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过春节对我来说喜悲参半。悲的一半就像正在愈合的伤疤，外面的结痂是不能碰的，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对我来说那会是钻心地疼痛。
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过年了，外面鞭炮齐鸣，家家户户吃饺子过大年，热闹非凡，而我们一家五口因为爸爸是右派而不得不灰溜溜地躲在家里。就这样也躲不过无缘无故的骚扰。不时，我家的大门便传来砖头砸门的声响，有一声的，也有连续几声的，“砰砰砰”响声震耳，恰似天崩地裂一般。吓得弟弟妹妹紧紧地抱着爸爸妈妈，那个架势似乎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似的。朋友们读到这里可能禁不住要问：“那些砸门的砖石是从哪里飞来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得不摇头苦笑。因为这些砸门的砖头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那些大院里不懂事的孩子们受到当时宣传的影响对地富反坏右做出的“惩罚”。看到妈妈两眼都是滚动的发光的泪珠，我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几次想冲出去抓住扔石头的那些比我大一点的孩子们拼命，但都被妈妈紧紧地抱住。妈妈说：“儿啊！别给你爸爸惹事了，何况你也打不过他们。”妈妈颤抖的声音里流出了害怕和恐惧。
我的童年时代过春节喜的一半开始于文化大革命的中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小将好斗的兴趣下降，我爸爸工作的山东大学里又出现了一所大学本应该有的令人心慰令人愉悦的景象。随着一队队工农兵大学生高唱红歌进入大学殿堂，大学外面的牌子上竟然换成了山东科技大学的字样，被称为臭老九的爸爸又有人叫老师了，并且因为“带罪”讲课讲的好，居然可以涉足于与军事秘密有关的教育课题，带回家的书书本本上都有一行大红字——内部材料。令人奇怪的是这位解放前毕业于西南联大从小过目不忘的爸爸竟然不计前嫌，无怨无悔，忘我地工作。至今想起来，我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独裁统治太可怕了，它就像一张看不见的魔网，把一个个血性方刚，正直的知识分子变成了逆来顺受被卖了还叫好的工作机器。
那时侯尽管生产开始恢复，吃的喝的依然少的可怜，用十室九匮来描述也不为过。比如城市乡镇凡是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每人吃的粮食都有定量，并根据年龄和照顾的程度来分配。一般每月每人的粮食定量在28－30斤范围内，小孩子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就更少了，而且是粗粮过半。面食，肉类，鸡蛋和食油等也按照月份定量供给，凭票卷严格控制。这就有了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司空见惯的用粮票换鸡蛋换大米的现象。直到现在我脑子里还会出现农民大叔扯着嗓门喊叫的声音：“换大米了。粮票换大米了。”
在那些不求物质求精神，饿着肚子干革命的日子里，最令人期待的就是过年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过年之前政府会发给平民们一些平时不可能得到的票票或平时不可能用的本本（称之为购物证），去买平时买不到也见不到的肉食品，去买与水冻在一起的黄花鱼和带鱼，去买又肥又大的瞪着眼珠子的猪头，去买人见人爱的猪肘子，去买平时见不到的羊肉和牛肉，去买粗大的猪蹄子和冰冻的肥鸡和肥鸭。有一次妈妈还买到了一只肥鹅哩。
为了买到年货，比我小一岁高一头的妹妹总是在妈妈的反复嘱付下，在大年三十前的一天便站在瑟瑟寒风下，袖着手挤在臃肿的队伍里，而队伍的前端直接与位于我们大院门口的唯一的一家国营菜店的大门相连。焦急等待的目光像暴风雨中连绵不断的闪电一样从人群中惊涛般地滚出，冲击着菜店的那两扇降紫色的大木门。人们的这些焦急等待的目光就像一位老人扯着嗓门在狂吼：“怎么还不开门哪？”其实菜店里空无一人，天刚蒙蒙亮哪！
