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章的威力
上次，我在《加州行杂记之五》中，谈到美国佬多不识公章。其实，我的家乡同胞中，不识公章的也大有人在。老母亲就是其中一位。
老母早年是僻居乡野的村姑一个，她的生活中没有公章的影子。缠小脚半途而废，操持家务，打点田土，完全不知公章为何物。进城为家庭妇女后，一度官拜街道居委会委员。尽管这委员是由公章来确认的，但她细心照料濒危病童、帮助陷入困境的外人、探望被关入牛棚的非亲属……所有行事、与人打交道，全凭感觉。虽然此时的亲友中，有人因着有公章红印的纸片而升迁，也有人因着盖公章的纸片而倒楣，但老母仍不知公章为何物。我比老母长进，但尝到公章的厉害，也是在中学毕业之后。
那是实现从红卫兵到山民转变的第二年。适逢春节前夕，一群一起落户到大凉山的中学校友，相约一道返回千里之外的成都。铁路未通，搭顺风车到达汉源县时，天色已晚，须住旅店。但因为没有盖公章的介绍信，我们成了一伙没有权利住宿的流民。在那天不干也会饿死手艺人的年代，【注】这道看似跨不过去的坎，竟然没有难住我们。我们能够躲过腊月间在寒风中露宿的霉运，全赖同行中两位才子。他俩一个写字，一个雕刻，不一会儿就将一个带泥的红薯变成了一颗公章，醺上红色印泥，然后一张天衣无缝的公社革委会介绍信就完成了。
那一次算是体会了公章的威力。但洞悉公章的奥妙，又等了10多年时间。
【注】千年俗语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
（二）公章的奥妙
10多年后，川大附近的九眼桥头，颇为红火的生意之一是刻章。虽说有规定，公章必须由公安局核准的店承接。但从样印上看实在不敢恭维的这些摊位，却公、私章生意照接不误。
我大学里有一位很令我佩服的徐姓同窗，书法和篆刻都十分了得。加上听说古文豪都是书画不分家，治印均属高手，我因之将刻章归为艺术创造的脑体结合劳动。可我万没想到，改开才10来年，这艺创竟如此普及。也没深想，为何这下嫁于街头的艺创，会成为一项红火的生意？后来在出差外省的途中，才找到了一点答案。
那次出差的目的地不是一个。中途换乘列车，上车后到10号车厢登记卧铺。负责登记的列车长，坐在隔开人们视线的一个小格子间里，让人联想起卖烧腊制品的柜台，总有一点被人克扣斤两却又无可奈何的感觉。这时只听排在我前面的老兄说：‘有软卧吗？我换一张软卧。’列车长接过老兄递进去的介绍信后不久，从格子间里发出声音：‘你不能坐软卧。要县团级以上才能坐。’老兄说：‘凭什么说我不是县团级呢？’列车长：‘你看，你那公章那么小，能是县团级吗！’
啊，车马有级差，单位有级差，这公章也就有了级差，而公章的大小就可改变人的级差待遇。我对九眼桥头刻章生意的红火，多少有了一点顿悟感。看来，犯罪学讲得有点码门：走投无路和利益诱使，都可能让人斗胆犯法。
（三）尺寸的背后
县团级的公章到底是多大呢？请教他人，答曰：正部级单位的公章直径是5cm,副部级是4.5cm，没有县团级的答案 。我把手边的材料清理一通，找到了一些章印：四川省人民政府，5cm ；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4.2cm ；四川省人事局，4.2cm。还有就是一些非政府部门的公章，例如：成都市新闻工作者协会，3.8cm；四川大学，4.2cm；还有一些诸如驾校、学科研究会、出入境管理等等尺寸不一的章印。虽然仍没有找到县团级的尺寸，但已经不重要了。看来，权力单位公章的尺寸，没有疑问，是与单位所拥有的等级权力相匹配的。
不难理解，我生长了几十年的家乡，历来是一个尊卑等级有序的社会，人们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无不处于这个尊卑有序社会的某个等级之中。躲也躲不开的公章，自然也难幸免。而不同尺寸的公章所彰显的不同等级的权力，又在控制人们的行动中，发挥着让一些人笑，也让一些人哭的作用。
从百姓居住的地域看，城镇高于农村。不管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三分人祸七分天灾，遇到如此要命的灾祸，先死的、死得多的一定是农村人。当城里人开始闹水肿时，农村人已死了一大片。我还记得，50年代刚进城那几年，走街串巷甚至走进院落卖小吃、补碗、磨刀、弹棉花的人，有不少就来自城市周边农村。后来，村乡变队变公社后，就很少见到他们的踪影了。据说是农村五匠出村，必须持有队里盖公章的批准信。亩产万斤的卫星放完后，人们开始饿肚子了，城里人有定量供应的粮油肉菜，生产粮油肉菜的农村人却没有起码保障。饥饿开始威胁到生命时 ，我家的农村亲戚也手持队里盖公章的介绍信，到城里来寻求帮助。后来批准他们外出的公章提高到公社了，再后来干脆不准离开乡村，免得他们到处抹黑。我们再得到他们的消息时，他们中好些人已经去到永不用焦愁饥饿的天国了。
