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四中（成都石室中学），创办于汉景帝后元二年（西元前141年），其前身“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校。1966年以前，它曾是全国重点中学之一。1963年国家主政者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后，西南局、军区和省市委干部子弟逐步成为学校的学生主体，令两年后开始的文革运动，有了与其他学校不太一样的特点。1963年我从成都八中考入四中，直至1969年初赴金沙江边的山区当农民为止，见证了那六年里这个古老校园的风风雨雨，与老师和同学一道经历了那个年代里才有的欢乐和辛勤、痛苦和泪水。
1、第一印象哈哈镜
我是一个凡事慢几拍的人，在重大事情上总是姗姗来迟，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都没能赶上开学的日子。也许正是这种落后常态，让我对人、对事物的第一印象，总有点怪怪地。
离开成都唯一的一所男子中学和马尔康的男子汉大本营，急匆匆赶往男女杂处的四中时，为我上高中绝了望的全家人，像镇家之宝失而复得一样兴奋，逼我换上哥哥的凡立丁裤子（俗称‘抖抖裤’）。因为裤脚于我实在太长，不得不挽起来走路。可这抖抖裤脚却不买账，老往下掉，迫得我随时弯下腰去挽裤脚，让本来就个儿矮的我，不得不由下往上斜着眼观察这个崭新的世界。于是，对新的母校就有了更为古怪的第一印象。
印象一：学校像个大庙
坐落在大操场北面的大成殿，房顶的金色琉璃瓦老让我想起刷经寺的喇嘛庙；那高高的台阶和高大的柱子，又总令我想起文殊院香烟缭绕的大雄宝殿。高高在上的大成殿，四周没有房屋的挤压，虽不像文殊院的大雄宝殿那样辉煌，却让人觉得更气派。
印象二：教学楼是个怪物
耸立于大操场南沿的教学楼，北望大成殿，南临泮池。站在大成殿前眺望它，它像个被几棵歪歪扭扭杨树分割的丑八怪。夜晚，它拖着长短不一的灯影，神神秘秘地投射在泮池桥上和池畔。在夜幕中走过大楼和泮池间的小路，遇寒风猛地吹过，我会打着寒颤，揪紧衣服，总担心它会斜着倒下来。
2、害羞的小妹妹和飞来的小弟弟
与我对母校的大不敬印象不同，新同学当初把我同他人联系起来，所表达出来的印象，却让我心里至今还是甜蜜蜜的。
在同学相互间，刚刚能叫出对方姓名的时候，就有同学告诉我：在校园里看见我妹妹了。
他们说，她也像我一样深眼窝、高鼻梁、尖下巴。我越否认有这样一个妹妹，他们越坚定他们的判断。早就在内心深处期望有一个妹妹的我，想见到“妹妹”的愿望，亦越来越强烈。我那双正在快速走向近视的眼睛，开始在校园里搜索这个“长得像”自己的妹妹。
终于有一天，身旁的同学下巴扬向前方，说：“看，她来了！’”她是哪个嘛？“你妹妹三！”
我赶紧睁大眼睛，迎向前去。可还未等我看清“妹妹”的模样，她已经折转方向，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这样不期而遇又中途转向，发生过几次。有一次还听见“妹妹”身边的人说：“你哥哥来了”。但直到六个年级的同学都集体离开母校，我也未能看清楚这位害羞的妹妹，未能同这位妹妹说上半句话。
想当老大，也许是源于人的本性。我在家里是老幺，虽倍受照顾，却总觉得很委屈，不仅想有个妹妹，也想有个弟弟。成为四中人民后，终于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妹妹，这妹妹却又害羞不愿碰面。还好，进入二年级时，又飞来一个弟弟。虽未能实现同吃，却住在同一间寝室里，完成了做兄弟的一半形式。
孔夫子与四中的关系，按说应当是嵌血为盟哥俩好、共进退的关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入读四中时，专为孔夫子而建的孔庙，已被母校据为己有。供奉孔夫子的大成殿，成了我们的室内体育运动房。礼拜孔夫子的人们跨越泮池通往大成殿，向孔圣人敬献香火的通道，被横插进了我们的教学大楼 。四中前身的石室，原本的地盘在大操场西侧、主席台背后。
主席台背后那排陈年老房屋是旧教学楼，楼下已改为住校生的宿舍。男生住北头，女生住南头。它的资格没有大成殿老，故事也远没有孔夫子多，但也有得龙门阵摆。例如，“文革”初期的某一天，老天突然倾盆大雨，让插在房顶的那面红旗饱受摧残，令忠心耿耿的革命小将们心痛无比，为保卫红旗纷纷献计献策。内中一位李姓校友，极富创意地提议：“用枪打下来”。这个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让他成了“反革命”，还附带荣膺了一个绰号“李扯火”。
我和飞来的弟弟，就住在这排房屋北头的某一间。那原本只是我们班的寝室，但因为要让过于老旧的房屋焕发青春，首批房整容期间，只好让轮候房多作一点贡献。我们寝室就因此增加了初二的同学，其中一位姓段，名国铭，连国家都不敢忽视的好名字。因为他的脸属瘦长型，更因为他年纪虽小，眼角却挂着长长的鱼尾纹——这两点都与我吻合。于是，从住进来之日起，他就天然地成了我的小弟弟，我也因此过了一把当哥哥的瘾。
作为当哥的，咱好歹也算尽过一次责。某天，听说有位个子比他大的同学欺负他。我找到那位同学，仗着自己还有一点蛮力气，将他的手使劲地捏了几下，并恶狠狠地威胁说，再欺负段弟娃儿，就要捶他。
3、捉弄校值日
六、七十年代，宰猪是山里人的一件大事。通常，一年只有两次宰猪的机会：一次是过年前夕，家家户户宰杀自己喂的猪，拉开过年的序幕；一次是秋收大忙时，经每个区都设立的生猪站批准，宰杀一、二头生产队集体自养的猪。平时温驯的猪，一旦要被绑上杀猪凳，求生本能将它们变得十分凶猛，不是那个人，是做不了宰猪这个活路的。在那个年代，敢宰、会宰猪的人，就成了英雄。
这英雄还分两等。猪被绑上杀猪凳后，只有野性祖先遗传下来的锋利牙齿，可以报复凶相毕露的人。通常宰猪的人就用一条结实的绳索，勒住猪的大嘴筒子，让猪深感无奈。但一等的英雄，则连这条安全绳也不要，就用不操刀的那只空手，扣住猪嘴两角没有牙齿的空档。
这样一等一的英雄，不用刻意到大山里去寻觅，闹市中的四中就有一个——学校食堂里的伍师傅。五官端正，个头虽不算高，却很结实的伍师傅，当然是那个时代，那个吃肉叫‘打牙祭’时代的英雄。
摆满简易方桌的学生饭堂里，高挂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大字匾额，却不见‘谁知碗中肉，片片皆宝贝’的字迹，足见那年头肉的金贵。白米饭有可能被抛撒，而肉食就不用担心被浪费。为维持秩序，也为了防止浪费，学校安排高中生做校值日，一到开饭时间就巡回在学生饭堂里。我也是值日生之一。
