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风情 － 转折时刻
在改革开放大潮汹涌的1984年，我们从兰州近代物理所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广州电子所, 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改革开放的门户。 一到广州，第一感觉就是 山清水秀， 空气清新；天地明亮，干净整齐；植物茂盛，繁花似锦，许多树上都开满了硕大的花，人也都清清爽爽的。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和它属下的大部分研究所，都座落在黄花岗的分院大院内，家属区就在街对面，黄花岗公园就在家属区的旁边，到广州后我们去的第一个公园就是这里。公园内各种树木遮天蔽日，可以看到在北方看不到的很多奇花异草，晚上萤火虫漫天飞舞，闪闪烁烁，莹莹点点， 梦幻一般，是人们夏日消暑的好去处。第一次去黄花岗公园，儿子就喜欢上了这里，说：“以后咱们天天来这里玩儿！” 可是事实是，在广州呆了七年，一共去了也没有三，五次。地处广州的东北方向，由广州分院代管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和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也是广州十佳旅游景点儿之一 。它占地面积300多公顷，拥有棕榈、兰园、阴生植物等专类植物园30多个，有热带亚热带植物6000多种，以及世界一流的木兰、姜科植物。园内种有不少珍稀濒危植物，是增长知识和消闲的绝佳去处。每次来到华南植物园，都能看到许多新的珍奇物种。在遮天蔽日的浓荫下，徜徉在湖边小路， 观赏各种奇花异草， 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每年新年，全分院会在这里举行新年长跑比赛，各个研究所，从各级领导到普通职工，都穿着本所定制的，各具特色的运动服，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植物园，一比高下。比赛分很多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要有领导做排头兵参赛。一天下来， 大家在健康，欢乐，进取的气氛下结束各项比赛，增进了各所之间的了解，融洽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鼓舞了大家的斗志，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
五三年随父亲从哈尔滨进京，感到什么都小了一号，街道窄了，房子小了，人也不像关外人那样高大，健壮， 日常生活的度量也不再是 “大碗吃肉，大碗喝酒” 那般的豪爽，一切都很“中原”。现在又从北方来到岭南， 各种线度似乎变得更小，包括人，生活也变的更精致了。 比如说买鱼， 北京是一条两条的买，广州则是一片一片的买。在街上，常能看到人们在自行车的车把上，用一根苇草吊着一片鱼回家，让人觉得有点儿怪异。广州人对饮食的最大追求是新鲜，第一次看到电子所从外面拉鱼回来给职工分，印象极为深刻。所里没有特殊装备的车，只有解放牌卡车，为了一路上保持鱼的鲜活，人们用一块大帆布，兜挂在卡车的车斗里，里面装满水，再把鱼投放在水里，就这样一路长途拉回所里，整车的鱼得以活蹦乱跳的分到每个职工的手里。
广州人很少抽烟，有一次坐公交车，突然间感到有些异样，怎么回事？好像是闻到了什么味儿？寻着味儿找去，才发现有人在抽烟！你看，来广州没多久，我就把烟的味道都忘了！哪里像在北方，北京，兰州是处处烟雾缭绕，不绝于缕；白银则是云遮雾障，整日罩在“愁云惨雾中”。
岭南的青山绿水也养育了性格柔和的人民，特别是女人。在商店里买东西，听不到有人吵架，再大的问题，再难缠的顾客，柜台小姐都是柔声细语，不焦不躁地与你交谈，帮你脱困。
广州人也是务实的，他们不那么关心政治，更注重的是挣钱和过日子。他们的务实体现在时时处处，比如家属宿舍的厕所和洗澡间，在北方，厕所和洗澡间虽然是放在一个房间里，一般是厕所和洗澡间分开在不同的区域，洗澡的区域还要专门开一个地漏子，用来排水，蹲坑厕所一般还要砌在高一层的台阶上。但广州电子所的厕所和洗澡间设计得 “很有创意”，洗澡的水龙头就在蹲坑前面，房间地面整体向蹲坑倾斜，蹲坑兼作排水的地漏子，简单明了又实用， 实在让人佩服。
