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的日常生活中，有一对使用比较频繁、情绪却又比较对立的词语：土里土气和洋里洋气。与这二者靠得比较近的，还有灰头土脸和洋洋得意。近几年流行的‘土鳖’和四川话的‘洋盘货’，也可以说又是一对。
虽然满身爱国情怀的人们，言辞之间总是以洋为荣、以土不齿，但却从来也没有放弃土洋结合。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土法上马大办钢铁，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土洋结合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不能抹煞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土洋结合的成功例子。马铃薯又称土豆或洋芋，就很能说明这种成功。前述从食物到乐器到服装等的‘民族化’，都是明证。
当然，有人会说，这些都算不得主流，比起人们赖以为生的东西，只可说得上是小菜一碟。那我们就看一看赖以为生的东西吧。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生产国，以优质面粉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小麦产量才位居第七 。小麦是占居中国半壁江山的北方父老乡亲的主食。就是以稻米为主食的南方同胞，小麦制品也正在成为他们食物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小麦是半数中国人赖以生存的食物。可就是这个小麦，太伤我爱国同胞的心了。它居然也是从国外传入的。
小麦的老家，据说是在今西亚、北非那一带被我们的先人统称作番邦的地方。在它上面有一条狭长的弧形地带，形似一弯新月。奔腾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以及约旦河，造就了这里一连串的肥沃土地。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在他1906年所出版《埃及的古代记录》中，第一次把这一大片肥美的土地称为“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新月沃土从此成为世界史上两河文明的标志性名词。
人们说这里是小麦祖宗的家乡，是由于考古发掘在这片土地上，从公元前7000年的地层处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从中出土了石制锄头和人工种植的小麦、大麦、各种豆荚，以及驯化的山羊和绵羊的骨头。而小麦的栽种在我的家乡，现今所知有4000年历史。比印度小麦6000年历史还晚了约2000年。
其实，早也好，晚也好，祖籍地在哪里并不重要。人类本来就是在知识、科技、物质财富共享中发展起来的。就像设立诺贝尔奖的瑞典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他外号炸药大王。他不会因为炸药最初是由东方古国的人发明的而自卑。欧洲国家荷兰，也不会因为郁金香是由中亚传入的而取消郁金香在荷兰的国花地位。只要是对人有益的东西，不仅不拒绝，还要拿过来，拿过来后做得更好，这才是聪明之道。在小麦问题上，我华族先人就是这样的聪明人。瑞典汉学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在她的《汉字源流》里，对此有一段比较详细的介绍。
林莉说，按照汉朝的一本书的委婉说法，中国人史前时代从中东引入小麦后，认为小麦虽然‘能解饥’，但太粗糙，几千年中总被视为穷人的饭食，地位低于小米和大米。直到东汉时期，人们知道将麦子磨成面粉，才改变了只知将小麦煮着吃的习惯。陆路丝绸之路的兴旺，也将面食的做法带到了中原。中国人由此做出了包子、水饺、馅饼等至今盛而不衰的面食。林莉写道：‘在亚洲各地，人人都做这种带馅的圆形或半月形食品，但是什么地方都不如中国人做出的这类食品易消化，而且花样众多，由此揭开了中国饮食历史上全新的一章。’（p.154)
从吃的到穿的到娱乐的，我的先人能拿过来创新，发挥‘后发效应。我今天的父老乡亲，也善于把国外的科学技术、经济运作方式搬运、消化、创新，由此创造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别人行之有效的社会理念和管理制度，我们是否也可以借鉴和创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