男女平等，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体现出来。那时我们计划供应的粮食，不论男女生，一律都是每月31斤（15.5公斤），但腹中的感觉就不平等了。特别是那些生长快，又爱运动的男生，常常处于饿捞饿虾的状态。而一些秀气、斯文的女生，可能就很难有那种感觉。至少我发现初66级有一桌女生，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她们自愿放弃平等分配，在食堂窗口取得自己那份饭菜后，就把预计吃不完的部分，放进伍师傅等准备好的饭盆里，让总也吃不饱的男生去分享。
看起来对食品需求不很旺盛的她们，不满足于赈济饥饿的男生，还要时不时来点恶作剧。当我值日时，还未走近她们的餐桌，她们会故意做出将饭块扔掉的动作。我上前欲纠正时，就成为她们嘲笑的对象，让我不得不怀疑我那双正在走向近视的眼睛。如果我的记忆神经没有搭错线的话，其中最捣蛋的两位女生之一，是不幸在美国因车祸惟难的何晓树。
4、开进教室的蒸汽机车
金沙江边，气温据说可以高达摄氏50度的华弹公社，却有一个冬天飘雪的山顶。山顶上有一个彝汉杂居的山湾，叫芭蕉湾。前前后后14个从成都去的知青，最长的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多。他们自组了自编、自导、自演，专蒙贫下中农的宣传队。宣传队的编剧是东夫和晓峰，编舞兼导演是赖佳，演员是全体知青，包括其他队的知青例如乐斗、新民、唯实等，愿参加者，都可加入。
在不同公社、不同大队之间流窜的宣传队，演出的剧目之一是《青山血泪》，需要有音乐烘托气氛，我那连三脚猫水平都远未达到的吹笛子、拉二胡的功夫，竟也派上了用场。能用这忽左忽右的琴声去哄自己、蒙听众，还得感谢我可爱班集体的第一位班主任——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Q老师。
Q老师长得与著名影星陈述有几分相似，我在私底下就称他是‘参谋长’（电影《渡江侦察记》中陈述所饰角色）。进四中后代第一次班会活动，赵校长先唱了《新编九一八小调》：“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随后，是Q老师表演口技。
只见Q老师端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大小腿成90度，眼睛微闭，嘴唇嘬起，双手握成拳头，一会儿敲击膝盖，一会儿又拍打胸脯。随着Q老师动作的展开，教室里响起了蒸汽机车的声音。我不时闭上眼来欣赏由远及近，停靠站、离开车站，又由近至远的汽笛声、蒸汽喷发的突突声，车轮与轨道接头处的撞击声，这惟妙惟肖的逼真模仿，完全征服了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就是从那时开始学羊叫、学猫叫的。
额头上已沁出汗珠的Q老师，在赢得暴风雨般的掌声后，继续革命不停步，又相继作了手风琴和二胡独奏表演。末了，还谦虚地说他自己二胡拉得不好，并推荐既是篮球高手、又是二胡高手的杨承宗老师做我们的指导。
从那之后，学乐器成为一种班风。Q老师就这样不用强迫、不用利诱，当然也无需家长付费，就让我们乖乖地进入了课余的音乐世界、欢乐世界。
5、欢乐大蒙骗
Q老师联合赵校长和体育杨承宗老师，成功地将我们‘诱骗’入了一个充满乐声、歌声的欢乐世界。同一时期，整个校园里都在进行着这种诱骗活动。
那时的新歌虽远不如今天多，但比几年后却多很多。电台每播放一首新歌，杜绶光、胡可兴等当年的发烧友，当天就将其连词带曲整理在了纸上。第二天，王维伦老师就在全校边拉手风琴，边教唱这首新歌。
王老师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教歌老师。四中人民真是三生有幸，由一流的教歌老师教唱刚出炉的最新歌曲。我敢拍着胸口提劲：成都市没有哪所学校敢与四中拼唱新歌。
不止于此，王老师等一众人还推动校文工团和广播晚会的诞生。整个校园里卓有成效的‘诱骗’活动，把有艺术才华的校友，一个又一个地推上了舞台。我的耳边至今还响着王仕忠的小提琴声，刘传本、王绍陵的二胡和曾钟珉的笛子声、杨齐康的黑管声，还有张海霞：‘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的悦耳歌声。唉，如果这些都发生在90年代以后，四中名人榜肯定会增加一些星级人物。
在欢乐大诱骗活动中，还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组织者。如果不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谁敢说他们中就不会涌现出杰出的导演和编剧、编舞呢？他们的才干，在10多年后，也以另外的方式得到了验证。就拿我们班当时的文娱委员陈小茵来说吧，90年代成功驰骋商海，就折射出她当年组织班级文娱活动的身影。
成功的欢乐大诱骗，也让我这种先天无艺术细胞、后天欠艺术冲动的人，变成了憨胆大。7年后的某一天，我正在芭蕉湾的知青屋前拌猪食，双手在猪食盆里卖劲地翻动。山下的朱新杰和杨晖结伴而来。朱新杰看到我僵手僵脚的笨拙动作，笑着说：‘肯定不会跳舞’。一针见血，准确无比，被以后几十年所不断证实。可就是像我这样的舞盲，居然也在上两届校友传下的保留节目：《板车号子》和《洗衣舞》中，混充领号排长和炊事班长角色。我终身感谢这场欢乐大诱骗，让我这个在艺术上毫无希望的人，至少可以骄傲地宣称：‘俺也曾经上过舞台’。
6、他们都是艺术家
当今的人们越来越赶时髦，而时髦的东西也赶不胜赶，行为艺术大概是其中之一吧。我不懂艺术，点开狗狗一看，说行为艺术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行为构成的一门艺术。它必须包含：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流4项基本元素，除此之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还说，行为艺术活动可追溯到20世纪初。说实话，我很怀疑此说的可靠性。
