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活跃的文革否认派

 

在过去的十年里，宋彬彬等人一直相当积极地否认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他们是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这些「否认派」所否认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文革的群体性虐杀真相。

 

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这是一部历史著作的书名。作者是研究纳粹大屠杀的美国历史学家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暴行之一。这场种族清洗屠杀了近六百万犹太人。二战之后，随着大屠杀事实被揭露，纳粹大屠杀否认派也渐渐浮出水面。大卫•欧文是纳粹大屠杀否认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说：希特勒一九四三年前对屠杀犹太人一无所知；奥斯威辛集中营和集中营的毒气室、焚尸炉，是波兰政府为了吸引游客而在战后兴建的。

一九九三年，利普斯塔特博士的《否认大屠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出版。在这本书里，利普斯塔特博士把欧文称做“否认大屠杀的最危险的代言人”。笔者曾打电话给利普斯塔特博士，就“否认”问题向她请教。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八月），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随着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发生了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在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在一个月内被虐杀（官方统计）。

今年二月，《文革受难者》的作者王友琴接受《开放》杂志采访，第一次提到文革“否认派”。她说：“在过去的十年里，宋彬彬一直相当积极地否认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她是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这些“否认派”所否认的，是文革的群体性虐杀真相。我认为，其全称可以叫做“文革虐杀否认派”。他们否认虐杀的方式，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否认红八月受难者死于大规模、群体性虐杀的事实。

宋彬彬“团队”的重要人物叶维丽（她也在这次《南方周末》的报导中。在Carma Hinton（卡玛•韩丁）拍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叶维丽声称卞仲耘死于高血压和心脏病。她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也是宋彬彬献给毛泽东的红卫兵袖章的设计者之一。卡玛并非不熟悉文革的人，她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出生，在北京长大。文革中她的母亲是“外国专家”中的积极分子，给毛泽东的信曾得到毛的批示。她的父亲Williom Hinton（韩丁），文革中从美国访问中国，与高层领导人见面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卡玛本人，二十多岁才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她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有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出现，其中包括宋彬彬和叶维丽，却没有提及这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打死了九名受难者。

清华附中红卫兵卜伟华，二○○八年在网刊《记忆》第十期否认该校三名在红八月“自杀”的人和红卫兵的关系。否认他们是因为受到红卫兵迫害和虐待“自杀”。其中一名在被红卫兵关押和“斗争”后卧轨，被火车推出轨道，遭受重创，卜伟华却说她只“受了轻伤”，“自杀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另一个在为她预定的“斗争会”前服毒，卜伟华说她是因为“生性内向”和“忧郁症”。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是最早使用“红五类子弟”和“黑五类子弟”的说法，卜伟华不加论证就称之为“不实之词”。他用寥寥数语就否认校园里发生的各种残酷暴行，对红卫兵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无动于衷。他行文傲慢无理，而且透着残忍。

二、否认毛泽东和共产党在文革虐杀上的责任。

在《南方周刊》对宋彬彬的专访中，宋彬彬说：二○○二年，我美国朋友告诉我，现在出了一本书，提到了“宋要武”。这本书是在美国和欧洲所有大学和图书馆里都有的严肃的学术著作。作序的苏珊•布鲁奈尔是法国有名的性别学者，她在序里明确说宋要武是红卫兵负责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长，然后“八一八”上了天安门，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宋说她的美国朋友正好认识那本书的作者艾米丽，问她，你去调查过没有？她承认说没有调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

笔者找到艾米丽（加州大学分校的Emily Honig），打了电话，写了电邮。艾米丽不承认她对王友琴关于宋彬彬及其父亲做过这些评论。

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北京红卫兵每日杀人数字，很快从一位数变成两位数，直至三位数。 《文革受难者》的第224页有一个图表，上面是红八月间北京市每日被打死人数。这些数字是当局每日上报中央的红卫兵“战果”。这是否认派不愿意正视的重要事实。

