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一些反思与思考

今年感恩节期间，我和草哥前往湾区探孩儿并访友。

这已是我第N次来到旧金山。以前来这里，不是为了参加学会的年会，就是为了转机去中国。这可是头一回不带任务地前来探亲度假，轻轻松松的，很是欢愉。

在湾区，我有三波朋友。一是我大学本科的77级同班同学和78-81级的系友；二是我毕业留在母校后结识的各系同事；我这里欲写上几笔的是第三波朋友——通过网络结识已有数年、主要是08年相遇的某育儿坛网友。

06那年，我在朋友的引介下，开始在几个网络论坛闲逛。那育儿坛关于高中的孩子们如何做好大学申请准备的讨论很快吸引住了我。06年底～07年春，那里的一些网友在自己的孩子被HYPMS等名校录取后，作了一些经验之谈，对人颇有启发。尤其是虎教授和幸运妈的一些鼓励孩子自推的中肯意见，很合我意。

一年多里，我一直潜水享用着各位网友的分享。直到07年底，小草接到了MIT 提前录取发来（被我们笑称为“圣旨到”）的卷筒，我才开始冒泡参与讨论。

有人讨论的地方，必会有意见不一的争论。有时还吵得挺厉害，浪费时间，破坏好心情。在虎教授的提议下，数十位志同道合、真心交流的网友，决定另立群谈论共同关心的育儿助儿话题。

有了和谐的小群就不再那么拘束、顾虑隐私了。不是说有片才有真相么？交换了年轻照和近照一瞧，嘿，群里各位的颜值颇高。交换了年庚和毕业的国内母校，呵呵，方知世界真是小。那美丽贤淑的幸运妈之夫君是我同系某届研究生，熟人熟脸；那善解人意的狼妹之姐夫是我哥的同班同学，熟知熟晓。

这些年来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一位群友在大学就读的孩子突生疾病，全群送上了安慰和孩子在治疗康复期间可用来解闷的礼物，分担了孩子母亲所倾诉的痛苦担忧，分享了那孩儿坚强地战胜病魔重返学校的喜悦。数年前，一德高望重的群友因病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怀念。离她家较近的数位姐妹。在她病中送去了大家的牵挂，在她逝去时参加了追思会，带去了大家的哀思和对她家人的慰问。当然我们分享得最多的是孩子们的逐渐成长。相继进入大学的孩子们几乎都进了HYPMS或者几所公认最好的公立大学和私立文理学院。数位孩子已从本科毕业，工作的出色又愉快、或工作数年后又进了HYPMS的研究生院。其中有一人已在湾区创业获得成功。

这回我去湾区，在那儿的几位群友乘此小聚一下。见面的时候很有些激动，眼瞅着这一个个妹子都比照片上看到的要年轻靓丽。聊谈时大家无拘无束，亲切快乐，就像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老友。餐后因尚未尽兴，又换到一家咖啡店继续聊。

未得许可，不能放有人影的照片，就放张那日喝的“飘叶”咖啡照，并以诗词为念。

《如梦令》网友姐妹相聚
姐妹湾区集首，
欢笑互拥携手。
回想育儿坛，
同道共识成友。
相守，相守，
此谊珍惜存久。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八七期（cm1512c）

上周六是美国国庆日。往年这一日我们总是到傍晚，才在可以观见市区放焰火的朋友家聚会。饭后聊天打牌，九时左右看礼花绽放。

朋友圈里有个每周末爬山行走的小队，我们已加入其中一年多了。从只走两迈小圈的第三梯队，往上努力到了攀行6 – 10迈的第一梯队。每周六或周日酣畅挥汗一次，身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快乐。

这个国庆日恰逢周末。爬山队队长一声招呼，国庆和锻炼两不误，队友们纷纷响应。早晨七时半，在离家住小区百多米的F公园停车场，聚集了比往常徒步行多了三成的新老队友。XF和她的老美男友也来了。LY和YH夫妇是我们约二十年的老友了，在我频频邀请之下，这回是首次登场，兴致勃勃。我们的装备已逐渐正规化，队友们不少人已换上了从REI（Recreational Equipments Inc.）购置的爬山走乱石路的专用鞋袜，手持登山专用手杖。

F公园在前几个月里作了新的拓宽，山路走道拉长了两三迈。上周刚将拓展路段对外开放。这一来，就给我们的健足带来了些新奇。

我们七时四十分左右出发，在平地上加快步速疾行，遇斜坡便身子前倾、减速慢登，见大岩石就手脚并用、奋力攀爬。在华氏86度左右、湿度80%的气温下，一会儿就几乎个个都满脸满身汗水。每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控制着速度。队长和书记一领头一断尾，不会落下任何一个队友。一路上聊天说笑讲故事的声音不断。

一小时左右，就来到了某处的顶部。大家歇了会儿脚，集体合影留念。队长和书记商议了一下不同梯队的分道而行。我们跟着第一梯队往最外圈走。半路上好友DY赶了上来，一身大汗湿透了她的衣衫。她八点才来到公园，在一定能赶上大部队的信念支撑下，急急往前赶。终于在我们小歇后赶上了队伍。

外圈新拓展的路径比较好走，有的路段和我们居住的小区靠得很近，离一些后期正在建造的房屋只隔十多米的样子。YH说有翻过去进区回家去的念头，但想到车还停在F园的停车场，只好作罢。

途中一些地方景色秀丽，我们就慢行或驻足放目往远眺望，享受一下。说说笑笑中又走了一个多小时。觉得差不多了，就按出口指示方向去，十多分钟后回到了出发点。估算了一下总行程，约六迈多一点，十公里左右。虽然路程不算长，但这里的路，比起我们常去的其他地方要陡峭难走一些。大家的感觉还算尽兴，都觉得这样来渡过国庆日，挺有意思。

回到停车场，只见车泊得满满的。附近可停车的路边和公园门外的场地，都停满了车。看来和我们以同样方式过国庆假日的，大有人在。想起我们儿时，常随着学校的游行队伍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如今生活在“敌人”的后方，共同感受美国国庆时的万民欢乐，不禁有些时空错杂的感觉和感叹。打油一首，

健足行走逢国庆，攀友结群越富山。

昔日附声责美帝，今朝同享万民欢。

孩子在美国出生，渐渐地长大，我们的生活圈子也渐渐扩展。可我们对学校的毒品问题仍然没怎么注意，感觉那是离我们远远的事儿。看到小草小学时从学校回来，偶尔身上带上个标志，意思是“对毒品说不”（say no to drugs），知道是学校对孩子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也没当回事儿。

零容忍政策

小草进初中后不久，有一次我们和朋友们聚一块儿聊天。一对有孩子比小草高一年级并与小草同校的朋友夫妇提起，学校老师曾告诉他们，学校里的毒品问题相当严重。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我们特意和小草谈了一下这个问题，小草对此已有所了解，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零容忍政策，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发现你的物品与毒品沾边（比如书包或带锁橱里被发现有毒品），不管是不是你放进的毒品，就会先被暂停学校学习（suspended），再被调查。调查若耗上个数月半年，你就有可能不得不留级。这是件非常严酷的事情，它实际上要求孩子们

1．自己尽可能远离毒品；

2．注意朋友们是否与毒品沾边；

3．看好自己的书包和带锁橱；

4．若与他人共用带锁橱（比如乐队放乐器处），也要注意合用人的为人和行为。

我们还为此不得不提醒小草与人友善，不与人结怨，以防被泄愤报复而沾毒。

不久，小草就告诉我们，她从一朋友那里听到，在一个小草也被邀请但没去参加的同学聚会上，有一伙人突然消失了一阵子。待他们再回到聚会场地时，表现出失控状态和摇头疯舞，明显是用过了什么毒品。听到那朋友数点这伙人中的一些名字，小草为之吃惊。其中包括了一些小草熟悉，学习较好的同学。小草这才意识到，毒品原来离她并不远。以后在接到聚会邀请时，在作去不去聚会的决定上，或决定去后，都格外小心警惕起来。