北京08年奥运和国庆60周年庆典的烟花总设计师和总导演蔡国强，他的再现收租院雕塑制作过程的作品《收租院》，就是1999年威尼斯第48届双年展上，获国际金狮奖的行为艺术作品。参照这一实例，我们回看1969年的许多同学，一脸未脱学生娃的纯真，穿着补丁叠补丁的衣服，高高挽起裤腿，行走在大凉山田间的动影，难道不是一幅幅很好的行为艺术作品吗？
再往前推三年，四中大食堂外壁上，贴出了一份那个年代唯一令人捧腹的大字报。作者宋进军，描述地理老师吴家富带学生下乡劳动，为么事追赶学生，在公路上狂奔，突然五体投地……，这不也是对一幅行为艺术作品的生动描写吗？
其实，吴家富老师的艺术作品，岂止这一件。他挺直腰身站上讲台，笑模笑样地侧对满教室同学，右手则在黑板上‘吱’的一声，一笔画出一个椭圆形的地球展开图……
如果说吴老师的动作还不够大，艺术味儿还不够浓的话，戴良平老师的作品，就可谓叹为观止了。上课铃声响起，戴老师站在了教室门口。铃声刚一停，他突然冲进教室，冲上讲台，又突然收住脚，扑地而倒。同学们还未反应过来，戴老师已站立了起来，在黑板上写下：‘惯性’二字。
当然，用行为艺术传授知识的老师，远不止吴老师和戴老师。他们传授知识，也不局限于课堂。吴老师就兼任气象知识兴趣组的指导老师。他带领兴趣组的同学，多次骑自行车到郫县，去位于农机学院附近的气象观测站，对我们现场教学。我没料到的是，从中学到的知识，在10多年后，居然让我赢了一把。
那是在大二的夏天，临近期末考试的那几天，好长时间没降雨了。闷热难当的我们，晚上只好中断备考复习，走到室外，期望身体和心灵都获得一点清凉。但不解人意的老天爷，却不顺应民意，让室内室外一样热，惹得我班那位文质彬彬的上海籍同学，也忍不住牢骚起来。
用海阔天空神侃来减弱炎热感受的诸同学，在上海同学牢骚的带动下，也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谴责老天爷，除我而外，谁也没有留意到透过树丛的那一丝遥远天边的闪光。我夸下海口说：‘别急，我今晚就把雨请下来。’上海同学说，当晚如下雨，他请大家到星桥电影院看电影。
我把同行的6位同学邀集到球场边的草坪上，请大家同我一道跪下。我口中念念有词，装神弄鬼一番，遥远天边的闪电又无声地亮了一下。我让大家起来，说：‘没事了，今晚就等下雨吧。’
深夜，一场雨果然淋了下来，上海同学也不食言地让大家在电影院里快乐了一把。
7、历史不是演出来的
当然，不是所有学科都能用行为艺术来展示。例如生物，你总不成让胡克照老师去模仿变形虫的动作。但这并不影响胡老师的课，始终生动活泼。在胡老师的生物课堂里，你就休想找到打瞌睡的学生。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尽管现在有争论声起，但因有胡老师给我们的扎实基础，已很难改变那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观念。这种进化论观念，甚至被我在不知不觉中导入了自己的历史观。
人们常说：‘历史的重演’。其实，历史是不可能重演的，最多也只是‘惊人地相似’。这个可以由社会进化论引出的观点，我是在刘绍曾老师那里直接感悟到的。刘老师像一个学识渊博又一丝不苟的学究，咋个看都像一个饱读史书的历史学者，但他却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女生我不知道，但男生我知道，从小就想在剧目中扮演坏人的角色，可在现实生活中，却又努力充当一个好人。（男人通常都是两面派，如从这里寻根溯源，大概会有学术成果）努力做好人的方式之一，就是用从小接受的好、坏观念去评判新见识的人、事。刘老师做我们的任课教师时，正在上映电影《五朵金花》。在我眼中，片中的男主角阿鹏，既不是战争中的英雄，也不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模范人物，在大家热火朝天搞建设时，他却到处找恋人，让我很不以为然，因而在作文中猛批阿鹏。
我不知道刘老师批改我这篇作文时的表情，但我想，他肯定差点笑掉大牙。他没有使用高雅和粗俗完美结合的四川话：‘球经不懂’来对付我，只是在我的作文上写了一段不短的评语，并给了一个不及格的分数，希望我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认真思考问题。
对刘老师的苦心孤诣，我当时并不理解，继续用好人、坏人一刀切的眼光，去看待今人和古人。‘皇帝是剥削阶级的总头子’，当然是坏人。既然是剥削阶级，当然是好吃懒做、穷奢极欲、荒淫无度。我的这些想法，在刘老师那里又碰了钉子。
一次在讲课中，刘老师说：‘皇帝是很辛苦的’，还讲了崇祯皇帝勤政、节俭，却仍不能挽救明亡的命运。这在我听来，简直是石破天惊、大逆不道的言论，可它们却不仅是对历史的简单直白，也暗示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还有比最高统治者个人行为更为重要的原因。
8、陈毅欠我一条裤子
我的家乡是个慷慨好客的国家，也是一个善于向外人展示美好面孔的国家。1964年，是社会公众摆脱饿得死人岁月的第二年，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决定大力支援亚非拉的同时，又发出搞内斗的阶级斗争号召。刚刚吃得上一点饱饭的我们这群学生娃，也兴奋莫名地在体育运动和政治运动两个场地上活跃了起来。
一天下午，我们刚准备在教学楼和大成殿之间的操场上好好疯一把时，校方庄严通知：全体同学打扫卫生。这全校总动员的公共卫生活动，到底为哪桩呢？传言说是当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即将和四中早年的校友郭沫若结伴而来。但我们以大扫除代替体育的功夫却白费了。据说陈元帅只是停车校门口，指着门方上郭沫若手书的‘求实务虚’几个大字，说了几句话后就离去了。多年后我猜想，陈外长肯定不会说：‘你老郭就老是跟风，很不求实嘛！’
陈老总虽说未能检视到我们大扫除的成果，却享受到了我们劳作的灯光。几天后，学校接受了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在人民南路广场两侧的行道树上安装彩灯，以迎接人们私下称之为‘国际操哥’的西哈努克亲王。陈老总将陪同他路过此处，前往西郊金牛宾馆。
四中有个传统：保高三。只要被保，连衣服都可以交给初中校友去洗。安装彩灯这类活儿，自然就落到了我们这群对电灯、电线比初中生知道得多一点的非高三生头上。待到夜深人静，我们已瞌睡得不行了时，装灯队伍出发了。在从文庙前街到人民南路一段的道路上，没有了大白天车辆和行人的喧嚣，虽然大家不能唱平时列队行走时必唱的：‘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没有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在校学生会主席杨冬生低沉的‘一、一二一’号令下，步伐依然整齐。
