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娃娃”们安份守己做顺民，从几十年到上百年不等，仍避不开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命运，最后终于忍无可忍，聚集为改朝换代的巨大暴力。当战场上金戈铁马的喧嚣、成千上万人撕杀的怒吼，都归于平静之后，社会又渐渐回复到战乱前的平静状态。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抛头颅、洒热血，付出鲜活生命的惨重代价，改变的却仅仅是朝代的名称、皇帝的姓氏。
从秦到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变来变去，不管朝代叫秦汉隋唐还是叫宋元明清，皇帝是姓嬴刘杨李赵朱，还是姓孛儿只斤或爱新觉罗，新的统治者总是依循旧例，更加仔细、更加坚决地修补和完善金字塔似的社会结构；新的皇帝依然端坐金字塔尖，以天道之名驾驭百官、 统御全国百姓。社会的纵向梯级关系，其稳固往往超越前朝。
如果说“赶走旧皇帝，迎来新皇上”仅仅是发生于一两个短命王朝的历史事件，也许还可以找出理据,推说是历史插曲。但代代如此，且绵延几千年，“偶然”一词在这里就苍白无力了。还有人把皇帝的产生，归因于戴上皇冠之人的邪恶。虽不能笼而统之地说这是倒因为果的说辞，但我们至少可以就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邪恶的人，才能战胜众多凶恶的竞争对手，从而登上孤高的皇位呢？
我们的先辈——千百万也有忍无可忍时候的“乖娃娃”，如果没有他们对新皇帝的企盼、没有他们对皇帝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默认、没有他们对皇帝所任命百官的逆来顺受、没有他们对被以皇帝名义冤屈的人们的歧视或敌对……，皇帝还能一朝又一朝地复制、帝制还能一代又一代地延续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意味着吃苦耐劳、忠诚老实的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容忍邪恶、赞成邪恶呢？恰恰相反，我们的先辈，他们嫉恶如仇，相信人本善，也追求至善至美。为实现风调雨顺，他们创造了呼风唤雨的龙王和二郎神等偶像；为保家宅平安，他们创造了打鬼的钟馗和众多的门神；为实现丰衣足食，他们还创造了谷神、厕神、财神等等。恐怕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的祖先那样，能创造出如此众多的、高人一等的神灵，来保佑自己风雨飘摇的家园，来为捉摸不定的前程壮行色。而在充满节日热烈气氛的祭拜仪式中，平时被禁锢的心灵获得了慰藉，被压抑的天性也有了释放的机会。
可离开与物质财富直接关联的领域后，我们先辈们的创造力顿时大打折扣，在社会管理上始终未能跳出氏族部落模式的格局。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庞大的部落，这庞大部落就听命于一个势力最强大的家族——在你死我活的皇帝大位争抢战中获胜的家族。可悲的是，我们善良的先辈们却相信，这是“天意”，打着“奉天承运”名号的皇帝是半人半神的“ 天子”。他们虔心相信：泉水本是清凉的，流到山下就变浑浊了；皇上没有错，就是贪官污吏太坏。即使他们忍无可忍参加了反皇帝的造反队伍，那也是因为“苍天已死，黄（皇）天当立”，反的是坏皇帝，要迎来的是新的好皇帝。
我们一贯温顺的先辈们，突然爆发出颠覆一切的力量，令新朝皇帝不得不视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因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让各地豪强和手下百官的恶行收敛一些，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创造财富，日子过得宽松一些的同时，也让皇宫国库变得充盈。这些历史上的所谓盛世局面、平民百姓好过一点的日子，正是我们的先辈们自己“挣”来的。我们的先辈们拯救了自己，创造了新王朝的繁荣，按理被他们养起来的皇帝和百官应当感谢他们，可一切都是颠倒的、扭曲的。我们的先辈们不知道去感谢真正的救星——自己，而视新皇帝为救星，对“皇上”、对“青天大老爷”感恩戴德、诚惶诚恐。被皇帝、百官、御用文人颠倒和扭曲了的现实世界，在我们先辈的头脑里也是颠倒和扭曲的。颠倒和扭曲的大脑，是创造不出老百姓不需要铤而走险的社会制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