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两条平行但又交叉的基本原则，一直贯穿于自美国成为世界大国以来的所有重大外交活动中。理想主义认为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正义和推动世界范围的进步，因此应当以美国价值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以将美式民主和普世理念推广到全世界作为外交的使命，以对别国人权状况的判断作为是否与其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标准，同时也认为国家之间的外交争端本质上就是邪恶与正义之争，因此应当建立国际组织（集体安全）以及世界警察仲裁国际冲突。
现实主义则强调美国外交政策最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谋求自身的生存发展，而非任何道义目标，这些利益包括国土安全经济文化不受侵略威胁，商业利益受到保护，贸易市场，海洋运输，原料产地不被干扰等等。国家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国家都为本身利益驱使，彼此难以合作，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本国的军事实力，因此必须提高军备，必要时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实现国家利益，包括秘密外交，军事打击甚至入侵它国。
在美国近代两党历史上，比较而言，共和党多半倾向现实主义，这大抵是因为共和党与产业金融巨头关系比较密切，代表富有工商阶层，以商立国追逐利润，信奉商业精神和功利主义，注重商业利益甚于人权道义，同时主张以力降人，用经济和军事力量扩大美国的影响，保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近期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开放政治捐款，许多大富豪和大公司计划对今年的总统选举投入更多的美元，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支持共和党，反观民主党则多靠小额草根捐款筹措资金）。
美国近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开创者老罗斯福（1901-1909任总统）就是共和党人。老罗斯福以鼓吹国家利益至上和发展强大海军著称，他是首位坚持美国有责任让全世界感受其影响力，并应基于国家利益，让美国与世界产生联系的总统，他认为美国并非独一无二的道德化身，没有必要为了世界正义而牺牲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就是弱肉强食毫无公理可言，如果美国的利益与其它国家发生冲突，它就应该凭借自己的海军作战实力取得优势。这种强硬蛮悍并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外交理念，就是老罗斯福总统闻名于世的“大棒外交”（老罗斯福执政期间，美国出动海军策动巴拿马独立，借此占领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巴拿马运河）。
二战以后最为突出的现实主义外交事例，或许就是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访华。尼克松（1969-1973任总统）被认为近代美国现实主义总统的代表性人物，此人向来以强硬意识形态出名，早年以右派起家，素有反共斗士之称，是麦卡锡主义的狂热拥护者和极力倡导者，初入政坛便以穷追不舍调查涉共“希斯案件”，并将对方定罪入狱而名声大噪，后来与苏共领导人勃涅日涅夫进行“厨房辩论”，更以共产主义的死敌闻名于世。
但是尼克松上任总统以后，面对苏联全球强势扩张，美国陷于越战泥塘难以抽身，疲于奔命陷于窘境，于是决心改弦更张另寻出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敢与魔鬼握手”，不顾意识形态的长期敌对和国内保守右翼的反对，大胆主动地向中国这个昔日的红色宿敌释出和解信号，勇敢地踏入铁幕，历史性地访问了北京，并与中国结成反苏联盟，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成功地维护了美国的全球利益，提升了美国的战略地位，被人称为美国二战以后最为突出的外交成就。
而美国民主党则更多拥戴理想主义，或谓此党代表社会中下层，少数民族，移民等民众多数，缺少经济力量社会资源，所以更加强调以理服人，高倡公理可以战胜强权，坚持社会公平和平民正义，反对阶级压迫，主张平等博爱，人权自由，道义价值，以及人类的共同进步。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的延续，这种传统价值因此成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根本基础。
近代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的奠基人威尔逊（1913-1921任总统）就是民主党人。威尔逊所倡导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也被后人称为“威尔逊主义”，包括民族自治、代议政府、集体安全、基本人权，国际公法、以及成立一个国家间的联盟维持国际安全（联合国实质上就是以威尔逊倡导的国际联盟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强调国际秩序不应再建立在霸权均势的基础之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美国应当登上世界舞台来为民主而战斗，为实现普世价值而努力。“威尔逊主义”确立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划时代的理念，持续地为后代理想主义者所效仿（由于威尔逊对创建国联的贡献，191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战后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可能就是民主党总统卡特的人权外交。卡特（1977-1981任总统）继承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宣称美国的任务是要在世界塑造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人权原则应当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是确定美国同其他国家保持何种关系的一个标准。人权外交的重点是苏联和东欧, 其次是拉丁美洲，再次是亚洲和非洲，采用的手段包括将人权问题与国家关系、经贸关系挂钩，推进国际人权保障体系建设、声援各国受压者的反抗行动，对专制政权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们进行民主改革。
特别是对于当时的超级专制大国苏联，美国通过公开支持苏联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欧安会等国际场所内用人权议题向苏联施压，以及将向苏联出售后者急需的小麦作为政治交换筹码等等，来换取人权方面的让步。卡特政府高倡人权外交， 唤起了国际社会对于人权问题的关注，激励了被压迫人民的奋斗和反抗，为日后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变天吹响了号角。
在很多情况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常是交互出现的，一个时期以理想主义为主，另一个时期则以现实主义为主（特别是在美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早期），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好像显得自我矛盾前后不一，比如有时重视现实，有时宣扬理想，有时是孤立主义只顾自己，有时又是国际主义打抱不平，有时倡导民族自决国家平等，有时又好像是帝国主义恃强凌弱，有时推行人权外交普世价值，有时又和专制政权建交结盟。美国外交政策中这些令人困惑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执政党派的改换，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轮番交替此起彼伏。
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则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于一项政策来说, 有时候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包含着理想主义的成分，在推行美国价值的时候，兼顾美国的国家利益，比如美国的伊拉克之战，既有理想主义目标（推翻独裁建立民主），又有现实主义目标（石油资源以及中东战略地位）。所以有些论者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本身就包括理想主义所追求的道德价值利益，也就是说，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以美国民主制度为中心的价值准则构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利益体系，任何一项重大外交政策，都可能同时包含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双重目标。
总起来看，在告别十九世纪野蛮资本主义和扩张帝国主义，进入二十世纪成为世界大国以后，理想主义在美国逐渐占据上风，虽然现实主义也时隐时现，美国的外交政策多年以来大都一直遵循着威尔逊总统开创的理想主义，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彻底击败竞争对手，成为当今唯一超级强国和自由世界的公认领袖，肩负起更大的全球道义责任，理想主义更是成为外交政策中的主流，在重大问题决策时一再超过了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去年在埃及民主运动期间，美国经过一段犹豫不决以后，最终放弃了长期的坚定盟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转而支持埃及人民，就是一个最新的事例。
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在国务卿希拉里的主持下，发扬光大民主党的外交传统，在强调人权自由维护普世价值方面表现得异常突出，从最近发生的陈光诚事件中也可略见一斑。当陈氏潜到北京无处可藏，提出要去美国使馆时，信息直达华盛顿，国务院连夜开会讨论，是希拉里作出最后决定，将陈光诚秘密带入美国使馆，“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决定的风险，它的不可预见性以及将要出现的后果”，包括两国外交关系可能因此受到严重伤害，美方关注的双边经贸谈判或许被迫中断，在解决很多国际争端中所需要的中国的合作可能失去等等，但是最终道义价值的考虑还是占了上风。
陈光诚事件再一次显示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的日渐高涨，决心在全球充当正义庇护所和政治解放者，保障全世界任何地方人权不受侵犯，一如陈光诚事件时一位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向国际社会所作的宣示那样，“全世界的遭受迫害人士，你们並不孤独”，这对于全世界争取人权自由的民众来讲，包括中国人民在内，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