到达广场，我们立即投入施工，在广场两侧的树上爬上爬下，将灯线排好、彩灯装好。当试灯闪亮，全部完工之时，曙光已出现在东方。不幸的是，当我从树上溜下时，身上的新卡基布裤子撕拉一声划了一条口子。在返回学校的路上，大家虽然疲累，队列仍然整齐，但赵尔利却注意到了我捂着屁股走路的窘态。
当天晚上，陈老总和西哈努克经过广场时，看到两侧灿亮的彩色灯光，一定不会想到，会有10多岁的学生娃为此灿亮划破了自己的裤子。而当我回想起这件往事时，已是文革中，我成了‘黑五类狗崽子’，陈老总也成了‘黑帮分子’。当我看到‘索赔’这个词时，陈老总和西哈努克已作古。而当知道世界上还有‘维权’这码子事儿时，我已移居国外。陈老总和西哈努克欠我的这条裤子，就让他们永远欠着吧。
9、花伞的属性和流泪的长辫子
无论是Q老师、刘老师和其他老师，还有全校1000来同学，包括日后成为著名数学家的马志明，都没有对社会和个人命运预测和掌控的能力。欢乐、和谐的校园生活持续了不到一年，就开始悄悄的变味了。
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们可以列出若干个答案，容易被忽视的答案之一是：动物界的雄性总是把自己装扮得很美艳，而人类中则是女性特别重视自身的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性别而言，是男女有别，侧重不同的。男人注重于欣赏女人之美，而女人重在‘为悦己者容’。男人为这人间世界变得更美好，做着间接贡献，直接贡献者则是女人。谁能设想，没有人欣赏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又有谁能设想，所有女人都不收拾打扮了，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恐怖！
校园欢乐、和谐气氛的被破坏，正是从摧毁人的爱美天性开始的。在我班，同学的爱美之心遭受打击，第一次是借助一张墙报实现的。那一期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墙报，班上两位学习成绩拔尖的美女同学，赫然在其上。其中一位，在将近10年后，还被一位外班毛姓校友称作‘病西施’（当时身体不太好，脸色较差）。她打着一把小花伞的照片，被贴在墙报上，成为批判的靶子。小花伞和这张照片，于是就有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另一位同学，也在若干年后的大学校园里，被校友和学生公认为是美女学生和美女老师。她则是因为留着又黑又长的两条辫子，而在墙报上受到批判。虽然她和若干年后上演的电影《大辫子的诱惑》中的女主角，有得一拼，但她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还是不得不流着伤心的眼泪，剪掉了自己心爱的长辫子。
10、新右派的诞生
自从小花伞有了阶级属性、美丽的长辫子也成了戴罪之身后，欢乐与和谐一步步远离班集体。进入1966年6月，天气变得闷热起来。高三年级的我们，忙着备考大学，广播里传达的5.16通知也没有往心里去，完全不知一场暴风雨即将降临校园。
头一天，在教学楼顶层的教员休息室里，看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各大学招生广告。晚上依然备考至深夜。第二天清晨，学校里刺耳的喇叭声突然将我们吵醒。喇叭里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市委派团市委少儿部部长牛耕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停课闹革命。
大学梦碎的我们，把满肚子的怨气洒向牛耕工作组。一贯井然有序的安静校园，突然变得有点闹哄哄地。一些家在西南局和省委机关大院的学生干部，深入寝室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党派来的”、“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听工作组的话就是听党的话”，这些当年最有说服力的语言，让我们渐渐安静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高音喇叭再次刺耳地响起。这次是那些做我们思想工作的部分校友，用混合着川音的普通话宣布：四中改名抗大战校，抗大战校红卫兵（红卫兵8204部队）正式成立；砸烂牛耕工作组，成立以S同学为主任的校文革委员会。师生都知道，多次作毛思想讲用报告的S同学，是西南地区最高领导人的儿子。广播里伴随着造反有理歌声的，还有牛耕工作组的若干罪状。这一夜剧变，顿时让校园炸了锅。感觉被欺骗和玩弄了的校友们，成堆成群地聚在了一起，发出质疑真相和愤怒抗议的声音。
不过半天时间，市委和省委的一群干部，杀气腾腾地开进了校园。聚集人数最多的大操场上，临时搬来一张大方桌。市委宣传部长站上方桌，大声宣布：市委坚决支持校文革委员会小将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撤消牛耕工作组；以省委副秘书长贾XX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四中。这霸道的宣布，未能消除大家的质疑，反倒激起更大的愤怒。
我和没有离开教学楼的部分校友，站在面向大操场的窗户前，与操场上的校友们一同大声起哄。也许是对这群中学娃娃的大不敬缺乏思想准备，或许是联想到了57年的引蛇出洞，更可能是想杀鸡给猴看，部长大人挥手指向教学大楼，大声说：“这些都是右派学生！”
11、校园腥风
抗大战校红卫兵在省市委支持下成功掌权后，校园文革如火如荼。校部机关集中的红楼，走廊里的大字报，扩展到了旧教学大楼和学生食堂，上大字报的老师越来越多。一位中年女老师未婚，被批判说是妄想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好嫁给她的国民党恋人。一位老师留着毛氏发型，被指不安好心、野心太大；推成光头后，又被说成是想蒋光头反攻大陆。一位老师戴睡帽睡觉，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伴随全市抄家风的蔓延，越来越多的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不仅被大字报点名批判，还尝到了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校友拳脚的滋味。