因为王友琴的书里记载了这些事实，北大副教授李红云指责王友琴对宋彬彬“一直揪住不放”。

他们还抱怨为什么王友琴不提刘进。刘进也是活跃的否认派。她说她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事实上，一九六六年五月，刘进父亲、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和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一起到北大发动聂元梓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刘仰峤当时是文革红人，文革后揭发了康生和曹轶欧。显然，刘进不能以“父亲受过冲击”而洗脱她在红卫兵暴行中的责任。

三、否认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个人在文革虐杀上的责任。

“否认派”创造了女附中“权力真空”理论。 《记忆》四十七期宋彬彬、刘进、叶维丽等人的对话录与其他文章，都以女附中在六六年八月五日存在权力真空为理由，强调红卫兵和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没有责任。但是，他们不能否认，卞仲耘被打死当时，宋彬彬和刘进有他们的办公室；当天晚上他们可以到北京饭店，向北京二号人物吴德汇报；第二天，刘进在学校广播室发表卞仲耘“死了就死了”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女附中在何曾有过什么“权力真空”？

现在他们“道歉”了，说的是，她们没有“保护”好校领导。这不是和“权力真空”说自相矛盾吗？如果宋彬彬、刘进只是普通学生，怎么会有“保护”校长的责任？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宋彬彬谈到“非干部子弟出身”的同学时更是忸怩作态：“当年我觉得她们跟我一样，对她们从没有任何歧视。但我确实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不知道班里真有人在歧视她们。”那样严重的血统论，宋彬彬会不知道？

王友琴和其他人都描述过班级红卫兵召开的“斗争会”——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批斗，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 “狗崽子”指“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们不仅要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咒骂自己：“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请问宋彬彬，这些侮辱、殴打，是不是“歧视”？

《南方周末》记者冯翔做的采访，是近来关于红卫兵的采访最长的一个。可是，这个访谈既缺乏对文革发起及红卫兵运动的整体了解，也没有仔细研究师大女附中的材料。有些重要事实也被遗漏。例如卞仲耘死后，女附中红卫兵还打死了附近“玉华台”饭庄的一名十九岁的女服务员。在宋彬彬刘进在叙述中没有提及这个被打死的服务员，仿佛被女附中红卫兵虐杀的，只有一个卞仲耘。

四、攻击致力于记录文革受难者死亡真相并追究虐杀责任的人。

这方面，也和纳粹屠杀否认派异曲同工。否认派集中攻击的，是文革历史学家王友琴，和保留证据坚持真理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

王友琴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调查，写了近百万字的文革历史文章和著作。她把卞仲耘这样的文革受难者写了出来，替不能再言说者说话，为不能走上法庭的人作证。余英时先生称她的《文革受难者》是一个“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还特别称道她做调查采访写历史，是继承了孔子和司马迁写史的传统。

从二○一○年起，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就不断贬斥王友琴的研究和写作。叶维丽的文章《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把王友琴写的卞仲耘之死说成是编织的“好故事”。 《记忆》主编吴迪还出版了一本书：《故事不是历史》。实际上，王友琴的书上记述的是调查得来的沉重的事实，即使可能有细节的出入，大量基本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很扎实的。王友琴的书和工作受到广泛的尊重，正是人们看到她的严肃和责任感。

从文革红八月起，在北京和全国，有大批无辜的人如卞仲耘和在师大女附中被打死的年轻女服务员一样，被红卫兵虐杀。受难者被凶手用棍棒和铜扣皮带抽死，被凶手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打死，被凶手用开水烫死，被凶手绑在柱子上、树上折磨死，被凶手强迫爬过碎玻璃，被凶手按在乒乓球台上，被批斗，被游街，被剃阴阳头，被凌辱……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何曾有过比这更残忍的屠杀？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可怕的世纪。再没有一个世纪，有着如此之多的非正常死亡。其中，纳粹屠杀、斯大林清洗、红色高棉大屠杀的罪恶都已经得到清算，只有在中国，大饥荒和文革的罪行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我们中国人，没有像犹太人那样满世界追剿纳粹，没有像俄国人那样找出一百三十万个斯大林恐怖政治受难者并把他们的名字制成光碟，也没有像柬埔寨那样彻底反思历史、记录共产主义受难者。究竟是什么，使我们中国人，对于数千万同胞无辜死去，无动于衷，得过且过？

原载香港《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