公立普通高中毒品问题严重

进入高中后，学校里的毒品问题更为严重，小草已渐渐地见怪不怪了。据小草的粗略估计（这只是小样本估计，误差可能较大），在所认识的学习较好的高中同学中，抽烟的超出50% ，用过大麻的超过30% ，真用过毒品（可卡因、海洛因之类）的约10% 。不认识的同学中问题更偏严重。学术比赛队一般要好些，运动队里最糟糕，沾毒边比例可能高达70%～80% 。

小草高中毕业那年，当地警察在附近区域破获了一个较大的吸贩毒团伙，被抓的人中有小草中小学的同学。小草说知道那是一帮糟糕的人，但在平时上课和课外活动中几乎碰不到他们，倒也相安无事。

小草在她任队长的学术十项比赛队里，结交了一个曾吸过毒的朋友，谈得较深。就称那朋友为黛比吧。据黛比说，凡是家里父母有过吸毒史的孩子，空虚无聊时十有八九会沾毒。黛比的父母是在戒毒所相遇相识的，如今已戒了毒。所以当黛比一沾毒，他们很快就能警觉到。黛比被送往戒毒处一日后，觉得在那儿自己的情况会更糟，就和父母谈，答应只抽烟不沾毒，并将闲余时间投入到学校学术队去。她先后参加了数学与科学队和学术十项比赛队，并交到了好友，比赛中也出了些成绩，高中毕业后进了西北大学学习。

黛比还告诉了小草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比如，要大概知道自己的酒量，这样可以不至于在参加聚会时被灌醉而陷于被动；聚会上不要接人递过来的饮料，要自己倒或看着别人倒等等。这些常识对小草离家上大学后，参与社交活动颇有帮助。

我们当年的感觉是，美国普通中学里的毒品问题比我们过去听说的要严重，但也不用为之担惊受怕。一方面让孩子忙起来，没有闲荡的时间；一方面与孩子谈开这问题，让孩子对此有警觉。保持好与孩子的沟通，相信咱们的后代是有能力处理好这问题的。

体会和感想

回过来想想这段经历，还有些体会。初听到学校里的毒品问题严重，并知道什么是零容忍政策后，我们曾有过些紧张。但和小草聊下来，觉得小草头脑非常清醒有主见，早年小学里反沾毒这方面的教育，对好孩子们是有效的。除了提醒小草对人友善，对有问题的同学可绕行，但不与其结怨，以防被泄愤报复外，好像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接下来可留意的有这么几点。

一是和孩子的交流途径畅通。饭桌上，座车里，… 都是可轻松聊天的好地方。 毒品问题是个想起来若觉有需要，就可以随意聊聊（但并非时常喋喋不休）的话题。对孩子的想法，孩子周围的环境，当爹妈的心中要始终有个清楚的图像和概念。

二是如一位网友所说，孩子交什么样的朋友十分要紧。和孩子的交流途径一通畅，孩子有些什么朋友就很清楚。一般说来，好学向上，日子过得快乐的朋友们很少会有毒品问题。而小草特别要好的朋友们，连他们的爹妈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也基本清楚。比如，比小草高一届的一学长，从初中起就是小草在数学与科学队的哥们儿。其父母在六七十年代是反战嬉皮士，还是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亲戚，家中以与马克吐温带亲为荣。这些被诬蔑为“一群吸毒者”的嬉皮士中，有大量不沾毒边的有识人士。小草与这友的父母，在他们家里和拼车参加比赛或义工途中聊过天。小草了解到并常向我们称赞，他们是美国人中不太多的乐和开朗又有思想的人。对这样的朋友，不用担心他们会有毒品问题。

三是不要谈毒色变，封闭自己。小草一般对那些自己或家中有问题、透着一股不满和怨气、怨爹怨妈显得心理阴暗之人是避开绕行的。这类同学有毒品问题的可能性极大。但小草交的朋友中，也有些家中有问题，但自己乐观积极的。小草的朋友中有一位家在近旁小区，待人很实诚。有一回，小草从外面参赛回来赶作业需用书，那孩子半夜骑车送书来，可见他为人很真。但是那孩子坦诚相告，其父母平日忙生意，不常和孩子们在一起，其兄可能有沾毒品问题。小草告诉我们这些时就说清了，若去其家聚会，其兄在家的话，会很当心并较早离开。结果其兄几乎一直避开见弟妹的同学朋友。见小草自己如此清醒，我们真没有多少可担心的。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位沾过很少毒品已改正的黛比，我们对小草结交过这样的朋友，而不光是与乖乖孩为友，感到受益并为之庆幸。

所以说只要孩子自己乐观向上，没有空虚无聊的时间；当父母的留意了解孩子的朋友和周围环境，保持好与孩子的交流途径畅通；并与孩子就这问题作些开诚布公的讨论，让孩子不松懈对此问题的警觉。咱们的后代确实是有能力战胜毒品问题的袭扰，不会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没落”而没落，说不定还能为世界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呢。

最后附上我对网上一篇文的简单翻译。此文发表于2013年，题为“关于青少年和毒品的11个事实”。反映出美国中学里毒品问题的严重程度，说明了反毒品侵袭任重而道远。译文中涉及到药物名部分，有可能并不准确。

1.  死于处方药的青少年要多于吸毒致死的

2. 在2013年里，12年级学生里用大麻的人数（上个月是22.7%）超出了吸烟之人（上个月是16.3%）。

3. 60%的12年级学生，不认为常用大麻有什么害处，而THC—作为导致成瘾的大麻类药物的活性成分—已比20年前增强了约五倍之多。

4. 1/3住在有医用大麻法律州的青少年，通过他人的处方药来得到他们的大麻类药物。

5. 美国约占世界人口的5％，却占世界使用处方药的75％。60％滥用处方药的青少年，是免费从他们的亲友那里得到药物的。

6. 在今年12年级学生中，Adderall的使用（通常于治疗ADHD）已从2009年的5.4％增加到了7.5％。

7. 54％的12年级学生，不认为经常使用类固醇药物是有害的，这已是自1980年以来，在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开始询问类固醇药物使用后的最低数字。

8. 到了8年级，青少年中有28％常喝酒，15％抽烟，16.5％使用大麻。

9. 青少年中，从他们的父母那里了解到毒品风险的人，其使用毒品的可能，要比那些未从父母那里了解到的人，少约50％。

10. 12年级学生中，有6.5％每日抽大麻，而五年前是5.1％。与此同时，12年级学生中不到20％的人，认为偶尔使用大麻是有害的，只有小于40％的人，认为经常使用会有害（这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数字）。

11. 大约有50％的12年级学生，不认为试用一两次快客可卡因是有害的。40％的12年级学生认为使用一两次海洛因，没有什么害处。

https://www.dosomething.org/facts/11-facts-about-teens-and-drug-use

11 Facts About Teens And Drug Use

父母遭难

1967年间，在运动进行到揪斗市委部委级干部的第一时间内，早有“严重右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里的父亲，就被抛了出来。记得那是在67年12月26日毛生日的夜晚，我当时还是小学里的红小兵团干部（那时叫作勤务员），傻乎乎地参加组织了白天学校的毛生日庆祝活动后，父亲晚上没有回家，母亲一夜未眠。父亲这一被关押就是四年多未进过家门。

