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米扬地处阿富汗中部、古丝绸之路上，是当年中、西交往，中、印交往的必经之地。有史记载，远在公元2世纪前，那里就建有多座佛教寺院，那里曾是宗教、哲学以及佛教艺术的中心。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
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唐朝僧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曾描述了巴米扬石佛像（大佛）：“高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大唐西域记》中还提及：“城东二、三里的伽蓝（寺院）中有卧佛长千余尺”。可惜，自12世纪穆斯林进入巴米扬地区后，巴米扬大佛不断遭到穆斯林偶像破坏者的损毁。更有甚者，2001年2月塔利班下达灭佛令，要毁掉阿富汗所有的佛像，包括巴米扬大佛。在全世界文物保护者的劝说、警告、呼救声中，塔利班先用炮火、坦克试图摧毁巴米扬大佛而未能达到目的，最终硬是用数吨TNT黄色炸药炸毁了这千座年古佛像。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为逮捕恐怖份子的头目本-拉登与塔利班反目，于当年11月攻克喀布尔，12月占领巴米扬地区，才将塔利班的主力部队逼到了阿富汗东南的坎大哈地区。然而，直到2002年年终，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地区，包括巴米扬地区，还活动有塔利班的小股部队。
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的皮泽特（Petzt）教授十分痛心。战争的硝烟还未熄灭，皮泽特教授就迫不及待地组织了一个包括测绘、考古、文物保护，岩土工程等多专业领域的专家小组，奔赴巴米扬，以考察巴米扬大佛的现状，并提出修复方案。
2002年5月13日至5月21日，本人作为岩土工程专家随专家小组考察了巴米扬大佛。那次巴米扬之行不仅勘察了几座大佛的毁坏状况，查看了巴米扬河谷北岸岩壁上的数百洞佛窟，考察了巴米扬河谷的地质、地貌，体验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一路还目睹了喀布尔和巴米扬经历战火后的创伤。
虽十多年光阴已过，但总忘不了那次考察旅行，有时甚至还感到自己仍在那次旅途中，……。
那时，去战后的巴米扬要途经迪拜，先转乘联合国的飞机飞达喀布尔，再换乘小型飞机翻越兴都库什（山）的支脉才能到达巴米扬机场。
飞往喀布尔飞机上的乘客多为西方面孔，约两小时的飞行中，机上的乘客多默不出声。我猜想着，人们大慨和我一样，既期待着能快快到达喀布尔，又推想着战后的喀布尔会是何等模样，更是有些担心战后的喀布尔是否安全。
飞机在喀布尔上空盘旋时，透过飞机舷窗能看到喀布尔市灰蒙蒙一片，热空气上升形成的气旋不断地将北面山坡上的尘埃运往喀布尔上空，然后再抛洒下来。飞机上看不到一幢白墙、红瓦的建筑，找不到一座高楼。飞机降落后在跑道上滑行时不断地抖动着，随后又骤然地停在跑道中央。下机后能看到飞机跑道凸凹不平，飞机的前方还隐约可见炮弹的弹坑。离跑道不远处的废墟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一些飞机的残骸，几架联军的军用直升机发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喀布尔鸟瞰
