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宝桐进了教堂，站在前厅的司事认真地问他，他家有没有问题。
他赶紧说没有。走了几步，他又回头看了看司事的背影：真奇怪，他怎么会这样问。
过了一会儿，牧师开始为正在灭火的消防队员和受到影响的家庭祷告。宝桐这才知道，离这里只有二十英里的圣塔克拉里遭遇山林大火。南加州连日干旱，秋叶极其干燥，火势难以控制。截至早上9点，十几栋住宅被吞噬，三千多名居民被撤离，五名消防员被送进医院。
加略山基督教会有二十多个家庭住在圣塔克拉里，大部分正在疏散中。
原来司事是问宝桐家有没有受到山火影响。偏偏这个周，宝桐既没看电视也没听广播。
想起自己最初的反应，宝桐不免觉得好笑。然后他自嘲地想，我家确实有点问题——夫妻常年分居，没有问题才怪。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理工科及医科中国学生学者返回中国的命令。
离开济南的时候，宝桐以为自己会跟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一样，拿到学位就回国。为什么不呢？他的父母在那里，他的妻子在那里，他尚未出世的孩子也将降生在那里。跟所有念着“窗前明月光”长大的中国人一样，他有一种很深的故土情结。为了将日本侵略者从那里赶走，他放下自己的学业，奔赴沙场。他的很多战友，为了那片土地，牺牲了年轻的生命。
然而，国民政府的军队败给了共产党，国不再是原来的国。父亲自戕，母亲病逝，家亦不复从前的家。他在国内放不下的，只剩下妻子和女儿。
工作不久，他写信给慧芳，让她带着孩子，取道香港，来洛杉矶团聚。等了几个月，慧芳的信来了。她轻描淡写地说，申请了，拿不到护照。
她就不能说一说，为什么拿不到护照吗？她就不能告诉他，拿不到护照，她感到非常失望吗？
夫妻团聚，倒像他在这里一厢情愿！
女人呐，女人！他在心里叹息着。
想起从前的柔情蜜意，他更加愤怒。
慧芳为他所做的一切，若是出自一个朋友，他会感激一辈子。可是她嫁了他，那份情意，便打了折扣。
宝桐的愤怒，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心理机制的一种自我保护。与妻子长期分离，对于任何一个男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他离开济南的时候，结婚还不到一年。
美国人不能理解，中国男人怎么会主动与妻子分开。他的好友艾伦有一次直率地问他，为一个学位牺牲家庭生活，这笔帐他究竟是怎么算的。艾伦说：“生命那么短暂，你们却在最美好的时光分开，这不是太残酷了吗？为什么你非得要一个美国的博士学位呢？没有博士学位，工作也还是可以找到的呀！”
宝桐无言以对。跟慧芳结婚的时候，他在县西巷中学教书，伯父在启明里街给他买了一个四合院，慧芳娘家也给了她一笔不菲的奁资。物价上涨得厉害，他的生活却并不艰难。
然而他想深造，想有一番作为。周围的人跟他想法一样，没有人觉得他离开美丽的新婚太太和尚未出生的孩子有何不妥。亲戚朋友都祝贺他，慧芳也为他骄傲。
那时，唉，那时慧芳是多么温柔啊！
从什么时候起，她的来信变得干巴巴的？
他对慧芳感到失望，已经有一阵子了。他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慧芳要上班，还要带孩子，怕是太累了。可是他说服不了自己。他收入不错，每过一段时间就寄钱回去。让她辞职，她却不肯。
她上班，人家会说工作需要她。这样，就更难拿到护照了。
为什么她非得上班不可？
有时侯他忆起慧芳的娇柔美丽——他觉得自己是那样渴望她！他不得不奋力压抑自己，因为他抓不住她的影像。他是一个男人！男人有时也是孩子，也需要一点安慰。
那天他攥着慧芳的信，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像一只困在笼中的野兽，直想咆哮。可是咆哮也得有个对象啊！给慧芳写信，一个月以后她才能收到。
崇拜结束了。他走到教堂门口，去等弗兰克。
第一次碰到宝桐那天，弗兰克告诉他，自己曾在黄县传教。宝桐说，他在黄县住过几年。弗兰克听了十分激动。从那时起，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宝桐都会跟弗兰克到华苑吃饭。
兴邦和家孟后来也加入了他们。
教会的人差不多走光了。宝桐感觉到了空气中微薄的烟雾。这时他才想起，弗兰克的家，离圣塔克拉里不远。
他锁上车，走进华苑，老远看到家孟坐在餐桌旁，手里挥着一张纸。
宝桐走到桌前，坐下，将菜单推到旁边。
他告诉家孟和兴邦，弗兰克今天不能来了。
喝了一口茶，他问，最近有没有新闻。
“有啊”，兴邦大声大气地说，“我老婆要跟我离婚！”
兴邦念书不少，说起话来，仍是粗人一个。
兴邦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在北京。朝鲜战争一爆发，太太就写信要兴邦回国。不久，美国移民局禁止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离境。兴邦告诉太太，他回不去了。
1950年，国会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兴邦于是找了一份工作。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难民解救法案”，允许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转为永久居民。兴邦申请了永久居留。