不久，我们一个楼里十户人家中，有两户家里有了遇难亡者，含冤而去。一时真让人感觉到了血雨腥风。其中一位是我一同学的母亲，因被追究其地主出身，不堪忍受残酷批斗和羞辱；另一位是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他在二十年代就已参加革命，是电影《东进序曲》中，只身深入虎穴谈判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人物原型。因资历很老，听说其行政级别特别高（好像是6级），高于上海市主要领导（7、8级）。但职务比同期参加革命者要低，多半是因为他早年在四川地下工作中被捕过。虽有他在狱中经受了酷刑折磨，坚持英勇斗争的证人，但已在所谓的组织上眼里不再清白。文革初期68年1月，据说是在张春桥授意下迫害致死的，尸首上遍体鳞伤。这两位长辈的离去，给我们这辈人带来了惧怕。那时正是我父亲被关押不久，11岁的我真害怕再也见不到活着的父亲。

父母能熬过文革那些日子，靠了信念，更靠心中有相互支撑。母亲原在自己单位为人行事很受人尊重，人缘很好，67年中还曾被结合进了革委会。但受父亲牵连，在父亲被关押后，被清除出革委会重新受审查。母亲也有过软弱的时候。我平生唯一的一次见过母亲流泪，是在她被宣布清除出革委会，家里存款冻结，只发生活费的那天。母亲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情况时，说出了上不能对老人尽孝、下不能保护子女的痛苦和担忧。全家抱头大哭一场的情景叫人刻骨铭心。

几天后母亲又坚强起来，了解到了父亲有先见之明，曾在大姑母那里留过不大的一笔钱。祖母和大姑母同住，有那钱作为贴补，衣食不会有忧。外祖父有点退休工资，且有将以前母亲每月寄给的钱积蓄起来的习惯。居住乡村生活费用又低，和外祖母俩人的生活也不会有大困难。母亲心头的忧虑稍解。母亲预感到也会被关押，给我姐姐们交过底。要我们相信她和我们的父亲历史清白（没有被捕过当然谈不上叛变），也相信他们的坚强，绝不会自杀。他们经历过49年前更险恶的年月，也一定能熬过眼前的困难。

弄堂里有不少从三野部队转来的干部，在文革中没受到什么冲击或只是很小冲击。我家却因父母单位各来一次而被抄家两回。这在弄堂里是少有的，可能是唯一的。全家上下都受到极大压力。父母先被关押，后去干校劳动。节假日回来还要被迫去向里弄老太专政队报到受监督。孩子们从根正苗红一下子成了黑类。小哥和我进出弄堂和走在家附近街上时，常会受到差不多同龄的小孩们欺负。无法吹出英雄气概来，那时见到不怀好意逼近过来的几个男或女，只有一个念头，逃，落荒而逃。黑幽默一下：我日后在中学里显示出的中长跑能力，可能就是在那时练就的。多年后在美国看电影《Forrest Gump》时，看到“Run, Forrest, Run!”那段，我不禁热泪盈眶，旧事重上心头。那是我经历过的一段近乎孤儿，夜间时有恶梦缠绕的日子的开始。

手足相暖

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里，大姐二姐担起了照顾弟妹的担子。一起商量如何应对父母单位造反派的问讯。两人曾一起被迫参加过市委和徐汇区“革委会”造反派恶搞的“走资派子女批斗走资派”学习班。网上查到，在上海地方志里记载着：1968年间，办了两期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局以上干部的子女学习班。挑动唆使他们批斗自己的父母，以进一步迫害领导干部。第一期从5月9日～6月17日，学员46人；第二期从7月初～8月中旬，学员92人，年龄在14～20岁间。他们的父母亲共117位领导干部，都是被造反派打倒、关押、隔离、靠边审查的对象（其中5人被迫害致死）。徐汇区革委会负责人黄克每期都到这个学习班讲话，污蔑学员们的父母，煽动他们揭发“罪行”。并威胁说，不划清界线的要变“小反革命”“小走资派”。谁反抗和不满，学校不准毕业，毕业也不准分配工作，当作“反动学生”和“现行反革命”批斗！

我俩姐参加的是上述第二期学习班，学习班的头一天就见到了前市长曹荻秋的女儿受迫出来，面对面地批判其父亲。姐姐们很担心若在学习班结束时要出来批判，如何面对自己的父亲？幸好不知何因，那期学习班匆匆结束了，没有出现直面批父亲的情况。我那时常常在俩姐深夜还在商量议论的声音中，忧心忡忡地入眠。

家中一度曾存款被冻结，父母工资被扣，只发给少量生活费。大姐考虑到要置办上山下乡的必需物品，和准备家有不时之需，想存点钱，就让家里出现了数月只有青菜咸菜下饭的状况。还变着法儿换味儿，有青菜蘸醋，青菜蘸辣糊，倒也吃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可毕竟五人都在长身体阶段，搞得人人营养不良。从小体弱多病的我更是糟糕。一天早晨随三姐去菜场排队买青菜时，在人群中被挤得两眼一黑，晕倒在菜市场。醒来时脖上有好几条由好心人给刮痧留下的紫褐色条纹，三姐和大姐两人在旁边垂泪。后来听三姐说，她见我晕过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周围人纷纷说：快，快回去叫大人。她边哭边往家跑，想着家里哪有什么大人？到家告诉大姐，大姐一下子就急哭了。两人急忙赶回菜场，一路上大姐直叹，怎么办啊怎么办？幸好我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较严重贫血，血红蛋白低。

那段时期物质贫乏，精神食粮却还丰富。68年间大姐二姐都是逍遥派，她们和同学们交换了大量书籍看。家里有过一段疯狂读书年月，弟妹们随之疯狂。我们把国内出的所有国内外名著或非名著，几乎都过了一遍。我那时还是小学生，读得似懂非懂，可忘不了那种大过特过读书瘾的感觉。《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红与黑》《俊友》《名利场》《悲惨世界》《笑面人》等都读过。苏俄的小说读得更多，《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普希金的诗作和小说集等。

有的书借来时给我们阅读的时间很紧，我这家中最小人儿又只有排在最后的资格。不管有意无意，也只能翻看故事情节了。我曾有过用约三小时（翻）读过600多页的《笑面人》的记录。我们自己家里书也很多。爹妈单位里的造反派还算没有太过分，虽然砸了些唱片，倒没有劫走多少书。《古丽雅的道路》《牛虻》《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鲁迅全集》等书是自家有的。还有一套忘了是130多还是150多本的《译文/世界文学》。这套书在我中学年代，被一家朋友兄妹（那老兄现已是一级作家、某市文联主席）惦上了，被他们借而不还，搞得七零八落，挺可惜的。他们如今对此“罪”供认不讳。我来美后看到，这套书里有的译作之原著，在后来的年代里被拍成了电影或电视片。

曾细读过几遍，也适合我当时年龄的书之一是《小儿子的街》。还记得其中不少情节。印象深的是那小儿子从那丰富多彩而令人羡慕的暑期夏令营回家后，当晚，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坦克隆隆开进苏联境内，小儿子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陡然改变。当时联想起正身处的文革，看得心里很是震动和伤感。

那些苦中有乐地大读书的日子，随着仨姐齐刷刷地下乡而一去不复返了。

家庭问题迫使仨姐在68年10月至69年3月五个月内先后下乡。姐姐们后来告诉我，当时急急下乡不犹豫，一是为了可有些收入，减轻家里负担；二是生怕拖留不走，会给在关押中的父母造成麻烦和增大压力。这就是什么叫父母子女同心啊。

二姐下市郊农场后拿到第一笔工资（每月18元），立即给家里寄来十元。三姐比二姐晚一个月下外地农场，紧跟着也寄来十元。大姐收到后流泪长叹，立即去信叫她们切勿再寄，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和营养。

