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荞窝劳改农场，经历了一夜由革命警惕性转化而来的虚惊后，我毫发未损地回到了糖厂（至于细胞有无损失或增生，就无从知道了）。总高约四层楼的蒸馏塔，也在不久之后运回了厂里。
这些生财器具，幸好是就近在荞窝加工生产的。不然的话，就算是分层运载，也超过了公路桥孔、隧道的限制高度。要绕开这些孔洞，往往得对一些路段作拓宽或加固处理，甚至不得不另辟便道。这样的话，不仅运送成本，而且运送时间，也是我们这种小厂难以承受的。换句话说是：荞窝劳改农机厂帮我厂赚大了。
不过，那时是不能说‘赚钱’这话的，因为‘赚钱’是‘资本主义的提法’。但是企业要核算，盈亏还是要讲的。时任省革委生产指挥组的头儿，就曾在视察我厂时，问完厂大门的造价后重重地说道：‘搞什么小 洋全！你们怕是要把社会主义赔垮啊！’如果把‘赔’作为他重话的核心，可说是不幸言中了——我厂从投产之日起就亏损，但它却不是‘小洋全’之过。这被他此次视察之后，由蒸馏塔延续出的工厂盈利所坐实。
那是一个从吃穿用到人的思想，都要按计划控制的年代。我厂生产的白糖，按政府规定的出厂价，由政府的糖业公司收购，然后再按政府规定的零售价格出售。一到开榨（甘蔗）时间，糖业公司就派员驻厂监督，严禁糖厂‘私自截留’。
但是，紧俏计划物资的生产厂家，手头没有一点自产物品，是很难应付上下左右关系的。截留产品，是那个年代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有了这样的‘统一认识’，要对付驻厂代表也就不难了。在榨季中的元旦、春节，名正言顺地将驻厂代表请去参加宴会，在他好吃好喝之时，转移一点白糖到只有厂领导和厂办才知道的地方，是轻而易举的。其实，驻厂代表也乐得视而不见，白吃白喝还做了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当然，政府上级部门也不可能不知道。
那位省上来的领导当天视察了工厂，也批评了‘小洋全’，捍卫了社会主义。第二天，他的秘书就乘坐政府配给他的小车，到工厂提走了那200斤一袋的截留白糖所余下的170斤（有30斤在之前批给其他人了）。几天后，在西昌地区各工矿头儿参加的工业学大庆会上，我洗耳恭听了这位领导长达几小时的报告。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部分，他义正严词地指出：‘领导干部一元钱当普通群众的一块二角钱用’。计算虽不太准确，但敢说出真相，难能可贵。
但是，不管市面上白糖如何紧俏，原料甘蔗是按政府计划种植的，白糖产量也是上面按年下达计划的，产品价格更是没有企业的发言权。全省当时21个国营机制糖厂，家家都在亏损线上挣扎。‘挖潜、革新、改造’成为亘古不变的口号，堵点生产漏洞兴许还有点作用。不过，即使有钱搞‘挖革改’，成本又上去了。扭亏为盈于是就只剩下一条路——加工进口原糖。
那时，大家仅能凭票购买可怜巴巴的一小点白糖，但国内生产仍然不能满足这大大压缩了的需求；尽管我们的糖厂和蔗农的人工费用低得难于想象，可国际市场的糖价却常常比我们的糖还要低，进口糖成为国民消费的不小比重。低价进口的是颜色褐黄的原糖，交由国内的糖厂回溶重新处理后，变为摆上糖业公司柜台的白白颜色的砂糖。我省的国营糖厂，就靠这漂白原糖的加工费弥补亏损，获得一点可怜的利润。
可地处大山深处的宁南糖厂，却沾不到这个好处。即便是陈处长领导下的省轻工厅制糖处，把好心全部放到我厂，也无法解决远距离运输造成的过高成本。这也注定了我厂，白糖生产越多，亏损也就越大。可是在酒精车间投产后的第二年，在资中球溪河糖厂召开的全省制糖工作会上，我却代表宁南糖厂，从陈处长手上接过了扭亏为盈奖状。这盈的窍门在哪里？同会的同样有着酒精生产项目的兄弟厂厂长们，除开怀疑这仅仅是帐面功夫而外，恐怕没有谁能知晓。
让宁糖一举扭亏为盈的窍门，在那个年代是不能抬到桌面上来的。酒精车间的主设计人和奠基者，是省轻工设计院的柯工程师。年过半百的柯工，在蒸馏塔运回宁南糖厂前夕，就从600多公里外的成都赶到了厂里。从安装开始，柯工就坚守在现场，像一个痴爱的母亲，把酒精项目当成自己的婴儿一样精心照料，使安装、调试和正式投产，都罕见的一次就成功。更令人吃惊的是，设计能力为3吨，却产出了4.5吨。
让该项目获得如此成功的柯工，是一个严谨、和蔼、富有人格魅力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使宁糖有了一个令兄弟厂羡慕的酒精车间，他的做人还影响了我的一生，但他还不是我厂扭亏为盈的诀窍所在。如果把产出的酒精全部按计划价调拨出去，我厂依然是一个亏损厂，柯工的精湛设计，依然不能成为让工厂盈利的绝活。当然，没有柯工的杰出贡献，无米之炊也是创造不出奇迹的。
省政府按设计能力给我厂下达的计划产量是3吨。这3吨纯度在96%以上的食用酒精，按政府所定出厂价格，被运往西昌、渡口、凉山、温江四个地市州的医药公司。【注】剩下的1.5吨，就由工厂与县政府协商处理。县政府同意厂里将它们勾兑成曲酒，由糖业烟酒公司按酒厂的出厂价收购。为了减少投资，也为了县酒厂也获取一点效益，后改为将酒精直接卖给县酒厂，由酒厂加入蒸馏水和从成都香料总厂买回的曲香精，勾兑成56度曲酒。因为不含醛，喝后不会像喝土法生产甘蔗渣皮酒（俗称‘跟斗儿酒’）那样天旋地转，颇受老乡的欢迎。
我厂卖给县酒厂的酒精，价格是由县政府出面协调的，使双方利润都有了保障，而它却是省上计划调拨价的2倍多。这省计划外的酒精，就这样让我厂扭亏为盈，让厂办秘书起草的上报材料中，又可以自豪地宣称为社会主义增了光、添了彩。
【注】那时，西昌专区和凉山州还没有合并，温江专区也还没有并入成都市，渡口被改名为攀枝花市也是后来的事。（《山里那些人，山里那些事》之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