自然城市也是有等级的，有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辖市之分。而省辖市中又有副省级与地专级之分。直辖市则有首都与非首都之分，首都当然是最高等级。人们趋之若鹜挤进首都，虽然可以向世人宣称‘俺是皇城根天子脚下的’自豪感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恐怕一切优先保障首都才是主因。至于方便与皇上身边人拉关系，大概也是不弱的动力之一。至于从天而降的雾霾，将会对首都的霸主地位产生何种影响，那是后话的后话。
这居住地的等级差，其实折射的是人与人的等级差。上了文件的工老大、农老二、兵老三，照例这些文件都是盖了公章的，且在报纸、杂志、广播、宣传人员口头上无处不在，但还是说说而已。大家心知肚明，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真正经受住了考验的还是官老大。官与时俱进的称谓，现目前叫领导。与‘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配套的是：‘千错万错，领导不会错’。既然不会错，那还用得着让平头百姓评头品足吗？需要的当然只是掌声响起来，马屁拍起来。借用一个话说，既然伟光正了，不歌颂，难道抹黑吗？官员的等级，最简单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他有权使用多大尺寸的公章。那位掌握软卧票的列车长，其实是吃透了国情的。
（四）三子与四子
仿如英语中的take和the一样，汉语中也有两个出镜率很高的字：吃、子。前一时网上有一个俩大国元首对话的段子，把吃字的无处不在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让人忍俊不住。子字虽不如吃字的名气那么大，但份量却一点不比吃字轻。光是一个孔夫子，就让我的父老乡亲顶礼膜拜了2000多年。社会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拿这个‘子’来说事。我查了一下《辞海》，对子的用法开列了10种以上，对人的尊称仅是其中之一,且还有未入列的用法，例如文革中的三子和四子。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用阶级斗争理论这一外来文化，将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扫荡殆尽，成功地实现了对国家主席的权力和个人生命的剥夺。在千百万人吃尽了苦头时，也让‘权权权，命相联’，在相互之间打得死去活来的保皇和造反各派中，成为最普及的口号之一。
象征公权力的公章，因带着把子，让权力有了一个别称：印把子。拱卫印把子的还有另两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文革中的‘文攻武卫’，都是围着印把子转的。枪杆子是出政权的硬家伙，对印把子的要紧自不待言。看似温柔的笔杆子，其重要性有两件事可以佐证：一是大独裁者斯大林把宣传部称作‘第一部’；二是文革发明人兼发动者将宣传部放在自己身边。武装部、组织部都没有成为第一部，也未能成为最高领袖的身边部。以摇笔杆子为生的陈伯达、张春桥先后成为最核心的领导成员，也是一个明证。
笔杆子在保卫印把子中的作用，借用一句话说是海水不可斗量。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国家主席，竟可以在口诛笔伐声中，从有着光荣历史的领袖变为‘叛徒、内奸、工贼’，从而丧失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笔杆子还能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时，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出喜大普奔（喜讯传来，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这种无中生有的神功，非笔杆子莫属。当然，没有印把子和枪杆子，这笔杆子又啥都不是。