三姐是67届初中生。在二姐已定了下农场后，三姐原有留城的机会。但她觉得弟和妹还小，需要大姐在家照顾。她毅然报名下乡，想把留城机会给大姐。可三姐离城一个多月后，毛的12.21指示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大姐一听广播的指示内容就苦笑着对我说，姐也要下乡去了，今后你们要靠自己照顾自己了。

上次回国时，读了大姐收拾旧物时理出来的早年文革前所写周记，里面有多篇讲到小妹生病发烧。父母不在家，保姆不会看体温计，难以判断是否要去医院。姐的课也上不安心，总是急急赶回。手足情深，溢于言表。想起68年12月21日夜晚，大姐说出要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时有多难受和无奈。记忆中那真是个漆黑漫长的临近冬至夜，没有星亮，没有月光…

大姐想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却因所谓家庭问题，不够去边疆反修前线的资格。为了有伴和堂妹一起去了吉林农村插队。二姐去农场数年后，被抽回上海外院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有家庭问题者不可能去外交线上工作。还有小哥的中学毕业分配，三姐的农场上调，我想加入个什么，大姐被推荐和考后被录取成为工农兵学员，都因家庭问题而困难重重。

非常年代里的父母关爱

但母亲一脱离关押，就关心起儿女的教育来。她去了郊区的五七干校，期间可以用书信遥控，就鼓励我和小哥自学数学，看谁学得快学得好。记得有一个冬季学下来，小哥学完了上下两册两本几何书。我玩性大，静不下心来，只半懂不懂地啃了大半本。于是只好甘拜下风，承认小哥的自学能力和记忆理解力都比我强。母亲这鼓励我们自学的方法，对我俩能在77年底参加高考、78年双双考上同一所所谓名校，起了关键作用。

母亲还在72年间，用回上海市区休整几天的时间，去她地下党时期的战友-上外附中原校长那里打听情况。随后写信给我二姐（上外附中66届初中生），要她马上抓紧复习，重拾外语。二姐立即从农场请了10天假，赶到外公那里乡下复习功课。外公给她答解疑难，对她进行辅导，帮她练习口语对话。经过10天的临时抱佛脚，她在外语学院招考原附中学生（算是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口试时，发挥得很出色，顺利地被录取了。二姐的命运就此改变。

大姐在东北插队。辛苦劳作外，一度很为常年大馇子饭苦恼。感觉前途无望之时，用学习高中课本来打发时光。 幸运的是，在她插队之地有几位东北某大学来的下放干部教师，见她好学便引导她自学大学课程。73 年工农兵学员选拔考试，大姐取得了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那年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在该地区有名额。招生组里的老师找大姐谈话，聊到老妈才知那老师认识母亲。上华东师大似乎已成了十拿九稳的事。结果被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捣乱，招生方案全部推翻重来，大姐只好进了东北一所地区大学。虽说大姐没有上成华东师大，但也已感受到了母亲的好口碑，和母亲的朋友给自己带来的温暖和鼓励。

大姐后来大学毕业时，因不愿违心喊社来社去的投机高调（成绩较好又肯喊高调者得以留校），被分在一公社中学当老师。任教两年后，当地报纸曾以“长白山下育新苗”为题，报道过大姐的事迹。在小弟和小妹同时考上77级本科生的消息鼓舞下，78年的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试，大姐志在必得。报考的便是插队时认识的下放干部教师所在的大学，得到他们的指导帮助。初试复试一道道过来，都还比较顺利。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里，大姐回了上海。一日电报到来，发报人是对大姐帮助最大的那位下放老师。大姐哆嗦着双手打开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祝贺考中。当时大姐那兴奋的面容、湿润的眼睛，全家上下的欢欣，令我久久难忘。

文革间父母不仅在外受关押批斗，还要承受牵连子女的内疚，这种内疚往往更折磨人。这种父母的内疚和对儿女的深情，只有我自己为人母后才能体会其中一二。父母在文革后期得到的审查结论是“犯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错误”，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和被降了好几级干部级别。其实也就是文革初期，他们觉得那斗争不正常，在怀疑江青借文革泄私愤报复时提到了毛，不见得真对毛有什么认识。文革后，父母都曾两次重新作结论。第一次重新作结论还在“两个凡是”阶段，带了“错误地批评中央领导”的尾巴。第二次重新结论才去掉了尾巴。

重新结论后父母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组织上联系子女所在学校和单位，消除过去错误结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时我已上了大学，得系领导召见，她将从档案中取出的我为了加入团组织而写的厚厚的对父母问题的认识材料，交还给了我。并告诉我，她读了我写的内容，在所谓的批判中不失为人女的认真思考和对父母的感情。文中见人品，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估计这成了我后来在大三还是学生时，就被指派去兼80届的学生辅导员，毕业后得以留校的部分原因。

十来年前，父母亲的骨灰被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我们拜读了一下邻近几位逝者由家人写的介绍。竟然有一半左右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有好几位是大厂的厂长或书记，逝离人世时的年龄都才四十多一点。原以为上海那时的“无情打击”涉及面的深和广，没有北京天子脚下那么可怕，没想到在工人运动的故乡，工厂里斗争竟如此惨烈。

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父母辈有多少人曾“在生死线上受煎熬”。而我们经历过了那一段，感受到了那在任何情况下都挡不住的手足情和父母爱、及父母的言传身教。看淡了荣辱和所谓名利大事，懂得了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和许多暖心小事，在心理承受力上更是（引伸一下一朋友在其文中引用过的话）：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咱们都能对付！

在那荒唐不讲人伦道德的文革年代里，家庭实际上是人们对真情世界认识的最后一道保护防线。非常幸运的是，我父母和我的兄姐们，都守住了这道防线。因此我们都享受到了美好的亲情和大家庭的天伦之乐、以及后来我们各人自己小家的家庭幸福。

经过数年网上相遇时互相观察和了解，注意到两方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是大同小异。于是最近在C发了《我的老革命父母在文革中是如何被指“恶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小文后，两人有了场冷静的来回对话。

先是D发言：

C啊，毛贼这样的坏人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有，何以在我们父辈这代成了气候？替父辈辩解是错误的，辩解反思忏悔是他们要做的事。你我父辈这一代是罪孽深重的一代，越是有文化越是对党功勋卓著的就越是罪孽深重。他们必须忏悔。你父母都是地下党，他们帮助共党建立了一个邪恶的社会。无论这与他们的初衷如何，这都是罪孽。不能因为德国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要建立一个纯雅利安人国家而减轻他们的罪孽，也不会因为日本侵略者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减轻他们的罪孽。罪孽就是罪孽。

俺以前曾经说过，父辈这一代所经受的痛苦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必然的关系，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萧军延安时期就对共党有严肃的思考。当时的王实味事件知道的人非常多，不仅仅是王实味事件，共党在农村搞土改胡乱杀人令人发指，很多高官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出来说话，难到滥杀无辜到了九十年代才被认为是罪恶，当时不是？！何以有严肃思考的人没有多到影响共党政策的程度？可以解释的原因很多，但最最重要的一条：他们愚蠢，他们缺乏智慧。如你父亲所说，你母亲是搞地下工作的居然说那种不该说的事情。江青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你母亲说江青的事会有什么好结果？再说了，江青60年以前干过什么坏事吗？不就是些个人的私事吗？读过江的公开信，感觉三十年代的江青其实很有点儿“女汉子”的气魄。不要把俺这帖子看成仅仅是针对你父母的，俺也不是针对上一辈中那些没受过教育没做过革命工作没有揭发过别人的地地道道的受害人。

