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四中(成都石室中学),创办于汉景帝后元二年(西元前141年),其前身“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校。1966年以前,它曾是全国重点中学之一。1963年国家主政者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后,西南局、军区和省市委干部子弟逐步成为学校的学生主体,令两年后开始的文革运动,有了与其他学校不太一样的特点。1963年我从成都八中考入四中,直至1969年初赴金沙江边的山区当农民为止,见证了那六年里这个古老校园的风风雨雨,与老师和同学一道经历了那个年代里才有的欢乐和辛勤、痛苦和泪水。
1、第一印象哈哈镜
我是一个凡事慢几拍的人,在重大事情上总是姗姗来迟,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都没能赶上开学的日子。也许正是这种落后常态,让我对人、对事物的第一印象,总有点怪怪地。
离开成都唯一的一所男子中学和马尔康的男子汉大本营,急匆匆赶往男女杂处的四中时,为我上高中绝了望的全家人,像镇家之宝失而复得一样兴奋,逼我换上哥哥的凡立丁裤子(俗称‘抖抖裤’)。因为裤脚于我实在太长,不得不挽起来走路。可这抖抖裤脚却不买账,老往下掉,迫得我随时弯下腰去挽裤脚,让本来就个儿矮的我,不得不由下往上斜着眼观察这个崭新的世界。于是,对新的母校就有了更为古怪的第一印象。
印象一:学校像个大庙
坐落在大操场北面的大成殿,房顶的金色琉璃瓦老让我想起刷经寺的喇嘛庙;那高高的台阶和高大的柱子,又总令我想起文殊院香烟缭绕的大雄宝殿。高高在上的大成殿,四周没有房屋的挤压,虽不像文殊院的大雄宝殿那样辉煌,却让人觉得更气派。
印象二:教学楼是个怪物
耸立于大操场南沿的教学楼,北望大成殿,南临泮池。站在大成殿前眺望它,它像个被几棵歪歪扭扭杨树分割的丑八怪。夜晚,它拖着长短不一的灯影,神神秘秘地投射在泮池桥上和池畔。在夜幕中走过大楼和泮池间的小路,遇寒风猛地吹过,我会打着寒颤,揪紧衣服,总担心它会斜着倒下来。
2、害羞的小妹妹和飞来的小弟弟
与我对母校的大不敬印象不同,新同学当初把我同他人联系起来,所表达出来的印象,却让我心里至今还是甜蜜蜜的。
在同学相互间,刚刚能叫出对方姓名的时候,就有同学告诉我:在校园里看见我妹妹了。
他们说,她也像我一样深眼窝、高鼻梁、尖下巴。我越否认有这样一个妹妹,他们越坚定他们的判断。早就在内心深处期望有一个妹妹的我,想见到“妹妹”的愿望,亦越来越强烈。我那双正在快速走向近视的眼睛,开始在校园里搜索这个“长得像”自己的妹妹。
终于有一天,身旁的同学下巴扬向前方,说:“看,她来了!’”她是哪个嘛?“你妹妹三!”
我赶紧睁大眼睛,迎向前去。可还未等我看清“妹妹”的模样,她已经折转方向,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这样不期而遇又中途转向,发生过几次。有一次还听见“妹妹”身边的人说:“你哥哥来了”。但直到六个年级的同学都集体离开母校,我也未能看清楚这位害羞的妹妹,未能同这位妹妹说上半句话。
想当老大,也许是源于人的本性。我在家里是老幺,虽倍受照顾,却总觉得很委屈,不仅想有个妹妹,也想有个弟弟。成为四中人民后,终于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妹妹,这妹妹却又害羞不愿碰面。还好,进入二年级时,又飞来一个弟弟。虽未能实现同吃,却住在同一间寝室里,完成了做兄弟的一半形式。
孔夫子与四中的关系,按说应当是嵌血为盟哥俩好、共进退的关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入读四中时,专为孔夫子而建的孔庙,已被母校据为己有。供奉孔夫子的大成殿,成了我们的室内体育运动房。礼拜孔夫子的人们跨越泮池通往大成殿,向孔圣人敬献香火的通道,被横插进了我们的教学大楼 。四中前身的石室,原本的地盘在大操场西侧、主席台背后。
主席台背后那排陈年老房屋是旧教学楼,楼下已改为住校生的宿舍。男生住北头,女生住南头。它的资格没有大成殿老,故事也远没有孔夫子多,但也有得龙门阵摆。例如,“文革”初期的某一天,老天突然倾盆大雨,让插在房顶的那面红旗饱受摧残,令忠心耿耿的革命小将们心痛无比,为保卫红旗纷纷献计献策。内中一位李姓校友,极富创意地提议:“用枪打下来”。这个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让他成了“反革命”,还附带荣膺了一个绰号“李扯火”。
我和飞来的弟弟,就住在这排房屋北头的某一间。那原本只是我们班的寝室,但因为要让过于老旧的房屋焕发青春,首批房整容期间,只好让轮候房多作一点贡献。我们寝室就因此增加了初二的同学,其中一位姓段,名国铭,连国家都不敢忽视的好名字。因为他的脸属瘦长型,更因为他年纪虽小,眼角却挂着长长的鱼尾纹——这两点都与我吻合。于是,从住进来之日起,他就天然地成了我的小弟弟,我也因此过了一把当哥哥的瘾。
作为当哥的,咱好歹也算尽过一次责。某天,听说有位个子比他大的同学欺负他。我找到那位同学,仗着自己还有一点蛮力气,将他的手使劲地捏了几下,并恶狠狠地威胁说,再欺负段弟娃儿,就要捶他。
3、捉弄校值日
六、七十年代,宰猪是山里人的一件大事。通常,一年只有两次宰猪的机会:一次是过年前夕,家家户户宰杀自己喂的猪,拉开过年的序幕;一次是秋收大忙时,经每个区都设立的生猪站批准,宰杀一、二头生产队集体自养的猪。平时温驯的猪,一旦要被绑上杀猪凳,求生本能将它们变得十分凶猛,不是那个人,是做不了宰猪这个活路的。在那个年代,敢宰、会宰猪的人,就成了英雄。
这英雄还分两等。猪被绑上杀猪凳后,只有野性祖先遗传下来的锋利牙齿,可以报复凶相毕露的人。通常宰猪的人就用一条结实的绳索,勒住猪的大嘴筒子,让猪深感无奈。但一等的英雄,则连这条安全绳也不要,就用不操刀的那只空手,扣住猪嘴两角没有牙齿的空档。
这样一等一的英雄,不用刻意到大山里去寻觅,闹市中的四中就有一个——学校食堂里的伍师傅。五官端正,个头虽不算高,却很结实的伍师傅,当然是那个时代,那个吃肉叫‘打牙祭’时代的英雄。
摆满简易方桌的学生饭堂里,高挂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大字匾额,却不见‘谁知碗中肉,片片皆宝贝’的字迹,足见那年头肉的金贵。白米饭有可能被抛撒,而肉食就不用担心被浪费。为维持秩序,也为了防止浪费,学校安排高中生做校值日,一到开饭时间就巡回在学生饭堂里。我也是值日生之一。