无帽徽领章的绿军装+宽皮带，是最早的首都红卫兵标配。它是红司令身边红卫兵创造的款式。随着这些标配红卫兵的南下成都，随着《造反有理歌》歌词加入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校园腥风达到了高潮。初三一位口碑很好的语文老师，在一个临时召集的全校大会中被押上大操场主席台，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老师挨打之后，还被罚站粪坑中。一些师生被剃阴阳头、被搧耳光；被强令跪在地上，边呼喊作践自己的口号，边打自己的耳光；还被强迫端着痰盂，排着队在操场上走步……。 开始，这些不人道的行为发生在易被煽动的未成年校友群中。后来扩展到高中，以致引发高三一位女同学跳楼的惨剧。
校园腥风也刮到了校领导层，书记、校长先后成为牛鬼蛇神，许多年的忠心耿耿被大字报化为乌有。他们曾经挥舞过的阶级斗争铁拳，也凶狠地砸到了他们的身上。放谁身上都会想不通的罪名，让书记成为自杀未遂的教育黑线人物。带领我们高唱抗大校歌的老革命校长，则以叛徒之身，拖着一条瘸腿天天打扫校园，行政13级的清洁工就这样诞生在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校园里。
12、一路尴尬的朝圣之旅
革命斗争的矛头从指向老师转为指向同学后，没过多少天，马志明、我和那位流泪的长辫子等6位同学，被懵懵懂懂地打入了另册。我们六人，第一次有那么长的时间单独坐在一起，但又不能相互交谈，只能在眼光偶尔的交集时，发现对方的眼泪和忧戚表情。
再不久，一批又一批到首都朝圣的同学离开了学校，无人看管的我们六人，成了最自觉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人。一天，终于到了彼此间有话非说不可的时候，我们严肃认真地合计，要把对伟大领袖的想念，变为朝圣的实在行动。于是，我们中的5位（一位女同学因病未能同行），也踏上了朝圣的旅途。
本来，从宝成线北上，是最快捷的路径，但在火车北站时，我们发现，与我们一样热爱四个伟大、一样可以分文不付就可周游全国的人，也同样心往一处想。直接北上的火车，早就没有我等见缝插针的机会。眼看着隆隆启动后，仍然关不上门的火车缓缓离站，我们临时决定改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从成渝线上湘黔线，再由京广线进京朝圣。
火车进入贵州后，我们开始体会到了黔驴技穷的困窘。同行的傅光辉同学感冒发烧，我们不得不在贵阳下车，等待他退烧后再前进。当我们再度来到贵阳站时，才深感下车容易上车难。成千上万的年轻圣徒，拥挤在贵阳站前小小的广场上。场边坡上那个厕所，成了大家内急时必须朝拜的地方。这个临时围起来的农家大粪坑，只在当中拉起一道草编的帘子，就算是男女有别了。捉襟见肘的草帘，遮住了上面就遮不住下面，其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所造成的尴尬，可想而知。
终于又挤上了火车，坚持朝圣的就剩下马志明、王克娴、流浪的长辫子和她的妹妹。我们五人在闷热、干渴的车厢里，闻着汗臭、屁臭，随着列车摇摇晃晃地进入了华北平原。圣地已不太远了，广播里通知，还要就地等待若干小时才能进京。
这是最令人焦急的几个小时。水火不留情的内急，上升为焦急的主因。满车的圣徒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车底，把那里视作排忧解难的理想之地。在那下面，能躲开车里射出的微弱灯光，夜幕成为比草帘更能保护大家隐私的卫士。但这卫士又十分脆弱，一只小小的手电筒就能摧毁它的保卫功能。竟也有这样的朝圣者，在列车下面居然柠亮了电筒。尽管在众人的怒喝下只闪亮了一瞬间，但带给人们的尴尬，几十年后也难忘记。
13、京城裸斗小恶虫
终于进京了，双脚终于踏上了渴望已久的首都圣地。天安门、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这些在报纸上、画册上，不知见过多少次的崇高建筑、美好景物，终于实实在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人头攒动的西苑机场，颂歌声中的大救星、大圣人，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地接见他的崇拜者——从祖国各地涌到北京的约10万学生娃。站在敞蓬车上依次出场的国家领导人，其顺序又与上次有了不同。这种排序上的变化，任是最天才的数学家，也无法推导出它的演变公式，也计算不出这些位置变动中的大人物，他们的后续命运将如何。
10多年以后就将成为国际知名数学家的马志明，也和我这个凡夫俗子一样，对从第2位降至第8位的国家主席将成为冤死鬼，缺少预见能力；更不能预知，填补第二位空缺的副统帅，也将摔死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们万分激动地跻身在这10万同龄人中间，掂起脚尖，翘首寻觅心目中的大圣人，和他那些即将被他打翻在地的亲密战友。
激动的眼泪盈满眶又干涸之后，还得回到衣食住行上来。王克娴、流泪的长辫子和她妹妹回四川了，我和马志明大白天离开改作接待站的小学，满京城到处乱跑，去‘关心国家大事’，去‘沐浴阶级斗争的风风雨雨’。行走在火药味甚浓的大街小巷里，马志明热情地给问路人提供免费咨询，留下了这样的经典语言：‘朝前头走，抵拢倒左拐，再朝前头走，就是农垦部。’在车公庄的一家百货店里，这位潜数学家，还留下了另一句经典语言：‘同字，要一条摇裤（贴身短内裤）。’当时口语还未被京腔化的马志明，能留下这后一句川味经典语言，自有其难言隐情。
那是一个‘战斗队’多如牛毛的年代。它们五花八门的名称，很难让人记住，但其中有一个却让我永生难忘，这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大字报上出现过的‘浑身痒痒战斗队’。其实，哪用得着到人家的大字报上去寻找，我和马志明，以及睡同一地铺的朝圣者们，谁不是浑身痒痒战斗队的队员？马志明急着买摇裤，不正是浑身痒痒的战斗需要吗？
