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书记前后两次使用‘黑’的政治概念，看似不一样，其实是八九不离十的。黑五类的黑，是把部分国民逐出公民队伍，让他们任人宰割，赋予‘黑’以‘非人’的政治意义，是那个年代开除人性的阶级斗争理论。驱使‘黑五类’提供无偿劳役的罗书记，和心安理得享受无偿劳役的我们，都是那个年代那个歪理论的信奉者和执行者。
而‘黑队长’他们的黑，则是制定宪法却又不打算遵奉宪法的人，将一部分自由迁徙的公民置于‘非法’的境地，让他们成为‘黑人黑户’。黑队长们之所以还没有落入黑五类的非人境地，以至后来能由地下转为地上、由黑变白成为宁南人，不能不说是围绕夺权和掌权的歪理论，还未能将人们心中的善念全部剿灭。也正是这种死里逃生的善，才让罗书记对待黑队长和他的乡亲们时，表现出幽默的一面。
罗书记的幽默是做了一件好事，一件利了他人，也利了他当头儿的公社完成上级压下来的任务。老杨的幽默，却让自己的官运打了折扣。他们的幽默，结局都不算太坏。而我高中时的近邻，省体操队李队长他们一群人，就不幸得多了。冬天里，他们围着火盆（四川盆地当时的取暖工具），祝过毛的万寿无疆、林的永远健康，又祝江青不生病、张春桥长胖一点、姚文元减一点肥，被打成‘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了起来。走出政治领域的幽默，当然也有不小心惹上麻烦，让人哭笑不得的时候。
彝汉杂居的宁南县，24个乡、公社中有7个彝族聚居乡，六铁乡是其中之一。那年全县春旱，县级机关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干部都下去参加抗旱，我和小廖被安排到六铁乡距公路不算太远的一个高级社里。背依大山、郁郁葱葱的高级社，分上下两个社，一社在上、二社在下。我和小廖住进的人家，就在二社，房主是高级社的会计，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岁。据乡领导介绍，这是一个乡里不多见的彝族知识分子，他家是乡里不多几个最汉化的彝族家庭之一。
晚上，围坐在堂屋一角的火塘边，聊了一阵后，一身汉族干部服的会计和他的彝装妻子、孩子，进靠近火塘不远的里套间安寝去了，我和小廖来到堂屋另一角，挤在同一张铺上躺下。这是一架类似学生寝室里的双层床，上层放着一张竹篱笆，下层是专门接待‘上面（来的）同志’的铺位。我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了，但不一会儿又浑身痒痒，醒了过来，在狭窄的床铺上忍不住又是挠痒、又是翻身。黑暗中，床的那一头传来小廖的声音：‘醒了吗？睡不着，出去走一会儿。’躺外侧的我说一声：‘要得！’，从床上坐了起来，双脚刚拿下床就踩到一团软软的东西，一个尖嚎声响了起来。接着，小廖也同我一样，踩到了一团还在动的软绵东西，引发了第二声嚎叫。我俩毛骨悚然后，同时判断，我们踩到了房主家养的猪儿。
不敢在这深更半夜冒险了，我俩莫可奈何地躺回床上。刚开始迷迷糊糊，双层床上层发出‘咯、咯、咯’的响声，伴随着这时断时续的响声，一些像沙粒一样的东西，洒落在我们的铺上、脸上。主人家的鸡，也加入了骚扰我们的行动。我俩再也睡不着了，索性坐了起来小声摆龙门阵，我向小廖讲起了第一次住进高山彝族老乡家的情景。
那是约两年前，跟随董大叔到骑骡沟区‘寻匪迹’的时候。我和董大叔从华弹上船，漂流到金江公社，上 岸后一路上坡，一直爬到山顶的跑马乡，晚上住进了一户彝族老乡家。六月天的高山，夜晚比二半山的冬天还冷。我们同房主一家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火塘边，在呛人的莫合烟【注】带出的间断咳嗽声中，一身彝装的房主，用不连贯的走音汉语，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夜深了，在房主的指点下，我走出房门，站在屋檐下，在漆黑的夜和凛冽的寒风中，抖抖嗦嗦地把憋了很久的小便，洒向台阶下铺放的干草上。
洗脚、洗脸、刷牙，一切都免了。房主和他的妻子、年幼的儿子睡在火塘的右侧，房主的女儿睡在火塘的左侧。我和董大叔作为客人，则睡在火塘斜对着房门的下方。我们的身下是一张豹子皮，躺上去不一会儿我就身上发痒。房主一家睡得很安稳，董大叔的如雷酣声也响了起来，我搔着抓着痒也慢慢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在迷迷糊糊中感到身体一边烫一边冷。我翻转身体，让冷的一侧朝向火塘，让感觉烫的一侧朝向漏风的房门。冷热交替的翻侧运动，不知进行了多少次后，迎来了天明，等来了早餐。董大叔语带警告地对我说：老高山彝家没有茅房（厕所），男女可以面对面方便。我也不知董大叔此话有几多真，吓得将屎尿紧紧夹住，直到早饭后匆匆告别房主一家，快步奔向密林深处，方得解脱。
【注】当地老乡自产自消费的一种烟草。其来源是否为20世纪30年代从苏联传入新疆的莫合烟，我至今一无所知。
（《山里那些人，山里那些事》之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