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也是妈妈喜欢的月份，知道这个是因为以前每次我打电话给她祝贺生日时她一定会跟我说到另一个日子，9月10号的教师节。说起教师节，妈妈会忘记长途电话费用的问题，跟我絮叨细说很多庆祝教师节的细节，什么学校领导来慰问退休教师啦，发了什么慰问物品啦，还有退管会（退休教师管理委员会）举办了什么活动啦，表彰了哪些先进个人啦。我听着都能感到妈妈对教师节比对自己的生日看重得多。妈妈曾经在中学工作，在上海第一女中，上海第七女中教过书，1955年调到离家近的华东师大一附中，在那一直工作到退休。她勤恳教书育人，教了多年的地理课，还当过多年的班主任。在1962年前后，因为学校里师生们对学校的伙食意见很大（那时一附中有许多住宿的学生和家在外地的老师），校领导调妈妈去帮助加强食堂管理，从此妈妈脱离了教学岗位。妈妈一直为自己的职业而自豪，要知道妈妈能够成为一名教师是她自己的选择并为此努力而得到的结果。
妈妈1920年9月6日出生在湖南新化县城一个姓杨的大户人家。从前新化有首民谣讲那时新化的四大家族：陈家的谷子段家的锡，杨家的金子马家的笔，意思就是姓陈的大户家里田地多，段家杨家开矿钱多，姓马的家族里读书人多所以善讼事。那民谣中说的杨家就是指包括妈妈祖辈在内的杨家大族。妈妈的祖上在清朝做过官，她的曾祖父做过一省的学台，她的外祖父在云南当过藩台。妈妈的外祖父是湖南安化人，姓贺，生有两个儿子和九个女儿。他把他最小的女儿许配给了同僚杨学台的长房长孙，这两人就是我妈妈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妈妈的父亲二十多岁在妈妈才两岁时就因病不治去世了，妈妈的母亲守寡12年后亦早逝于36岁，留下妈妈兄妹三人，随着她的祖父母长大。
妈妈的祖父杨开道（和中国有名的社会学家，桥牌皇后杨小燕的父亲同名兼同乡又同族）是晚清时的秀才，有文人的底蕴加上商人的头脑，为人精明能干。新化周边拥有丰富的各种矿藏，19世纪末冷水江地区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锑矿资源，锑矿石其时在欧洲有很大的需求，清朝政府采取民采官收官炼的政策。妈妈的祖父因开锑矿而发了财，在县城里盖了一座大宅院，起名“如园”，妈妈就是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妈妈的祖父有三儿四女，除了出嫁的女儿们，子辈孙辈都住在那一个大宅院里。我们小的时候，由于政治原因，妈妈很少和我们说起以前的往事，但每当说到巴金的小说《家》时，妈妈总会说她自己以前的那个大家庭与《家》中的高公馆非常相似，颇有感慨。妈妈虽然从小生活优裕，衣食无忧，但稚龄失怙，少年失恃，尚未成年就已失去双亲对妈妈的成长一定是有影响的，也许正是这样养成了妈妈温顺柔弱但又独立自强的性格。
妈妈的祖父在自己家中开办了一个私塾，聘了一位中过举人的本家为门馆先生，让家中的小孩已及周围亲属的孩子们一起进私塾开蒙，学习国学，所以妈妈一直在私塾念书直到15岁。记得妈妈算盘打得飞快，手势漂亮，还会双手同时拨算盘珠进行运算，不但会打加减法，还会做乘除法。妈妈也教我们打，“三下五去二”，“六退一还四”。。。，想来妈妈的算盘功底应该归功于在私塾的那些年。改变妈妈命运的一个机遇发生在1935年。那年秋天一支红军（红二方面军）长征路过她的家乡新化，当地的有钱人家害怕“共产共妻”，纷纷逃往省城长沙躲避。妈妈的祖父也带领全家去了长沙。正是因为去了长沙，妈妈得以进入长沙有名的教会学校福湘女中读书，从此受到正规的西式学堂的教育，为以后的继续深造打下基础。从这点看来，除了祖父的开明，妈妈还沾了红军的光。
妈妈高中毕业照（1941年）
一九四一年妈妈从福湘女中高中毕业，受过新式教育的她不想像她那个大家庭中的其他女性（姑姑和表姐妹们）一样找个当地的有钱人家嫁了，而是想上大学继续学习。她的祖父虽然很早就把两个儿子送到上海上大学，但还没有让家里的女孩儿进过大学门。妈妈得知上师范院校是免费的后，决定报考师范院校，这样如果录取了就可以不依靠祖父的经济来源，从而不需要得到祖父的首肯。她于当年考入位于湖南安化的国立师范学院（即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进入史地系学习，读书四年，于1945年毕业。妈妈文气瘦小，却喜欢地质，憧憬野外生活。她曾经告诉我她以前的愿望是当个地质勘探队员，但那个时候女子当勘探队员恐怕是没有的，妈妈后来是当了地理老师，在教室里黑板上实现她跋山涉水走遍祖国和世界的愿望。
