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犹如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挤进去，里面的人想冲出来。
钱钟书先生半个世纪前的一句俏皮话，今天成为许多婚姻当事人的一句口头禅。
如果这句话半个世纪前只是占人口很少的知识份子的精神消费，在今天，它已成为许多人的窘境。应当说，女性的婚姻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恰恰又是她们，表现出更多的对婚姻的不满，对婚姻不满的不是失去了婚姻特权的丈夫，而是获得平等权利的妻子。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
访问珍妮，是几个月前就开始了，她是湾区一家规模不小的华人电脑公司的部门主管，两年前她的丈夫离家出走，最近又正式向她提出离婚。作为结发三十多年的妻子，她真是伤心欲绝。满腔的愤怒和委屈无从发泄，她本来一口答应我的采访，后来又借口工作忙而一再拖延，我几乎就要放弃了。昨天她却主动给了我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空，想跟我聊一聊，她说心里憋得慌，也许有些话说出来人会舒服些，我当然同意。
我们约在柏克莱加大附近的一家小咖啡店见面。我因为路上堵车，迟到了五分钟。当我匆匆进门时，一眼见到坐在落地玻璃窗前的卡位上的珍妮正低头看表，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急忙趋前道歉，表示事非得已，她忙连声说没关系、没关系。
这天天气很好，又正值春夏之交。柏克莱的午后是迷人的，在在充溢著书卷气和欧陆风情。我建议干脆坐到室外的露天茶座上去，谈话更方便、更自由。珍妮即刻附议，我叫了杯咖啡，便言归正传。
她的情绪一开始似乎有点慌乱激动，不知所措，但在我期待眼光的鼓励下，她很快便调整了自己，开始讲叙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我出生于名门世家，我的曾曾祖父是清廷的命官，官拜二品，家中着实风光过一阵子，后来家道中落，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完全沦为平民。父亲一生清贫，做了一辈子教书匠。他常说，他一无所有，只有自尊是属于自己的。
虽然父亲对官场并无兴趣，但在四八年底，他却“受命于危难之时”，接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委任的大学校长之职。
中国政权易手后，他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从不敢有半点私心杂念。在中国大地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一个接一个之际，他以一贯的小心谨慎、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自保哲学安渡了一个又一个的激流险滩。这样的处世哲学在现在的某些人看来可能会很不屑，但在当时，相信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出生的人的唯一求生之道。
然而，空前绝后的文化革命开始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也没能救得了他，他的家庭背景令他在运动中首当其冲地被揪了出来，罪名是信手占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四九年后，他已从一个有职有权的正校长变为一个徒有虚名的付校长，但仍然无法改变他悲惨的命运。
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座谈会上，他仅仅因为说了一句“在我印象中海瑞是个好官”而被批斗。
我还记得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七月，正值盛夏的“三伏天”，早晨一起身，就感到热浪逼人。大约七点钟左右，一群身着绿军装，臂缠红袖章的“红卫兵小将”喊着口号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我们全家正在吃早饭，稀饭加酱菜，大弟外出买油条还没回来，一见那阵势，我们姐弟四个和母亲都吓得浑身乱颤。只见父亲的脸色骤变，他停住刚刚拿起的筷子，看着我们轻声说，“不要慌，不要慌！”
然后从容地放下饭碗，站了起来。父亲一向在我们面前总是风度翩翩的，他相信“身教重于言教”，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镇定自若地向“小将们”迎了上去。
这也是我听到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人群中有两个红卫兵冲了上来，其中一人伸手就想打人，但被为首的两个头头拦住了。
父亲面色如土，在这群歇斯底里的人群中，像一尊泥塑的雕像。
