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曾经是个乖乖女。父母虽然没有很多时间管我们，但是家里有奶奶管得严。她老人家实行男女有别的政策，对哥哥们不怎么管，对我就成天嘴里叨叨着女孩子该如何不该如何。到外面像野孩子一样玩是奶奶嘴里的不该之一，就这样硬是把我管教得象现在的“宅女”一样，放学回来就窝在家里。其实我人虽待在家里，心还是向往外面的世界，常常守在窗口羡慕地看着哥哥们和别的小朋友们在院子里玩。后来“文化革命”了，大人们忙着闹革命或被革命，小孩子们也被迫“停课闹革命”, 学不上了，作业也不用做了。父母自顾不暇，奶奶的权威也大幅度下降，管不住我了。我那爱玩的天性一下子释放出来了，成天不着家在外面疯玩，脱胎换骨成了与奶奶家训相违的野姑娘。女孩子玩的玩意儿什么跳绳，跳皮筋，踢毽子等都很精通，男孩子玩的一些游戏象滚铁环，溜刨冰车，撑骆驼什么的也很在行。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是“逃江山”，或叫“官兵捉强盗”，男孩女孩有时分开玩，有时也会合在一起玩。这种游戏的玩法是参与的人分成两拨，一拨是官兵，另一拨当然是强盗 了。双方各自守住自己的地盘，然后找机会进攻或偷袭对方的营盘，攻进对方的大本营而没被抓住的算赢。在双方的头领“猜东里猜”挑选同伴时，我几乎总是第一轮被选中的，原因在于我跑得快。我不但跑得快，还能在跑动中变速变方向，经常能够晃过对方的防守，攻入他们的老巢，或解救被抓获的同伙。
进中学后，一天看到操场上有体育老师带着一群女孩子在打篮球，原来她们是校篮球队在训练。我一看就被吸引住了。这打篮球太好玩了，两方攻来守去的不是和“逃江山”的游戏差不多嘛，这种对抗性强的运动最对我胃口了。因此我一门心思想参加篮球队。正好篮球队到我们这一届学生中来选拔队员，我兴匆匆地撺掇了几个好朋友一起报了名。到了挑选那天，报了名的女孩们在球场上排好队，按照教练的要求或跑或跳，或单独拍球投篮，或分组乱哄哄打对抗，体育老师和篮球队员们则在球场边上站成一排，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也不知谁被他/她们看上了眼。过了几天，被选中的几个同学喜滋滋的去球队报到了，我的一位个子高高的好朋友也被选中了，我却是榜上无名。其实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情，原因明摆着，我那时个头太矮，还不是一般的矮，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一年级一直是班上最矮的一位，而篮球是高个子的运动，我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但是我实在是太想打篮球了，早就把那自知之明抛到了九霄云外，所以一有机会我就缠着篮球队的教练黄老师，磨破嘴皮就是一句话，让我参加篮球队吧！黄老师起先不搭理我，后来大概被我缠烦了，答应让我试试。就这样我混进了校队。
黄老师是体育学院60年代的毕业生，个子高大，体魄健壮，据他说以前在体院时专攻撑杆跳高，宣称中国第一根玻璃钢撑杆是被他撑断的。他体院毕业后分配在我们中学当体育老师，撑杆跳专业一点没有用武之地。不过黄老师篮球打得也挺好，所以除了上体育课外，他还兼当女篮的教练。其实黄老师还当过班主任。那是我们进中学的第一年，不知哪位校领导想出的招数，把我们那一届各小学里的“流氓”和“拉三”集中在一个班里，让黄老师当班主任，想用黄老师的威势来镇住那些小混混们，不过这个是题外话了。黄老师虽然算不上是魔鬼教练，但也差不了多少，对我们非常严格。“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他的口头禅，“一不怕摔，二不怕撞”是他竭力给我们灌输的打篮球的准则。黄老师有时的训练点子也蛮独特的，比如他会在我们一天训练结束之前，大家累得精疲力尽时，拿出个足球，让我们在操场上拼抢踢足球。那时不知外国有没有女子踢足球的，反正在中国肯定是不多见的。有时他会把我们拉到马路对面的工人俱乐部去挖防空洞，算是体能训练。时不时的他会把男篮队员或教工队拉来陪我们打球，名曰做强化训练。他对一些娇气的女队员一点不留情面，骂得她们哭鼻子，有些人受不了就退出了篮球队。我倒没挤进挨骂的行列，因为我对他的“不怕撞，不怕摔”的要求是完全理解彻底执行的，有膝盖上至今可见的伤疤作证。我真的是喜欢打球，只要看到操场上有人打球我就心痒手痒，马上掺和进去。除了篮球队每个星期的三次训练（每次放学后三个小时）外，我下了课一有空就会找队友去球场打球。有时早上去学校早了，也会去借个球出来打几分钟，然后满身大汗地奔进教室上课。管球的老太太是著名小提琴家俞丽拿的母亲杨老师，她原来是我们学校的数学教师，“文革”开始后把她打成了牛鬼蛇神，不让她教课了，发配到体育室管球。我经常去借球，又是球队的，和杨老师的关系很铁，有时打球借球的人多了，她会特地给我留一个球下来。这样几年下来，我从一点不会打篮球到球技日益提高，篮球的十八般武艺不说全部学到了手，至少也学到了十四五般。另外一个顺带的副产品是个子窜了一大截，再也不是班上最矮的人了。