男女平等,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体现出来。那时我们计划供应的粮食,不论男女生,一律都是每月31斤(15.5公斤),但腹中的感觉就不平等了。特别是那些生长快,又爱运动的男生,常常处于饿捞饿虾的状态。而一些秀气、斯文的女生,可能就很难有那种感觉。至少我发现初66级有一桌女生,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她们自愿放弃平等分配,在食堂窗口取得自己那份饭菜后,就把预计吃不完的部分,放进伍师傅等准备好的饭盆里,让总也吃不饱的男生去分享。
看起来对食品需求不很旺盛的她们,不满足于赈济饥饿的男生,还要时不时来点恶作剧。当我值日时,还未走近她们的餐桌,她们会故意做出将饭块扔掉的动作。我上前欲纠正时,就成为她们嘲笑的对象,让我不得不怀疑我那双正在走向近视的眼睛。如果我的记忆神经没有搭错线的话,其中最捣蛋的两位女生之一,是不幸在美国因车祸惟难的何晓树。
4、开进教室的蒸汽机车
金沙江边,气温据说可以高达摄氏50度的华弹公社,却有一个冬天飘雪的山顶。山顶上有一个彝汉杂居的山湾,叫芭蕉湾。前前后后14个从成都去的知青,最长的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多。他们自组了自编、自导、自演,专蒙贫下中农的宣传队。宣传队的编剧是东夫和晓峰,编舞兼导演是赖佳,演员是全体知青,包括其他队的知青例如乐斗、新民、唯实等,愿参加者,都可加入。
在不同公社、不同大队之间流窜的宣传队,演出的剧目之一是《青山血泪》,需要有音乐烘托气氛,我那连三脚猫水平都远未达到的吹笛子、拉二胡的功夫,竟也派上了用场。能用这忽左忽右的琴声去哄自己、蒙听众,还得感谢我可爱班集体的第一位班主任——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Q老师。
Q老师长得与著名影星陈述有几分相似,我在私底下就称他是‘参谋长’(电影《渡江侦察记》中陈述所饰角色)。进四中后代第一次班会活动,赵校长先唱了《新编九一八小调》:“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随后,是Q老师表演口技。
只见Q老师端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大小腿成90度,眼睛微闭,嘴唇嘬起,双手握成拳头,一会儿敲击膝盖,一会儿又拍打胸脯。随着Q老师动作的展开,教室里响起了蒸汽机车的声音。我不时闭上眼来欣赏由远及近,停靠站、离开车站,又由近至远的汽笛声、蒸汽喷发的突突声,车轮与轨道接头处的撞击声,这惟妙惟肖的逼真模仿,完全征服了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就是从那时开始学羊叫、学猫叫的。
额头上已沁出汗珠的Q老师,在赢得暴风雨般的掌声后,继续革命不停步,又相继作了手风琴和二胡独奏表演。末了,还谦虚地说他自己二胡拉得不好,并推荐既是篮球高手、又是二胡高手的杨承宗老师做我们的指导。
从那之后,学乐器成为一种班风。Q老师就这样不用强迫、不用利诱,当然也无需家长付费,就让我们乖乖地进入了课余的音乐世界、欢乐世界。
5、欢乐大蒙骗
Q老师联合赵校长和体育杨承宗老师,成功地将我们‘诱骗’入了一个充满乐声、歌声的欢乐世界。同一时期,整个校园里都在进行着这种诱骗活动。
那时的新歌虽远不如今天多,但比几年后却多很多。电台每播放一首新歌,杜绶光、胡可兴等当年的发烧友,当天就将其连词带曲整理在了纸上。第二天,王维伦老师就在全校边拉手风琴,边教唱这首新歌。
王老师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教歌老师。四中人民真是三生有幸,由一流的教歌老师教唱刚出炉的最新歌曲。我敢拍着胸口提劲:成都市没有哪所学校敢与四中拼唱新歌。
不止于此,王老师等一众人还推动校文工团和广播晚会的诞生。整个校园里卓有成效的‘诱骗’活动,把有艺术才华的校友,一个又一个地推上了舞台。我的耳边至今还响着王仕忠的小提琴声,刘传本、王绍陵的二胡和曾钟珉的笛子声、杨齐康的黑管声,还有张海霞:‘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的悦耳歌声。唉,如果这些都发生在90年代以后,四中名人榜肯定会增加一些星级人物。
在欢乐大诱骗活动中,还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组织者。如果不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谁敢说他们中就不会涌现出杰出的导演和编剧、编舞呢?他们的才干,在10多年后,也以另外的方式得到了验证。就拿我们班当时的文娱委员陈小茵来说吧,90年代成功驰骋商海,就折射出她当年组织班级文娱活动的身影。
成功的欢乐大诱骗,也让我这种先天无艺术细胞、后天欠艺术冲动的人,变成了憨胆大。7年后的某一天,我正在芭蕉湾的知青屋前拌猪食,双手在猪食盆里卖劲地翻动。山下的朱新杰和杨晖结伴而来。朱新杰看到我僵手僵脚的笨拙动作,笑着说:‘肯定不会跳舞’。一针见血,准确无比,被以后几十年所不断证实。可就是像我这样的舞盲,居然也在上两届校友传下的保留节目:《板车号子》和《洗衣舞》中,混充领号排长和炊事班长角色。我终身感谢这场欢乐大诱骗,让我这个在艺术上毫无希望的人,至少可以骄傲地宣称:‘俺也曾经上过舞台’。
6、他们都是艺术家
当今的人们越来越赶时髦,而时髦的东西也赶不胜赶,行为艺术大概是其中之一吧。我不懂艺术,点开狗狗一看,说行为艺术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行为构成的一门艺术。它必须包含: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流4项基本元素,除此之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还说,行为艺术活动可追溯到20世纪初。说实话,我很怀疑此说的可靠性。
北京08年奥运和国庆60周年庆典的烟花总设计师和总导演蔡国强,他的再现收租院雕塑制作过程的作品《收租院》,就是1999年威尼斯第48届双年展上,获国际金狮奖的行为艺术作品。参照这一实例,我们回看1969年的许多同学,一脸未脱学生娃的纯真,穿着补丁叠补丁的衣服,高高挽起裤腿,行走在大凉山田间的动影,难道不是一幅幅很好的行为艺术作品吗?