那时，与‘权权权，命相联’同样驰名的口号还有：‘有权就有一切’。这‘一切’中自然包括钱。钱别称票子，是文革中除印把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之外最著名的第四子。不过那时‘有印把子就有票子’还比较羞答答，不像当今那么‘赤果果’。文革中硕果仅存的唯一主席 ，他身边的人回忆他听到说钱时一脸厌恶表情，他还绝不亲手沾票子。文革中他废除了稿酬制，但以他之名出版的海量著作，稿费收入却从没停止过。也许这就是印把子与票子关系羞答答的原因。
如今，已是有权就有钱的公开化时代。靠盖一个公章收取多少钱，仅是发财中的小巫。你掌管的印把子足够大，就会有人给你送足够多的票子。印把子与票子的辩证关系也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权就有钱是一方面，有钱也可买到权是另一方面。我四川家乡的李大人，不就是从在东北花票子买印把子开始发迹，最后做到省级高官的吗？
（五）疯狂的石头
其实，世上原本只有私章而无公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且刻制私章也颇成气候。最早也是最大的公章，据说是秦始皇时的传国玉玺。玺者印也，玉玺即是由玉石为材质的印章。把六国尽入囊中，也是百家争鸣局面终结者的秦始皇，垄断了大一统国家的权力，也垄断了用玉石刻章的权力，玉玺就成了皇帝印章的专称。朕即国家，本是皇帝私章的玉玺就成了代表国家权力的公章，由一颗玉石雕刻而成的私章就成了传国玉玺。
究其渊源，传国玉玺就是一块价格高昂的石头。有一个成语叫完璧归赵，说的就是这块疯狂的石头变玉玺之前的故事。这块名为和氏璧的石头不知怎么从楚国跑到了赵国，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垂涎，给石头开价15座城池。当然这只是一个骗取和氏璧的虚拟价码。赵惠文王想做这笔生意，派出的使臣蔺相如没有上当，城池虽没得到，但和氏璧却完整无缺地回到了赵国。
赢氏家族独占和氏璧的梦想，直到秦昭襄王的曾孙赢政灭掉六国独霸天下当上始皇后，才得以实现。以暴力夺得天下者，无不期盼江山永固、子孙永继，却又无不担心自己家族坐江山的正统合法性受到挑战。历朝皇帝都会装神弄鬼、编造神话，皆缘于此。在你争我夺中名声大振的玉石，也于是派上了用场。秦始皇命人在和氏壁上刻下：‘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虫鸟篆字。一块疯狂的石头就此成为国之重器，成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
10多年后，这颗化国为私的公章被汉高祖刘邦得到，姓赢的石头就改姓了刘，但这块身价狂升的石头并未从此安生。在王莽的新朝时期，又一度姓王。东汉末年，诸侯争夺帝位，伴随着争夺这传国玉玺。于是，我们才能在《三国演义》中读到董卓、孙坚、袁术争夺这块石头的疯狂章节。
此后，这块石头一路改姓。传到唐朝改姓李后，依然不能‘既寿永昌’，至五代十国时竟至失去了踪影。大约过了700年，说是这块刻了字的石头重现，被人献给清皇室多尔衮，让爱新觉罗家没有了朱元璋的遗憾。这位和尚出身的朱皇帝声称有三大遗憾，首憾就是：‘少传国玉玺’。不过，到乾隆皇帝时，这位号称博学的皇帝却鉴定，多尔衮得到的传国玉玺是假冒伪劣之物。于是决定另起炉灶，命人用玉石新刻了一枚。
（六）无中生有是为大
有人考证，中国历史上化国为私的皇帝多出身豪族地主，但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汉高祖刘邦，再一个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尽管都是用暴力——枪杆子前身的刀把子——夺得的天下，但豪族却更显得理直气壮，很有一点‘天下本来就是老子的’ 气概。故700年没有秦始皇时的玉玺，并不影响他们争夺政权和执掌政权的信心。而生于农家的朱元璋，没有秦玉玺就感到底气不足，惧被讥为‘白版皇帝’，故有上文所说的‘首憾’（朱皇帝的另二件憾事，据说是没能迁都家乡凤阳和未能剿灭蒙人）。而获得‘ 康乾盛世’冠名权之一的乾隆皇帝，敢于宣布前几任先皇帝所用玉玺是假的，则是历史上一个中土外来政权 ，执政信心爆棚的展现。但他和他之前之后的皇帝们，却无一人敢于不用玉玺而号令天下的。即使没有 秦主留下的玉玺，也要自刻一枚，以为镇国之宝。