兴邦的太太消息灵通得很。即使在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之后，她还是知道，谁谁谁，谁谁谁，怀揣报国壮志，冲破重重藩篱，毅然踏上回国的征程。
她对兴邦十分不满。这几年，他们就一直僵着。
宝桐笑着说：“这算什么新闻！你太太这样讲，无非是想再给你施加一点儿压力——两个孩子呢，哪能说离就离。”
兴邦咬牙切齿道：“说离就离！我打定主意留在美国了。她又不是没见过程京——中国都成动物农庄了，还要逼我回去！”
《动物农庄》是奥威尔的寓言小说。
兴邦改变主意，与兴邦的同学程京不无关系。
1949年中共建政时，程京正在爱因斯坦手下做研究。听到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程京热血沸腾。回国不到一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程京不肯做检讨，不交代个人历史，不填写社会关系。做思想检查，他说是侮辱人格；交代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他说是侵犯隐私权。他被批斗七次，第五次出现精神异常。
程京家境不好，出国靠的是奖学金。他不会计划，没存下什么钱。失去了工作，没有了住处，若不是他在北京有个妹妹，真要走投无路了。
他妹夫是个工人，妹妹在家带四个孩子。他们没钱给他看病。
兴邦听说后，让他太太给程京的妹妹送去了一笔钱。
想到程京，宝桐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程京不过是不肯做思想检查，不肯交待个人历史，不肯填写社会关系，便被逼到这个份儿上！
强制做检查，难道不是侵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吗？要求交代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难道不是侵犯隐私权吗？
程京没有错啊！
那些过了关的人，想来过得并不容易。堂哥和堂嫂，他们是怎么过来的？芝加哥大学前几年回去了不少人，陈梦家、赵萝蕤，巫宁坤……他们又是怎么过来的？
这时，王楠一手拿着淡绿色的小本子，一手拿着圆珠笔，微笑着向他们走来。
中共取得政权时，王楠还在读中学。后来，她在父母的安排下，乘一条旧渔船，从烟台逃到韩国，又从汉城来到洛杉矶。
客人不多。王楠一边点菜一边跟他们聊天。
王楠沉着自信，谈吐得体，美丽大方。大家都喜欢她。
王楠转身离开他们的桌子，向厨房走去。兴邦侧身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转过脸来：“家孟，你追王楠吧。她真是不错。”
家孟冲兴邦笑笑，然后拿出一张纸，递给宝桐：“看看吧，我家老爷子的。”
宝桐把薄薄的信纸展开：“生命仰有根系，犹如树木，离不开养育它的一方水土。惟有扎根其中，方能盛荣而不衰败。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
宝桐摇摇头，把信还给他。
家孟说：“我姐还有一封呢！她说，孝顺、孝顺，孝就是顺。听起来，她是在指责我了。”
只要不提自己的太太，兴邦立刻就变得富有理解力，他说：“家孟，你甭抱怨。你父亲你姐姐，都是受命而写。你不回去，没法交差，他们为难着呢！让家人做说客，现在普遍得很，连我那上小学的闺女，都给我写了一封。下次我把她的信带来，让你们开开眼界。”
宝桐有点吃惊。让小孩子劝父亲回国，这倒是个新闻。
如此不厌其烦地要我们回去，究竟是为了什么？若真的缺人，为什么不肯让程京做点事情？
兴邦接着说：“我闺女还说，她很想加入少年先锋队，因为她的好朋友都加入了。她交了申请，班主任找她谈话，让她写一份思想改造计划。她妈不帮忙，她自己写不出来，班主任便在课后把她留在学校，叫她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她说，那些要求进步的少年先锋队员们，还给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写思想汇报呢。”
宝桐吃了一惊。他知道共产党政权会走向极权统治，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波及孩子。
慧芳肯定也受到当局的压力。没写信动员他回国，当是她善良的天性使然。
她清楚，他不愿被人洗脑。
他的脑子里浮现出《洛杉矶时报》转载的一幅中国漫画上的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
当时他看着漫画，忍俊不已。
此刻他赧然不语——他不曾用心体会慧芳的处境。
他们已经分别了这么久——小芳就要上学了。
在苏联，每个学校都有义务向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铲除资本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
在苏联人和中国人的眼里，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
父亲留在美国，小芳的同学会怎样看她，小芳的老师会如何待她？
想来想去，宝桐觉得，他只有回国一条路。
哪怕是个笼子，他也只好钻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