再往前推三年,四中大食堂外壁上,贴出了一份那个年代唯一令人捧腹的大字报。作者宋进军,描述地理老师吴家富带学生下乡劳动,为么事追赶学生,在公路上狂奔,突然五体投地……,这不也是对一幅行为艺术作品的生动描写吗?
其实,吴家富老师的艺术作品,岂止这一件。他挺直腰身站上讲台,笑模笑样地侧对满教室同学,右手则在黑板上‘吱’的一声,一笔画出一个椭圆形的地球展开图……
如果说吴老师的动作还不够大,艺术味儿还不够浓的话,戴良平老师的作品,就可谓叹为观止了。上课铃声响起,戴老师站在了教室门口。铃声刚一停,他突然冲进教室,冲上讲台,又突然收住脚,扑地而倒。同学们还未反应过来,戴老师已站立了起来,在黑板上写下:‘惯性’二字。
当然,用行为艺术传授知识的老师,远不止吴老师和戴老师。他们传授知识,也不局限于课堂。吴老师就兼任气象知识兴趣组的指导老师。他带领兴趣组的同学,多次骑自行车到郫县,去位于农机学院附近的气象观测站,对我们现场教学。我没料到的是,从中学到的知识,在10多年后,居然让我赢了一把。
那是在大二的夏天,临近期末考试的那几天,好长时间没降雨了。闷热难当的我们,晚上只好中断备考复习,走到室外,期望身体和心灵都获得一点清凉。但不解人意的老天爷,却不顺应民意,让室内室外一样热,惹得我班那位文质彬彬的上海籍同学,也忍不住牢骚起来。
用海阔天空神侃来减弱炎热感受的诸同学,在上海同学牢骚的带动下,也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谴责老天爷,除我而外,谁也没有留意到透过树丛的那一丝遥远天边的闪光。我夸下海口说:‘别急,我今晚就把雨请下来。’上海同学说,当晚如下雨,他请大家到星桥电影院看电影。
我把同行的6位同学邀集到球场边的草坪上,请大家同我一道跪下。我口中念念有词,装神弄鬼一番,遥远天边的闪电又无声地亮了一下。我让大家起来,说:‘没事了,今晚就等下雨吧。’
深夜,一场雨果然淋了下来,上海同学也不食言地让大家在电影院里快乐了一把。
7、历史不是演出来的
当然,不是所有学科都能用行为艺术来展示。例如生物,你总不成让胡克照老师去模仿变形虫的动作。但这并不影响胡老师的课,始终生动活泼。在胡老师的生物课堂里,你就休想找到打瞌睡的学生。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尽管现在有争论声起,但因有胡老师给我们的扎实基础,已很难改变那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观念。这种进化论观念,甚至被我在不知不觉中导入了自己的历史观。
人们常说:‘历史的重演’。其实,历史是不可能重演的,最多也只是‘惊人地相似’。这个可以由社会进化论引出的观点,我是在刘绍曾老师那里直接感悟到的。刘老师像一个学识渊博又一丝不苟的学究,咋个看都像一个饱读史书的历史学者,但他却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女生我不知道,但男生我知道,从小就想在剧目中扮演坏人的角色,可在现实生活中,却又努力充当一个好人。(男人通常都是两面派,如从这里寻根溯源,大概会有学术成果)努力做好人的方式之一,就是用从小接受的好、坏观念去评判新见识的人、事。刘老师做我们的任课教师时,正在上映电影《五朵金花》。在我眼中,片中的男主角阿鹏,既不是战争中的英雄,也不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模范人物,在大家热火朝天搞建设时,他却到处找恋人,让我很不以为然,因而在作文中猛批阿鹏。
我不知道刘老师批改我这篇作文时的表情,但我想,他肯定差点笑掉大牙。他没有使用高雅和粗俗完美结合的四川话:‘球经不懂’来对付我,只是在我的作文上写了一段不短的评语,并给了一个不及格的分数,希望我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认真思考问题。
对刘老师的苦心孤诣,我当时并不理解,继续用好人、坏人一刀切的眼光,去看待今人和古人。‘皇帝是剥削阶级的总头子’,当然是坏人。既然是剥削阶级,当然是好吃懒做、穷奢极欲、荒淫无度。我的这些想法,在刘老师那里又碰了钉子。
一次在讲课中,刘老师说:‘皇帝是很辛苦的’,还讲了崇祯皇帝勤政、节俭,却仍不能挽救明亡的命运。这在我听来,简直是石破天惊、大逆不道的言论,可它们却不仅是对历史的简单直白,也暗示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还有比最高统治者个人行为更为重要的原因。
8、陈毅欠我一条裤子
我的家乡是个慷慨好客的国家,也是一个善于向外人展示美好面孔的国家。1964年,是社会公众摆脱饿得死人岁月的第二年,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决定大力支援亚非拉的同时,又发出搞内斗的阶级斗争号召。刚刚吃得上一点饱饭的我们这群学生娃,也兴奋莫名地在体育运动和政治运动两个场地上活跃了起来。
一天下午,我们刚准备在教学楼和大成殿之间的操场上好好疯一把时,校方庄严通知:全体同学打扫卫生。这全校总动员的公共卫生活动,到底为哪桩呢?传言说是当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即将和四中早年的校友郭沫若结伴而来。但我们以大扫除代替体育的功夫却白费了。据说陈元帅只是停车校门口,指着门方上郭沫若手书的‘求实务虚’几个大字,说了几句话后就离去了。多年后我猜想,陈外长肯定不会说:‘你老郭就老是跟风,很不求实嘛!’
