区的卫所。全国兵力中，俘虏所占比例很少。
江浙的仕绅阶级，没有朱元璋那么狠，对俘虏放开一条生路，让他们转入第三产业；可又想出用群众专政的方式，对付前朝遗民，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政策实在太高明了。后来的掌权者得以启迪，从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朱元璋为什么没有把堕民推广到全国，而仅限于浙江宁绍和江苏常熟地区呢? 这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浙江宁绍和江苏常熟地区，工商业十分发达，才有能力接纳大量的堕民进入服务业。
按照常理，擒贼先擒王。如要惩处罪行，应对高层而不是中下层。总不能把战犯东条英机高薪养起来，而屠杀、劳改放下武器的战俘。朱元璋不按常理出牌。对高层统战，收买、拉拢，恩威并施。明史中多处记述，朱元璋厚待元朝的王公大臣，对战死的元将厚葬，尤其在初期。归顺来的王公大臣，活得很滋润。明末的四大公子中的冒辟疆就是蒙古贵族的後代，一说元太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脫欢的后裔，另說則是元朝宰相脫脫的後裔。他的祖父冒梦龄和父亲冒起宗都是明代的进士，且均官至知府，父亲还督理七省漕运。冒辟疆在巳有一妻两妾的情况下，以3000两银子的身价，为秦淮八艳的董小苑赎身，娶来作小妾，可见其家境富裕程度。鲁迅说： “ 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没有说错。但这是对上层。鲁迅也被朱元璋忽悠了。对前朝官兵的处置，朱元璋是分层的，对上下层的政策是不同的。对上层，朱元璋不但没有禁婚令，还提倡族群间通婚呢。
官家明白，族群真正要融洽，必须要通婚，一通婚，界限就消失了。朱元璋禁止蒙古、色目人在本民族内部自相嫁娶。《大明律》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指汉族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
看来朱元璋比列宁的情商高得多。朱元璋把巳无反抗能力，过去的敌方的高层养起来。这样做，不仅分化敌人，有利于取得和稳固政权，而且会在历史上留下仁慈宽厚的好名声。这比列宁把沙皇尼可拉二世全家杀害要文明得多，聪明得多。朱元璋收拢蒙元高层人心的方法是成功的。明朝灭亡时，冒辟疆不仕清，作明末遗民，全节而终。和吴晗谈话中，毛泽东提到，明末四大公子中，只有冒辟疆表现是好的。但应看到，朱元璋对这些人没有出尔反尔，而是一锤定音的。
色目人法都喇是个降将。元末，任涿州守备，涿州在北京西南，他守卫着京畿的南大门。当朱元璋命令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攻占元大都时，法都喇投到徐达帐下。他先被授燕山卫指挥使，洪武二十五年升北平都指挥使。明朝军队有卫、所两级。卫统领兵士五千六百人，卫下有所。卫的长官是卫指挥使，正三品。一个军区内若干卫所，集合一起，又设都指挥使司，首长是都指挥使。洪武二十五年，全国共有十七个都指挥使司，总兵力一百八十万。都指挥使司又归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法都喇的官应比现今省军区司令要大。他遂以法为姓，名若正。他的子孙明清两代都在当官。
明朝的陈年旧事早已风吹雨打去了，只因回答自已心中的疑惑，对堕民事作了一番寻觅，毛泽东说朱元璋是文盲。不是，从他亲笔的文稿中得知，他本来就是初通文墨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文盲，能当上开国皇帝的。朱皇帝在他十七岁那年，遇上天灾和瘟疫，家人大半死去，而沦落为流民。余英时先生称之为边缘人，比较文雅。说朱元璋是流氓，是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是对的。他上的是社会大学，绿林大学，由于他的经历，更由于他的悟性，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人性的善和人性的恶都是看透的，而且充分利用，从而成就了他的王霸大业。朱元璋可称伟大的心理学大师。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是他首先打出的，孙中山还是从他这里学去的。“拯民水火”，“拯生民于涂炭”的口号，标明他起兵的目的，为了解放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他站在道德制高点，吸引有理想情怀的知识分子。“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是后者的理想。天下未定时，他礼贤下士，刘基宋濂不是他请出山的？后来一个毒死，一个谪死。朱皇帝多厉害。至于处置蒙元官兵，他运用中国式的权术，常有创意。“归我者永安于中华”，官面上的话，不可信。
全国只有江浙有堕民。先前，我认为这是故省的耻辱。钱塘自古繁华，怎么把一批人打成了堕民?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其他地区并非没有中下层蒙元官兵，而是大部份被杀了，被劳改，极少数送往边远地区的卫所。这样看来，当时江浙的仕绅阶级还是仁慈的，至少他们接纳了这批俘虏。
(初稿写于2014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