对于北方人来说，在广州生活的最大痛苦是冬天的冷和夏天的热。每年从三四月份开始，天气开始变暖，季风带来了水气，从一楼到四楼，楼梯上像被洒了水一样，一湿到顶。家里的衣服，被子等开始变的粘滯，家具上则是湿漉漉的，人身上也总觉得粘粘的。五月开始，天气瞬间变热，一直到十一月，在这六，七个月里， 外面是烈日当空，室内是暑气难当，每天都像生活在大蒸笼里一样。从外面进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洗澡间去冲凉，每间房间里都是电风扇不停的吹。台风要来的前夕，是最难过的日子，低气压形成的闷热天气能让人发疯，晚上睡觉时，把家里所有的吊扇，摇头扇全部开动，用大功率摇头电扇对着床不停的吹，也没有用，转移到厅里，在吊扇下搭个临时铺板，躺在上面，正对着吊扇吹，还是不管用，整夜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不停地跑进洗澡间去冲凉。北方的那些条条框框，如热天不要贪凉，不能让电风扇对着自己吹，以防着凉，感冒，等等，全都成了奢侈，怎么过得了眼前这一关，别把自己“热死”成了第一需要。
广州的冬天就更难过了！每年十二月到二月间，多数日子气温都在摄氏10度左右，没有取暖，那个年代，一般家庭也没有空调，那个冷，真是锥心刺骨。夏天起码还有电风扇，还可以冲凉，这冬天简直就是无处躲，无处藏！ 晚上盖上八斤，十斤的被子，还勉强能对付，白天就苦了，在家时，就穿上大衣，甚至披上被子；上班时，若办公室在阳面，就很幸运，如在阴面，那就惨了，冷的你就根本坐不住！我们的办公室恰巧在阴面，就很受罪。因为有计算机，办公室装了窗式空调，可是为了省电，领导不让用！实在冷的受不住了，就偷偷开一会儿空调，听到有人来了，就赶快把它关掉，跟做贼一样。偶尔气温升到十五度，就觉得很舒服，很幸福了。
广州从三月底就开始进入雨季，五，六，七，八 几个月常有台风，暴雨。台风，暴雨一来，一连几天，天昏地暗，狂风夹着暴雨，倾盆而下，如千军万马，瞬间，整个城市就变成了水乡泽国，马路也就都变成了大河，小河，给人们出行带来极大困难。一日午休后从家里回所上班，尽管雨势已减小很多，但是马路上还是浊水肆虐，汹涌奔流。虽然水的深度还不到膝盖，但是水流湍急，几乎站不住脚。站在路边犹豫再三，冒然趟水 前行？还是避险返回？踌伫之间，看到旁边马路牙子上一只硕大的老鼠，拖着一条长长的大尾巴，缩在那里瑟瑟发抖。想来它的洞必定是被淹了，虽然是站到了马路牙子上，躲过了大水，但是不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哪里是安全之处，见了人也顾不得逃了，想必它也知道，根本无处可逃，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平时，见了老鼠是又怕又恨，今日见到它这般可怜相，倒生出了怜悯之心。
八十年代的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各种“创新”，各种突破禁忌的大胆尝试，包括各种“歪门邪道”， 如火如荼，到处都在咕嘟咕嘟地冒泡。 长途贩运，倒买倒卖，做中间人，当掮客，赚取手续费，拿回扣。。。英雄不问出处，赚钱就是王道。作为国家主要科研单位的中科院，虽然每年国家给拨发科研经费，但是从分院到各个所，从上到下也都想开公司，赚钱！有倒批文的，有搞进出口的， 有攒电脑的，有做设备的，有来料加工的。。。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一而足。真正老老实实闷头搞科研的，只剩下那些老实巴交，头脑不灵活的“书呆子”。
人人办公司，处处办公司，在院里办公司，在所里办公司，在社会上办公司，最后，在家属区也办起了公司。我们前面的一栋楼，原来是电子所在家属区的一栋附属办公楼。在一切向钱看的大潮中，被出租给外面的人办公司。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髦口号的感召下，他们日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吵的人无法入眠。后面的一栋楼，和我们同一楼层，同样房号的一套房子也被出租出去，做了什么公司的联络站。这下就惨了！已不是夜里难以入眠这么简单了，而是担惊受怕，心惊肉跳了。常常深更半夜会有人来敲门，擂鼓般的敲门声把你从梦中惊醒，被吓的心脏砰砰乱跳。来人把门擂的山响，大声吼叫：“开门！开门！！为什么不给我开门？”这时候孩子爸已经出国，我一个人和十几岁的儿子在家，怎敢开门？来人便继续擂门，继续吼叫。有时对门邻居听不下去了，出来询问，才知来人是找那个联络站的，找错了一栋楼。这种半夜惊梦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时时发生，快把人逼疯了！在门外贴上说明，告知这里是私人住家，不是办公室，并指示出联络站的正确楼号，楼层和房间号，来人也不看，继续擂门；找所里有关领导，请求把这类办公室移出家属区，也没有下文，就这样时时夜半惊魂，备受折磨！