陈老总虽说未能检视到我们大扫除的成果,却享受到了我们劳作的灯光。几天后,学校接受了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在人民南路广场两侧的行道树上安装彩灯,以迎接人们私下称之为‘国际操哥’的西哈努克亲王。陈老总将陪同他路过此处,前往西郊金牛宾馆。
四中有个传统:保高三。只要被保,连衣服都可以交给初中校友去洗。安装彩灯这类活儿,自然就落到了我们这群对电灯、电线比初中生知道得多一点的非高三生头上。待到夜深人静,我们已瞌睡得不行了时,装灯队伍出发了。在从文庙前街到人民南路一段的道路上,没有了大白天车辆和行人的喧嚣,虽然大家不能唱平时列队行走时必唱的:‘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没有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在校学生会主席杨冬生低沉的‘一、一二一’号令下,步伐依然整齐。
到达广场,我们立即投入施工,在广场两侧的树上爬上爬下,将灯线排好、彩灯装好。当试灯闪亮,全部完工之时,曙光已出现在东方。不幸的是,当我从树上溜下时,身上的新卡基布裤子撕拉一声划了一条口子。在返回学校的路上,大家虽然疲累,队列仍然整齐,但赵尔利却注意到了我捂着屁股走路的窘态。
当天晚上,陈老总和西哈努克经过广场时,看到两侧灿亮的彩色灯光,一定不会想到,会有10多岁的学生娃为此灿亮划破了自己的裤子。而当我回想起这件往事时,已是文革中,我成了‘黑五类狗崽子’,陈老总也成了‘黑帮分子’。当我看到‘索赔’这个词时,陈老总和西哈努克已作古。而当知道世界上还有‘维权’这码子事儿时,我已移居国外。陈老总和西哈努克欠我的这条裤子,就让他们永远欠着吧。
9、花伞的属性和流泪的长辫子
无论是Q老师、刘老师和其他老师,还有全校1000来同学,包括日后成为著名数学家的马志明,都没有对社会和个人命运预测和掌控的能力。欢乐、和谐的校园生活持续了不到一年,就开始悄悄的变味了。
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们可以列出若干个答案,容易被忽视的答案之一是:动物界的雄性总是把自己装扮得很美艳,而人类中则是女性特别重视自身的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性别而言,是男女有别,侧重不同的。男人注重于欣赏女人之美,而女人重在‘为悦己者容’。男人为这人间世界变得更美好,做着间接贡献,直接贡献者则是女人。谁能设想,没有人欣赏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又有谁能设想,所有女人都不收拾打扮了,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恐怖!
校园欢乐、和谐气氛的被破坏,正是从摧毁人的爱美天性开始的。在我班,同学的爱美之心遭受打击,第一次是借助一张墙报实现的。那一期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墙报,班上两位学习成绩拔尖的美女同学,赫然在其上。其中一位,在将近10年后,还被一位外班毛姓校友称作‘病西施’(当时身体不太好,脸色较差)。她打着一把小花伞的照片,被贴在墙报上,成为批判的靶子。小花伞和这张照片,于是就有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另一位同学,也在若干年后的大学校园里,被校友和学生公认为是美女学生和美女老师。她则是因为留着又黑又长的两条辫子,而在墙报上受到批判。虽然她和若干年后上演的电影《大辫子的诱惑》中的女主角,有得一拼,但她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还是不得不流着伤心的眼泪,剪掉了自己心爱的长辫子。
10、新右派的诞生
自从小花伞有了阶级属性、美丽的长辫子也成了戴罪之身后,欢乐与和谐一步步远离班集体。进入1966年6月,天气变得闷热起来。高三年级的我们,忙着备考大学,广播里传达的5.16通知也没有往心里去,完全不知一场暴风雨即将降临校园。
头一天,在教学楼顶层的教员休息室里,看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各大学招生广告。晚上依然备考至深夜。第二天清晨,学校里刺耳的喇叭声突然将我们吵醒。喇叭里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市委派团市委少儿部部长牛耕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停课闹革命。
大学梦碎的我们,把满肚子的怨气洒向牛耕工作组。一贯井然有序的安静校园,突然变得有点闹哄哄地。一些家在西南局和省委机关大院的学生干部,深入寝室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党派来的”、“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听工作组的话就是听党的话”,这些当年最有说服力的语言,让我们渐渐安静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高音喇叭再次刺耳地响起。这次是那些做我们思想工作的部分校友,用混合着川音的普通话宣布:四中改名抗大战校,抗大战校红卫兵(红卫兵8204部队)正式成立;砸烂牛耕工作组,成立以S同学为主任的校文革委员会。师生都知道,多次作毛思想讲用报告的S同学,是西南地区最高领导人的儿子。广播里伴随着造反有理歌声的,还有牛耕工作组的若干罪状。这一夜剧变,顿时让校园炸了锅。感觉被欺骗和玩弄了的校友们,成堆成群地聚在了一起,发出质疑真相和愤怒抗议的声音。
不过半天时间,市委和省委的一群干部,杀气腾腾地开进了校园。聚集人数最多的大操场上,临时搬来一张大方桌。市委宣传部长站上方桌,大声宣布:市委坚决支持校文革委员会小将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撤消牛耕工作组;以省委副秘书长贾XX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四中。这霸道的宣布,未能消除大家的质疑,反倒激起更大的愤怒。
我和没有离开教学楼的部分校友,站在面向大操场的窗户前,与操场上的校友们一同大声起哄。也许是对这群中学娃娃的大不敬缺乏思想准备,或许是联想到了57年的引蛇出洞,更可能是想杀鸡给猴看,部长大人挥手指向教学大楼,大声说:“这些都是右派学生!”