妈妈大学毕业时正值八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华大地多灾多难，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毕业后妈妈回到家乡新化，在那里教了一年书后，妈妈实在不想隅居在闭塞落后的家乡小县城，在祖辈的福荫中过循规蹈矩聊无新意的生活。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想出去闯生活，走自己的路。于是妈妈又做了一个改变她人生的重大决定。1946年秋，26岁的妈妈孤身一人离开了湖南中部的家乡小城，跨进了千里之外那个陌生的东方大都市-上海。靠一位同乡的介绍，妈妈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受聘于上海第一女子中学教地理，从此开始了在上海的新生活。妈妈后来在上海遇到了她的另一半，我的父亲，于是有了我们这一家人。
妈妈游南京玄武湖留影（1947年）
报考师范和走出小城的两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妈妈后半生的命运，三年以后，政权变更，妈妈的祖父被当作恶霸地主枪毙，他的全部财产包括矿山田产和那座大宅子“如园”都被没收充公（如园的一半成了县公安局驻地，另一半成了民居）。妈妈的祖父在大限将至前得知孙媳妇即我的舅妈怀了孕，从被关押的地方带话给我舅舅谓“不绝如缕”，后来舅妈生了个儿子遂取名为缕孙作为纪念。妈妈的祖父被镇压，如支撑大厦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子孙们只能各自想法谋生。能离开老家的亲友们，如妈妈的几个堂妹（最小的才12，13岁）成了八千湘女上天山中的几员去了新疆，虽然受了不少罪，总算能熬过来，后来的结局都还不错。但没有离开老家的一些亲友们（如妈妈的叔叔堂弟们）在以后几十年里吃了很多苦头。如果妈妈当年没有离开家乡的话，后半生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个悲惨故事。
虽然妈妈按“血统论”来说是带着反动阶级的烙印，妈妈却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真心向共产党靠拢，努力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教书的岗位下来去管理食堂，她扑上全部心思和精力去干，使这个众口难调的问题渐有起色。我那时刚上小学，记得周末经常跟着妈妈去学校食堂，看妈妈安排一周的食谱，和食堂师傅们一起包包子，蒸馒头。。。。妈妈出色的工作得到了教职员工的认可，被选为校工会副主席，专职分管教职工的福利工作。但祖父被镇压，家庭成分不好等等始终是压在妈妈身上的包袱，她在文革中因此受到了冲击，工会副主席的职位也被撤了，尝过“喷气式”的滋味，“清理阶级队伍”时学习班里几进几出交代问题。那段岁月是妈妈一生中比较艰难的日子，我依稀记得有几次妈妈从学习班里回来，和爸爸关在房里轻声说话，还听到妈妈压抑的哭声。靠着和父亲的相互扶持，还有奶奶帮助照管家务和孩子，妈妈最终度过了文革劫难。从学习班里“解放”出来后，工会副主席是当不成了，教书也不可能，因为那时学生要么不上课，要么只有数学语文政治课，后来加上外语和工农业基础知识，其他副科一概废除。妈妈被打发到学校后勤组当财务出纳员，兼管食堂的饭菜票。记忆深刻的是，那段时间伴我入睡的常常是滴滴答答的算盘声，还有妈妈那带着湖南口音一五一十数饭菜票的声音。
中学老师（1960年代）
文革结束后1979年妈妈59岁时退了休。退休后妈妈的生活开始丰富多彩起来，除了帮助照看第三代以外，妈妈去老年大学学烹饪，去公园舞剑打拳，和父亲结伴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还在80高龄时与父亲一起来北美与我们小聚数月，亲眼饱览了以前只有在地理书上看见的各地美景。然而她最喜欢的还是参与退休教师协会的活动，和老同事们在一起一定使妈妈有回到了学校的感觉。妈妈以前当过工会副主席，热心公益又有工作经验，所以她义务担任了师大附中退休教师管理会的专职工作人员，在十几年中勤恳认真细致地做了许多琐碎的小事，却因此而获得了别人的尊敬和感谢，好多次被评为区和市退休教师协会的先进个人。“杨老师”的称呼伴随了妈妈大半生，我想这一定也是她最喜欢的称谓了。
妈妈在公园里跳扇子舞（19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