父辈这一代需要勇气去忏悔，需要智慧去反思。从目前看，他们做的远远不够。不像是没勇气，很像是没智慧，是把自己的过去和共产主义当宗教和宗教实践了，如Holistic所说。把中国上个世纪的灾难都推给毛是同样愚蠢的。就像这里的韩寒说的，共党是架罪孽的机器。这部机器上的每个零件都成为罪孽的一部分。这能解释为什么毛死后十三年邓仍可以在街上杀人而仍被人们赞颂，这罪孽包括了邓也包括以经济改革为名赞扬他的人。章怡和在她的《往事并不如烟》谈起她的父亲，就好像章伯驹从来不是那部机器上的零件。朱学勤的那篇《父子之间，很多话不知如何开口》之所以深刻在于揭示了他父亲的思想囧境。

C 回答说: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思考过的，我的结论是要历史地看这问题。也就是说，要承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

父母辈在抗战初中期加入共党，主要还是（一）为抗日，（二）为了有个相对比较公平的社会。这里面实在难说他们有什么投机心理。毕竟在那时入共党是有生命危险的。像我母亲这样来自家境很好的家庭，入共党肯定不会是为了分土地吧？倒是早劝外公卖了地办学。

在当时国民党已明显烂又无能的情况下，从《西行漫记》里看到共党根据地政权相对廉洁为民，他们这些向往公平社会的知识分子怎会不被吸引？

至于毛许诺了较民主的制度，夺权后翻脸，将封建集权制推向极致，是多数共党人始料不及的。待他们发现情况不对时，他们已无可能靠己力来改变了。这实在是怪不得他们啊。

另外，你举的日寇和德寇例子都不合适。侵略他国、屠杀人种是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是一般知识分子从过去历史可以识透的。

至于对江青的看法，绝不只是议论她私事，我父母不会这等无聊。问题是她对上海文艺界的肃杀和对知情老干部的迫害，多少人被害死。你是上海人，应该知道些大概吧？

大部分共党人（包括我父母）没有去过延安。延安整风情况在白区地下党里只是简单介绍，没有详情。

我对你将这些想法摆到桌面上来讨论，是赞同和欢迎的。

也欣赏你的反思态度。但想请你也想一下，反思里面是否可尽可能去掉一些事后诸葛亮的成分、来要求老一辈共党人？

又交换了一些看法后，D说：

俺没别的意思，你父母受了共党的骗，俺家父也受了共党的骗，受骗的多了去了，谁让骗子比大众高明呢！换句话说，谁让咱爹妈不如骗子聪明呢！但是，在中国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阶层都有不被共党欺骗的人，上如智者如胡适，下如明者那些绝不出卖无辜的民众，为什么？

好，不去追究为什么那么多人受骗。想象一下，几千万人饿死，毛一个人的罪？毛是如何让几千万人就这么活活饿死的？上上下下几亿人就这么干干净净的把责任都推给蟊贼一人？再说抗争，“党的政策是好的，但……”条件下的抗争是抗争还是解释？当第一部宪法就将民主仍进了茅坑，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当辛辛苦苦的地主和工商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和生命，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当互联网时代，共党的罪恶史大白于天下，他们还不知道忏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C，你回答不了俺的问题，现在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俺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对毛的审判，真正的审判，有事实有证据的审判。哪年哪月哪日谁的报告提到了饿死人，各地的存粮数，毛的反应等等……有依有据。俺不怀疑毛是个恶人，但审判不是依据感觉的。俺知道你会继续维护你父母的名声，俺无意继续这种无谓的讨论，只留下一个问题：毛时代罪行累累，毛需要有多大能量才能够干这么巨大的罪恶？俺有此疑问实在是俺看了太多的高干及高干子弟讲述他们及他们父辈的受害者的故事，俺被搞糊涂了。

C思索了一会儿，回答说：

我只能简单回答一下你的问题，不指望真能“回答得了”你的问题。

几千万人饿死牵涉到的人肯定多，可毛是首恶是不容置疑的。毛是首恶这一点似乎已是现在国内官方和民间有智人士的共识。依据很多，但我还是偏向曾说服我的资料或镜头，比如我曾提到过的央视花了大功夫拍的电视剧《陈云》。剧里拍了老毛（60或61年）在视察时故意中途停下见了个田边老农。当听到老农说确实饿死了很多人，老毛挺受刺激的。一人失神地走了几步，喃喃自语地说，饿死人了，真饿死人了。这虽是作品表现，但应该是有些真实根据的。

剧里反映出毛的恶劣处是，在了解到饿死了很多人后，当陈云和其他几位常委都商量好了要支持“三自一包”来缓解饥荒，毛不同意。毛还批评陈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定。陈云大受打击，就称病（他也确实有不少疾病在身）躲起来不干了。

当然，这不是什么可用于法庭的证据。但在事实框架上，影剧拍摄者似乎没有理由造假。

你希望的对毛的真正的审判，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看到的。很明显，当今和接下去的几届朝廷，都依然会是毛的继承人。

毛时代罪行累累，并非毛个人有多大能量，而是毛成功地借助原就有的封建体制，加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元素，将国家机器变成了无可抗拒的绞肉机。这台绞肉机只有在毛死亡后，毛和借毛名义的操纵者无法操纵时，才处于失灵状态。

我觉得你还是多从历史客观出发考虑问题。这不是我为父母辈找借口，而是觉得不应该对老一辈提出时光穿越的忏悔要求，那没有多少意义。

接着他们议论了一下当今存在的毛左问题。C 说：

我们早已确定了批毛，并向前讨论要不要忏悔的问题了，可落后的毛左还在为护毛而瞎吵吵。

现在的毛左问题还有些严重，在有些论坛里，他们结成群向反思和批毛的人士进攻，试图将反思的力量逼出论坛。

D冷静地分析说：

毛左的成分非常复杂。俺认识一企业家，能干孝顺，三代同堂，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其母旅游打牌遛狗，其父但有时间便网上笔耕怀毛念周。他们有条件接触外界也有机会读李志绥的书高文谦的书。他们并非对现实不满的那类人，但其父的思想文化积淀都是八十年代以前的，对新的文化概念新的思想没有能力理解也没有兴趣探索，基本也不会读书包括毛的书，他们既不信佛也不买基督的帐。他成为毛左实在是一种思想寄托。邓开枪杀人不可能成为他的英雄，马恩列斯异族它类不符合英雄条件，成吉思汗朱元璋太远久没有亲切感……唯毛具有信手拈来的号召力并具备几乎所有的条件（包括他死掉了）。

毛左是一种社会思潮，俄罗斯也有类似的东西。是一种封闭社会的遗留物。很多人适应了封闭不习惯自由。就像一些鸟那样，关久了，打开门也不飞走。享受自由也有个学习的过程，很遗憾有些人丧失了学习能力无幸加入自由行列。同毛左斗或许很开心但挺残酷的。在西方自由社会生活的人应该给他们以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毕竟他们不是思想主流也没有权力，不会对谁造成威胁。

C基本上赞同D的分析，但是觉得，

“毕竟他们不是思想主流也没有权力，不会对谁造成威胁。” 这一点难说。那多处流传的当朝招募一千万自愿者上网当网上毛宪兵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我认为有害的毛左，是当朝支持下的毛左，当今“圣上”本人就可能是毛左。由此起来的毛左痴迷于过去的错误中，最大的危害是试图再次剥夺人们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你似乎在这上面看得浅了，小看了毛左思潮和轻看了可能产生的结果。

我不认为要父辈忏悔，倒是觉得我辈该多少做些什么。似乎有一种使命感要我们站出来反毛左否文革，这或许是我的另类替父辈忏悔吧。

这番对话后，C又思索了一阵。她的内心深处是为D的话而感动的。如此这般承受父辈参与造孽之罪，是需要勇气和深度认识的。但C还是坚持自己从历史客观看待上一辈人的态度，觉得这更符合实际现实，也更合乎人伦常情。并怀有一种责任感，写下此文，算是以我辈较深刻的反思态度，给父辈具有为国为民初衷的共产党人一个交代和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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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提得很好，也给我一个机会多介绍一下母亲。