11、校园腥风
抗大战校红卫兵在省市委支持下成功掌权后,校园文革如火如荼。校部机关集中的红楼,走廊里的大字报,扩展到了旧教学大楼和学生食堂,上大字报的老师越来越多。一位中年女老师未婚,被批判说是妄想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好嫁给她的国民党恋人。一位老师留着毛氏发型,被指不安好心、野心太大;推成光头后,又被说成是想蒋光头反攻大陆。一位老师戴睡帽睡觉,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伴随全市抄家风的蔓延,越来越多的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不仅被大字报点名批判,还尝到了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校友拳脚的滋味。
无帽徽领章的绿军装+宽皮带,是最早的首都红卫兵标配。它是红司令身边红卫兵创造的款式。随着这些标配红卫兵的南下成都,随着《造反有理歌》歌词加入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校园腥风达到了高潮。初三一位口碑很好的语文老师,在一个临时召集的全校大会中被押上大操场主席台,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老师挨打之后,还被罚站粪坑中。一些师生被剃阴阳头、被搧耳光;被强令跪在地上,边呼喊作践自己的口号,边打自己的耳光;还被强迫端着痰盂,排着队在操场上走步……。 开始,这些不人道的行为发生在易被煽动的未成年校友群中。后来扩展到高中,以致引发高三一位女同学跳楼的惨剧。
校园腥风也刮到了校领导层,书记、校长先后成为牛鬼蛇神,许多年的忠心耿耿被大字报化为乌有。他们曾经挥舞过的阶级斗争铁拳,也凶狠地砸到了他们的身上。放谁身上都会想不通的罪名,让书记成为自杀未遂的教育黑线人物。带领我们高唱抗大校歌的老革命校长,则以叛徒之身,拖着一条瘸腿天天打扫校园,行政13级的清洁工就这样诞生在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校园里。
12、一路尴尬的朝圣之旅
革命斗争的矛头从指向老师转为指向同学后,没过多少天,马志明、我和那位流泪的长辫子等6位同学,被懵懵懂懂地打入了另册。我们六人,第一次有那么长的时间单独坐在一起,但又不能相互交谈,只能在眼光偶尔的交集时,发现对方的眼泪和忧戚表情。
再不久,一批又一批到首都朝圣的同学离开了学校,无人看管的我们六人,成了最自觉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人。一天,终于到了彼此间有话非说不可的时候,我们严肃认真地合计,要把对伟大领袖的想念,变为朝圣的实在行动。于是,我们中的5位(一位女同学因病未能同行),也踏上了朝圣的旅途。
本来,从宝成线北上,是最快捷的路径,但在火车北站时,我们发现,与我们一样热爱四个伟大、一样可以分文不付就可周游全国的人,也同样心往一处想。直接北上的火车,早就没有我等见缝插针的机会。眼看着隆隆启动后,仍然关不上门的火车缓缓离站,我们临时决定改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从成渝线上湘黔线,再由京广线进京朝圣。
火车进入贵州后,我们开始体会到了黔驴技穷的困窘。同行的傅光辉同学感冒发烧,我们不得不在贵阳下车,等待他退烧后再前进。当我们再度来到贵阳站时,才深感下车容易上车难。成千上万的年轻圣徒,拥挤在贵阳站前小小的广场上。场边坡上那个厕所,成了大家内急时必须朝拜的地方。这个临时围起来的农家大粪坑,只在当中拉起一道草编的帘子,就算是男女有别了。捉襟见肘的草帘,遮住了上面就遮不住下面,其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所造成的尴尬,可想而知。
终于又挤上了火车,坚持朝圣的就剩下马志明、王克娴、流浪的长辫子和她的妹妹。我们五人在闷热、干渴的车厢里,闻着汗臭、屁臭,随着列车摇摇晃晃地进入了华北平原。圣地已不太远了,广播里通知,还要就地等待若干小时才能进京。
这是最令人焦急的几个小时。水火不留情的内急,上升为焦急的主因。满车的圣徒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车底,把那里视作排忧解难的理想之地。在那下面,能躲开车里射出的微弱灯光,夜幕成为比草帘更能保护大家隐私的卫士。但这卫士又十分脆弱,一只小小的手电筒就能摧毁它的保卫功能。竟也有这样的朝圣者,在列车下面居然柠亮了电筒。尽管在众人的怒喝下只闪亮了一瞬间,但带给人们的尴尬,几十年后也难忘记。
13、京城裸斗小恶虫
终于进京了,双脚终于踏上了渴望已久的首都圣地。天安门、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这些在报纸上、画册上,不知见过多少次的崇高建筑、美好景物,终于实实在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人头攒动的西苑机场,颂歌声中的大救星、大圣人,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地接见他的崇拜者——从祖国各地涌到北京的约10万学生娃。站在敞蓬车上依次出场的国家领导人,其顺序又与上次有了不同。这种排序上的变化,任是最天才的数学家,也无法推导出它的演变公式,也计算不出这些位置变动中的大人物,他们的后续命运将如何。
10多年以后就将成为国际知名数学家的马志明,也和我这个凡夫俗子一样,对从第2位降至第8位的国家主席将成为冤死鬼,缺少预见能力;更不能预知,填补第二位空缺的副统帅,也将摔死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们万分激动地跻身在这10万同龄人中间,掂起脚尖,翘首寻觅心目中的大圣人,和他那些即将被他打翻在地的亲密战友。
激动的眼泪盈满眶又干涸之后,还得回到衣食住行上来。王克娴、流泪的长辫子和她妹妹回四川了,我和马志明大白天离开改作接待站的小学,满京城到处乱跑,去‘关心国家大事’,去‘沐浴阶级斗争的风风雨雨’。行走在火药味甚浓的大街小巷里,马志明热情地给问路人提供免费咨询,留下了这样的经典语言:‘朝前头走,抵拢倒左拐,再朝前头走,就是农垦部。’在车公庄的一家百货店里,这位潜数学家,还留下了另一句经典语言:‘同字,要一条摇裤(贴身短内裤)。’当时口语还未被京腔化的马志明,能留下这后一句川味经典语言,自有其难言隐情。
那是一个‘战斗队’多如牛毛的年代。它们五花八门的名称,很难让人记住,但其中有一个却让我永生难忘,这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大字报上出现过的‘浑身痒痒战斗队’。其实,哪用得着到人家的大字报上去寻找,我和马志明,以及睡同一地铺的朝圣者们,谁不是浑身痒痒战斗队的队员?马志明急着买摇裤,不正是浑身痒痒的战斗需要吗?