广州人很有经济头脑，地处 “南风窗” 的他们，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他们路子广，手段多，头脑灵活， 有着千奇百怪的经营手段，各种各样的生财之道，小日子都过的津津有味。家里面，除了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厨房的抽油烟机等家电，样样齐全外，大多数家里也都购置了电冰箱，当地产的“万宝”牌电冰箱，放在厅里最显眼的地方，正对着门。 当年，广州分院各个研究所的办公室里还没有电话，职工上班时都还只能在走廊里，用公用电话谈工作。 私人家里，也只有各个所的主要领导，由所里给安了电话。可是， 已有职工富到在自己的家里安装了昂贵的私人电话。更有实力的人家还购置了摩托车。所里也出现了万元户，八十年代上半叶的万元户，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是所里时常表扬的对象，人人羡慕的主。 大家的钱从哪里来？除了在院里，所里正大光明的开公司，搞开发外，人们和社会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亲六故，七朋八友，三教九流，见面就谈生意，正所谓 “蛇有蛇路，鼠有鼠道”。 在我后来办出国手续的那段时间里，天天要在市里跑来跑去，时不时的就会在上班时间和所里的科研人员在广州街头“偶遇”， 有些还是研究室的室领导，包括我们室的新晋付室主任。他们大多不是公务出差，不是在联系有关业务，而是在跑个人的生意。 跑生意能赚钱，但是也有风险。我出国后不久，就听说我们室那位新晋付室主任，青年才俊， 出事了。 他在国外进修回所后， 被提升为室副主任，为所里的重点培养对象， 目标是下一届的所领导，一时风光无俩。这位青年才俊人看起来挺儒雅，但是似乎并不满足于业务上和政治上的光明前途，最后因为经济问题被关进了班房。
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在全国人民一起向钱看的年代，各种港台产品蜂拥而入。 广州大街小巷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市场，服装市场，家电市场，小商品市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每到傍晚， 华灯初上，大街小巷，各种夜市粉墨登场，到处灯火通明， 港台服装，小家电，港台歌曲CD，电子表，雨伞。。。 真真假假，花花绿绿，堆满各个摊档。人们拥拥挤挤，挑挑拣拣，讨价还价。人群熙熙, 皆为利来，人群攘攘, 皆为利往，一直要闹腾到后半夜才能消停。
因为去深圳需要办特区证，不是人人都能去，想去就能去的，当年的广州就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全国各地，各色人等纷纷孔雀东南飞， 齐聚广州，旅游的，观光的， 创业的，做小买卖的, “淘宝”的。。。鱼虾混杂，泥沙俱下。 倒爷们也都蜂拥而至，千方百计淘一些便宜货，倒腾到内地去赚钱 。 同时，各类宵小也在广州聚头，大展拳脚，以求一逞，按我们所一位知名女士的的点评，就是“全中国的坏人都跑到广州来了”。我本人就有幸和这类宵小有过一次正面遭遇。 一天，去广州的闹市区上下九买鞋，因为怕背着包被扒手绺窃，特意用手提着，手提包几乎贴着地面，自以为很安全。正在专心致志地看鞋，柜台小姐不请自到，盯着我问：“需要帮忙吗？”我说：“不用，我先自己看看。”可是小姐不甘心，还是用一种说不出什么意味的眼光盯着我说：“要我帮你吗？”嗯？怎么回事？这个小姐有点儿怪。。。就这么一瞬间，突然感到脚边手提包那里有几乎不被察觉的异样，猛一回头，我的钱包已经在身边的一个青年手里，他正要离开，被我一把抓住，夺下钱包，再一看，手提包已经被割开了一个大口子。周围顾客很多，人来人往，挤挤插插，这宵小竟敢在众目睽睽下，蹲在地上，割我的包，也忒猖狂了！而我这时也才恍然大悟，柜台小姐为什么坚持要帮我，她是要我把注意力从鞋上转移开，注意我的手提包，不让小偷得逞，但是又怕被小偷报复，所以机警的用这种不露痕迹的方法提醒我 。从这位柜台小姐的举动，亦可看到广东人为人处事的一个侧面，她克尽职守，帮了顾客，阻赫了小偷，亦保护了自己，不使自己受到伤害。