大年初一的早晨家家户户突然变成了熟透的苹果，走近了闻一闻，用山东话讲喷香喷香的。一时间，我住的大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拉风箱的声音。而我哪？一睁开眼睛便急急忙忙穿衣起床，顾不上洗脸就往小朋友家里跑。就听到妈妈在我的身后叫喊：“回来，快回来，一年一次的新衣服还没穿上哪？”
冲到小朋友家门口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像一只小老鼠似的“嗖”的一声就钻了进去。看到眼前的一切，我竟然被惊吓得像一棵枯树。原来与我要好的这位小朋友正与家人有说有笑地围在桌子旁边包饺子，桌子上还放着几个大瓷盘子。一个盘子里装满了有半个哈密瓜大小的白馒头，馒头上有波浪式的花纹，花纹间插着紫里透红的大枣。另一个盘子里摆着像小山一样，用木头模子扣出来的表面涂着红彩的用面粉做的大寿桃。其他几个盘子里装有各种各样用模子做出来的宠物，比如小猫啊，小狗啊，小猪啊等等。因为这些人造的宠物里都放了糖，不但好看，吃起来还甜蜜蜜的。在那一刻。我把眼睛都看直了，无意识地把食指放在嘴里，使着劲地舔着，还不住地咽口水。
而我的家就显的比较单调。妈妈因为从小是大家闺秀，只会做大锅饭，包的饺子馅子少得可怜，像扁豆似的。就是这样，每次我都吃到肚子胀得像皮球似的才肯罢手。还是过年好， 饺子是管够的，鸡鸭鱼肉也是随便吃的。爸爸从小出外读书，也没干过家务，想不到他有一手做鱼的好手艺，他做的红烧鱼对我来讲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所以，春节就是爸爸当大厨的日子。
最令人头疼的事末过于过年前的几天。在那几天里我突然像患了魔症一样竟然做出了老和尚念经的事。一有时间，我便缠着妈妈嘟嘟囔囔地重复着一句话：“给我几毛钱吧？给我几毛钱吧？我要买炮仗！我要买炮仗！”
“不是已经给过你了吗？”
“不够。我还要！我还要！”
到现在我都引以为豪。为什么？因为每次要钱到最后我都是赢家。
有了钱我仿佛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大娃娃，小步加快跑地往大学旁边唯一的一家由三间大瓦房组成的百货商店去买一百头的小鞭炮（简称小鞭，是一种像筷子粗细，有两厘米长的爆竹，一毛钱一包），记得买小鞭经常要排队。
当时除了到那家商店买小鞭外，还买一些大雷子，也是一种爆竹，有蒜臼子粗细，炸起来威力无比，响得吓人。有许多农民伯伯经常推着独轮车或挎着背包到我们住的大院里卖自己做的爆竹，个头像大拇指似的，爆起来虽然不如大雷子威武，但比小鞭响亮多了。有时侯也能买到二踢脚，这是一种长长的爆竹，火药线在爆竹的底部，放的时侯手指夹在炮仗的头上，爆竹爆炸后，手里抓住的那一部分会飞到天空中再爆炸。还有一种叫摔爆竹，摔在地上就会响。有些调皮孩子有时用弹弓把摔爆竹射在人们的身边。于是 “嘣”的一声响，把人吓一跳。我到底干没干过这种恶作剧，记不起来了。
我在童年时代过春节最幸福的时刻非大年三十的晚上莫属。一家五口人围在大桌子旁边又吃又喝的，人人都穿上了新衣服，家里到处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吃完饭后还有苹果吃，有瓜子嗑，还可以疯在外边放鞭炮。那个幸福啊就别提了，直到现在我都找不到当时幸福的感觉。唉！人老了生活好了幸福指数怎么反而下降了呢？
吃完大年三十年夜饭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冲到屋外。虽然外面冰天雪地，寒风嗖嗖，我们一个个竟然神气活现的像快乐的小老虎，用冻的发抖的小手牵起了滴着火星子的滴滴筋，还不断地在空中划着，在黑洞洞的漫长的冬夜里，我们用飞腾的火星子演出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火树银花和龙飞凤舞。