白天参观了一整天革命的我俩，晚上还得回到接待站教室的地铺上，钻进不知多少人钻过的同一个被窝，不得不接受虱子和跳蚤的革命。进被窝前换一条裤头，以稀释这两个恶小虫的革命欲望；早晨离开被窝时再换上另一条干净裤头，以争取白天的清爽——买摇裤对我们的重要性真的是不言而喻。
一天晚上入睡前，我和马志明像往常一样，借助昏暗的灯光，瞪大近视的眼睛，在脱下的裤头上追踪小恶虫，一捉住就恶狠狠地格杀勿论。也许是我们的持之以恒，感动了同室两个来自内蒙的朝圣者。其中一位打着手势，用我俩不太熟悉的语言，示意我和马志明，将目光转向他那已躺在被窝里的伙伴。然后哈哈笑着，猛地一下掀开伙伴的被盖，把一个还未发育完全的赤条条身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示范了他俩成功的抗恶虫经验。
朝圣之旅结束了。我俩带着从接待站领取的馒头、咸萝卜和些许粉肠，也带着内蒙室友的宝贵经验，离开了这个今生今世更难忘记的圣地。
14、与狼对峙
在那个年代里，拥有最多粉丝的，是偏好以纲治国的圣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拥有最多游客的地方，除北京而外，就是延安和井冈山（如果当时就懂得发旅游财的话，对后2个属于‘老、少、边、穷’的‘老’字号地方,恐怕就不用‘扶贫’了）。而当时最流行的语言，就是：‘大串联’。
智商超卓的圣人，以无与伦比的魄力，动用全国财力，遍设接待站，以中华民族最美好的语言，吸引最富理想、最具热情的一代青少年，走上了全国各地大串联之路，一路播撒造反的种子，为圣人动员国人，替他昔日的战友挖掘坟墓。学习圣人的革命精神，去延安、上井冈，是多数人的选择。我与马志明、赵尔利、田锋，以及一中那位赵尔利的粉丝，则一同选择了去西昌。
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连我们自己都感到奇怪。它竟缘于物理戴老师。戴老师有一女儿宋，病休复学后到了我班。但还没等我们弄清她为何姓宋而不是姓戴时，她就响应号召，去了西昌青年农场，成为先于我们好几年的‘老知青’。
带着对知青生活的好奇，在寒冬时节，我们来到了距成都约500公里的西昌县境内，在靠山脚的一片荒原中，找到了这个农场。农场的最显著标志，是一排集中修建的土舂房屋，其中许多已成残垣断壁。唯一一个留守的知青，就住在其中一间残破的房里。巧的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到访，他在当天就已离开这个已经荒芜了的地方了。
黄昏来临以前，年龄与我们相仿的他，带领我们到房屋四周和那些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收集树枝和柴禾，满满地堆放在他住房里的火塘附近。我心里很纳闷：明天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为何还要准备那么多烧柴？
夜幕降临了，我们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火塘边上，听他讲述这全名为‘四川省青年农场’的热闹过去、惨淡现在，独独缺少对它美好未来的憧憬。
正当我们谈性渐弱，眼皮变得沉重时，一声又一声婴儿的哭声由远及近。大家的瞌睡，顿时被这恐怖的声音吓飞了。我的浑身上下，也陡地冒起了鸡皮疙瘩。不一会儿，一盏一盏闪动着的绿莹莹小灯，从远处的漆黑夜里，伴着婴儿似的哭声，渐渐聚集到火塘一侧的墙缺口外。在跳动的火焰照耀下，已能看得出那是一群四只足的动物。
今晚主讲人的他，见惯不惊地说：‘那些是狼，等着吃我们呢。只要火不熄，它们是不敢进来的。’
已经转移到火塘靠里一侧的我们，隔着红红的火焰，紧张地注视着墙缺口外茫茫黑夜里的狼群，一点也不敢松懈地往火塘里不时添加柴禾。我们大瞪着眼睛，就这样同这群饿狼对峙着。直到天边露出一线晨曦，狼群渐渐退去，我们才敢阖上快要睁不开的双眼，任由火焰慢慢地熄灭，任由疲劳去征服我们的身体。
15、分手月亮城
告别荒原上那一排残垣断壁，告别青年农场最后一个善良的留守者，也告别了那群饿狼造成的惊恐，我们来到了古老小城西昌，在那里住了下来，并开始了自以为是的革命。
地委大院里农办的一间小屋，是我们的办公室，也是几个男生晚间的卧室。那是一个充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和‘最新消息’、‘最新最高指示’的年代。我们的革命活动，就是在这间房里翻印这些传单，然后拿到激动人群最易集中的大巷口去抛撒。让那些满篇说不清是谣言还是真话的纸片，借助西昌强劲的风力，飘向那些对革命、对领袖仍然虔诚的向往者。
在这个群山环伺的小城，人们也不仅仅关心楼上的人说什么，也关心省城里发生了什么。那张记载着我校初三某班暴打老师、同学的传单，我们就翻印了几次，仍然还有人索要。
那时的西昌城，集中在一面坡上。大巷口和地区行署，都在靠近坡脚的城边上。行署（后来的一招待所）是当时的接待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每餐一毛钱管吃饱的优惠，让我们攒私房钱有了可乘之机。我每间隔一餐再吃下一餐，每月10元的生活费，就可多挪出几元来作他用。伴随我好几年的那只闹钟，就是这样攒出来的。
西昌有三大资源：蓝天、明月、碧海。如今不知有多少人借助高速公路和汤铁路到西昌度假，以便去分享这三大资源。可当初我们身处那里，却将良机白白浪费。我们每天从地委大院走下坡，不是往西北头的行署去饱肚，就是往西南头的大巷口去‘干革命’，竟然没有到一汪碧水的邛海去过一次。
那也是一个革命想象力空前的年代。革命就是打倒，为了打倒，可以不择手段。连停尸房里的尸体也成了革命的工具，摇身一变为‘烈士遗体’，摆放在地委大门外，为一派下台、一派上台增加压力。原本美好皎洁的月光，因照在这些白布包裹上而变得阴森森、冷惨惨。
被扭曲的月光，蒙羞的蓝天，恐惧的感觉，促使我们早一点离开这座古城。奇怪的是，我们不是循原路返回成都，而是准备继续往南，翻越大青梁子，到普格县去。当我们几位男生作出如此奇怪的决定时，赵尔利的粉丝和她的同学，也决定离开这个痴迷凉山的革命小团体，返回家乡成都。
为什么在这月城分手，细节已不太容易考证，只好做一些实在对不起赵夫人的推测和假设。如果当初，我们能在月光如泻的夜晚，让健壮、开朗、诗词歌赋通吃的赵尔利（我班自创的舞蹈，词和曲的作者都是他），和他那高高瘦瘦、一流身材的粉丝，能荡舟波光粼粼的邛海；如果在那个应当是情窦初开的年龄时，能够移步大学校园，能从教室到图书馆，能花前月下体会浪漫……也许赵同窗成就的就是另一段佳话了。