广州已经是挤破了头，深圳和香港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地方, 人人都千方百计的想法挤进去，实在挤不进去，哪怕在边上看看也好。沙头角中英一条街就是这样一个“边”，那是人人向往的，淘港货的“天堂”。去深圳要办“特区证”，去沙头角则还要省公安厅签发的“边境特别管理通行证”，而且沙头角每天只允许一定的人数进入。 第一次去深圳是跟随电子所组织的深圳一日游，虽然大家都没找到理由拿到“边境特别管理通行证”， 但是人人都想去沙头角看看，哪怕只是在门口瞄一瞄，所以大家专程东行，来到沙头角海关门口。这里每天都是人山人海， 拿到通行证的人排着长长的队，经过门口大批警察，海关人员的盘查后进入沙头角。我们这些没拿到通行证的人，只能远远的站在门外，尽量踮起脚来，或者找一个高一点儿的地方，伸长脖子往门里望，想一探究竟。可是到处都挡的严严实实的，结果是“梅”也没望到，“渴”也没止了，只好悻悻而归。沙头角中英街只是一条很窄的小街，街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店铺，以街的中线为界，这边是深圳，那边是香港。沿着街的中线，深圳这一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有工作人员监视着蜂拥的采购人群，不让跨过中线，到对面香港一方去采购。可是人们来沙头角的目的，就是要去对街的香港买便宜货，眼睛偷偷的瞄着监视人员，趁他们一个不留神，就窜到对面去，急急买几样东西，再瞅准机会，溜回来。大半天下来，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满载而归。过关时，又是一大群警察，海关人员，挨个包翻查，看是否超过每天允许的限额，是否有违禁品和该上税的物品。其实，人人都知道大家到沙头角来的目的，安排到中线的监察人员，门口的警察和海关人员，应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做样子而已，或者只是意在“大鱼”。真正赚了的则是街对面的商家，人们做贼一样窜过去，急急火火地买上几样东西，哪里能顾得上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只是大把大把的把钱撒过去罢了。
在人人都发了财，或正在发财中的广州，物价被推的奇高。
我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从小到大又没有受过任何有关 “资本主义”的教育，再说也没长着那样的经济头脑，只靠着所里的死工资，面对广州的高昂物价，日子过的实在是有点儿可怜。一个双职工的三口之家，除去主食， 每天的付食基本上就只能吃青菜，豆腐， 三个人每天的肉食不能超过二两肉，否则，就会超支，再加上天热，每个人都“苗条”了不少。苏东坡被贬惠州时曾做诗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每年荔枝飘香的季节，各种品种的荔枝纷纷上市。 “糯米糍”是荔枝中的极品，放在冰箱中冷冻之后再来品尝，更是美不胜收，那真是 “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 初到广州时，对于这水果之王，我们只能“望荔解馋”，后来的几年也只能浅尝而已，不能尽兴。 广州街头花花绿绿，沸沸腾腾，各种创新饮料，吸眼球食品层出不穷，虽然每年六个月的大热天，酷暑难当，我们也只能用所里每月发的有限的一点儿饮料消暑，没有余钱去买更多的冷饮。公园里，街道边，各种游乐园，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一茬一茬地往外冒，每次路过，都只有眼馋的份儿，连只有5块钱的碰碰车都不敢坐，多少有点儿像经济难民，每天抠抠嗖嗖地过日子。
从兰州近代物理所来到广州电子所，由核物理专业转到了计算机专业，因为掌握的计算机的专业知识有限，只是限于使用过大型纸带输入机进行数据处理，所以必须争分夺秒， 急起直追。 在两年的时间里，孩子爸先是给所里建立了“人事管理数据库” ， 用计算机管理所里各项人事事宜，彻底改变了全所职工人事管理 的老旧人工模式，快速，准确，为所里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随后，又为广东省的高州水库建立了“小流域水文数据库”，用计算机在高州水库的流域范围内，进行水文数据收集，洪水预报，水库水位控制等。 这两个数据库系统很快在所里和高州水库分别投入使用，并被中科院广州分院评为优秀科研成果。
