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每一个王朝而言，从诞生到覆亡，都有过头大尾小的反贪腐活动。当它还有生命力时，它还能真正地肃一点贪；而当它临近覆亡、贪腐之气在全社会弥漫时，它连肃贪的能量都丧失了。这又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纵向社会的“周期率”。
明末的崇祯皇帝，是帝王史上少见的不贪财、不好色、不懒惰，天分不算低、身体也不差的皇帝。他因即位后处治魏忠贤而“天威大振”，而后他在内忧外患之中废寝忘食、日夜操劳，仍扭转不了大明王朝覆亡的命运。后人的评述，多集中于他的领导方法的严重失误，而忽略了明王朝已“内囊尽上来了”，任是“天纵英明”也无法力撑天倾。其实，休怪满清铁蹄长驱直入，叹只叹上下贪腐、民不聊生，才会有他吊死煤山的悲剧。
在纵向社会里，统治者无一不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反贪腐活动，从来就是官僚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被动活动。它的动力源自皇帝的喜怒哀乐，而贪腐归根到底的受害者——社会公众，却对官员的行为既无知情权，又无监督权。对所有官员的升降、奖惩，公众都只能是旁观者，只能接受，无权置喙。因而注定了它对贪腐的监察活动缺少持久动力，被官场规则所左右，常常嬗变为官僚系统内权力斗争的工具。
明朝奸臣严嵩，并非出道之时就是奸人一个，读书、为进士之时，还颇有声誉，可当上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之初，就贪性大发。他以贿赂钱财之多少，决定考生的录取，当时即被认为是贪污之首。无奈皇帝垂爱于他，他不但未被治罪，反而变本加厉，迫害他人，害死夏言，叶经、曾铣等人。老百姓有句话：“ 讨人嫌，活千年”。被万世唾骂的严嵩，在那个年代居然活到87岁才一命呜呼。他的儿子 严世蕃亦颇有才学，但品性不端，仗着父威，横行无忌，豢养兵丁，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被斩后抄其家，得黄金3万两，白银2百万两，珍宝价值数百万。
前几年清宫剧风行，让天下第一贪的和珅家喻户晓。和珅擅于逢迎，歌功颂德，深得乾隆的信任，官至宰辅。他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乾隆死，嘉庆亲政，赐其自尽。抄没和珅家产值银8亿两，相当于清朝20年的财政收入。和坤的贪，乾隆皇帝是知道的，但他认为和坤是心腹，所以不抓他。乾隆死了，嘉庆要抓他，也并不是真要反腐败，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另外，当时国库空虚，抓了和坤也可解燃眉之急。所以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参见胡星斗：《奸 臣 之 国》）
官员的贪腐，与他们对百姓的压榨、与依附官府恶势力的横行，是同步加剧的。被排除于官府黑幕操作之外的愚民，虽不能洞悉“天子”、“青天大老爷”的虚伪，难于摆脱对他们的迷幻，但却对温饱的被剥夺、妻儿的被欺凌，是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他们被剥夺了对贪官污吏、黑暗朝廷的批评权，却在生不如死、没有人间活路的时候，对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长期逆来顺受的官府和恶势力，开展了“武器的批判”。这是纵向社会里每一个王朝最后都要面对的、无法摆脱的现实。
新的王朝，不管统治者是否外族，都是乘着这些“愚民”——“乖娃娃”们“武器的批判”之势，对旧王朝取而代之，开始新一轮的兴衰周期。明王朝的灭亡，崇祯的悲剧，寻根究底，还是纵向社会无可避免的社会性的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