关于母亲为何会交代在当时如此犯大忌的问题，这原在家里是个触神经而避谈之事。我两年前在这里发纪念母亲文时，是头一回在文中讲了这个家内隐痛，并给出了我认为的原因：（一）为了早日脱离关押，照顾儿女，（二）吐出心头对毛对文革的疑惑，有抗争的意图。文发后，大姐在美的一同学读后将文用email 转给了在国内的大姐。在和大姐的通话中，我们交换了一下看法，基本上同意我的说法。这是因为我们对母亲有相同的了解。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多说一些母亲的经历。母亲对延安整风的惨烈应该是不很清楚的。49年后母亲为了替女工说话，被从上海总工会调出。因为那欺负女工的干部是得到惩治的，母亲对被调出没有多少怨言。

母亲在反右中的经历是回答这问题的关键。由于母亲的英语能力较强，她那时正好有幸在上海市委国际指导委员会翻译处工作。前两年我读到过一篇《炎黄春秋》 里的文章，由母亲的好友沈叔叔所写。文中专门讲到了反右中，翻译处无一人被打成右派。原因是翻译处在反右时才刚成立不久，从各处很不容易调来了这样一批严格政审过的知识分子。创办这翻译处的上级领导（我印象里沈叔叔文中写的是吴冷西，后来查了一下，查到的是徐平羽老前辈）顶住了压力，宣布翻译处不可能有反党右派，不搞反右。

这就是为何母亲在文革初期对政治运动的残酷，缺乏亲身体验的缘故。她在周围看到过一些朋友在49-66年有一些磨难，总以为是有些误会或个人的缘由。相比之下，父亲从49年后一直和从三野来的不懂行、歧视知识分子的干部有些斗争，被打成严重右倾，就自然要明白得多。

那是在母亲被关押期间，仨姐先后下乡。二姐三姐去的是农场，有工资可糊口。出发前的置办行李比较简单。可到了大姐下乡时，因受家庭出身问题影响，不允许去“反修前线”黑龙江军垦农场。为了有个照应，只能随她堂妹（我堂姐）去东北插队。购买箱子和厚衣物的费用，难以从当时给的微薄生活费中挤出。大姐去找了母亲单位，要求允许从被冻结的父母存款中取出一部分钱。母亲单位的造反派算是开恩，让母女见上了一面。母亲看到大女儿这一走，家中只有一双体弱多病的小儿女。心中着急，急于想脱身回家。可又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来让造反派觉得挖到了什么，从而欢呼审查成功，放母亲一马。

情急之下，母亲交代了曾和父亲一起，议论过江青。觉得江是在借文革，报复当初限制她揽权的一批领导人。正在进行的文革中对当年上海地下党人员的一网打尽、一律打倒，也可能与其三十年代在上海名声不佳有关。而老毛纵狗咬人，是否只是为了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中的失误并由此大权旁落的失意？当然那时用词不敢这么尖锐，但意思就是那样。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其实当时这些问题已困扰她许久，“交代”了也是一吐为快，宣泄了心头郁结。另外就还是母亲的愚忠，以为一个党员向组织上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算不上什么大罪。可没想到那些造反派如获至宝，一顶“恶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被迎头盖上。母亲因是自己的交代，倒也没有被加重多少批斗，带了这帽后不久，就被放回家了。达到了母亲原来的目的。至于后来父母都被降了多级，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而父母档案中有恶攻毛司令部的帽子，使二姐外院毕业后不可能去外交线上工作。老哥的中学毕业分配，三姐的农场上调，我想加入个什么，都因家庭问题而困难重重。这些都让母亲后来内疚和追悔莫及。

最苦了的是父亲。当父亲听到市委机关造反派声色俱厉地斥出这由母亲单位传来的新“罪行”材料时，犹如五雷轰顶！父亲并不清楚家中的变化，不知母亲所受到的压力。又难以相信一向睿智的妻子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会将这两个无比信赖之人间的私下议论来交代。这类私下议论，在那江青正专横跋扈的年代里显然是犯了大忌。而父亲因为是被揭出来的问题，当然是要被动得多。更何况这新材料来自自己的亲人。父亲受到的打击难以言喻，这大概是父亲在关押中会患上甲亢的原因之一。

父亲后来知道了实情后，叹道“你们的姆妈实在是过于相信党组织了。像她这样的老地下，竟然会分辨不清当时形情，不清楚什么不该说。”除此以外，父亲并没有怎么责怪过母亲。两人感情依然笃厚。母亲文革后对组织的信任也不变，依然克己奉公。到了六十多岁从岗位上退下来时，还说她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几十年工作下来直至离休也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个人要求。可当时因我们嫁娶的都是工人或知识分子子女，家中居住条件已比较紧张。但只能看着其他离休干部家庭，一套又一套地捞着“落实政策”房，就从来没想过请我们父母去提什么要求，因为知道跟父母说这个只会是白说。

回过来想想父母所谓的“恶攻无司令部”，这其实说明不了他们对毛真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原不过是心有疑虑、私下议论而已。倒是到了母亲将这来坦白交代，才有了点抗争的意义。文革后，父母的这段经历成了他们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事迹，对此他们是不觉得自己真有那般勇气的。

要说文革后父母对毛对文革的认识，他们对文革完全否定是不容置疑的。对毛则有个49年前后之分，49年前有些肯定，49年后是基本否定。这从父亲临终前一年说的话可以反映出来。父亲说他这一辈子唯一的一件心中放不下的事，是49年时劝说了一批局里的高级技术人才留下不去台湾。这些人中的好几位，因他们的技术与军统中统情报系统有瓜葛，在镇反和反右中被打入地狱。父亲为了替他们说话而被戴上“严重右倾”的帽子，无法保护他们。尽管文革后父亲为他们奔走，助他们一一平反恢复了名誉，可他们人生中最好的三十来年就这样被糟蹋了。这成了父亲的终身一大遗憾。

有网友很诚恳地给我留言曰: “你的爸妈如果今天还健在，他们绝不会苟同你对伟人毛泽东的指责和对文革的全盘否定。”我只能略带遗憾地在这里回答说，我如今对毛对文革认识的源头，正是从我父母那里而来的。倘若他们在世，又能得到我后来得到的各种信息，他们的认识和态度一定会和我的差不了多少。

因逸草和红为复习高考用完了所有的积休，78年的元旦和春节，两人都没回上海。那些日子是在等待中度过的。等待的日子恰好在元旦春节的国定假前后。加上天冷，长途来看病的人少，医院处在休闲淡季。日子一轻松，又大雪封山无处溜达，就玩起牌来了。

70年代中期曾经流行过几种自行算命玩牌游戏，逸草会玩，但一直较忙，没有时间玩。此时人在等待命运判决时，无心学习，又无新书可看，就三天两头给自己和红算起命来。有一游戏好像是怎么凑对子，凑到不同对子，则对应不同的四字一语（成语或非成语），各有不同含义。那段时间里，逸草经常凑到一对小四或一对小七，分别对应“四通八达”和“风送浮萍”。按常规说，“风送浮萍”并没有吉利的寓意，可我这时什么都往好的意思上凑。莫非老天爷有意，要将我这漂泊在外的浮萍往家送？