随着四周不时地传来噼里啪啦，鞭炮齐鸣的喜音，我们便忘了寒冷，忘了自我，急不可待地把衣袋里藏着的大大小小的爆竹掏出来。在第一时间，我先甩出去七八个声音像马鞭声的小鞭，又点燃了几个象大拇指粗细的中爆竹。随着爆声震耳，几位小朋友也手舞着滴滴筋加入了本属于我自己的放爆竹的小阵里， 还打打闹闹的，把点燃的小鞭扔到我的身后。一时间，爆竹的爆炸声，装腔作势的惊吓声，打是亲骂是爱的叫骂声，还有弥漫在寒风里的烟花味道把大年三十的夜晚渲染成了人生大喜大庆的日子。我的一生中，有没有比我小时候大年三十的夜晚更值得留念的时光？更值得记忆的时刻？我真的怀疑。
这还不算完，大一点的孩子们在我们的爆竹声声的吸引下迈着豹子步急匆匆地跑来了，其中一位是我们等待已久，仰慕的孩子王。一见到这位孩子王，我们竟然宛如一粒粒铁砂子见了吸铁石一般，“忽啦”一下子被他吸引了过去。我们还用讨好的眼神看着他。没想到的是在我们献媚的眼光里，这位比我们大几岁，个子比我们高半头的孩子王总是摆出爱答不理的样子，把那冻得像弓一样的腰突然间伸成了笔挺的树干，那躲在袄袖子里哆哆嗦嗦的手也扬在了空中，像演舞台剧一样笔笔划划，一甩一甩的，竟然有了几分英雄的气派。再看这位孩子王的嘴唇，竟然拧成了油炸麻花的样子，他还牛气地翘着猪样的鼻子，本来圆圆的眼珠子也故意地挤成了三角眼。“闪开，闪开，看我的。”那位孩子王从棉袄布袋里掏出了几个长有十几厘米的，与长颈茄子的脖子一样粗细的特大的大雷子，然后放在了大路的中间，用火柴点燃从大雷子头的中间伸出来的短短的火药线后，便双手捂着耳朵，撒腿就跑，还大呼小叫地喊着：“要炸了，要炸了。”而我经常会躲在离大雷子八九米远的房脚下，缩着身子，探着头，双手的食指紧紧地塞在耳朵眼里，两眼还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冒着火星子的火药线。也就是喘口气的时间，伴着“轰隆”一声巨响，爆炸的大雷子竟然变成了红光灿灿耀眼的火团，真刺激，真好看。爆炸声远去的同时，我们的嘴里会情不自禁地飞出一阵阵惊叹的嘘嘘声。由于这种大雷子爆起来“威力无比”，自己放是不敢的。我买的大雷子都是这位孩子王帮我放的。直到现在，我想起来脸上仍然有火辣辣的感觉，羞臊的不敢抬头呢。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放完了鞭炮后，十几个小朋友便凑在一起玩捉迷藏，并用石头剪刀布的方法来决定谁是找人的，谁是要藏起来的。一般来讲找人的是一个人，而要藏起来的小朋友有十几位哩。如果谁被这位找人的小朋友发现，对不起，这位被发现的小朋友就变成了下一个找人的，周而复始。我一般都在那位找人的小朋友蒙着眼睛还没有数到十的时侯，就藏在别人家的鸡窝后面，还经常趴着，搞的身上经常有一股鸡屎的味道。所以，我回家后，妈妈经常数落我：“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刚穿上的新衣服一转眼就变得又脏又臭。”为了能让我在大年初一有新衣服穿，妈妈总是不辞劳苦连夜加班，把我的脏衣服洗干净，再在炉子旁边烘干了才去睡觉。唉！比来比去，这个世界上还是妈妈最好啊！
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我非常贪玩，经常不知不觉地玩到午夜，大人喊着回家才罢手。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家里我就感觉浑身酸痛，眼皮子打架。而妈妈则把煮熟的冒着热气的饺子盛在大盘子里，端在我的面前。我哪？就像饿狼似地囫囵吞枣大口吃起来，不一会就吃的肚子胀胀的。于是我便跌跌撞撞地往床边走，经常躺在床上还来不及脱衣服我便歪头睡去了。等到我再睁开眼睛的时侯才发现我身上的棉袄棉裤不见了，身上盖了一床厚厚的棉被；才发现天色已经大亮，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大年初一的早晨又是另一种新气象。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放一串一百响的小鞭，也有的人家放五百响的小鞭，中间还连着大雷子。这些成串的红色的小鞭被长竹竿挑得高高的，爆炸时可有气派了。
在初一早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到处都有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好不热闹。等到长大了我才知道，再没有钱鞭炮是必须买的，还必须在大年初一的清晨在自家门口放。放完鞭炮后，地上就会铺了一层红红白白的彩花，让人看了心里生出喜庆。这样做既可以驱除邪气，赶走晦气，还能迎来财气哪。