机场大厅是一栋简易的平房，墙上的涂层有多处已经脱落，露出红色的墙砖。大厅的入口只有门框，而没有门板。推开简易的旋转栏杆，沿着摆放在凸凹不平地面上的水泥护栏，行走约二十来步，我们就来到了海关。海关由一张“小学生课桌”和又一个旋转栏杆组成，两个海关人员站立在“课桌”旁。他们用英语要求我们出示护照，一脸严肃地查看着瑞士、德国、荷兰、瑞典等人的护照。当看到我的护照时，脸上一下便露出了微笑，并大声地说：“啊！中国人，我们的兄弟！”看到他们的微笑，听到他们亲切的称呼时，我一下就感觉到有些“自豪”，这大慨是我至今也忘不了那场景的原因。
阿富汗临时文物保护局局长K先生用两辆越野车带我们去喀布尔市区要下榻的旅馆。还未进市区，老远就看到几排二层楼房断壁残垣，能辨认出楼房的窗门、窗框已被烧毁，只留下黑黑的窗孔。K先生告诉我们，那曾是喀布尔最好的中学。
战争毁坏的中学
进入市区的道路已戒严，沿途几次经过联军的关卡。关卡旁持枪的士兵背靠背地站立着，顿时，我们便感觉到喀布尔的安全形势并不乐观。过关时我们要下车接受搜查，越野车要额外详细检查，我们要步行过关后才能再上车继续前行。喀布尔市区的街道崎岖不平，街两旁不多见的树木上满是尘埃，人们任意地横穿马路，妇女穿着从头到脚的黑色长袍，从头部的两个小孔里露出来一双冷森森的眼睛。不时有自行车迅速超过越野车，再灵活地避开重重障碍，最后消失在人群中。那些自行车都带有结实的保险叉，我能肯定，那是我再熟悉不过了的中国造。
我突然发现，街两旁不时能看到疑似中国同胞的面孔。他们要么肩上背着洋镐、铁铲，低着头无精打采、缓慢地行走着，要么几人一组沿街吃力地拖拉着黑色的电缆。他们脸上大都木无表情，身上满是灰尘。K先生告诉我，那是来帮忙战后重建的“中国兄弟”。听到K先生的介绍，看到眼前的情形，我心里一下就感到有说不出的难受。这时候来阿富汗务工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难道我们的同胞今天还要像百年前在美国修铁路时那样做苦工吗？
下榻的旅馆其实是一栋两层楼的私人住房，楼房四面高高的围墙和二楼阳台平齐。我们的房间在二楼，透过二楼的窗户一下就看到了近在咫尺的另一堵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架有双层转筒式铁丝网。再往远看，沿长长的围墙每隔二、三十米就设有一岗楼，岗楼上荷枪实弹的士兵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不停地走动着。我们能清楚地辨认出士兵肩上的上士、少尉肩章。K先生说这里安全，离美国兵营近。
当晚，K先生带我们去一家餐馆吃便餐，说是喀布尔最好的餐馆。我还真是有点期待着想看看喀布尔战后的餐馆会是什么样子，心里还猜想着阿富汗人会吃些什么东西。就餐的餐馆其实是一个大厅，大厅里摆着十多张宽大的桌子，桌子两边摆着长凳，有些像慕尼黑啤酒屋里的陈设。与慕尼黑啤酒屋里的桌子不同的是，这里的桌面有一层黑色的油迹。K先生请客，瑞士来的L教授和K先生是多年的朋友，L教授给K先生的礼物是两叠足有两寸厚的阿富汗纸币，纸币扔上桌面时发出“哒、哒”的声音，纸币面额以万“阿尼”为单位。看到这么多纸币，我心中惊讶，这L教授真是出手大方。过后L教授告诉我，五十欧元就可兑换这两叠纸币。
记得那天简便的晚餐是烧饼夹羊肉，没有筷子和刀叉，先要用手抓一把羊肉，再塞入烧饼的夹层中。这烧饼夹羊肉吃起来很是可口，但手指上的油脂不知该如何处理。见到K先生把手指放入嘴中时，我很快就学会了去掉手指上油脂的方法。席间皮泽特教授问K先生的家人可好？有多少孩子？K先生从容地反问道：“您是问我喀布尔的家，还是巴米扬的家？”从西方来的皮泽特教授一下没能理解K先生的反问，便语塞了。熟悉阿富汗习俗的L教授解围说：“是问您喀布尔的家呢！”晚饭后，L教授告诉我们K先生有两个妻子，两个家，一个在喀布尔，一个在巴米扬。按阿富汗的习俗，阿富汗男子最多可取四个妻子，丈夫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妻子。所以，K先生每周要在喀布尔、巴米扬间来回走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