16、到普格去腐败
凌晨，每天省一餐饭换来的闹钟叮铃铃叫醒我们，兴冲冲赶到往东可通往昭觉、往西可转往邛海边，再攀上大青梁子的三叉口时，还是沉沉黑夜。找不到人问路，我们就按自己认定的方向大步前进。到大天光时，估计约莫已走出西昌二、三十里，但仍不见邛海的踪影。腹中饥饿的我们，掏出干粮和地图，边吃边琢磨：这是怎么回事？
终于有了可问的路人，证明我们的确走错了方向。我们赶紧改道折向西南。没多久，一汪碧水呈现在我们脚下。从半山腰望下去，蓝天下的海子，在漫山遍野的松林簇拥下，映照着朵朵白云，是那么的美丽迷人。这颗生长在地震断裂带上的明珠，据说是四川境内的第一大湖泊。它在这崇山峻岭之间，默默地美丽了至少上千年，注定要在人们富裕起来以后，才会变为大众争相宠爱的珍宝。
它那令人惊羡的美，没有留住我们的脚步。我们快步向大青梁子方向走去，黄昏时在梁子下与邛海间的一个道班住了下来。入夜后，屋外纷纷扬扬地飘起雪来。我们与道班工人围坐在火塘旁，听他们讲述深山老林里的传说，和他们养路、护路的常年生活。
第二天一早用过餐后，告别热情款待我们的道班工人，我们踏着皑皑白雪，开始翻越大青梁子——通往宁南的道路最高点。在时断时续的纷纷大雪中，我们一步一步地接近下一个目的地普格。在冰天雪地里长途行走，对我、对田锋、对赵尔利和马志明，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在亢奋状态中，赵尔利的即兴诗、田锋和马志明讲的笑话和故事，也像这由天而降的雪花一样时断时续。
但令人惋惜的是，就像我们的脚印，刚出现不久就被白雪所覆盖一样，它们被饥饿和寒冷留在了这雪里、风里，而没有保存在我的脑海里。冻僵的脑子里所留下的，只是午后在五道菁道班那餐饭。热情、好客的道班师傅，用蒜苗炒的猪油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美味的菜肴。即使是上海汤臣饭店那过万元一桌的席上珍品，也无法带给我那种刻骨铭心的美味感觉。
当晚，先于我们到达普格的何老师，在建于山坡上的县中接待了我们。何老师来自成都一所小学，由于他鼻梁上有一转折，我认定他是羌族人。他告诉我们，整个中学几乎空无一人，食宿都得我们自理。何老师已是普格通，经过他的介绍，我们明白了，这里无命可革，但可在大雪封路的日子里好好休整。
何老师不知从何处弄来的一小块腊肉吃完后，他又买回一只屠宰好了的狗，还说：‘原来才一元钱一根，【注】现在涨成两元了。’长期难见肉食的我们，暴殄天物却吃得美滋滋地。不过，围着火塘吃炖狗肉，还算不得我们在普格最腐败的行为。
在普格县城边上，有一处被围墙圈起来的温泉。温泉分上池和下池。滚烫的水与凉水在上池里混合后，再淌入低一尺多的下池。温泉也分男女，通常是女的用上池，男的用下池。但古怪的是，上池与下池之间，有一个人猫着腰就可钻过去的大洞，让上下池间无隐私可言。
何老师告诉我们，原来进温泉一次收一毛钱，对红卫兵优惠，只收5分钱。但我们去洗澡时，已没有人收钱。为防异性入侵，我们每次都轮流在门外站岗。我们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天天洗热水澡的梦想，居然在这高寒山区，在这只有一条街的县城附近，提前20年实现了。
【注】据说古北方人常征战，以所斩获人头记战功，从而倾向顾头不顾尾，故量猪、羊等为头；四川人平和、顾家，不尚高远，常见尾不见首，故量猪、狗等为根。
17、重返大凉山
腊月间，在大凉山的普格县，腐败生活没过上多久，从成都方面传来消息，说是飞机上撒下传单，镇反活动开始了，大串联也取消了。我们没有再往南走，去那仅几十里路远的宁南县去，而是搭上便车，风尘仆仆地赶回了成都。春节一过，又一头扎进春秋无义战，在背后让人看不清的大人物指挥下，糊里糊涂地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斗来斗去。大家斗得皮耷嘴歪，甚至有人失去年轻生命之后，又开始了‘复课闹革命’。
又回到了四中凋零的校园。残破的门窗、墙壁上斑驳陆离的大字报，还有旧大楼前由操场边脚辟出的菜地，组成了一幅古怪的图画。革命依然是神圣的口号，果腹却是最实在的行动。这片菜地，和进大校门后那几棵白果树，成了缓解饥饿的理想目标。
一天，东夫带回一个消息：伍师傅很生气。因为那片菜地上的菜秧一下子少了很多。又一天，晓锋说，伍师傅摘下一个南瓜，切开后臭不可闻。传说是在瓜还很小的时候，有人在瓜壁上掏了一个洞，往里撒了尿后，又依原样填上，瓜长大后天衣无缝。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东夫、晓锋等人，将白天收集的白果，满满地炖了一大锅。当晚欢天喜地地吃完后，全都昏昏然倒也。若干年后才知道，那是白果中毒。兴许，我记忆力的过早衰退，正是那次贪吃留下的后遗症。
百无聊赖的‘闹革命’，光吃喝还不够，还得有恶作剧补充。晓锋、东夫和唯实，用一根细细的线拴着一张一毛的纸币，摆放在女生常常经过的地方。然后捉住线的另一头，躲到门背后，声称要测试看谁更爱钱。中招的是嘉陵。她伸手去捡，那钱却往前移动了，再伸手，钱又往前走了……门后笑声响起，她才明白上当受骗。
学校指挥中心的红楼，主人依次由党支部变为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换成革委会的那年12月，决定要收口的伟大领袖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几番敲锣打鼓，若干动员报告，和无数次面对面、背靠背思想工作后，几十辆大卡车开进了学校的大操场。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早晨。操场上喇叭声、哭声、笑声混成一片，男生和女生、老师和家长打成一片。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在人群中穿行，寻到我被编入的那辆车后，仰头向我叮嘱，要我照看好晓燕。
‘晓燕！哪个是晓燕？’同车的几位男生，听到这百分之九十几是女生的名字，顿时来了精神，也于是进行了合理的种种推测。可惜，所有的推测都错了。晓燕是初三的一位男生，中年妇女是他的母亲，也是我小学最敬爱的老师、班主任，后来的校长，那场灾难中的走资派。