为了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所领导决定派孩子爸出国进修 。 先是说去德国，经过在广州外语学院半年的德语培训，临出发前，又改成了去加拿大， 于是登陆北美，到了温哥华。 从他在兰州近代物理所第一次拿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被近物所扣住不放，连续两年不能成行，至今已是整整八个年头过去了，经历了一个打赢抗日战争所需要的年限，这才迈出国门。
孩子爸走后，我也积极备战。他是公派，占了所里的一个名额，单位绝对不会再给我机会，也选派我出国进修，甚至连培训外语也不会有我的份儿，因此，我只能走自费出国的路子。于是，早晨上班前，晚上晚饭后，冷天披着棉被，热天吹着电风扇，猛攻英语，备战托福。考托福那天正是三伏天，穿着一身清凉来到考场。考场是一个阶梯教室，我到时，考生已黑压压的坐了一大片。进得门来，抬头四望，寻找自己的座位，那黑压压的一片纷纷抬起头来，探寻地注视着我，一张张年轻的脸写满了问号，仿佛是我走错了地方。我知道，我是走错了地方，满场考生都是二十几岁的在校或刚毕业的学生，而我已是四十几岁的中年人，这里应该是我二十年前来的地方。我带着自嘲的微笑，从阶梯教室的底层，顶着黑压压的一片，迎着满脸的问号，逐层向上，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我迟到二十年的考试。
紧接着，递申请，找人写推荐信，找资助，三番五次，好不容易拿到温哥华西蒙佛雷泽大学一位教授的邀请信，开始申请护照。各种材料齐备，交到室里，申请放行。申请递上以后，左等右等都没有回音，怎么回事？行还是不行啊？找室主任谈，哼哼哈哈，顾左右而言他，压根儿不给你往出国的事上谈！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急死人了！找所里其它也在办出国手续的小青年取经，个个都不顺利。有的说：“我天天都在想辙，脑子都快磨出茧子来了！”，另一个说：“我有空就在院子里转悠，可怎么也想不出办法来，真想自己用萝卜刻个图章，盖上了事！”当年就是这样，人们有点儿視自费出国为“离经叛道”，总觉得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最起码也是“不安心于本职工作”。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内部有政策，总之是，能不批就不批，能不办就不办，但也不跟你明说，弄得你五迷三道，云遮雾障的，怎么办？ 当年在卢瑟福，居里夫人，杨振宁，吴健雄等，一代又一代的新老物理学家的激励下，考上了全国录取分数最高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一心想踩着前辈的脚印，在当时如朝阳般蓬勃向上的核物理专业有所作为 。可是，十八年寒窗苦后，却被发配到艰苦的矿区去劳动改造，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所有的梦想和雄心壮志，一瞬间就都成了 “一帘幽梦”，“如烟的往事”。 “科学的春天” 后 ，那个沉睡了十年的梦，像豆芽菜一样， 又从石头缝下面曲曲弯弯地长了出来。可是，十年后才被专业对口的我们，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不见容，难以成长。自己想奋斗一下，拼搏拼搏，尽快把丢失的十年补回来，却被挡住去路，不许往前走，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被拧上的位置当一颗螺丝钉，做驯服工具，没有追求自己未来的权利。人们总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按老百姓的话说，现在已经是奔五张的人了， 到六十岁退休，已不到两个十年了，不能再等了！ 虽说是到电子所后，政治环境和业务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你怎么能知道明天又会是怎样？ 