白天参观了一整天革命的我俩,晚上还得回到接待站教室的地铺上,钻进不知多少人钻过的同一个被窝,不得不接受虱子和跳蚤的革命。进被窝前换一条裤头,以稀释这两个恶小虫的革命欲望;早晨离开被窝时再换上另一条干净裤头,以争取白天的清爽——买摇裤对我们的重要性真的是不言而喻。
一天晚上入睡前,我和马志明像往常一样,借助昏暗的灯光,瞪大近视的眼睛,在脱下的裤头上追踪小恶虫,一捉住就恶狠狠地格杀勿论。也许是我们的持之以恒,感动了同室两个来自内蒙的朝圣者。其中一位打着手势,用我俩不太熟悉的语言,示意我和马志明,将目光转向他那已躺在被窝里的伙伴。然后哈哈笑着,猛地一下掀开伙伴的被盖,把一个还未发育完全的赤条条身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示范了他俩成功的抗恶虫经验。
朝圣之旅结束了。我俩带着从接待站领取的馒头、咸萝卜和些许粉肠,也带着内蒙室友的宝贵经验,离开了这个今生今世更难忘记的圣地。
14、与狼对峙
在那个年代里,拥有最多粉丝的,是偏好以纲治国的圣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拥有最多游客的地方,除北京而外,就是延安和井冈山(如果当时就懂得发旅游财的话,对后2个属于‘老、少、边、穷’的‘老’字号地方,恐怕就不用‘扶贫’了)。而当时最流行的语言,就是:‘大串联’。
智商超卓的圣人,以无与伦比的魄力,动用全国财力,遍设接待站,以中华民族最美好的语言,吸引最富理想、最具热情的一代青少年,走上了全国各地大串联之路,一路播撒造反的种子,为圣人动员国人,替他昔日的战友挖掘坟墓。学习圣人的革命精神,去延安、上井冈,是多数人的选择。我与马志明、赵尔利、田锋,以及一中那位赵尔利的粉丝,则一同选择了去西昌。
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连我们自己都感到奇怪。它竟缘于物理戴老师。戴老师有一女儿宋,病休复学后到了我班。但还没等我们弄清她为何姓宋而不是姓戴时,她就响应号召,去了西昌青年农场,成为先于我们好几年的‘老知青’。
带着对知青生活的好奇,在寒冬时节,我们来到了距成都约500公里的西昌县境内,在靠山脚的一片荒原中,找到了这个农场。农场的最显著标志,是一排集中修建的土舂房屋,其中许多已成残垣断壁。唯一一个留守的知青,就住在其中一间残破的房里。巧的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到访,他在当天就已离开这个已经荒芜了的地方了。
黄昏来临以前,年龄与我们相仿的他,带领我们到房屋四周和那些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收集树枝和柴禾,满满地堆放在他住房里的火塘附近。我心里很纳闷:明天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为何还要准备那么多烧柴?
夜幕降临了,我们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火塘边上,听他讲述这全名为‘四川省青年农场’的热闹过去、惨淡现在,独独缺少对它美好未来的憧憬。
正当我们谈性渐弱,眼皮变得沉重时,一声又一声婴儿的哭声由远及近。大家的瞌睡,顿时被这恐怖的声音吓飞了。我的浑身上下,也陡地冒起了鸡皮疙瘩。不一会儿,一盏一盏闪动着的绿莹莹小灯,从远处的漆黑夜里,伴着婴儿似的哭声,渐渐聚集到火塘一侧的墙缺口外。在跳动的火焰照耀下,已能看得出那是一群四只足的动物。
今晚主讲人的他,见惯不惊地说:‘那些是狼,等着吃我们呢。只要火不熄,它们是不敢进来的。’
已经转移到火塘靠里一侧的我们,隔着红红的火焰,紧张地注视着墙缺口外茫茫黑夜里的狼群,一点也不敢松懈地往火塘里不时添加柴禾。我们大瞪着眼睛,就这样同这群饿狼对峙着。直到天边露出一线晨曦,狼群渐渐退去,我们才敢阖上快要睁不开的双眼,任由火焰慢慢地熄灭,任由疲劳去征服我们的身体。
15、分手月亮城
告别荒原上那一排残垣断壁,告别青年农场最后一个善良的留守者,也告别了那群饿狼造成的惊恐,我们来到了古老小城西昌,在那里住了下来,并开始了自以为是的革命。
地委大院里农办的一间小屋,是我们的办公室,也是几个男生晚间的卧室。那是一个充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和‘最新消息’、‘最新最高指示’的年代。我们的革命活动,就是在这间房里翻印这些传单,然后拿到激动人群最易集中的大巷口去抛撒。让那些满篇说不清是谣言还是真话的纸片,借助西昌强劲的风力,飘向那些对革命、对领袖仍然虔诚的向往者。
在这个群山环伺的小城,人们也不仅仅关心楼上的人说什么,也关心省城里发生了什么。那张记载着我校初三某班暴打老师、同学的传单,我们就翻印了几次,仍然还有人索要。
那时的西昌城,集中在一面坡上。大巷口和地区行署,都在靠近坡脚的城边上。行署(后来的一招待所)是当时的接待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每餐一毛钱管吃饱的优惠,让我们攒私房钱有了可乘之机。我每间隔一餐再吃下一餐,每月10元的生活费,就可多挪出几元来作他用。伴随我好几年的那只闹钟,就是这样攒出来的。
西昌有三大资源:蓝天、明月、碧海。如今不知有多少人借助高速公路和汤铁路到西昌度假,以便去分享这三大资源。可当初我们身处那里,却将良机白白浪费。我们每天从地委大院走下坡,不是往西北头的行署去饱肚,就是往西南头的大巷口去‘干革命’,竟然没有到一汪碧水的邛海去过一次。
那也是一个革命想象力空前的年代。革命就是打倒,为了打倒,可以不择手段。连停尸房里的尸体也成了革命的工具,摇身一变为‘烈士遗体’,摆放在地委大门外,为一派下台、一派上台增加压力。原本美好皎洁的月光,因照在这些白布包裹上而变得阴森森、冷惨惨。
被扭曲的月光,蒙羞的蓝天,恐惧的感觉,促使我们早一点离开这座古城。奇怪的是,我们不是循原路返回成都,而是准备继续往南,翻越大青梁子,到普格县去。当我们几位男生作出如此奇怪的决定时,赵尔利的粉丝和她的同学,也决定离开这个痴迷凉山的革命小团体,返回家乡成都。
为什么在这月城分手,细节已不太容易考证,只好做一些实在对不起赵夫人的推测和假设。如果当初,我们能在月光如泻的夜晚,让健壮、开朗、诗词歌赋通吃的赵尔利(我班自创的舞蹈,词和曲的作者都是他),和他那高高瘦瘦、一流身材的粉丝,能荡舟波光粼粼的邛海;如果在那个应当是情窦初开的年龄时,能够移步大学校园,能从教室到图书馆,能花前月下体会浪漫……也许赵同窗成就的就是另一段佳话了。
16、到普格去腐败
凌晨,每天省一餐饭换来的闹钟叮铃铃叫醒我们,兴冲冲赶到往东可通往昭觉、往西可转往邛海边,再攀上大青梁子的三叉口时,还是沉沉黑夜。找不到人问路,我们就按自己认定的方向大步前进。到大天光时,估计约莫已走出西昌二、三十里,但仍不见邛海的踪影。腹中饥饿的我们,掏出干粮和地图,边吃边琢磨:这是怎么回事?