有人研究东方权力文化，指出其特点是暴力+阴谋。但这一概括，看来还有待补充。历史上那些不同姓氏的皇帝们，尽管他们家族掌控的政权，都是靠暴力抢夺来的，但他们都不敢把暴力奉为理当掌权的依据，不敢明言谁的拳头大谁就该当皇帝。他们无一不宣称他们坐上皇位是天意，他们是替天行道，是奉天神之命来统治人世的。早在夏末，汤讨伐夏桀时就 誓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到汉朝时，董仲舒将其理论化，提出天人感应说，认天为‘百神之大君’，是能够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皇权是由上天所赐。皇帝受命于天，是天子，是天的代表。天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了昭告世人，他们夺得的皇位不是当强盗抢来的，而是天意，是奉天承运，祭天就成为皇帝即位后的一项大典（也才因此为后人留下了天坛这一文化遗产）。被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则将一块石头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使其成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
简而言之，几千年来，靠暴力取得政权的皇帝，既不敢将暴力夺权合法化，也不敢白话自己就是神，还得用祭天之礼和一块石头来表明自己该坐天下。但这种东方文化 ，从上个世纪开始改变了。争夺权力的人们不再在暴力问题上遮遮掩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至理名言。最高领导人也不必扮演天的代言人角色，他自己就是真理化身的‘救星’ ，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战无不胜的天神。
董仲舒讲天人感应，帮了皇帝坐稳天下的大忙，却也给皇帝套上了一个紧箍咒。既然君主为上天所选择，君主有过失，上天当然也会降罪。天现祥瑞是在表彰帝王，而灾异的出现则是因为施政者的过失所致，是一种天遣。出现自然灾害或社会异动，皇帝就必须下‘罪己诏’，自称无才无德，还要‘避殿、减膳、罪己求言’，或赦免罪犯，‘ 詔求直言无隐，以补过失’。仅董仲舒所在的汉朝，就有15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北宋末年 ，在金兵兵临城下之际，宋徽宗也发过一个罪己诏， 言曰 ：‘言路蔽塞，馋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 。赋税竭生民之财,戌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
随着人变‘救星’、人神合一，开启了施政者不须向天谢罪、向民谢罪的新时代；开启了历史不须秉笔直书，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天天大好、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光辉时代，社会从此没有了黑暗、没有了弊病。随着人神宣布阴谋变阳谋，再没有了反对之声，社会管治变得简单起来。倘有社会缺失，例如饿死人、冤狱、动乱等等，那一定是自然灾害或境外帝修反所为，或者是国内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捣乱，或者‘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全国从上到下只有了一个声音，东西南北中实现了高度统一。伟大的人神在城楼上一挥手，百万千万青少年就会像着魔似地在各地动手打砸抢抄抓。
人与神合一了，神授权人坐江山的信物也不需要了，英明的人神终结了持续3000年的玉玺情结。他的一张大字报，一张仅有他个人署名一张纸，就将经他提名，并经过漫长时间、复杂运作才登上国家主席位的那个人，拉下了权力宝座，且将其送上了黄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