头头们领着大家读完了“红小书”，通知父亲，今天上午在市体育场举行万人大会批斗他，“这是革命群众对你的帮助、教育和爱护”，要父亲端正态度，好好接受群众的批判。父亲点点头，神态平和、谦卑，但绝无阿谀之态。
父亲被带走了，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说到这里，珍妮泣不成声，我也被带回到那个可怕的年代去了。
珍妮抹着眼泪，继续说，我们是在父亲去世数月后才得知僵耗的。在这期间，任凭我们如何奔走打听，也无法了解父亲的情况。据说，当日父亲在烈日之下暴晒了整整一天，到下午三时左右已昏过去两次，但造反派说他装死，“反动派不打它就不倒，苕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他们的拳打脚踢下，还未散会，父亲已经不省人事了。父亲的确切去世时间，至今也无从稽考，死因更无从追查，只是在七九年底宣布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唉！名誉，父亲一生最最重视的名誉虽然恢复了，可又有什么用呢？
那一年，他才五十五岁。
这样出生的人在那年头，实在是命比蚁贱，我们姐弟四个全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大潮，被赶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了。
在农村插队的日子，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啊。
我们十几个知青被分配到一个大队，有六个生产队。记得第一天到达时，队里欢迎我们的是“忆苦饭”——那是一种用野菜和树皮捣碎后和着米糠做成的黑色
“饭团”，其实其中连一颗米也没有。我实在咽不下去，但又慑于大队会计的淫威，只好轻轻咬了一口，含在嘴里，不知怎么办才好。那狐假虎威的会计正非常认真地监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的东西有没有吃掉，想悄悄扔掉是不可能的。
这时，我突然觉得有人在后面碰了碰我的手肘，并在我耳边低语道：“给我，不要回头！”我一惊，但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愿意代我吃掉这猪狗食！我立刻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团子不动声色地放在那只从背后伸过来的手里。然后假装顾左右而言他地和别人说话，顺便偷偷看了一眼那只手的主人：他是个瘦瘦高高的男孩子，浓密的黑发下，一对有点忧郁的大眼睛。当我们的眼光相遇时，他的脸刷地一下全红了，我也感到脸上热辣辣地难受。
吃完“忆苦饭”，会计大人开始分配住房，我和另外两个女孩被分在一个生产队，我们二话没说，拎起行李就跟着队长走了。
队长把我们安顿在一个用猪圈改造的小草房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临时住房，新房要等开春才能动工建造。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来年开春之后，新房真的建好了，正当我们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大队调了一个男知青来协助大队会计工作，要住进我们的房子里！我们的抗议完全无人理会，在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来了一个农民工，将我们的室内砌了一堵墙，隔成一间小房间，说是给“小刘”住的。
第二天的傍晚，队长带了一个小伙子进来，我一见，愣住了－他就是那个帮我吃忆苦饭的男孩子！
小刘的家里应该相当贫苦，从他的吃穿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棉大衣真是补丁摞补丁，甚至连衣服的原色都看不出来了。他干活相当卖力，和农民一样出工，晚上还要帮助会计做帐，常常做到半夜三更。我很奇怪，那点账目有什么复杂的，需要天天晚上开夜车？
在我们那个年代，男女之大防是很严厉的，稍有不慎，便会被人讲闲话。所以，我们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可我从来没有踏足过他那方小小的“领地”。因而，这个谜团也一直没有解开。
可是，就在第二年的冬天，我们的关系突然有了一个飞跃、一个出人意料的突飞猛进。
那是年关将近的时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门外迷迷蒙蒙的大雪横飞斜午，天地合在了一处。同住的知青全都回家过年了。只有我，家，早已散了！无处可去，只好独自关起门来看书。只是天太冷了，即使是钻在被子里也觉得手脚冰冷。我想起已经有两个月不洗澡了，身上也就更觉搔痒起来。
我便烧了一大锅水，搬进小刘的小房间里（房间小，聚气，会暖和点）擦身。万没想到，我刚刚擦到一半，小刘竟出乎意外地回来了！原来，他回家后，因同父母兄妹及大哥一家四口共九人同住一室（二十八个平方米的房间），又近春节，忙乱、吵闹之声不绝于耳，实在无法看书，遂返回来，没想到我未离开。