汽车发动了，浩浩荡荡地开出了这个2000多岁的校园，驶过雅安，翻过泥巴山，经过邛海边，越过大青梁子。穿过普格县城前，我又一次看见了那个我腐败过几天几次的温泉。汽车一直往南，经过几个曲曲弯弯的下坡山道后，到了宁南县城，再爬坡拐过90度角不久，在县革委招待所院里停了下来。
这一趟越走越边远、越走越荒凉的千里行程，让这几百个大小孩子身上的尘土越积越厚，也让他们心上的负担越来越重。晚上，校革委主任王侃被推上了卡车顶，几十把电筒照射着他那张无辜表情的脸，愤怒地要求他回答若干个为什么。
18、痛苦的灵魂
在《杂忆》初稿刚完成之时，传来我高中班第一任班主任Q老师不幸去世的消息。他是使我爱上四中、喜欢上音乐的首位老师（以前的音乐老师从未燃起过我对音乐的热情），我终身感念他。
他在‘四个伟大’重提阶级斗争后，闻风而动地在我班行动了起来。李同窗的小花伞、温同窗的长辫子，都是在这时成为阶级斗争活靶子的。他还热情地推动了班上的忆苦思甜活动，创造性地让同学们通过采访同学中的工人、贫农和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长辈而受教育。每次采访后，他都要仔细听汇报，并从中发现阶级斗争新线索。陆同学的老工人父亲、马同学的店员父亲，就是在他追踪‘新线索’后被变成资本家的。也因此在文革中，才有了我们同作为黑×类坐到一起写反省，然后又一起去北京朝圣的故事。
作为政治老师和班主任的他，在阶级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组织的肯定，他被抽调去农村任四清工作组组长。这通常是提拔的先兆。传说如没有文革，覃老师己就任27中校长了。
接任Q老师班主任工作的C老师，也是教政治的。那时，学习和宣传‘三论’（《矛盾论》、《实践论》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红火。班团支书陈同学有一本‘三论’辅导材料，被C老师发现后，变为了他的案头书。C老师让女同学帮他将书上的章节抄下来，然后成为他的讲课内容。不久传出，他让女同学抄书时有不规矩动作，引起一众男生义愤填膺。于是，杨、张和我等8位同学，骑车到Q老师做四清工作的乡村告状，掀起了‘倒C（老师）活动’。倒C成功后，我们8 位同学还相约骑车去大邑安仁镇参观地主庄园。那天凌晨5点，我们先集中到西御街张同学家，然后一同出发，骑到地主庄园门口时，天才蒙蒙亮。在滨华家时，他的山东老奶奶，和老奶奶为我们准备的肉冻，让我几十年后想起来，依然十分亲切，依然会不断咽口水。
单身在外的C老师回了陕西的老家，任教和与妻儿团聚两不误。我班的班主任，则先后由教务处一位女老师和校办一位男老师担任。在他们手上，按家庭出身划分同学以区别对待，从秘密转为半公开，Q老师在任时的新发现进一步发酵。我们被安排到龙泉驿乡村参加四清时，部分同学也按家庭出身，被分为监督者和被监督对象。所有新老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安排了其他同学来监督。在这丘陵地区的山村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成都边上还有不讲成都话、只说客家话的传统住户，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被歧视的滋味。
当我再次见到Q老师时，已是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80年代，校友们都有了稳定的职业，大家酝酿着成立校友会。在模样已大变的校园里，在筹备会会场外，我发现了比印象中更消瘦的他，并近前向他问好。任职市中教研究所的他，令我吃惊地说：‘我有罪，我对不起同学’。我看着他痛苦的表情，难过地说：‘那不是你的责任，你也是受害者’。后来，我又在不同场合见到过他，他依然用那句‘我有罪，我对不起同学’来回答我的问候。他说话时，依然是那个来自心底深处的痛苦表情。
那个年代让他自己难以释怀的行为，就这样折磨着他，让本来就比一般人消瘦的他愈见消瘦，痛苦的灵魂终于让他过早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难以释怀，表明他虽然紧跟过、发挥过、让人们吃过苦头，但他觉醒了，他没有泯灭人性中的善，他仍然值得他的学生怀念！
19、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宁南县革委招待所院内，那晚以汽车顶为主席台的电筒光照质询会，虽未在数百四中人民中达成共识，但在辛苦的千里旅程中积累的怨气，更多地转化为了无可奈何。
第二天，汽车继续上路，摇摇晃晃地南行几十里，在该县最男端的华弹区，这几百位数月前还自以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此时连人带行李陆续被‘扔’了下来。随后，这群茫然不知前路在何方的少男少女，又按早就被分配好的‘接受再教育’地点，分赴华弹、上游、大同、红星四个公社的各不同生产队。
随行的学校干部、老师、工宣队员，如释重负地返回了成都。我们这群从15到21岁不等的前四中学生，落足到了祖国贫穷的坚实土地上，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从而开始了远离城市、远离父母家庭的一段终身难忘岁月。
在当年这片贫穷的土地上，校友滞留的时间或长或短，所收获的汗水、泪水、爱情，虽各有千秋，但那段岁月，连同四中校园里的生活，所留下的烙印，都将伴随我们每个人终身。在不同的校友群里，我们不是随时都能感受到这种岁月留痕吗！这正所谓：
青春岁月青春情，笑也不住，留也不住；
荒唐年代荒唐事，哭亦不是，笑亦不是。
这哭哭笑笑的岁月往事，分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却集合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段特殊的历史，也给予了这一代人独有的生活经历和宝贵教益。为了让我们民族的历史记载少一点空白，为了让历史不会沦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生活得更加美满、更加幸福，真诚地希望已经或即将准备安度晚年的校友、我们的同代兄弟姐妹，拿起你们的笔来，一起来书写这段历史吧，记下你在那段岁月里所走过的弯弯曲曲小路，记下你的成功和欢乐，也记下你所经历的哭笑不得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