终于有了可问的路人,证明我们的确走错了方向。我们赶紧改道折向西南。没多久,一汪碧水呈现在我们脚下。从半山腰望下去,蓝天下的海子,在漫山遍野的松林簇拥下,映照着朵朵白云,是那么的美丽迷人。这颗生长在地震断裂带上的明珠,据说是四川境内的第一大湖泊。它在这崇山峻岭之间,默默地美丽了至少上千年,注定要在人们富裕起来以后,才会变为大众争相宠爱的珍宝。
它那令人惊羡的美,没有留住我们的脚步。我们快步向大青梁子方向走去,黄昏时在梁子下与邛海间的一个道班住了下来。入夜后,屋外纷纷扬扬地飘起雪来。我们与道班工人围坐在火塘旁,听他们讲述深山老林里的传说,和他们养路、护路的常年生活。
第二天一早用过餐后,告别热情款待我们的道班工人,我们踏着皑皑白雪,开始翻越大青梁子——通往宁南的道路最高点。在时断时续的纷纷大雪中,我们一步一步地接近下一个目的地普格。在冰天雪地里长途行走,对我、对田锋、对赵尔利和马志明,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在亢奋状态中,赵尔利的即兴诗、田锋和马志明讲的笑话和故事,也像这由天而降的雪花一样时断时续。
但令人惋惜的是,就像我们的脚印,刚出现不久就被白雪所覆盖一样,它们被饥饿和寒冷留在了这雪里、风里,而没有保存在我的脑海里。冻僵的脑子里所留下的,只是午后在五道菁道班那餐饭。热情、好客的道班师傅,用蒜苗炒的猪油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美味的菜肴。即使是上海汤臣饭店那过万元一桌的席上珍品,也无法带给我那种刻骨铭心的美味感觉。
当晚,先于我们到达普格的何老师,在建于山坡上的县中接待了我们。何老师来自成都一所小学,由于他鼻梁上有一转折,我认定他是羌族人。他告诉我们,整个中学几乎空无一人,食宿都得我们自理。何老师已是普格通,经过他的介绍,我们明白了,这里无命可革,但可在大雪封路的日子里好好休整。
何老师不知从何处弄来的一小块腊肉吃完后,他又买回一只屠宰好了的狗,还说:‘原来才一元钱一根,【注】现在涨成两元了。’长期难见肉食的我们,暴殄天物却吃得美滋滋地。不过,围着火塘吃炖狗肉,还算不得我们在普格最腐败的行为。
在普格县城边上,有一处被围墙圈起来的温泉。温泉分上池和下池。滚烫的水与凉水在上池里混合后,再淌入低一尺多的下池。温泉也分男女,通常是女的用上池,男的用下池。但古怪的是,上池与下池之间,有一个人猫着腰就可钻过去的大洞,让上下池间无隐私可言。
何老师告诉我们,原来进温泉一次收一毛钱,对红卫兵优惠,只收5分钱。但我们去洗澡时,已没有人收钱。为防异性入侵,我们每次都轮流在门外站岗。我们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天天洗热水澡的梦想,居然在这高寒山区,在这只有一条街的县城附近,提前20年实现了。
【注】据说古北方人常征战,以所斩获人头记战功,从而倾向顾头不顾尾,故量猪、羊等为头;四川人平和、顾家,不尚高远,常见尾不见首,故量猪、狗等为根。
17、重返大凉山
腊月间,在大凉山的普格县,腐败生活没过上多久,从成都方面传来消息,说是飞机上撒下传单,镇反活动开始了,大串联也取消了。我们没有再往南走,去那仅几十里路远的宁南县去,而是搭上便车,风尘仆仆地赶回了成都。春节一过,又一头扎进春秋无义战,在背后让人看不清的大人物指挥下,糊里糊涂地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斗来斗去。大家斗得皮耷嘴歪,甚至有人失去年轻生命之后,又开始了‘复课闹革命’。
又回到了四中凋零的校园。残破的门窗、墙壁上斑驳陆离的大字报,还有旧大楼前由操场边脚辟出的菜地,组成了一幅古怪的图画。革命依然是神圣的口号,果腹却是最实在的行动。这片菜地,和进大校门后那几棵白果树,成了缓解饥饿的理想目标。
一天,东夫带回一个消息:伍师傅很生气。因为那片菜地上的菜秧一下子少了很多。又一天,晓锋说,伍师傅摘下一个南瓜,切开后臭不可闻。传说是在瓜还很小的时候,有人在瓜壁上掏了一个洞,往里撒了尿后,又依原样填上,瓜长大后天衣无缝。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东夫、晓锋等人,将白天收集的白果,满满地炖了一大锅。当晚欢天喜地地吃完后,全都昏昏然倒也。若干年后才知道,那是白果中毒。兴许,我记忆力的过早衰退,正是那次贪吃留下的后遗症。
百无聊赖的‘闹革命’,光吃喝还不够,还得有恶作剧补充。晓锋、东夫和唯实,用一根细细的线拴着一张一毛的纸币,摆放在女生常常经过的地方。然后捉住线的另一头,躲到门背后,声称要测试看谁更爱钱。中招的是嘉陵。她伸手去捡,那钱却往前移动了,再伸手,钱又往前走了……门后笑声响起,她才明白上当受骗。
学校指挥中心的红楼,主人依次由党支部变为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换成革委会的那年12月,决定要收口的伟大领袖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几番敲锣打鼓,若干动员报告,和无数次面对面、背靠背思想工作后,几十辆大卡车开进了学校的大操场。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早晨。操场上喇叭声、哭声、笑声混成一片,男生和女生、老师和家长打成一片。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在人群中穿行,寻到我被编入的那辆车后,仰头向我叮嘱,要我照看好晓燕。
‘晓燕!哪个是晓燕?’同车的几位男生,听到这百分之九十几是女生的名字,顿时来了精神,也于是进行了合理的种种推测。可惜,所有的推测都错了。晓燕是初三的一位男生,中年妇女是他的母亲,也是我小学最敬爱的老师、班主任,后来的校长,那场灾难中的走资派。
汽车发动了,浩浩荡荡地开出了这个2000多岁的校园,驶过雅安,翻过泥巴山,经过邛海边,越过大青梁子。穿过普格县城前,我又一次看见了那个我腐败过几天几次的温泉。汽车一直往南,经过几个曲曲弯弯的下坡山道后,到了宁南县城,再爬坡拐过90度角不久,在县革委招待所院里停了下来。