当我听到笃笃两声敲门声时，什么也来不及想，抓起衣服就往身上套，可他却已应声而入。
我惊呆了！想赶快穿上衣服，可又发现自己往身上套的竟是外裤！那狼狈不堪的慌乱，真是糟糕透了！我见他也愣住了，在第一时间他甚至是想退出，但是，他还是站住了！我们就这么四目对视着，好像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笼罩着天地的一切，到处是一片深邃渺远、梦境一般凄楚的白色……。
他突然扔掉了手中的行李，像一头发情的公兽冲了过来，我只觉得他全身滚烫，喷发出一股我无法抗衡的力量……。
据他后来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的冲动，第一次在一个女人面前感到的不可抑制的灵肉交迸的爆发……。
我被珍妮的叙述迷住了，当她停下来喝水时，我才如梦初醒似的问道：“这个小刘就是你后来的先生刘毕吗？”
是的，我们相识、相知、相爱、相恋于贫瘠的农村、寒冷的冬天；但我们的心却是富足的、火热的、真情的！
原来，他夜夜点灯熬油为的是为将来上大学作准备。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拿起了课本，复习功课。我们相信，读书不会无用，知识迟早要战胜愚昧。
由于他在队里出色的表现，加之“红五类”的出身，他很快就被推荐上了大学。两年后，国内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现代物理系。
七八年，刘毕被中国科学研究所推荐成为文革后最先出国的留美学生。在爱荷华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后。过了三年我也来美“陪读”，同时也申请念博士学位。
这是我们结婚八年差不多最最艰苦的时期。我当然不是说物质生活，而是过快的生活节奏和繁重的学业压力加上经济压力，真使人喘不过气来。最后，看来只能保一个人了，我的退出变为理所当然。为了他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我当时真的是毫不犹豫，无怨无悔。我很幸运地在学校找到一份工作，替一位汉学教授做收集资料的工作，这份工在别人也许会有点紧张，但我是个中国人，又有良好的中文底子，因此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于是，我又萌发了将ＰＨＤ修完的念头。
就这样，我边工作边读书，还要负起照顾他的责任。那几年哪，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每天下班一进门，我即刻像打仗一样，扔掉手袋直奔厨房，洗米洗菜，把饭菜做好，让他吃上饭，我才偷空去一下洗手间。晚上，我总是催促他上床睡觉，他没有打完的手稿，我再继续替他打下去，常常弄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睡，第二天又再如此循环。甚至他的毕业论文都是我替他打的字。
我从没想过自己，一心只巴望他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更没想到，我的身体会有一天支持不住倒下来。
在他拿到联邦政府拨给他的研究基金不久，我有一天突然又感到天旋地转，心口绞痛。这种感觉已有一段时间了，我一直以为没什么大不了，但这次似乎更严重。他虽然对他的研究非常投入，可对我还是很关心的，他立刻将我送到医院。谁知，医生随即将我送入了加护病房。原来，我因劳累过度，患上了心脏病，通过手术，我才保住了命。但自此我不但不能再操劳了，而且要保持身心的平和愉快，就连房事也要避免。
起先，他并没有任何怨言，并尽他所能地照顾我。同时，他在事业上有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并成功地为他的研究成果申请到了专利权。他的勤奋和努力很快就有了回报，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他就拿到了十七项专利权。并加入一家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当上了副总裁。这使我们的身家暴增，很快过了亿元大关。
然而，金钱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和欢乐，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再说，儿子也长大了，搬了出去。若大的“家”中，只有我们两人默默相对。过去那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不知怎么仿佛突然之间都消失了。我们之间无话可说，也无事可做。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晚……