大年初一的早上家家都吃饺子，大方桌上都放着四个大盘子，里面盛着瓜子，糖果和花生。有的小朋友家的桌子上还撒满了自家做的在锅里烤熟的小面棋（因为样子像棋子而得名），甜甜的非常好吃。虽然这种自做的点心我家不会做，但我家有别人家没有的大糖盒子，洋铁皮做的，有鞋盒子那么大小，表面上着暗红的彩，红彩上有用彩笔画着的小洋人，还有赶着洋马的洋车，是爸爸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位洋老师送给他的，好看极了。当小朋友到我家玩的时侯，我就会非常自豪地抱起这个大糖盒子，从里面拿出糖果分给他们吃。然后骄傲地说：“你们见过洋人吗？”
“没有。你见过吗？”
“当然了。你们看！”顺着我的手指的指向，小朋友们一边看着糖盒子上画的洋人，一边惊叹道：“啊！原来洋人是这个样子。长长的脸，尖尖的鼻子，高高的额头，黄黄的长头发，凹凹的嘴。”
对大人来讲大年初一最主要事情就是拜年。爸爸妈妈的学生和同事都穿着新衣服，一波一波地来到我家，给爸爸妈妈拜年，还王先生长王先生短地叫着。我哪？趁着人多不注意便溜了出去，两只脚丫子一颠一颠的，笑嘻嘻地直接奔向我那位农村好朋友的家。
我走出近百座小平房组成的大院后，眼前出现了一片麦田，十几亩地的样子，麦田的尽头是用土胚砖盖的房顶上排着红的或灰的瓦片子的农房，一排一排的农房组成了大L型。村庄的北面是一条石子路，宽宽的一直通向山东大学的校门。
那时候，山东大学的周围座落着三个村庄，其中离我住的大院最近的那个村子最大，名叫红家楼，由三四百户农家组成。每家的房子都被一米多高，用土胚砖垒起来的院墙围着，院子有大有小，里面跑的不是鸡就是鸭，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我的一位发小的家就在村头。
大年初一的时候，我经常会去他家，不速之客似的。
我记得很清楚，大年初一我走到发小家门口的时候，经常会习惯性地一扬头，便看到两扇黑色的大木门，门两边的木框上和门梁上整整齐齐地贴着红纸黑字的新对联。他家的大木门的顶部和房檐是由木板和方木条块做成的，像帽子一样盖在门的上端，帽子顶上还铺着红瓦，下雨时站在门口可以躲雨。两扇大木门上还悬着碗口大小，闪着瓷光的铜环。我经常抓住铜环，咣噹咣噹地猛敲几下。于是，先是一阵狗叫声，然后是开门的声音，出来的往往是我的发小，两人便心有灵犀地交换着眼神，高高兴兴地来到由三间瓦房组成的正屋。屋内的地是黄土铺成，并经过碾压，被长时间踩踏后已经变得黑黝黝的。他家正屋的正中央有一张方方正正的木制的八仙桌，桌子的一边贴着墙根。此外，这张桌子的边边角角都雕着花纹，四条桌子腿有沟有槽的，上面也刻着花纹，四条桌子腿的末端还凸起，像穿着鞋似地踏在了地上。桌子的上方在靠墙的地方有一块一尺宽两米长的隔板，固定在土墙上，板子上放着煤油灯（当时还没有电灯）和茶壶茶碗。
一到大年初一，他家的这张八仙桌上摆满了大碗小碗，大盘小盘，里面都是饭菜。而我的眼睛却直溜溜地盯着一盘用黄米面做的年糕。农家做的年糕的样子与窝窝头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是农家做的年糕比一般窝窝头粘多了，里面还藏着红枣，吃起来又香又粘又甜，非常好吃，是我们大院里没有的。当我的发小发现我盯着他家的年糕直看的时候，便会非常大方地把一大块年糕窝窝头塞到我的手里。我便会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低下了头，紧紧地把这块黄年糕攥在手心里，生怕被别人看见抢去似的，两条腿还不由自主地往屋外移动。一到他家院子里，我还四处观望，发现院子里没有别人后，便低着头既迫不及待又狼吞虎咽地吃着那块又甜又香的粘糕，还装腔作势地用一只手摸着摇着尾巴的大黄狗，在我的发小的陪伴下享受着春节大年初一的令人欢悦的分分秒秒。当然，我也会把偷带的糖果给我那位农村小朋友吃。我们还不时地放着爆竹，两人有说有笑，又欢又闹的好不快乐。写到这里我自言自语地说：“我真不想长大。人长不大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