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沽湖东岸的盐源县，在行政上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条蜿蜒的山间公路，把泸沽湖和州府所在地的西昌市连接了起来。如今的西昌，已是世界名城。它的著名，一是因为火箭发射场近在咫尺，二是由于凉山彝族同胞就生活在它周遭的崇山峻岭之中。
有友提出：西昌因彝族而出名，还是凉山彝族因西昌而出名？我仅能告诉他，在民族、民俗和社会学界，凉山彝族的名气早就超越了西昌。西昌成为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在这之前，凉山州的首府在昭觉县。但那也只是50年代之后，由政府确定的行政关系。
50年代以前的凉山彝族社会，没有军队、没有法庭，没有政府，整个社会以血缘家支（家族）的方式管理。它没有行政中心，但却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以及大量不与他人构成主奴关系的居民。它虽然还没有产生官僚阶层，还未及形成金字塔似的社会结构，但与摩梭人的扁平社会相比较，有很大的不同：它已开始塔形化了——上下尊卑的社会结构出现了。
在凉山彝族传统聚居区的边缘地带，一条茂密的森林带横亘在山腰。森林带之上的高寒地区，通常是彝族同胞的活动天地。森林带下面的河谷与平坝地区，则通常是汉族等其他民族同胞生养之地。在历史上，这条森林带成了凉山彝族社会与外界社会之间的楚河汉界。山下的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一不想把统治势力延伸到山上。到明、清和民国之时，土司也封了，办事处也设了，但依然楚是楚、汉是汉，没有留下任何一支官军驻扎的历史记录。创造最后一次失败记录的，是1950年那支在昭觉解放沟覆灭的国军。
汉族民间创造的俗语：“槽（朝）内无食（事）猪（诸）拱猪（诸）”，其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没有外族进犯时，彝族同胞的兴趣，更多地放在“打冤家”上。一星点的小事，都可以引起不同家支间的械斗。（据说，引发打冤家最多的，是关于猫的。彝族同胞对猫，比西方人对狗更为看重。）那一次，家支械斗正战犹酣时，有人高声呼叫：“汉人打进来了！”械斗嘎然而止。参加械斗的人不分家支，马上回到各自家里，背上炒面，扛上枪，出门各自寻找战斗岗位。这支国军，就在他们的人自为战中消失了。组成这支官军的许多人，也从此改变了身份。当了几年奴隶娃子，民改后不再是奴隶了，还成了彝族同胞中的一员。
彝族同胞当然不仅限于被动地等待送上山来的奴隶娃子，时不时还有人越过楚河汉界的森林，下山去劫掠一些人上山为奴，补充增长甚为缓慢的劳动力。凉山彝族社会从扁平到塔形的转变，就是这样在暴力的催生下逐步实现的。
暴力使原本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一部分可随意支配他人的奴隶主，也出现了一部分不得不受人奴役的社会成员。暴力是社会平等的破坏力量，也正是暴力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不平等的塔形社会结构。暴力可以保护暴力持有者内部的“恐怖平衡”，却从来不可能带来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在今天的国际社会是否也是这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