这一趟越走越边远、越走越荒凉的千里行程,让这几百个大小孩子身上的尘土越积越厚,也让他们心上的负担越来越重。晚上,校革委主任王侃被推上了卡车顶,几十把电筒照射着他那张无辜表情的脸,愤怒地要求他回答若干个为什么。
18、痛苦的灵魂
在《杂忆》初稿刚完成之时,传来我高中班第一任班主任Q老师不幸去世的消息。他是使我爱上四中、喜欢上音乐的首位老师(以前的音乐老师从未燃起过我对音乐的热情),我终身感念他。
他在‘四个伟大’重提阶级斗争后,闻风而动地在我班行动了起来。李同窗的小花伞、温同窗的长辫子,都是在这时成为阶级斗争活靶子的。他还热情地推动了班上的忆苦思甜活动,创造性地让同学们通过采访同学中的工人、贫农和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长辈而受教育。每次采访后,他都要仔细听汇报,并从中发现阶级斗争新线索。陆同学的老工人父亲、马同学的店员父亲,就是在他追踪‘新线索’后被变成资本家的。也因此在文革中,才有了我们同作为黑×类坐到一起写反省,然后又一起去北京朝圣的故事。
作为政治老师和班主任的他,在阶级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组织的肯定,他被抽调去农村任四清工作组组长。这通常是提拔的先兆。传说如没有文革,覃老师己就任27中校长了。
接任Q老师班主任工作的C老师,也是教政治的。那时,学习和宣传‘三论’(《矛盾论》、《实践论》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红火。班团支书陈同学有一本‘三论’辅导材料,被C老师发现后,变为了他的案头书。C老师让女同学帮他将书上的章节抄下来,然后成为他的讲课内容。不久传出,他让女同学抄书时有不规矩动作,引起一众男生义愤填膺。于是,杨、张和我等8位同学,骑车到Q老师做四清工作的乡村告状,掀起了‘倒C(老师)活动’。倒C成功后,我们8 位同学还相约骑车去大邑安仁镇参观地主庄园。那天凌晨5点,我们先集中到西御街张同学家,然后一同出发,骑到地主庄园门口时,天才蒙蒙亮。在滨华家时,他的山东老奶奶,和老奶奶为我们准备的肉冻,让我几十年后想起来,依然十分亲切,依然会不断咽口水。
单身在外的C老师回了陕西的老家,任教和与妻儿团聚两不误。我班的班主任,则先后由教务处一位女老师和校办一位男老师担任。在他们手上,按家庭出身划分同学以区别对待,从秘密转为半公开,Q老师在任时的新发现进一步发酵。我们被安排到龙泉驿乡村参加四清时,部分同学也按家庭出身,被分为监督者和被监督对象。所有新老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安排了其他同学来监督。在这丘陵地区的山村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成都边上还有不讲成都话、只说客家话的传统住户,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被歧视的滋味。
当我再次见到Q老师时,已是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80年代,校友们都有了稳定的职业,大家酝酿着成立校友会。在模样已大变的校园里,在筹备会会场外,我发现了比印象中更消瘦的他,并近前向他问好。任职市中教研究所的他,令我吃惊地说:‘我有罪,我对不起同学’。我看着他痛苦的表情,难过地说:‘那不是你的责任,你也是受害者’。后来,我又在不同场合见到过他,他依然用那句‘我有罪,我对不起同学’来回答我的问候。他说话时,依然是那个来自心底深处的痛苦表情。
那个年代让他自己难以释怀的行为,就这样折磨着他,让本来就比一般人消瘦的他愈见消瘦,痛苦的灵魂终于让他过早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难以释怀,表明他虽然紧跟过、发挥过、让人们吃过苦头,但他觉醒了,他没有泯灭人性中的善,他仍然值得他的学生怀念!
19、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宁南县革委招待所院内,那晚以汽车顶为主席台的电筒光照质询会,虽未在数百四中人民中达成共识,但在辛苦的千里旅程中积累的怨气,更多地转化为了无可奈何。
第二天,汽车继续上路,摇摇晃晃地南行几十里,在该县最男端的华弹区,这几百位数月前还自以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此时连人带行李陆续被‘扔’了下来。随后,这群茫然不知前路在何方的少男少女,又按早就被分配好的‘接受再教育’地点,分赴华弹、上游、大同、红星四个公社的各不同生产队。
随行的学校干部、老师、工宣队员,如释重负地返回了成都。我们这群从15到21岁不等的前四中学生,落足到了祖国贫穷的坚实土地上,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从而开始了远离城市、远离父母家庭的一段终身难忘岁月。
在当年这片贫穷的土地上,校友滞留的时间或长或短,所收获的汗水、泪水、爱情,虽各有千秋,但那段岁月,连同四中校园里的生活,所留下的烙印,都将伴随我们每个人终身。在不同的校友群里,我们不是随时都能感受到这种岁月留痕吗!这正所谓:
青春岁月青春情,笑也不住,留也不住;
荒唐年代荒唐事,哭亦不是,笑亦不是。
这哭哭笑笑的岁月往事,分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却集合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段特殊的历史,也给予了这一代人独有的生活经历和宝贵教益。为了让我们民族的历史记载少一点空白,为了让历史不会沦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生活得更加美满、更加幸福,真诚地希望已经或即将准备安度晚年的校友、我们的同代兄弟姐妹,拿起你们的笔来,一起来书写这段历史吧,记下你在那段岁月里所走过的弯弯曲曲小路,记下你的成功和欢乐,也记下你所经历的哭笑不得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