我不是个无可救药的食古不化的女人，我也喜欢读有关心理、情感方面的书，研究男人、尤其是他的内心世界，我想和他沟通。但是，我失败了，他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仿佛，在他的心房外，有一层坚硬无比的外壳，不管我如何努力，也无法突破。他什么也不说，甚至不承认自己生活得不开心。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就分开住了，他有他的房间，我有我的房间。
这种沉闷直到有一天早晨终于被打破了。
那是一个明媚的春天的早晨，我照例晨运回来，亲手替他做好早餐，然后上楼叫他吃饭。不管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冷淡，我始终坚持这样做，决不假手他人。
我轻轻拍了拍房门，里面没有回应，我又加重敲了两下，“刘毕，吃饭了，你今天不上班了吗？”还是音讯全无。我扭开门把手，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他的房里一切整齐如故，人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不见踪影。只有在他的床头台灯下，压着一张纸。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还没看，我的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般地掉了下来。其实，在我的下意识里，我早就对此一幕有了预感。只是真正来临时还是感到无法接受。纸条上非常简单地写着：“灵，原谅我，我实在不想在家里待下去了，我搬走了，请不要找我。毕”
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天不会塌下来，地不会陷进去，没有他，我也一样可以过下去。话是这样讲，日子却是好难捱啊！不知是否出于习惯，每天晚上我总要听见他回来的车房门的开关声才能入睡，不管多晚，但现在再也听不见了。整座房子如同一座坟墓，一点人气也没有。
我怎么办呢？
人人都想事业成功，我们也想，而且也算成功了。在别人艳羡的目光中，我又得到了什么呢？答案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竟然诅咒起我们苦斗了十多年才得到的
“成功”！这成功让我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庭，更失去了自信！我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孤独之中。这不是一般的孤独，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孤独，它时时在啃噬着我的心……
我还是在期盼中等待着，希望他能回来。
谁知，等来的却是他和一个比我们的儿子还小一岁的女孩子结婚的消息！
我是真正绝望了！
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打湿了珍妮秀丽的面庞，我怜惜地轻抚她的手背，不知怎样安慰她才好。她哽咽着擦去腮边的泪水，眼望着远处，平复了一下自己，接着说下去。
没有留住他，是我的错。我知道自己很没用，直到现在还想着他。因为我们携手走过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他虽然不会和我一起欣赏音乐，但他可以坐着陪我听完任何一场音乐会。不错，他是在打瞌睡，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实在是太累了呀！他不喜欢读任何小说、诗歌，但是当对他讲起文学故事的时候，他可以不露倦容地倾听。我知道，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因为事后和他谈起，他仍然一无所知。不过在当时，我都表示了我的不满甚至愤怒。如果那时候能象现在这样学会理解的话，事情也许不会这么糟糕。
唉！一切都过去了，我现在也生活得很好。反而是他，围着个年轻的小太太，奔六十的人了，还要假装年轻，不知他累不累？
你大概要笑话我是“阿Ｑ精神”了罢？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再顾影自怜、怨天尤人了，我正在把“过去”变为“今天”的营养，把痛苦化作智慧的源泉，这决不是阿Ｑ的自欺欺人。阿Ｑ算什么？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做人的自尊。他把自卑当作自尊，把头上的秃疮幻想成可以大放光明的电灯泡。当“大圆圈”的悲剧降临他的头上时，他还惋惜自己的圆圈画得不圆！固然可以骂一句“妈妈的，孙子才能画得圆呢！”然而谁都知道，阿Ｑ光棍一条，没有孙子的。我并不想在痛苦上抹一层麻药，更不想把昨天掩埋掉，或者化为今天的笑料。但是，我懂得，痛苦和其他一切的感情一样，是可以升华的。升华为艺术、为哲学、为信仰。虽然我已经失去了青春和爱情，但是，这毕竟不是白白失去，我抓住了热情燃烧之后的炭火，足以温暖自己，照亮自己今后的路。
珍妮，祝福你！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4 华夏快递 kd04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