而且日常生活的经济压力也太大，要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头脑尽快转化成“资本主义”的头脑，找路子赚钱；要么另辟蹊径，寻找其他它出路，否则就得继续过每天白菜豆腐的“难民”日子。虽然目前依然是阻力重重，感觉像是被困在密不透风的钢筋水泥的的大罐子里，可我就是不甘心， 就是要千方百计找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缝隙，也要挤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能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正路走不通，只好出昏招，祭出中国老百姓常用的法宝：送礼。于是，当黑夜降临，就穿上深色的衣服，拿上小黑包，避开人们的耳目，做贼一样，忐忑不安的去给领导送礼。几番下来，室里放行了。
材料送到所人事处，又是石沉大海，久久不见回音，几次去问，总是说 “还在研究”，就是老没结果 。实在没辙，再搬出在室里成功的手段：送礼。可是这次却铩羽而归，人事处的有关人员坚决不收，还很严肃的把我送到了门外，让我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很尴尬，无地自容。
左拖右拖，总是没有个确切的答复，很是折磨人。这天，又硬着头皮到人事处去询问，谈着谈着，人事处的人突然对我说：“你爱人现在还在国外，不能放你走！”。我隐隐约约地知道，好像是有个内部规定，一个家里两个人不能同时在国外，意思是，押一个人在国内，作为人质，在国外的那一位就没胆儿滞留在国外，不按时返回。也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点儿小九九被人一下子给识破了，又像是被人脱得一丝不挂，放在了解剖台上，赤身裸体，没遮没挡，被人看了个一览无余，心一下子就沉到了底：完了！怎么办？脑子飞快旋转，绝望之中想找个脱困之计，没成想还真被我找到了！我说：“我爱人现在是在国外，不过，他的出国期限已经快到了，很快就要回来了。” 又说：“我办手续还要一段时间，弄不好，我的手续还没办完，他已经回来了。” 我只不过是在绝望之时随手抓住一根也许能救命的稻草，人事处的人不置可否，也没有深究 。又等了一段时间，他们还是把我的申请送到了分院，不久，分院就批了下来，很快，护照也拿到了。在北京和甘肃，没有明文规定能办的事，他绝不给你办，有明文规定能办的事，他也能拖就给你拖；广东人是，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办的事，他能给你办就给你办，不过要在他顺手的时候，不影响他的利益的情况下。广东人的政治开明让我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天有不测风云，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地拿到了护照，通过了加拿大领馆的面试，六四来了。由于种种原因和种种考虑，加拿大政府不给我一个人办签证，要求我必须和儿子一起办理出国。这样，出国的事就又拖了下来。儿子刚刚去了北京上大学，我在广州，申请他出国，办护照，哪儿那么容易！办签证卡住了，所里这边又出了状况！ 不知是国家还是中科院又有新政策出台：拿到护照还没走的人，必须上交护照，如果不交护照就停发工资。奈何？ 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拿到的护照，怎么也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拱手送回去，送出去容易，再拿得回来拿不回来可就难说了。 爱咋咋，爱谁谁吧，也只能走哪儿算哪儿了，于是，工资停发。兄弟姐妹们知道了我的情况后，纷纷伸出援手，让我没了后顾之忧。不久，室里另一个课题组的简工，给我在她的课题组里安排了一份工作， 在她的课题组的名下领工资，解决了我和儿子的生计问题。于是，开始忙儿子的事， 找人写邀请信，申请他所在大学的批准，办护照， 艰难困苦的攻了一大圈儿关，山重水复的找了一大圈人，又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才拿到他的护照。儿子的护照拿到后，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很快签发了两个人的入境签证。
经过了近四年的磨难，我和儿子终于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