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老杨仕途坎坷的原因，有人说是被朋友黑了。还有人进一步深究，说是老杨不知‘远小人、近贤臣’，故有此难。更有人穷追：‘为什么我们的制度总能让小人得逞呢？’我没有顺着他们的思路去追问这种纵容小人的制度为何能持续存在，却在颜色问题上有了想法。色彩是什么时候进入社会领域，并成为人身份等级标识的，没有研究过，仅对成语大红大紫略知一二。据说它源于唐朝官员五品以上穿红、三品以上穿紫。而后来用红色来代表革命，不知是否与革命胜利后幸存者可以做官有关联。
我认识老杨的年代被称为毛XX时代，是红色至高无上的年代。人们的穿着像人们的大脑一样单调，但人人都有用不同色彩标识的政治身份。先是要人们‘又红又专’，否则就是走‘白专道路’，就要被‘拔白旗’。一旦被拔，你就成了另类，就注定要过被歧视、被斗争的生活。后来，黑白不再分明，‘态度不好’的通通归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黑五类）。再后来，这黑的队伍一度增添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变为‘黑九类’，知识分子也由此成为中国特色的‘臭老九’。而先前的黑五类和后来扩编的黑九类，都必须接受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专政。这种状况直至冠名这个时代的老人归西。
我结识老杨并获知老杨浪漫故事的时间，正是黑九类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年代后期。那时成都的前黑八类中的后三类，主要被集中在米易湾丘、西昌马道两个‘五七干校’里，而黑五类中的‘右派分子’，有的就在我们当农民的山里。我们落户的团结大队，三队有一个不太出名的金姓右派，在山下的红旗大队有一个刘姓右派则很出名，他的手工竹编蚊帐，据说在广交会上引起了轰动，成了创汇产品。
那时农村人干活记工分，凭工分兑现粮食和现金。但也有例外，就是黑五类有时干活是不记工分的。每当此时，他们就是最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据未经细查的信息来源说，华弹70年代初建成的公社新大院，就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黑五类奉献精神的体现。我在成为国家干部后，也与小廖一道目睹并享受了一次黑五类不得不做的奉献。
那是我第二次到金江公社时。第一次，我与董大叔坐木船漂流金沙江的上岸地点就是金江公社。那一次对这个历史上还算有一点小名气的六城坝，只增长了一个知识：‘石头旮旯好庄稼’——在这个遍地石头的地方，却能种出好的庄稼来。那次是作为知青和农民穿越该地，不可能被当地首长接见。而这第二次，我与小廖是跟随领导去的‘县上来的人’，公社罗书记第一时间就亲切会见了我们。大块头的罗书记浑身都散发出一股豪爽劲儿，我们刚刚坐定，他就宣布：‘今晚我办招待，一起喝酒。’
快到到烧晚饭的时间，负责张罗的办公室主任来向罗书记汇报，说伙房的柴不够了。老罗笑着看看我们，说：‘等一会儿把广播打开就有了。’在公社周围人家冒出炊烟的时候，公社的广播喇叭响起了老罗浑厚有力的声音：某某队的五类分子某某某，马上把柴送到公社来。这个不容抗拒的声音，也从广播线路传到家家户户，震响挂在墙壁上的扬声器。当天的晚餐就在书记办公室里，大家兴奋地边吃肉、边喝酒。馋人的腊猪肉、香香的白米饭和鲜鲜的菜汤，是罗书记招待的，却又是用黑五类奉献的柴烧出来的。
第三次到金江公社，是检查种植计划落实情况，又见识了另一种黑。会议室里坐满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罗书记一个队一个队的点名，被点到名的队长就报出他们队所种植的品名和亩数，我和小廖拿着办公室主任交给我们的种植计划表，一项项地对照。所有队都被点到并汇报完后，我和小廖同时发现，油料作物兰花子未达到计划亩数。我们向罗书记指出这点后，老罗似笑非笑地把眼光移向后排位置上，说；‘让黑队长给你们说吧！’我冒了一句：‘你们这里有姓黑的？’会场里发出了嗡嗡的笑声。略显消瘦的‘黑队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凡是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全部包了。请县上同志放心！’
这位表态如此豪迈的黑队长，当然不姓黑。他是金沙江斜对岸云南大寨大队的支部书记。大寨收成太差，养活不了那里的人，他于是领着一部分乡亲，来到这‘石头旮旯好庄稼’的地方讨生活。罗书记容留了他们，并巧妙地将部分计划任务交给他们去完成。县里对此早已知道，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不说破而已。于是，这个没有宁南户口的外来群体，就成了一个黑下来的生产队，领头的书记就成了黑队长。
1986年，国家改革开放气氛正浓的年头，暑假期间，课题组因抽样抽到宁南县杉树乡，我又一次回到了宁南。8年多前，离开宁南去川大上学时，全县的统计人口仅8万多。这次回宁南，统计人口陡升至13万多，净增约5万。这是再高的人口出生率也创造不出来的奇迹，更何况是强制计划生育的时期。即将调任甘洛县委书记的老崔笑着对我说：‘主要是黑人黑户的贡献。过去不准上户口的黑人黑户，现在都转为宁南户口了。’我恍然大悟，当年为完成农业生产计划做出贡献的黑队长与他的乡亲们，又为宁南的统计人口增长作出了贡献。（《山里那些人，山里那些事》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