等啊等，等到了大约是一月中旬，逸草和钟佩等来了体检通知，意味着我俩过了第一关。同参加考试的玲玲落榜是意料之中。

红在体检榜上无名，挺让人沮丧的。虽然在一起复习中，逸草已感觉到红的数理不太行，做题反应较慢，但还是暗暗希望她考试时会有超常发挥。体检通知下来的当天夜晚，红轮到值夜班。早晨回宿舍时，她脸色苍白疲惫，可见痛苦了一夜。逸草心中替她难过，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为了防止作弊，按规定，三线职工的体检不可在三线医院进行。我们被送往指定的县医院做体检。体检的时候好一番热闹景象，当地来看热闹者众。百十来个受检者（包括徽州地区当地的考生）受到整个县医院人员高度重视。进出一个个科室或X光暗室，被兜底儿翻了个遍，闹哄哄地折腾了一整天。

夜晚，我们有九个上海小三线职工被安排在相邻两个男女病房，等待午夜被抽血用作血丝虫病检查。逸草曾在卫校学农时参加过血丝虫病防治，知道此病只有在患者熟睡时抽血才能验出。于是大家决定不睡觉聊天，待抽血前再去躺着装睡。一伙人叙了一下年庚，钟佩和逸草居然是最年轻的，分别被称为九妹和八妹。人中不少都是各厂的年轻干部，单位里的人尖子。我们在一起聊这聊那，高谈阔论，低叙家事，很是快活。当时就联想到，若进了大学就会与这样的人为伍，就更让人憧憬大学生活了。

体检后又是一个多月的等待。志群的心中矛盾十分明显，觉得逸草将要飞走，心中的感情却不知如何表达，也不知该不该表达。逸草心里也很矛盾，既珍惜这份友情，又觉得还没有发展到恋情这一步。还有海鹏在那里等待，也不知会和他走到哪一步。觉得伤脑筋就懒得想下去，把一切推到高考揭晓后再考虑。

此时的逸草，似乎有点陷入了苏联歌曲“山楂树”的情景：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

车窗的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一波三折

高考揭晓前十来天的日子很不好过。

我们在考前填写志愿时被告知，只能报考安徽或上海的学校。原因是三线职工被夹在上海和安徽之间，安徽不想让我们占了京沪津名校给安徽的名额。那时对安徽的大学一点也不熟悉，当然也不想留在安徽，逸草便在报名志愿表上全部填写了上海的一般大学。并在是否服从国家调配一栏里，不含糊地写下了：坚决服从国家安排！据后来的消息，这条在不少地方的77级招生中被看重，是被前来录取的人员作为政治上坚定可靠，素质好，经得起考验来看待的。

对上海和安徽具体如何来录取小三线人，我们一点也不知情。二月中下旬的一天，安徽大报上头版登出，本省高考录取工作已圆满结束。看了让人难过失望，以为这次高考录取已完事儿了，没指望了。这时红已从痛苦中振作起来，来安慰逸草，约在一起为下一届高考努力。逸草一时还很难过，一夜难眠。

第二天逸草被轮到进血库抽血无菌室工作，志群照例来帮忙。见逸草脸色不好，问起缘由，逸草说了自己的苦恼。志群听了很想好好安慰逸草，说话间情不自禁地把手臂环绕上了逸草的肩，将逸草拥入怀中。逸草一颤，一时不知如何反应，空气似乎也凝固了。志群也被自己的大胆给惊呆了。不知隔了有几秒钟，恰好有人敲门，给解了围。逸草转身去开门，是献血的乡民来了。专注抽好了血后，志群已离开。接下来几天，两人觉得尴尬，避而不见。

三五天后，去上海过春节的人中有几个先回来了。说起上海现在的头等大事，是人们都在焦心地等待高考揭晓，我们这才知道上海这回动作比安徽慢。接着，体检中认识的在医院旁边电讯站当宣传干事的忻，特地来逸草所在科室告诉了一下：被上海高校录取的小三线人员的录取通知，已到了后方基地总部。很快就会下到各单位。逸草又看到了希望。

那日忻前来，可能已听说了有他的录取通知书，其性命似乎因此而金贵了些。怕沾上细菌或病毒，进出检验科时，使用膝盖碰转门把手来开门关门。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当天下午，逸草一人在科室接待常规病人处工作，电话铃响了。电讯站总机室一不相识的工作人员来通报喜讯，说恭喜你，你已被上海第二医学院录取。逸草听了，好一阵欣喜。但很快又觉得不对，上海二医是钟佩的第一志愿。钟佩和逸草虽不同姓，可两姓在上海话的发音里是一样的。马上回电去问，被录取者的全名是什么。果然是那位电讯站总机室的大姐搞错了人名，被二医录取的是钟佩。再急问本院还有没有其他被录取者，回答是不清楚，好像没有了。逸草听后，颓然放下话筒，欣喜成了痛楚，头脑一片空白。

几分钟后想起应该尽快给钟佩报喜，便强打起精神去找钟佩。出科室时，师兄锦正好去病房采血样回来，逸草简单说了一下情况，脸色肯定很难看地走了出去。事先知道，钟佩前一天上夜班，那时应在宿舍里休息。她所在的宿舍在一山坡上。向那山坡走去时，只觉得天地昏暗，步履沉重。到了宿舍楼下面，唤出了钟佩，报了她的喜讯。钟佩马上飞一般地下了楼，问逸草录取在哪校，逸草回答没有被取。钟佩急说绝不可能。当初考后我俩曾对过几道题，感觉逸草的考分应该会比钟佩略高一些。

钟佩拉着逸草，直奔医院总机室，直接要了后方基地总机。钟佩问本院有几位参加高考者被录取，回答是两位。逸草闻讯心跳急剧加快。钟佩还有兴致先打听自己的被取专业，再慢悠悠地问逸草的被取学校。听完后挂上话筒，满脸笑容地卖关子，要我猜是哪所学校。见我急了才说，真羡慕你啊，进了这么好的学校，上海XX大学！

逸草一时真不敢相信。上XX大学可是逸草的梦想，该校在上海很被看重，又是表姐和表姐夫所在的学校，也是草老哥高考的第一志愿。逸草自知不如老哥，复习时间也比老哥少，根本没敢将它填入志愿。可钟佩说的确确实实，绝无可能搞错。钟佩和逸草手拉着手，飞出了总机小楼。此时才发现，那天的天空是那样的蔚蓝，四周群山是那样的翠绿。

回到科室，师兄们都在，围一起，个个脸色凝重，一看就知是锦给转告了坏消息。见逸草容光焕发地进来，坏消息换成了喜讯，师兄们都被这戏剧性变化逗乐了，一一过来握手祝贺。志群的表情有些复杂。接下来就是好一通电话进出，一起体检熬夜的哥们纷纷来电报告喜讯或打听消息。几乎都被录取了，只有那位考试时坐在我前面的老高中生大哥，因曾患肺结核病体检未过关而未被录取。另一位某厂的女生在报名表上写了不服从调配。体检的时候她告诉我时，就说已经后悔了，可已无法纠正过来，结果没有被取。电讯站的那位忻，接到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录取通知。

第二天一早，头一件事就是给家中打长途电话。母亲得知我被XX大学录取，为我们兄妹将进同一所学校高兴不已。其实老哥那届中学生一点也没有受益过“黑线回潮”，全靠自学，考进大学的人数极少。可老哥的记性之好和自学能力之强我们都清楚。加上他学习应考的时间相对要充分些，他的录取与我的相比，反而毫无悬念。母亲接着就是一再嘱咐“交接好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傍晚，中学时期的好友潇萍来了电话，她已从我母亲那里打听到了我的消息，高兴地将消息传开。并告诉我，海鹏和松华都落了榜，潇萍的妹妹在市郊农场参加高考，被幼儿师范中专录取。