但是篮球不容置疑是高个子的运动。我虽然长了个，还是属于小个子，混在一群高个子中总是吃亏的。我那时打小个前锋的位置，切入上篮时常常会被盖帽。尽管弹跳还不错，抢篮板球基本是没我份的，碰到位置站得好能捡到一两个。不过我也有我的优势，那就是在小时候“逃江山”游戏中已被反复证实了的，我反应敏捷，爆发力好，启动和短距离加速特别快，加上站位意识好，比赛中常常能够抢断对方的传球然后快速上篮得分。我们中学的女篮当时相当不错，总是在区里的前几名之列。有一年在区中学生联赛中获胜，进入每区有两队参加的市中学生联赛。为此当全校学生都去为期两个星期的野营拉练时，我们女篮被校领导特批留在学校备战。当同学们每天背着背包头顶骄阳行走在上海郊区的乡间小路上时，我们十几号人在空荡荡的校园里也冒着烈日汗流浃背地从早到晚在球场上奔跑，算来脚下跑过的路也不会比拉练走的路少。
我们的教练黄老师一定觉得当年一念之差让我进了球队不是个坏的决定。看我对篮球这么上心，他也挺高兴，还特地收我当弟子，传授如何做教练和当裁判， 让我给教工队做教练，在校际友谊比赛时当裁判。每次当区少体，市少体来我们队里挑人时，黄老师就会念叨着我要是再高个十公分就好了。其实个子高不一定素质好，我前面提到的高个子朋友就是因为个头高被选进了校队，但她人比较软，不很灵活，结果有一次比赛时被对方撞了一下倒地，摔断了踝骨，她养了很长时间的伤，后来退出了球队。我倒是对自己能混入校队打了几年篮球已经很知足了，对什么区少体市少体绝对是有自知之明。黄老师只看到我个子矮，他不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致命伤。我是娘胎里带来的近视眼，度数还不浅。那时隐形眼镜还未流行，我是宁愿两眼一抹黑也不肯戴那汽水瓶底般的眼镜的。自己鼓励自己说，近视嘛就是小字看不清，远处看不到。篮球场比足球场小，篮球又比足球大，定位投篮和上篮都还在我的视力范围之内。再说我虽有近视，但无色盲，己方对方球衣颜色还是分得清的，传球绝对不会出错。所以我虽然近视得可以，平时打篮球倒还无大碍。不过有时晚上在室外球场比赛我就惨了，球场四周亮晃晃的小太阳灯照得我根本看不见球在哪里。打球不见球，还打什么球呢，这时就痛恨这个害人的近视眼了。
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邮局当邮递员，骑车送信四年多，这期间篮球皮也没摸过一下，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和篮球打交道了。没想到后来有机会上了大学。进校后又见球场，又见球架，又见篮球，又摸到篮球了，那个亲切，那个兴奋。学校是个菜校，学生不多，男女比例更失调。会打篮球的女生真叫屈指可数。虽然个头矮小不起眼，还是被篮球队教练的火眼金睛看出我是有些篮球基础的，招到了髦下。不过那时大学里学业繁重，打篮球的劲头就不如中学那么足了。加上有四，五年没摸篮球了，球技早已退步，体能更差，开始时在球场上跑上几分钟就直喘粗气，锻炼一阵以后才恢复了些。校篮球队总共不到十个人，经过正规训练的又要打个折。 其中有一个女孩以前在区少体校干过篮球和田径，她人高马大，抢篮板球十分凶猛，前锋后卫都能打；还有一个以前在市少体校训练过，打前锋的，她远投，突破上篮都十分好，是主要得分手。她跑起来像野马脱缰一般，脑袋后的马尾辫随之左晃右摆，不知谁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野兔子，够形象的。教练让我打控球后卫，一来已经有了两个前锋，二来也确实没有一个好的进攻组织者，就让我凑合了。大学期间比赛打得不多，参加市高校联赛连小组出线的资格都没有。记忆深刻的有这么两场球。一场是输得最惨的。对手是上海高校女篮的头号种子，年年都是参加全国大学生联赛的上海高校队的首选。她们的队员以前大都是市少体校的，据说还有国家青年队下来的，个个专业，人人厉害。还没开打我们心理上就已经被打败了。最后比分是十九比九十，这十九分里有四分是人家最后也许不忍心让我们太难堪，消极防守时我投进的。另一场是自己最得意的。对手是个工科院校，估计她们这样的工科学校女生也不多，场上打得好的只有一人，得分都靠她。我们的教练看清了这局势，下半场起派我去盯住她。我发挥了我防守站位好的特点，再豁出去跟她拼体力，一对一半场紧逼盯人，把她盯得死死的，没法投篮。最后她恼羞成怒，连连带球撞人犯规。她们那里群龙无首，我们这里野兔子们趁机大举进攻，连连得分，赢了这场球，为学校挣回了点面子。
直到现在，球类运动仍是我最喜爱的运动。锻炼身体说起跑步，游泳什么的总是提不起我的兴趣，但一说到打球我还是心痒手痒，一叫就到。现在有时会和朋友一起打打消遣篮球，不过现在膝盖不好，也跑不快了，当年引以自豪的唯一的一点优势也没有了。现在的优势是嘴皮子，看篮球时给女儿评球讲解，专业术语一套套的可以镇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