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皇帝为金字塔尖的纵向社会，是从上到下逐层向下管制的社会，也是社会成员由下往上层层对上服从的社会。个人所拥有权利的大小、多寡，通常是由他们在这个权力体系中所处的梯级所决定的。越接近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往往权力就越大；越往下走，权力就越小。而未能进入这个按官职大小分配权力的官僚体系，就意味着随时准备任人宰割。人们要想减少自己利益的损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千方百计进入这个权力体系；二是想方设法依附这个权力体系中的某些权势人物、某个势力集团。
对第一条路的选择，最雄辩的注脚，是科举制度的兴盛。在那个时代，可谓一朝及第，门楣生辉，全家光荣，全族沾光，邻里乡亲皆刮目相看。一方面，科举制度为无权无势的人进入统治者行列，提供了现实可能，使原本僵化的等级社会保持了一定活力，对纵向关系社会的延续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它对中华民族许多观念文化的形成，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华人对教育的重视，是举世公认的，科举制度在其中的影响，至今仍不难发现。历史上，通过科举考试，把社会优秀人才一并网入国家官僚系统，让他们成为皇室家族的忠实捍卫者；同时也让社会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官位的追逐，培植起人们对权势的浓厚兴趣乃至迷恋和崇拜，也从而淡化了人们对社会其他需求的兴趣。这是中国古代科技、人文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是至今仍存在广泛影响的官本位文化的重要源头。
通过“学而优则仕”获取权力之路，并非人人都能走通。向权势低头，以行贿等方式投靠权势人物、权势集团，就成了社会部分成员的必然选择。唐时有元稹的诗《估客乐》，写东汉商人到达都城洛阳后：“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 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定，富与王家勍”。寥寥数笔，勾划出的商人通过与权势人物挂钩而巨富的画面，与1100多年后的今天，某些通过行贿与贪官勾搭上，从而暴富的情景，竟如此相似。
当然，行贿在纵向社会里并非仅是官僚体系外的人的行为。在官僚体系内部，行贿依然是不可避免的。行贿受贿，是权力不对称者之间的交易行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百多年的西周。陕西省扶风县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一对罕见的大口尊上所刻的铭文，记录了2880年前，发生在西周贵族间的一桩行贿受贿内幕 (见2006年11月15日《西安晚报》)。111字的铭文，大意是说：
一位名叫琱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那时严禁开辟不用纳税的私田、不允许多占用奴仆。琱生明显违反国 法，按律当究。正月的一天，朝廷指派名为召伯虎的官员负责督办此案，前往琱生的庄园调查。琱生害怕了，想到了贿赂。他先是给召伯虎的 老娘送了一件珍贵礼物——青铜壶，又给召伯虎老爸送了一个大玉璋。行贿到位，效果立显，召伯虎放了琱生一马。为表感谢，琱生又给召伯虎送去了一些朝觐用的 礼器“圭”。
行贿受贿、官吏贪腐，祸害民众，也冲击统治秩序，祸延统治者，导致他们的统治权不稳定。因此，纵向社会的统治者也反贪腐，也会制定出一整套监察制度来。按中央纪委信访室副主任、历史学博士修晓波的考证，中国古代从秦朝开始就形成了由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监郡御史等组成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以后各朝各代在秦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监察制度，这些制度不可谓不缜密、不可谓不完善。但为何每一个朝代都逃不过“建立——兴盛——腐败——覆亡”的宿命呢？着实令人深思。
(1)一切为着巩固皇权
高踞金字塔尖的皇帝，首要关心的是他塔尖的位置能否坐稳；关心的是他的子孙后代，能否代代相传地雄踞金字塔尖。所有监察制度的制定和所有监察活动的开展，都是为着是否有利于当朝皇帝的统治。监察的重点，任何时候都是官员和民众是否忠于皇上。惩治官员的贪腐，仅仅是被迫采取的局部的“外科手术”。一旦这些“手术”可能伤及皇权统治，就只好放纵贪腐，让对贪腐的监察流于形式。
朱元璋可说是历史上杀贪官最多的皇帝之一，也是最节俭的皇帝之一，但同时又是对可能威胁他和他子孙皇位的人杀得最多的皇帝。他颁行的《大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不管主、从犯，一律凌迟，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的人，只要年满16岁的都要处斩。稳固皇权，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后世谁也闹不清楚，被他诛杀的昔日功臣中，到底有多少是借贪污之名杀掉的“谋反”可疑者。这位开国皇帝的严厉和节俭，更未能阻止明代贪腐之风的蔓延和明王朝的灭亡。
另一个著名的节俭和反贪的皇帝——清朝的雍正，他的“底线”说得更明白：“若果人心知儆，旧习渐除，令朕可以施宽大之政，乃朕之至愿也。” 所以他在肃贪时，也向支撑皇权统治的军事势力和官僚势力让步，在不同程度上宽免了不少功臣后代、满族八旗、官僚等权贵阶层的腐败行为。例如，雍正五年二月，甘肃巡抚石文焯参世袭一等精奇尼哈番赵之璧。因为赵之璧应赔父赵弘燮赃银不依限交纳，按律应革去世职、严追还项。雍正认为赵之璧之祖赵良栋劳 苦功高，“格外施恩及其后裔，著将赵之璧从宽免革职衔，其应追银两亦著免追，与伊等养赡，以示朕优眷功臣之至意，所有承追督催各官亦免查参。”（参见王志明：《雍正反腐败的政治极限》）
这也正如《殷鉴不远》一书序言所说，所有的封建法典都是保护皇帝和皇族的利益的，皇帝是”口含天宪”，皇帝的话就是最高的法律，反不反腐败，什么时候反腐败， 反腐败进行到什么地步，全是皇帝定的。比如雍正之前的康熙皇帝，开始也反腐败，到中期，他就不反了。为什么?他说，水至清则无鱼。另外，他认为，如果 抓出来的贪官太多，说明他是个昏庸的皇帝。他既不想清官很多，更不想贪官太多，因为很多的案子都与他的亲戚、亲信有关。
更有意思的是，贪腐还可以成为大臣自保的一把伞。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举兵造反，刘邦命萧何留守京师，自己御驾亲征， 去讨伐英布。可是，就在出征期间，刘邦不放心，几次派人打探萧何正在做什么。探来探去，也没发现这位萧宰相有什么“劣迹”，只听说他正在变卖家财，努力支 援前线。本来，萧宰相做的是好事，但“万岁爷”刘邦一听，却是脸色大变。
不知怎么的，这件事被萧何的一位门客知道了，赶忙告诉萧 何：“萧大人，您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现在，您功高盖世，又位居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民心归附；而皇上又远征在外，他能不起疑心吗？眼下，皇上多次 派人打探您的情况，就是怕您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做一些坏事情，比如广置田园、放高利贷，来让皇上放心呢？”
于是，萧何便依计而行。果然，当刘邦得知一向清廉自守的萧 何竟然也贪起“小便宜”来，才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他心中早就有一把“算盘”：只要萧何贪图小利，他就不会有什么政治野心。其实，在专制帝王的眼里，贪污腐 败虽然可恶，但还不至于危及“国本”——专制皇权，有政治野心才是最可怕的事情。（见：《官场红人——皇权体制下的“众生相” “帝相关系”的范式：刘邦与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