离开山区

这时候的逸草好像已顾不上志群了，可实际上心中很念着他，清楚此时他那欲语语还休的伤感。得空静思时，禁不住为这伤感有点心酸。瑞洁这时已和逸草姐妹相称。她知道了志群对逸草的感情后，跟逸草说，虽很同情志群，但还是觉得志群配不上姐。其实，逸草是个很现实的人。曾想过，若没有恢复高考，要在医院久呆下去的话，应该是会慢慢接受志群的感情，且会与他厮守一生，生活得很好的。

从接到录取通知到离开医院去学校报到，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来往祝贺和告别的人不少。后来知道院领导还向基地总部打听过将逸草留下的可能，被告知只能为高考被录取者大开绿灯，不得拦阻。当时的院团总支书记松了口气，可以在书记位上多坐一阵了。离院前逸草好一番忙碌，只和志群小谈了两回，再没有机会深谈，也只能避免深谈。

和钟佩一起离开的那一天，院主要领导都来送行，哥们姐们也都集体出动。长途汽车到站停靠时，车上人好奇地看着这少见的热闹景象。上车前和一大堆伸上来的手握别时，想到今后已不太可能再回这里，被离别愁紧紧缠绕，止不住热泪涌上双目。扭头上了车，久久地挥别。

别了，朝夕相处了五百多个日子的年轻伙伴们；别了，留下我青春脚印和笑声的徽州山区。

后记

回想起这一段山区岁月，心中满是温馨，感受到的甜被放大了，吃过的苦已淡忘了。虽然夏日时被山里小咬叮得伤迹斑斑，冬日里一步一滑走在冰雪路上，多少回滑倒在雨雪中摔碎了手中的热水瓶，多少回在巡回医疗途中的盘旋公路上晕车呕吐，这些苦与下乡知青所遭遇到的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也很少会在平日记忆中冒出来。总的说来，在那里前面一年多的日子，算得上是我走过的人生路中心理最为放松、生活节奏最悠闲的时光。后与高考相关的几个月，又经历着我人生的最大转折。卫校毕业从大上海来到偏僻山区，在不少人眼里是人生中的坎坷和曲折，可实际上对我却是塞翁失马。若不是在安徽参加高考，碰上适于我们这类急急复习学习应考者的考卷，我难有机会考上这么好的学校！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常，人生也常会如此这般地犒劳认真对待它的辛勤耕作者，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天道酬勤吧。

我确实把这一段经历视为我人生的财富，包括磨练了我的意志，较深地认识了毛政权下不合理的工贵农贱现象和巨大的城乡差别，也多了些对人性中善恶的了解。但我绝不会说什么青春无悔这类轻飘飘的话。文革和上山下乡大潮是当今亿万人民人生中经历过的最大磨难，其中很多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至于我和很多人一样把这些经历视为人生的财富，是由于我们在无奈中却又生有抗争的天性，并从祖辈父辈的家庭教育中汲取了抗恶和承受困难的能力。这才使我们能从战胜困难中积累人生财富，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崎岖山路中走出，踏上相对光明的大道。

尽管我这一段上山经历和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有很大不同。无须下地劳作，又有工资保障，但那孤身漂泊在外、在比家乡生活差不少的环境里奋斗的知青情怀，还是进入了我的身心。几年前，我看电视剧《血色浪漫》。剧中那女孩隔着山梁，给即将离去的男友唱了一声“哥哥哎，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听着那撕心裂肺的歌声，我热泪夺目而出，安徽山区生活的一幕幕尽在眼里。我知道，这一段经历，将在我血液里流淌，在我记忆里永存。

瑞洁和红后来参加过一两次高考，逸草和钟佩都帮着收集过一些考题。但毕竟考题越来越难了，在职人员很难再与在校高中生竞争。两人都没有考上。逸草离开医院后，在赴美前，与瑞洁常有来往，曾通过三四年信。与志群也偶尔有信来往。直至小三线工程和医院被撤，他们都调回了上海。

瑞洁来信中说，志群在逸草离开的那天很是难过，在后山我们常去游玩的小树林里伫立良久。瑞洁陪着他，听他诉说了对逸草的感情过程。他明白与逸草的感情尚未发展到恋情，痛苦的是与逸草的差距拉大，再没有机会发展这段感情了。瑞洁听了很是心疼。志群痛苦消沉了一阵后，又振作起来，担起了科里几乎所有难度较大的项目。新项目进展很快，医生们对之好评如潮。瑞洁说，越多地了解志群，就越后悔当初曾说过志群配不上姐。

从此话不难看出瑞洁已对志群生情。觉得他俩是再好不过的佳对，逸草很是高兴。写信给志群告诉他，爱他也适合他的人就在他身边。志群面对瑞洁有点自卑，差点与瑞洁错过而让其他人插足。在瑞洁的要求下，逸草做了些干涉，拨乱反正，将志群引回正途。最后还是由瑞洁主动提出，与志群喜结良缘。

逸草离国来美后最初几年很辛苦，和朋友们疏于联系。志群瑞洁的生活工作也动荡不停，有了大变化。因双方的地址都有变，失去了联系。逸草后来回国时曾几次打听他们的下落未果，中断了联系约二十年。

恢复联系的过程颇有戏剧性。那是在八、九年前春天的一个晚上，逸草准备回国参加一次母校大庆，在用谷歌查资料时，突然想到志群的姓名中有个字比较特别，不太会出现多人重名的情况。便用谷歌试查一下，果真查到了他在学术杂志上有文章，且显示出他近几年中曾工作过的单位。再一查与那单位有关的报道，竟得到了与他有关的电话。我兴奋得几乎一宿未眠。电话一层层地追问下去，终于在大洋彼岸的电话那头，传来那依然熟悉的声音。接着又和瑞洁通上了话，当时的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在那失联的约二十年里，他们的孩子成长优秀。被保送进了浙江大学，正在学习电子信息专业（后来毕业后在一大型外资企业工作）。他们俩自己先是为了进修和工作，在安徽-上海两地跑。后在从安徽撤院、全体医护人员回上海的大浪中，经过激烈竞争，双双进入市级大医院。又经历了漫长的补课、补学历、补英语、作研究、考职称的过程。终于都获得了中高级职称，且有较好的收入。尤其是志群，换过了5，6个科室，样样都干得有声有色。最后竟主要靠自学和会琢磨，成了被他自己戏称为“给观音娘娘打工”即试管婴儿这一行的专家。

试管婴儿这行在国内极为吃香，富裕起来的人们将“无后为大”看得很重。志群的肚里满装着许多家庭悲喜剧故事。听瑞洁说，心灵手巧的志群的（类似显微手术）穿刺成功率在全国名列前茅，与欧美专家们的纪录相比也不逊色。

久别后头一回重逢时，瑞洁抱住逸草，激动得泪流满面。志群在与逸草通话时直称自己现在已又老又胖，而实际上除了一些岁月的痕迹，他与昔日相比，并没有很大变化。依然是弯弯带笑的眼睛，只是蓬松的黑发中掺杂着些许白发。草哥早已听我说了志群的故事，见了志群后私下跟逸草说，志群有佛相，难怪会成为观音娘娘的执事。

志群瑞洁夫妇的感情一看就不是一般地好。这么两个好人儿的结合，能经得住时间和风雨的考验是自然而然。志群显然很想让逸草看到他对目前工作的专注投入，并在业内小有成就。因他有从承德来的徒弟，常邀他前去指导，于是就有了在他坚持下的两对夫妇同去承德-内蒙一游。游玩途中，借了志群的光，受到他徒弟所在医院极为周到的接待，享受“腐败”了一回。当逸草感受到志群的能耐，对这等享受发出感叹时，志群脱口而出“你的赞扬比什么补药都灵”。一句玩笑话里透出他往日如涛般的情感。

 哦，时光不会倒流，涛声却能依旧。

（全文完）